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力量与历史的回响
——树科《九三吟》诗学鉴赏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多元生态中，方言诗歌始终扮演着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角色。它既是对标准语书写系统的补充，更是对地域文化记忆的坚守与激活。诗人树科的粤语诗《九三吟》，以简练而极具张力的语言，在纪念抗战胜利的宏大主题下，完成了一次方言诗学与历史叙事的深刻对话。这首诗不仅承载了粤语特有的音韵节奏和表达逻辑，更通过看似朴拙实则精警的语言结构，重构了历史记忆的伦理维度。
全诗分为四节，每节四行，采用三字短句的密集排列，形成一种类似鼓点或口号式的节奏感。这种形式绝非随意为之，而是暗合了岭南传统说唱文学中“三字经”的体例（如启蒙读物《三字经》及粤地木鱼书中的三字句结构）。诗人刻意选用这种带有训诫和传诵特质的句式，既强化了诗歌的仪式感，又呼应了历史教育中“铭记教训”的核心诉求。
首节“八十年\/九月三\/纪念日\/日本鬼！”以直白的时间标注和民间俗称开篇。“日本鬼”一词是粤语中对日军侵略者的特定指称，其情感色彩远强于普通话中的“日本兵”或“日军”。这种称呼不仅保留了抗战时期的民间记忆原型，更通过方言词汇的在场性，唤起了地域性的集体创伤体验。学者黄子平在《抗战记忆与方言书写》中曾指出：“方言词汇往往比标准语更顽固地保存了历史现场的情感温度。”
第二节“人之初\/性本善\/学学恶\/喺仁德！”展现了诗人深层的哲学思辨。他巧妙化用《三字经》开篇，却对其进行颠覆性改写。儒家传统的性善论在此被赋予辩证色彩：善恶并非先天注定，而是后天习得的结果。“学学恶”中的叠词使用（粤语中“学”可作动词“学习”解，亦可用作强调重复），暗示了恶的习得性、复制性。而“喺仁德”（即在仁德）更值得深究——诗人将恶的滋生地与“仁德”并置，形成巨大反讽。此处暗合了韩愈《原毁》中“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的人性复杂论，揭示出道德教育缺失可能导致的人性异化。
第三节“以前东洋仔\/跟住西洋佬\/狼嘅心\/魔嘅毒……”将历史视角延伸至更广阔的殖民叙事。“东洋仔”与“西洋佬”的对应（粤语中“仔”多指年轻男性，“佬”常带贬义），既保持了口语化表达，又精准体现了民众对东西方侵略者的认知差异。“狼嘅心\/魔嘅毒”采用粤语特有的结构助词“嘅”（相当于“的”），并通过动物与魔鬼的意象叠加，构建出侵略者非人化的道德审判。这种修辞方式令人联想到《汉书·匈奴传》中“狼子野心”的典故，但方言表达使其更具民间审判的力度。
末节“九月三\/要记仇\/心有恨\/噈大爱……”是全诗的诗眼。诗人大胆将“记仇”与“大爱”并置，形成伦理悖论。“噈”（粤语中意为“就是”）这个方言字的运用，以斩钉截铁的判断语气确立了恨与爱的辩证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逻辑，实则深得中国传统战争伦理的精髓——《司马法·仁本》云“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礼记·曲礼上》亦有“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辩证观。诗人通过方言特有的语法结构，实现了对传统和平主义叙事的超越：真正的历史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通过铭记苦难来实现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怀。
从音韵学角度分析，全诗严格遵守粤语韵文“平仄相对、尾韵相协”的规则。如首节“三”（saam1）与“鬼”（gwai2）虽现代粤语中不完全押韵，但在粤语古诗韵中同属“灰堆”韵部；第二节“善”（sin6）与“德”（dak1）形成仄仄相对；末节“仇”（sau4）与“爱”（oi3）的押韵则体现了粤语保留古入声的特点。这种音韵安排使诗歌在朗诵时产生既传统又现代的节奏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地域身份与写作场域。该诗创作于“粤北省委旧址纪念馆”，这一空间本身就是抗战时期华南游击战争的历史见证。粤北山区作为当年南方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其地域记忆与方言表达形成了双重互文。诗人选择用粤语而非普通话书写这段历史，实质上是对“标准语历史叙事”的一种补充和修正。语言学家詹伯慧曾言：“方言是地方历史的活化石”，这首诗正是通过方言的在场，恢复了被标准语叙事过滤掉的地域经验细节。
与主流抗战诗歌常采用的宏大叙事不同，《九三吟》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回归：一是语言上向民间话语系统的回归，二是伦理上向辩证历史观的回归，三是诗学上向口头文学传统的回归。它让我们想起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但更进一步的是，诗人通过方言写作证明了：真正具有历史深度的诗歌，必须回到具体地域的语言土壤中寻找表达支点。
在全球化语境下，方言诗歌常被误读为地域性自恋或语言保守主义。但《九三吟》的成功实践表明，方言恰恰可以成为抵抗历史记忆同质化的重要资源。正如巴赫金所言：“标准语只有在与方言的对话中才能保持活力。”这首诗通过粤语独特的语法结构、词汇选择和音韵节奏，为我们重新理解抗战历史提供了更丰富的情感维度和哲学视角。它证明：最地方的，恰恰可能最普遍；最口语的，恰恰可能最深刻。
《九三吟》作为《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的开篇之作，其意义远超出一首单纯的纪念诗。它标志着方言诗歌从民俗展示向历史书写的范式转型，证明了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在历史记忆日渐符号化、扁平化的当代，这种根植于方言土壤的诗学表达，或许正是我们重建历史意识、保持批判思考的重要路径。
——树科《九三吟》诗学鉴赏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多元生态中，方言诗歌始终扮演着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角色。它既是对标准语书写系统的补充，更是对地域文化记忆的坚守与激活。诗人树科的粤语诗《九三吟》，以简练而极具张力的语言，在纪念抗战胜利的宏大主题下，完成了一次方言诗学与历史叙事的深刻对话。这首诗不仅承载了粤语特有的音韵节奏和表达逻辑，更通过看似朴拙实则精警的语言结构，重构了历史记忆的伦理维度。
全诗分为四节，每节四行，采用三字短句的密集排列，形成一种类似鼓点或口号式的节奏感。这种形式绝非随意为之，而是暗合了岭南传统说唱文学中“三字经”的体例（如启蒙读物《三字经》及粤地木鱼书中的三字句结构）。诗人刻意选用这种带有训诫和传诵特质的句式，既强化了诗歌的仪式感，又呼应了历史教育中“铭记教训”的核心诉求。
首节“八十年\/九月三\/纪念日\/日本鬼！”以直白的时间标注和民间俗称开篇。“日本鬼”一词是粤语中对日军侵略者的特定指称，其情感色彩远强于普通话中的“日本兵”或“日军”。这种称呼不仅保留了抗战时期的民间记忆原型，更通过方言词汇的在场性，唤起了地域性的集体创伤体验。学者黄子平在《抗战记忆与方言书写》中曾指出：“方言词汇往往比标准语更顽固地保存了历史现场的情感温度。”
第二节“人之初\/性本善\/学学恶\/喺仁德！”展现了诗人深层的哲学思辨。他巧妙化用《三字经》开篇，却对其进行颠覆性改写。儒家传统的性善论在此被赋予辩证色彩：善恶并非先天注定，而是后天习得的结果。“学学恶”中的叠词使用（粤语中“学”可作动词“学习”解，亦可用作强调重复），暗示了恶的习得性、复制性。而“喺仁德”（即在仁德）更值得深究——诗人将恶的滋生地与“仁德”并置，形成巨大反讽。此处暗合了韩愈《原毁》中“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的人性复杂论，揭示出道德教育缺失可能导致的人性异化。
第三节“以前东洋仔\/跟住西洋佬\/狼嘅心\/魔嘅毒……”将历史视角延伸至更广阔的殖民叙事。“东洋仔”与“西洋佬”的对应（粤语中“仔”多指年轻男性，“佬”常带贬义），既保持了口语化表达，又精准体现了民众对东西方侵略者的认知差异。“狼嘅心\/魔嘅毒”采用粤语特有的结构助词“嘅”（相当于“的”），并通过动物与魔鬼的意象叠加，构建出侵略者非人化的道德审判。这种修辞方式令人联想到《汉书·匈奴传》中“狼子野心”的典故，但方言表达使其更具民间审判的力度。
末节“九月三\/要记仇\/心有恨\/噈大爱……”是全诗的诗眼。诗人大胆将“记仇”与“大爱”并置，形成伦理悖论。“噈”（粤语中意为“就是”）这个方言字的运用，以斩钉截铁的判断语气确立了恨与爱的辩证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逻辑，实则深得中国传统战争伦理的精髓——《司马法·仁本》云“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礼记·曲礼上》亦有“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辩证观。诗人通过方言特有的语法结构，实现了对传统和平主义叙事的超越：真正的历史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通过铭记苦难来实现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怀。
从音韵学角度分析，全诗严格遵守粤语韵文“平仄相对、尾韵相协”的规则。如首节“三”（saam1）与“鬼”（gwai2）虽现代粤语中不完全押韵，但在粤语古诗韵中同属“灰堆”韵部；第二节“善”（sin6）与“德”（dak1）形成仄仄相对；末节“仇”（sau4）与“爱”（oi3）的押韵则体现了粤语保留古入声的特点。这种音韵安排使诗歌在朗诵时产生既传统又现代的节奏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地域身份与写作场域。该诗创作于“粤北省委旧址纪念馆”，这一空间本身就是抗战时期华南游击战争的历史见证。粤北山区作为当年南方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其地域记忆与方言表达形成了双重互文。诗人选择用粤语而非普通话书写这段历史，实质上是对“标准语历史叙事”的一种补充和修正。语言学家詹伯慧曾言：“方言是地方历史的活化石”，这首诗正是通过方言的在场，恢复了被标准语叙事过滤掉的地域经验细节。
与主流抗战诗歌常采用的宏大叙事不同，《九三吟》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回归：一是语言上向民间话语系统的回归，二是伦理上向辩证历史观的回归，三是诗学上向口头文学传统的回归。它让我们想起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但更进一步的是，诗人通过方言写作证明了：真正具有历史深度的诗歌，必须回到具体地域的语言土壤中寻找表达支点。
在全球化语境下，方言诗歌常被误读为地域性自恋或语言保守主义。但《九三吟》的成功实践表明，方言恰恰可以成为抵抗历史记忆同质化的重要资源。正如巴赫金所言：“标准语只有在与方言的对话中才能保持活力。”这首诗通过粤语独特的语法结构、词汇选择和音韵节奏，为我们重新理解抗战历史提供了更丰富的情感维度和哲学视角。它证明：最地方的，恰恰可能最普遍；最口语的，恰恰可能最深刻。
《九三吟》作为《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的开篇之作，其意义远超出一首单纯的纪念诗。它标志着方言诗歌从民俗展示向历史书写的范式转型，证明了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在历史记忆日渐符号化、扁平化的当代，这种根植于方言土壤的诗学表达，或许正是我们重建历史意识、保持批判思考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