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才之所以敢如此公然对抗皇帝的决策，甚至试图左右皇权，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势力过于强大，强大到连皇帝也忌惮三分。
除了江南世家与士林的鼎力支持，更关键的是他手中握有的权力实在惊人。
他身为漕运总督，不只是负责一条横贯南北三千多里的运河，还统辖凤阳府、扬州府、淮安府、庐州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等地的行政事务。
权力横跨数省，凡是运河流经之地，几乎都由漕运总督一手掌控。
更为重要的是，漕运总督拥有兵权，这才是其最令朝廷忌惮的地方。
在景泰二年之前，大明并无漕运总督一职，因为当时漕运的重要性尚不如今。
此前仅设漕运总兵官与漕运参将，此二职由朱棣于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后设立。
总兵官与参将的官署设在淮安这一战略要地，负责统筹全局。
这两个职位的任命与南京守备相同，只能由勋臣贵族担任，连普通武将都无法染指。
其目的就是为了牢牢掌控漕运命脉。事实证明，朱棣的安排极具远见。
直至景泰年间，运河始终畅通无阻，从未出现如今这般频繁的堵塞、维修、向朝廷要银子的局面。
自土木堡惨败后，世事陡然生变。蒙古骑兵在沉寂数十年后，又一次越过了长城防线，侵入中原腹地。
这群劫匪骑马四出，烧杀抢掠，使得北方数省的农耕体系几近崩溃。百姓饱受战火摧残，生活困苦不堪。
彼时京城刚刚经历一场浩大战事。各地调来的守军，以及流离失所的难民，皆需大量粮食维生。
而当时的京城与整个北方地区，交通阻隔，物资匮乏，根本无力提供足够的粮草支撑这场防御战。
于是原本不起眼的漕运，突然变得至关重要。此时的北方，如同今日，所有物资皆依赖南方供给。
勋贵阶层平时执行常规事务尚无问题，但一旦进入战时状态，他们在应对复杂局面时的局限便暴露无遗。
北京保卫战前后，因需大量运输粮草、士兵及军需，运河上的船只数量激增，远超平常十倍，漕运系统几乎崩溃。
骤然加剧的漕运压力令勋贵武臣措手不及。因为涉及多省事务，还需多方协调，这本非武官所长。
于是景泰皇帝朱祁钰派出大量文臣进入总兵官和参将府中协助处理事务，其中不乏侍郎、都御史等高官。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于谦的声望和权力达到顶峰，也代表了文臣集团的高峰。
这些早就不甘居于勋贵之下的文官，开始着手削弱武将的权力。
“漕运总督”一职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立的。
虽然当时已设漕运总督，但权力尚处于平衡状态，并不能一人独断专行。
文官们也明白操之过急并非良策，因此并未急于夺取全部权力。
当时的漕运管理，形成文武共同执掌的局面。
分工上，文臣负责与各省粮道接洽，将应征漕粮征集完毕。
在淮安完成清点核对后，再由武将押运入京，时称“文督催，武督运”。
到了景泰八年，被幽禁八年的正统皇帝朱祁镇，借“夺门之变”重登帝位，改元天顺。
此时的朱祁镇已非当年懵懂少年，而是一位政治成熟、心志坚定的君主。
他重新掌权后，迅速察觉文官集团权势之盛，深感皇权已被严重削弱。
面对此情此景，他在多方权衡之后，决意处死于谦——这位被视为文官势力崛起的代表人物。
（此系从皇帝立场出发的判断，并非否定于谦功绩！）
他其实早就在防备这一天的到来。正因察觉朝中文臣势力日益膨胀，难以压制，他才决意亲征。
自洪熙时期起，文官集团在朝廷中的话语权不断加强，就连宣宗皇帝也受到诸多掣肘。
而彼时，以瓦剌为首的蒙古各部大举侵犯边境，大同边军几乎全军覆没。这让自幼在宫中长大、由宦官伴读教导的年轻君主，萌生了借御驾亲征积累军功、提升自身威望的念头。
然而土木堡一役，他败得太惨。在这场与文官集团的较量中，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那些曾经忠于他的文臣与武将，几乎无一生还。若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拥护皇权的一派被彻底消灭。
此时，文官一方的势力正处于上升阶段。他杀掉于谦后，随即废除了于谦推行的京营兵制，重新恢复三大营的旧制。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削弱文官对军队的掌控，以减少对自己的威胁。
对于漕运系统，他也进行了一次重要调整。天顺元年，他对漕运事权进行了改组。
他加强了漕运总兵官与参将的权力，让他们与漕运总督一同负责整条运河的治理事务，并兼管河道管理。
同时，他重新提升勋贵对军队的统属，专门设立管理运河事务的十二名把总，整条运河自此牢牢掌控在这十二人手中。
其中，南京二人，江南直隶二人，江北直隶二人，中都凤阳一人，浙江二人，山东二人，湖广一人，江西一人。
这些把总由漕运总兵官与漕运参将直接统领，分管各地漕运事务，分辖各卫所的漕运兵力。
在天顺元年设立之初，这十二名把总所辖军队总计十二万人，运船逾万艘。
此外，还设有“遮洋把总”一职，编制七千余人，海船三百五十艘，专门负责河道秩序与防卫，以及漕粮的海道运输。这十三名把总统称为“运军”。
这些把总职务，多由各地方卫所的指挥使或千户担任。
由于漕运总兵官和参将皆由勋贵担任，又手握重权，因此开始出现武将地位高于文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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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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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感激不尽！！
排名不分先后：虎贲、叼着鱼的猫、爱吃栗子红烧肉的沙坤、
除了江南世家与士林的鼎力支持，更关键的是他手中握有的权力实在惊人。
他身为漕运总督，不只是负责一条横贯南北三千多里的运河，还统辖凤阳府、扬州府、淮安府、庐州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等地的行政事务。
权力横跨数省，凡是运河流经之地，几乎都由漕运总督一手掌控。
更为重要的是，漕运总督拥有兵权，这才是其最令朝廷忌惮的地方。
在景泰二年之前，大明并无漕运总督一职，因为当时漕运的重要性尚不如今。
此前仅设漕运总兵官与漕运参将，此二职由朱棣于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后设立。
总兵官与参将的官署设在淮安这一战略要地，负责统筹全局。
这两个职位的任命与南京守备相同，只能由勋臣贵族担任，连普通武将都无法染指。
其目的就是为了牢牢掌控漕运命脉。事实证明，朱棣的安排极具远见。
直至景泰年间，运河始终畅通无阻，从未出现如今这般频繁的堵塞、维修、向朝廷要银子的局面。
自土木堡惨败后，世事陡然生变。蒙古骑兵在沉寂数十年后，又一次越过了长城防线，侵入中原腹地。
这群劫匪骑马四出，烧杀抢掠，使得北方数省的农耕体系几近崩溃。百姓饱受战火摧残，生活困苦不堪。
彼时京城刚刚经历一场浩大战事。各地调来的守军，以及流离失所的难民，皆需大量粮食维生。
而当时的京城与整个北方地区，交通阻隔，物资匮乏，根本无力提供足够的粮草支撑这场防御战。
于是原本不起眼的漕运，突然变得至关重要。此时的北方，如同今日，所有物资皆依赖南方供给。
勋贵阶层平时执行常规事务尚无问题，但一旦进入战时状态，他们在应对复杂局面时的局限便暴露无遗。
北京保卫战前后，因需大量运输粮草、士兵及军需，运河上的船只数量激增，远超平常十倍，漕运系统几乎崩溃。
骤然加剧的漕运压力令勋贵武臣措手不及。因为涉及多省事务，还需多方协调，这本非武官所长。
于是景泰皇帝朱祁钰派出大量文臣进入总兵官和参将府中协助处理事务，其中不乏侍郎、都御史等高官。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于谦的声望和权力达到顶峰，也代表了文臣集团的高峰。
这些早就不甘居于勋贵之下的文官，开始着手削弱武将的权力。
“漕运总督”一职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立的。
虽然当时已设漕运总督，但权力尚处于平衡状态，并不能一人独断专行。
文官们也明白操之过急并非良策，因此并未急于夺取全部权力。
当时的漕运管理，形成文武共同执掌的局面。
分工上，文臣负责与各省粮道接洽，将应征漕粮征集完毕。
在淮安完成清点核对后，再由武将押运入京，时称“文督催，武督运”。
到了景泰八年，被幽禁八年的正统皇帝朱祁镇，借“夺门之变”重登帝位，改元天顺。
此时的朱祁镇已非当年懵懂少年，而是一位政治成熟、心志坚定的君主。
他重新掌权后，迅速察觉文官集团权势之盛，深感皇权已被严重削弱。
面对此情此景，他在多方权衡之后，决意处死于谦——这位被视为文官势力崛起的代表人物。
（此系从皇帝立场出发的判断，并非否定于谦功绩！）
他其实早就在防备这一天的到来。正因察觉朝中文臣势力日益膨胀，难以压制，他才决意亲征。
自洪熙时期起，文官集团在朝廷中的话语权不断加强，就连宣宗皇帝也受到诸多掣肘。
而彼时，以瓦剌为首的蒙古各部大举侵犯边境，大同边军几乎全军覆没。这让自幼在宫中长大、由宦官伴读教导的年轻君主，萌生了借御驾亲征积累军功、提升自身威望的念头。
然而土木堡一役，他败得太惨。在这场与文官集团的较量中，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那些曾经忠于他的文臣与武将，几乎无一生还。若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拥护皇权的一派被彻底消灭。
此时，文官一方的势力正处于上升阶段。他杀掉于谦后，随即废除了于谦推行的京营兵制，重新恢复三大营的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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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漕运系统，他也进行了一次重要调整。天顺元年，他对漕运事权进行了改组。
他加强了漕运总兵官与参将的权力，让他们与漕运总督一同负责整条运河的治理事务，并兼管河道管理。
同时，他重新提升勋贵对军队的统属，专门设立管理运河事务的十二名把总，整条运河自此牢牢掌控在这十二人手中。
其中，南京二人，江南直隶二人，江北直隶二人，中都凤阳一人，浙江二人，山东二人，湖广一人，江西一人。
这些把总由漕运总兵官与漕运参将直接统领，分管各地漕运事务，分辖各卫所的漕运兵力。
在天顺元年设立之初，这十二名把总所辖军队总计十二万人，运船逾万艘。
此外，还设有“遮洋把总”一职，编制七千余人，海船三百五十艘，专门负责河道秩序与防卫，以及漕粮的海道运输。这十三名把总统称为“运军”。
这些把总职务，多由各地方卫所的指挥使或千户担任。
由于漕运总兵官和参将皆由勋贵担任，又手握重权，因此开始出现武将地位高于文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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