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夏天的华北平原，像一块被烤焦了的巨大烙铁。太阳白晃晃地悬着，一丝风也没有，地面裂开纵横交错的口子，渴得冒烟。麦子早就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只剩下些发蔫的玉米苗，耷拉着叶子，等着那场迟迟不来的雨。
赵红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大铁驴”自行车，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颠簸。车轮碾过厚厚的浮土，扬起一股股黄烟，粘在她汗湿的皮肤上，和成了泥。她心里揣着一团火，比这天气还燥。村里眼瞅着要浇二遍水了，可水泵房的柴油指标卡在县农机站，村长去磨了两回嘴皮子，屁都没放一个回来。这回，全村老少爷们儿眼巴巴指望她这个妇女主任去“攻坚”了。
她啐了一口嘴里的沙子，心里骂了一句街。这活儿本来不该她来，可那帮大老爷们儿，平时吹牛一个顶俩，真到了求人办事的时候，个个缩了卵。她赵红梅不一样，她名字里带个“梅”字，性子却像平原上最常见的蒺藜狗子，扎手，但命硬。
农机站那排红砖平房就在眼前，门口那棵半死不活的老槐树下，停着几辆自行车。她把“大铁驴”往树上一靠，锁都懒得锁——这破车，贼看了都摇头。她捋了一把被汗水濡湿、贴在额头上的短发，挺直了腰板，推开农机站办公室那扇漆皮剥落的绿色木门。
一股混杂着柴油、汗臭和劣质烟卷的气味扑面而来。
办公室里像个蒸笼，吊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几个人围着张桌子在喝茶、吹牛，烟雾缭绕。她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那张桌子后头的人。
周建国。
他穿着一件半旧但洗得很干净的白衬衫，袖子挽到肘部，露出结实的小臂。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正低头看着一本油腻腻的册子，手指间夹着烟，却没怎么抽。和屋里其他那些糙汉子比起来，他显得过分干净，也过分安静了。
赵红梅的心，没来由地“咯噔”了一下。像平静的死水里，被人猛地投进了一块石子。
许多年前，也是这么一个夏天，只是没这么旱。他们都在公社中学读书，他是城里来的知青子弟，说话带着她那时觉得很好听的“洋气”口音。她则是地里刨食吃的农家女，学习却比他差不离。两人曾一起在宣传队演过节目，他拉手风琴，她唱《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散了场，他偷偷塞给过她一本掉了封皮的《红与野》，她则回赠过自家树上结的大枣。那点子朦朦胧胧的好感，像早春的麦苗，刚冒出头，还没等抽穗，就被时代的洪流冲散了。他返城了，她嫁了人，又很快守了寡。日子就像驴拉磨，一圈一圈，把什么都碾平了。
没想到，他分到了这里。
“哎哟，红梅主任！啥风把你吹来了？”说话的是农机站的马站长，一个满脸油光的中年胖子。
赵红梅收回目光，脸上堆起职业性的笑容，声音亮堂堂的：“马站长，还能是啥风？求您这东风来了呗！我们村那点柴油指标，您再高抬贵手，地里的苗都快渴得喊娘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从挎包里掏出两盒“玉兰”烟，散给桌上的人。这是来之前，村长塞给她的“弹药”。
马站长接过烟，嘿嘿笑着：“红梅主任开口了，好说好说。不过，最近指标确实紧啊……”他开始大倒苦水，从上级政策说到运输困难。
赵红梅耐着性子听，眼睛的余光却不由自主地瞟向角落。周建国不知何时抬起了头，正看着她。目光对上，他没有躲闪，嘴角似乎微微牵动了一下，像是笑，又不像。他掐灭了手里的烟，重新低下头去看那本册子，仿佛刚才那一眼只是无意。
屋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马站长的官腔又臭又长，像老太太的裹脚布。赵红梅心里那团火烧得更旺了，她真想一脚踹翻眼前的桌子。但她不能，她得笑，得说好话，为了村里那几百亩地。
终于，在她几乎要磨破嘴皮子，又暗示村里新下的西瓜快熟了之后，马站长才慢悠悠地拿起钢笔，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
“拿着吧，红梅主任，也就是你来了……”
赵红梅一把抓过单子，像抢一样，脸上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谢了马站长！回头西瓜下来，第一个给您送来！”
她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间办公室。外面的热浪依旧，却让她感觉松快了不少。推起那辆“大铁驴”，刚要跨上去，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红梅。”
她身子一僵，回过头。
周建国不知什么时候跟了出来，站在槐树的阴影里，额头上也沁着细密的汗珠。他看着她，眼神复杂，有久别重逢的恍惚，也有一种沉沉的、化不开的郁气。
“事儿办成了？”他问，声音不高，带着点沙哑。
“嗯。”赵红梅应了一声，手脚有些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那就好。”周建国顿了顿，目光扫过她晒得通红的脸颊和汗湿的衣领，忽然快速地低声说：“三天后，县城大集。”
说完这句，他像是完成了某个重大任务，立刻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回了那间闷热的办公室门口，在门槛上顿了顿，终究没有回头，消失在门内的阴影里。
赵红梅愣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救命的柴油指标单，攥得紧紧的，边缘都起了皱。
就在这时，毫无征兆地，天际滚过一阵沉闷的轰响。
不是拖拉机，也不是雷管炸石头。
她抬起头，看见西北方向的天边，堆积起浓墨般的乌云。一道惨白的闪电，像一条巨大的蜈蚣，猛地撕裂了灰黄的天幕。
“咔嚓——轰隆！”
一声真正的、干瘪却响亮的旱天雷，炸响在平原上空。震得她耳膜嗡嗡作响，震得脚下的大地仿佛都在颤抖。
风，毫无征兆地刮了起来，卷起地上的尘土和干草叶，打在脸上，生疼。
赵红梅站在风里，一动不动。手里的纸单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周建国那句低语和这声旱雷，一起在她心里炸开了锅。
要\/变天了。
赵红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大铁驴”自行车，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颠簸。车轮碾过厚厚的浮土，扬起一股股黄烟，粘在她汗湿的皮肤上，和成了泥。她心里揣着一团火，比这天气还燥。村里眼瞅着要浇二遍水了，可水泵房的柴油指标卡在县农机站，村长去磨了两回嘴皮子，屁都没放一个回来。这回，全村老少爷们儿眼巴巴指望她这个妇女主任去“攻坚”了。
她啐了一口嘴里的沙子，心里骂了一句街。这活儿本来不该她来，可那帮大老爷们儿，平时吹牛一个顶俩，真到了求人办事的时候，个个缩了卵。她赵红梅不一样，她名字里带个“梅”字，性子却像平原上最常见的蒺藜狗子，扎手，但命硬。
农机站那排红砖平房就在眼前，门口那棵半死不活的老槐树下，停着几辆自行车。她把“大铁驴”往树上一靠，锁都懒得锁——这破车，贼看了都摇头。她捋了一把被汗水濡湿、贴在额头上的短发，挺直了腰板，推开农机站办公室那扇漆皮剥落的绿色木门。
一股混杂着柴油、汗臭和劣质烟卷的气味扑面而来。
办公室里像个蒸笼，吊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几个人围着张桌子在喝茶、吹牛，烟雾缭绕。她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那张桌子后头的人。
周建国。
他穿着一件半旧但洗得很干净的白衬衫，袖子挽到肘部，露出结实的小臂。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正低头看着一本油腻腻的册子，手指间夹着烟，却没怎么抽。和屋里其他那些糙汉子比起来，他显得过分干净，也过分安静了。
赵红梅的心，没来由地“咯噔”了一下。像平静的死水里，被人猛地投进了一块石子。
许多年前，也是这么一个夏天，只是没这么旱。他们都在公社中学读书，他是城里来的知青子弟，说话带着她那时觉得很好听的“洋气”口音。她则是地里刨食吃的农家女，学习却比他差不离。两人曾一起在宣传队演过节目，他拉手风琴，她唱《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散了场，他偷偷塞给过她一本掉了封皮的《红与野》，她则回赠过自家树上结的大枣。那点子朦朦胧胧的好感，像早春的麦苗，刚冒出头，还没等抽穗，就被时代的洪流冲散了。他返城了，她嫁了人，又很快守了寡。日子就像驴拉磨，一圈一圈，把什么都碾平了。
没想到，他分到了这里。
“哎哟，红梅主任！啥风把你吹来了？”说话的是农机站的马站长，一个满脸油光的中年胖子。
赵红梅收回目光，脸上堆起职业性的笑容，声音亮堂堂的：“马站长，还能是啥风？求您这东风来了呗！我们村那点柴油指标，您再高抬贵手，地里的苗都快渴得喊娘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从挎包里掏出两盒“玉兰”烟，散给桌上的人。这是来之前，村长塞给她的“弹药”。
马站长接过烟，嘿嘿笑着：“红梅主任开口了，好说好说。不过，最近指标确实紧啊……”他开始大倒苦水，从上级政策说到运输困难。
赵红梅耐着性子听，眼睛的余光却不由自主地瞟向角落。周建国不知何时抬起了头，正看着她。目光对上，他没有躲闪，嘴角似乎微微牵动了一下，像是笑，又不像。他掐灭了手里的烟，重新低下头去看那本册子，仿佛刚才那一眼只是无意。
屋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马站长的官腔又臭又长，像老太太的裹脚布。赵红梅心里那团火烧得更旺了，她真想一脚踹翻眼前的桌子。但她不能，她得笑，得说好话，为了村里那几百亩地。
终于，在她几乎要磨破嘴皮子，又暗示村里新下的西瓜快熟了之后，马站长才慢悠悠地拿起钢笔，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
“拿着吧，红梅主任，也就是你来了……”
赵红梅一把抓过单子，像抢一样，脸上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谢了马站长！回头西瓜下来，第一个给您送来！”
她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间办公室。外面的热浪依旧，却让她感觉松快了不少。推起那辆“大铁驴”，刚要跨上去，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红梅。”
她身子一僵，回过头。
周建国不知什么时候跟了出来，站在槐树的阴影里，额头上也沁着细密的汗珠。他看着她，眼神复杂，有久别重逢的恍惚，也有一种沉沉的、化不开的郁气。
“事儿办成了？”他问，声音不高，带着点沙哑。
“嗯。”赵红梅应了一声，手脚有些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那就好。”周建国顿了顿，目光扫过她晒得通红的脸颊和汗湿的衣领，忽然快速地低声说：“三天后，县城大集。”
说完这句，他像是完成了某个重大任务，立刻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回了那间闷热的办公室门口，在门槛上顿了顿，终究没有回头，消失在门内的阴影里。
赵红梅愣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救命的柴油指标单，攥得紧紧的，边缘都起了皱。
就在这时，毫无征兆地，天际滚过一阵沉闷的轰响。
不是拖拉机，也不是雷管炸石头。
她抬起头，看见西北方向的天边，堆积起浓墨般的乌云。一道惨白的闪电，像一条巨大的蜈蚣，猛地撕裂了灰黄的天幕。
“咔嚓——轰隆！”
一声真正的、干瘪却响亮的旱天雷，炸响在平原上空。震得她耳膜嗡嗡作响，震得脚下的大地仿佛都在颤抖。
风，毫无征兆地刮了起来，卷起地上的尘土和干草叶，打在脸上，生疼。
赵红梅站在风里，一动不动。手里的纸单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周建国那句低语和这声旱雷，一起在她心里炸开了锅。
要\/变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