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口人声鼎沸，而此时的晋王宫内，朱由校也未闲着。
他亲自召见了一批尚未受牵连的官员，叮嘱他们要忠于职守，以百姓为重。
这些官员早已被吓得魂不守舍，如今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哪敢再有半点怠慢。
退下之后，朱由校又亲自过问抄家之事。
在锦衣卫的引导下，一队队羽林军士兵从王宫出发，奔赴城中各处目标。
他还召见了太原三卫的指挥使，亲自安抚他们，表示今日之事与他们无关，不必惊慌，自己对他们仍然信任如初。
最初接到圣旨时，三位指挥使半信半疑——这位皇爷怎地突然到了太原？还要召见他们？
可当他们看到山西巡抚与太原知府的印信之后，疑虑便消散了大半，忐忑地随侍卫入城。
可等真正踏入城中，他们才察觉，太原早已变了天。
想再逃出城去已无可能，只能被侍卫押送着，前往王宫觐见皇爷。
越靠近城中心，他们内心的恐惧就越甚。
尤其是经过菜市口时，看到那一幕幕血腥刑罚，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仿佛那被行刑之人就是自己一般。
一名胆小的指挥使甚至被吓得当众失禁，双腿几乎站不稳。
面见皇帝时，三人皆神色惶恐，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
朱由校心里恼怒至极，恨不得当场将这些人斩了。
平日里欺压军户时，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如今却都成了缩头乌龟。可他终究没有发作，强压心头怒火，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与他们交谈。
现在还不是动卫所的时候。
他已与文官士大夫彻底决裂，正处在全面对抗的风口浪尖上。
若因一时冲动再与武将集团为敌，势必引发更大的动荡。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文官不可怕，武将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文武联手，将矛头一致对准皇帝，这才是天下大乱的前兆。
朱由校清楚，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应对文官与武将两方的对抗。除非他真想早早丢了性命，断送大明江山。
大明开国之初，太祖皇帝才有同时清算文武的威望与实力。那时他只需一道圣旨，无论你是何方神圣，尽数一网打尽。
洪武年间的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多是文武勾结，最终尽数被太祖皇帝一刀斩尽。
朱由校有自知之明，自己的皇权尚且孱弱，连宪宗皇帝的水准都未达到，又怎敢妄比太祖？
这也是他从未轻举妄动处置勋贵的原因。
眼下必须稳住其中一方，以求立足。
他之所以重用英国公，不仅因其忠诚可靠，更想借此树立榜样，达到安抚人心的目的。
此时三位指挥使听得云里雾里，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对。
皇帝召见他们，竟说是并无彻查之意？
朱由校也不管他们是否真正信服，反正话已说明，他们即便心存疑虑，也不敢轻举妄动。随后，他便将三人留在宫中，名义上是为了随时听候调遣。
与此同时，太原城中的驻防军营，早已被朱由校暗中派马祥麟接管。
这些官员的安排倒是别出心裁：为了防止武将专权，竟然迟迟不设主将，将近两万驻军交由十多名将领分别统领。
关键时刻，竟无一人能出面担责，马祥麟轻松便掌控了局势。
依照朱由校指示，马祥麟迅速从中挑选五千精锐归为己用，负责城内防卫，与羽林军相互配合。
先前招募的青壮也已组织妥当，在向导和军队的护卫下，分赴晋藩各地府库，搬运钱粮。
数千名劳工搬运了整整两日两夜才将任务完成。
朱由校慷慨发放酬劳，远超市价，众劳工感恩戴德，搬完后纷纷在晋王宫前三拜九叩，方才陆续离开。
抄家所得的财物大大出乎朱由校的意料。
他原本以为能抄出一二百万两银子就算极限了，没想到最终清点下来，竟达三百多万两，其中包括现银、粮食，还有大量的古玩字画。
这其中，大半资产都来自镇守太监曹吉祥。
这位身兼收税与镇守双重职权的老太监，本身就在官场中盘踞多年，积累这样的财富并不奇怪。更何况，他早年还曾担任过大同的监军太监。
从涉案官员家中查抄出的田产和商铺数量也非常可观，单是土地就有十几万亩之多，可见他们确实富得流油。
这些土地并不全是官员私产，其中不少是地方地主为逃避赋税而挂在其名下的。因为大明朝现行政策规定，官绅不需缴纳赋税。
京师。
皇城内的总理衙门中，四位由皇帝亲自任命的留守总理大臣——王象乾、徐光启、程国祥、宋应星正感到忧心忡忡。
皇帝这一次的行动出人意料，并未按照原先计划进行，而是突然采取了行动。
等到他们按原定日子前往皇宫请求面见时，才发现情况有变，一时之间惊惶不已。
幸好英国公张维贤及时告知，皇帝已率领五千护卫军南下，一切顺利，众人这才稍感安心。
但张维贤并未透露更多细节。
即使他们身为朝中重臣，也无从得知皇帝的具体去向。
天下之间，唯有英国公一人清楚皇帝的全盘计划、行军目标以及军队的具体路线和目的地。
这些机密他从不外泄。前次北征的情形仍记忆犹新，他不敢有丝毫松懈。
张维贤也有自知之明，深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无可动摇。但朝中难保没有小人暗中算计，因此他事事小心，力求避嫌。
既然皇帝已将全部军权交付于他，那他就不再插手政事，甚至连日常的政议会议也很少出席，除非涉及边防或军备事务，否则他绝少踏入总理衙门一步。
虽然五人并列为留守总理大臣，但王象乾等人常有三五日见不到张维贤的时候，他们对此也已习以为常。文臣群体始终对武官抱有成见，并未真正将武官视为同等地位。
更确切地说，他们时刻提防着武官势力的抬头，担心其会威胁到自己手中的权力。
即便他们如今都是皇帝倚重的大臣，手握实权，这种心态也未曾改变。
他亲自召见了一批尚未受牵连的官员，叮嘱他们要忠于职守，以百姓为重。
这些官员早已被吓得魂不守舍，如今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哪敢再有半点怠慢。
退下之后，朱由校又亲自过问抄家之事。
在锦衣卫的引导下，一队队羽林军士兵从王宫出发，奔赴城中各处目标。
他还召见了太原三卫的指挥使，亲自安抚他们，表示今日之事与他们无关，不必惊慌，自己对他们仍然信任如初。
最初接到圣旨时，三位指挥使半信半疑——这位皇爷怎地突然到了太原？还要召见他们？
可当他们看到山西巡抚与太原知府的印信之后，疑虑便消散了大半，忐忑地随侍卫入城。
可等真正踏入城中，他们才察觉，太原早已变了天。
想再逃出城去已无可能，只能被侍卫押送着，前往王宫觐见皇爷。
越靠近城中心，他们内心的恐惧就越甚。
尤其是经过菜市口时，看到那一幕幕血腥刑罚，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仿佛那被行刑之人就是自己一般。
一名胆小的指挥使甚至被吓得当众失禁，双腿几乎站不稳。
面见皇帝时，三人皆神色惶恐，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
朱由校心里恼怒至极，恨不得当场将这些人斩了。
平日里欺压军户时，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如今却都成了缩头乌龟。可他终究没有发作，强压心头怒火，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与他们交谈。
现在还不是动卫所的时候。
他已与文官士大夫彻底决裂，正处在全面对抗的风口浪尖上。
若因一时冲动再与武将集团为敌，势必引发更大的动荡。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文官不可怕，武将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文武联手，将矛头一致对准皇帝，这才是天下大乱的前兆。
朱由校清楚，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应对文官与武将两方的对抗。除非他真想早早丢了性命，断送大明江山。
大明开国之初，太祖皇帝才有同时清算文武的威望与实力。那时他只需一道圣旨，无论你是何方神圣，尽数一网打尽。
洪武年间的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多是文武勾结，最终尽数被太祖皇帝一刀斩尽。
朱由校有自知之明，自己的皇权尚且孱弱，连宪宗皇帝的水准都未达到，又怎敢妄比太祖？
这也是他从未轻举妄动处置勋贵的原因。
眼下必须稳住其中一方，以求立足。
他之所以重用英国公，不仅因其忠诚可靠，更想借此树立榜样，达到安抚人心的目的。
此时三位指挥使听得云里雾里，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对。
皇帝召见他们，竟说是并无彻查之意？
朱由校也不管他们是否真正信服，反正话已说明，他们即便心存疑虑，也不敢轻举妄动。随后，他便将三人留在宫中，名义上是为了随时听候调遣。
与此同时，太原城中的驻防军营，早已被朱由校暗中派马祥麟接管。
这些官员的安排倒是别出心裁：为了防止武将专权，竟然迟迟不设主将，将近两万驻军交由十多名将领分别统领。
关键时刻，竟无一人能出面担责，马祥麟轻松便掌控了局势。
依照朱由校指示，马祥麟迅速从中挑选五千精锐归为己用，负责城内防卫，与羽林军相互配合。
先前招募的青壮也已组织妥当，在向导和军队的护卫下，分赴晋藩各地府库，搬运钱粮。
数千名劳工搬运了整整两日两夜才将任务完成。
朱由校慷慨发放酬劳，远超市价，众劳工感恩戴德，搬完后纷纷在晋王宫前三拜九叩，方才陆续离开。
抄家所得的财物大大出乎朱由校的意料。
他原本以为能抄出一二百万两银子就算极限了，没想到最终清点下来，竟达三百多万两，其中包括现银、粮食，还有大量的古玩字画。
这其中，大半资产都来自镇守太监曹吉祥。
这位身兼收税与镇守双重职权的老太监，本身就在官场中盘踞多年，积累这样的财富并不奇怪。更何况，他早年还曾担任过大同的监军太监。
从涉案官员家中查抄出的田产和商铺数量也非常可观，单是土地就有十几万亩之多，可见他们确实富得流油。
这些土地并不全是官员私产，其中不少是地方地主为逃避赋税而挂在其名下的。因为大明朝现行政策规定，官绅不需缴纳赋税。
京师。
皇城内的总理衙门中，四位由皇帝亲自任命的留守总理大臣——王象乾、徐光启、程国祥、宋应星正感到忧心忡忡。
皇帝这一次的行动出人意料，并未按照原先计划进行，而是突然采取了行动。
等到他们按原定日子前往皇宫请求面见时，才发现情况有变，一时之间惊惶不已。
幸好英国公张维贤及时告知，皇帝已率领五千护卫军南下，一切顺利，众人这才稍感安心。
但张维贤并未透露更多细节。
即使他们身为朝中重臣，也无从得知皇帝的具体去向。
天下之间，唯有英国公一人清楚皇帝的全盘计划、行军目标以及军队的具体路线和目的地。
这些机密他从不外泄。前次北征的情形仍记忆犹新，他不敢有丝毫松懈。
张维贤也有自知之明，深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无可动摇。但朝中难保没有小人暗中算计，因此他事事小心，力求避嫌。
既然皇帝已将全部军权交付于他，那他就不再插手政事，甚至连日常的政议会议也很少出席，除非涉及边防或军备事务，否则他绝少踏入总理衙门一步。
虽然五人并列为留守总理大臣，但王象乾等人常有三五日见不到张维贤的时候，他们对此也已习以为常。文臣群体始终对武官抱有成见，并未真正将武官视为同等地位。
更确切地说，他们时刻提防着武官势力的抬头，担心其会威胁到自己手中的权力。
即便他们如今都是皇帝倚重的大臣，手握实权，这种心态也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