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站队还是投机?-《抗战1931:我的1立方米乱世》

  就在柯明义的“东山”体系紧抓来之不易的和平窗口,埋头苦练内功、夯实根基之时。

  一股来自遥远北方的寒流,裹挟着令人窒息的消息,猛烈地冲击着华夏大地。

  苏联,那个一度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庞然巨物和重要外援的北方邻邦,在德军的“闪电-收割”组合拳下,竟然败了,而且败得如此凄惨,如此彻底!

  消息起初只是零星的传闻,通过一些特殊的无线电频道和跨国界的人际网络,迅速扩散、渲染开来。

  很快,更多的细节被拼凑起来:

  德军摧毁了苏联西部的工业基础;

  打残、打散了苏联庞大的陆军主力;

  系统性地掠夺了苏联的技术人才和核心设备。

  “什么?老毛子,败得这么惨?”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拿着手中的密报,手指微微颤抖。

  这封来自驻外人员的详细报告,描绘了一幅他难以想象的图景。

  他赖以维持局面的外援,两条腿中的一条,苏援,眼看就要彻底断绝,

  而另一条美援也因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封锁而瘫痪,一股冰冷的绝望感,顺着他的脊椎悄然爬升。

  “娘希匹!德国人,还有日本人,他们竟然真的联手了,还做到了。”他喃喃自语,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

  苏联惨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在欧洲方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中国战场上,日军可能获得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的后方,甚至,可能获得来自德国的更先进的军事技术。

  一想到未来可能面对用德国技术武装起来的日军,他就感到一阵心悸。

  不仅仅是重庆,全国各个势力,无论大小,都被这个消息震撼得头晕目眩。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看着地图上那被标注为“德军控制区”和“苏联工业废墟”的大片区域,相顾无言。

  他们原本还指望着国际局势变化能牵制日军,如今看来,局势反而更加险恶了。

  昆明的龙云,捏着电报,在办公室里踱步良久,最终长叹一声:“靠山山倒,靠人人跑,这回,是真的要靠自己了。”

  就连一向以沉稳着称的延安,内部也弥漫着一股凝重的气氛。

  窑洞里,毛委员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依旧锐利,但紧锁的眉头透露着内心的不平静。

  “苏联同志的失败,教训是深刻的。”他缓缓开口,对身边的朱老总和周副主席说道,

  “它告诉我们,现代化的战争,打的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组织能力和科技创新。

  单纯的兵多将广,装备落后,思想僵化,在绝对的技术和战术代差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朱老总:“是啊!德国人这套打法,太狠了,根本不跟你纠缠,专打你的七寸,咱们要是没有东山这几年拼死拼活攒下的这点家底,鬼子要是也学了这一手……”

  后面的话他没说,但在场的人都明白。

  周副主席语气沉稳地补充:“这也更加证明了,明义同志他们走的这条路,虽然艰难,但方向是正确的。

  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发展自己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

  外援可恃而不可久恃,民族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蒋介石在最初的震惊之后,泛起一种更深的焦虑。

  苏联的倒下,不仅外援的锐减,更是让“东山”体系的重要性被无限拔高到了一个让他极度不安的程度。

  以前,他还能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和可能的外援来平衡乃至压制“东山”和延安的影响力。

  可现在,最大的外援支柱之一已然崩塌,另一根也消失。

  而“东山”呢,他们不仅能自造飞机坦克,甚至还能在技术输出上卡别人的脖子!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蒋介石在一次核心幕僚会议上,几乎是低吼着说出这句话,“我们必须拥有我们自己的、完全听命于中央的‘东山’,否则,党国危矣!”

  一种强烈的、急于求成的焦躁情绪,在重庆高层蔓延。

  他们等不了循序渐进的人才培养,也受不了与“东山”合作时那种若隐若现的被动感。

  他们想要速成,想要立刻掌握那些能决定国运的核心技术。

  于是,一系列更加激进,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行动计划被秘密制定出来。

  对“东山”体系的技术渗透和人才挖角,力度骤然加大。

  军统、中统的特工们接到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获取“风啸”战机、“太行星”发动机、“三十二式”榴弹炮等关键装备的技术图纸和工艺流程。

  针对“东山”技术人员的策反、利诱、乃至绑架的阴影,开始悄然浮现。

  同时,重庆方面也加大了对国内尚存的科技人才的搜罗和控制,

  试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整合资源,模仿“东山模式”建立直属中央的尖端研发机构。

  然而,缺乏“东山”那种从基础教育到工程实践的系统性体系,以及柯明义那种超越时代的视野,

  这种急就章式的整合,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引发了新的内耗和混乱。

  地方军阀们的心态则更加微妙。

  苏联的惨败让他们彻底认清,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真正的硬实力,随时可能被碾碎。

  他们对“东山”的依赖感更强了,但同时也产生了更深的忌惮和别样的心思。

  “连苏联都顶不住德国人的揍,咱们要是没了‘东山’提供的家伙,鬼子缓过劲来,咱们还不是任人宰割?”这是普遍的共识。

  因此,他们与“东山”的合作更加“积极”,要装备、要技术、要培训的请求雪片般飞来。

  阎锡山、傅作义等人派往太行山和西北工业区的代表级别更高,态度也更“诚恳”。

  但另一方面,一种“末日投机”的心态也开始滋生。

  既然外援无望,国内又出现了“东山”这样一个强大的、可能主导未来的力量,那么提前站队、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就成了许多人的盘算。

  与“东山”和延安关系较好的势力,如傅作义等,联系更加紧密,甚至在内部开始有限度地学习“东山”的治理模式和动员方式。

  而与重庆关系更近,或者试图左右逢源的势力,则开始脚踩两条船,一方面继续向重庆表忠心,

  另一方面则暗中与“东山”接触,偷偷进行一些技术和装备的交易,为自己留后路。

  更有甚者,一些实力较弱、立场摇摆的军阀,开始动了歪心思。

  既然明着要不到,那就偷,那就抢!

  几股受到某些势力暗中支持的土匪武装,开始试探性地骚扰“东山”体系外围的运输队和小型物资仓库,

  虽然很快就被内卫部队和民兵粉碎,但这种动向本身,已经说明了局势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