灯光还亮着，台下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观众陆续起身离开。我站在原地没动，脚底的疼一阵阵往上窜，可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手里的麦克风还没放下，那封信被我轻轻塞进演出服的口袋里，指尖碰到纸角时顿了一下。
我知道，刚才的一切不是梦。
人群散开的空隙间，突然有光闪了一下，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我抬眼看去，一群举着摄像机和话筒的人正朝舞台走来。他们穿着整齐的衣服，胸前挂着牌子，脚步很快，但没有冲上来。其中一个人举起录音笔，声音清晰地传过来：“姜美丽，请问你现在可以接受采访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
上一次面对镜头还是在选秀初选的时候，那时我紧张得说不出话。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很稳，呼吸也慢慢平了下来。
我点点头，把麦克风交给了旁边等了很久的工作人员。他接过时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我没见过的东西——像是认可，又像是佩服。
第一个记者走上前，把话筒递到我面前：“你是谁？能跟我们说说你的名字吗？”
“我是姜美丽。”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清楚，“今天晚上站在这里，是因为我想唱歌。”
周围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开始记录，有人调整设备。第二个记者马上接话：“我们知道你之前做过快递员，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没有回避，“我送过三个月的包裹，每天骑电动车跑十几公里。那时候一边送件一边听歌，耳机坏了好几副。”
提问的声音多了起来。
“你现在算是正式出道了吗？”
“关毅为什么会选中你？”
“你觉得今晚的表现能打多少分？”
我抬起手，示意他们一个一个来。掌心有点湿，但我没有擦。
“我不是为了出道才唱歌的。”我说，“我只是不想让那些陪着我练习的日子白费。关老师给我机会，是因为他听过我的声音。至于表现……”我停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唱完了该唱的。”
有个女记者忽然问：“你有没有想过，从快递站走到这个舞台，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愣了一下。
我想起那个举着“你也送过外卖”的女人，想起穿校服抹眼泪的女孩，还有那个用老式录音笔的年轻人。他们的脸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
“意味着只要不停下来，路就还在。”我说，“我不是最厉害的，也不是最有背景的。但我一直没放弃。这就够了。”
现场静了几秒，然后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旁边的人笑了，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
一个男记者换了个方向问：“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还会继续参加比赛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场比赛。”我实话实说，“但我一定会继续唱下去。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别的地方。音乐对我来说，不是跳板，是必须做的事。”
他说完这句话，身后另一个记者立刻追问：“那你希望别人怎么记住你？作为一个逆袭的普通人，还是一个歌手？”
我看着他，没有马上回答。
我想起了小时候养母给我缝书包的画面，想起了关毅第一次听完我唱歌时的那个眼神，也想起了自己在出租屋里一遍遍改歌词的夜晚。
“我希望你们记住我是个歌手。”我说，“其他的标签都会过去，只有歌声能留下来。”
话音刚落，周围响起轻微的骚动。有人低头写笔记，有人对着耳麦快速说话。一个摄影师悄悄往前挪了半步，镜头对准了我的脸。
这时，最边上的一位记者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有人说你这次演出背后有团队炒作，你怎么回应？”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急着否认。
“如果你看过我脚上的伤，就不会这么问了。”我低头看了一眼右脚，“道具组临时换鞋，尺寸不对，我只能自己缝边固定。针线是后台借的，手指还扎破了。这些能提前安排吗？”
我伸出右手，指尖有一道新鲜的红痕。
他们看了看，没人再说话。
过了两秒，刚才提问的记者点了点头：“谢谢你的坦诚。”
我笑了笑：“我不怕质疑，只怕唱不出真心。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我就不会停下。”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未来的。
“如果以后遇到更大的压力和阻力，你会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就像今晚一样，一步一步走完。”
说完这句话，我感觉身体有点发沉，脚底的痛更明显了。但我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微微后退了半步，拉开了和话筒的距离。
“谢谢大家听我说完这些。”
我转身朝后台走去。
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稳。风从侧台吹进来，带着点凉意，贴在汗湿的背上。我能听见身后有人在低声交谈，还有相机连续拍摄的咔嚓声。
走出几步后，我听见有人说了句：“这女孩……不只是会唱，还会说。”
我没有回头。
通道尽头有光，那是通往休息区的门。我握了握手，掌心已经干了。衣袋里的信还在，边缘有点卷，但没丢。
我摸了摸它，继续往前走。
一只黑色的蝴蝶落在走廊的灯罩上，翅膀微微颤动。
我知道，刚才的一切不是梦。
人群散开的空隙间，突然有光闪了一下，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我抬眼看去，一群举着摄像机和话筒的人正朝舞台走来。他们穿着整齐的衣服，胸前挂着牌子，脚步很快，但没有冲上来。其中一个人举起录音笔，声音清晰地传过来：“姜美丽，请问你现在可以接受采访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
上一次面对镜头还是在选秀初选的时候，那时我紧张得说不出话。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很稳，呼吸也慢慢平了下来。
我点点头，把麦克风交给了旁边等了很久的工作人员。他接过时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我没见过的东西——像是认可，又像是佩服。
第一个记者走上前，把话筒递到我面前：“你是谁？能跟我们说说你的名字吗？”
“我是姜美丽。”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清楚，“今天晚上站在这里，是因为我想唱歌。”
周围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开始记录，有人调整设备。第二个记者马上接话：“我们知道你之前做过快递员，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没有回避，“我送过三个月的包裹，每天骑电动车跑十几公里。那时候一边送件一边听歌，耳机坏了好几副。”
提问的声音多了起来。
“你现在算是正式出道了吗？”
“关毅为什么会选中你？”
“你觉得今晚的表现能打多少分？”
我抬起手，示意他们一个一个来。掌心有点湿，但我没有擦。
“我不是为了出道才唱歌的。”我说，“我只是不想让那些陪着我练习的日子白费。关老师给我机会，是因为他听过我的声音。至于表现……”我停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唱完了该唱的。”
有个女记者忽然问：“你有没有想过，从快递站走到这个舞台，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愣了一下。
我想起那个举着“你也送过外卖”的女人，想起穿校服抹眼泪的女孩，还有那个用老式录音笔的年轻人。他们的脸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
“意味着只要不停下来，路就还在。”我说，“我不是最厉害的，也不是最有背景的。但我一直没放弃。这就够了。”
现场静了几秒，然后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旁边的人笑了，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
一个男记者换了个方向问：“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还会继续参加比赛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场比赛。”我实话实说，“但我一定会继续唱下去。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别的地方。音乐对我来说，不是跳板，是必须做的事。”
他说完这句话，身后另一个记者立刻追问：“那你希望别人怎么记住你？作为一个逆袭的普通人，还是一个歌手？”
我看着他，没有马上回答。
我想起了小时候养母给我缝书包的画面，想起了关毅第一次听完我唱歌时的那个眼神，也想起了自己在出租屋里一遍遍改歌词的夜晚。
“我希望你们记住我是个歌手。”我说，“其他的标签都会过去，只有歌声能留下来。”
话音刚落，周围响起轻微的骚动。有人低头写笔记，有人对着耳麦快速说话。一个摄影师悄悄往前挪了半步，镜头对准了我的脸。
这时，最边上的一位记者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有人说你这次演出背后有团队炒作，你怎么回应？”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急着否认。
“如果你看过我脚上的伤，就不会这么问了。”我低头看了一眼右脚，“道具组临时换鞋，尺寸不对，我只能自己缝边固定。针线是后台借的，手指还扎破了。这些能提前安排吗？”
我伸出右手，指尖有一道新鲜的红痕。
他们看了看，没人再说话。
过了两秒，刚才提问的记者点了点头：“谢谢你的坦诚。”
我笑了笑：“我不怕质疑，只怕唱不出真心。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我就不会停下。”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未来的。
“如果以后遇到更大的压力和阻力，你会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就像今晚一样，一步一步走完。”
说完这句话，我感觉身体有点发沉，脚底的痛更明显了。但我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微微后退了半步，拉开了和话筒的距离。
“谢谢大家听我说完这些。”
我转身朝后台走去。
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稳。风从侧台吹进来，带着点凉意，贴在汗湿的背上。我能听见身后有人在低声交谈，还有相机连续拍摄的咔嚓声。
走出几步后，我听见有人说了句：“这女孩……不只是会唱，还会说。”
我没有回头。
通道尽头有光，那是通往休息区的门。我握了握手，掌心已经干了。衣袋里的信还在，边缘有点卷，但没丢。
我摸了摸它，继续往前走。
一只黑色的蝴蝶落在走廊的灯罩上，翅膀微微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