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风流云散-《风雅宋朝》

  绍圣四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岭南的梅花倒是开得早,但苏轼已经看不到了。这位六十二岁的老人,此刻正站在海南儋州的沙滩上,望着北方的海平面发呆。

  "阿爹,风大,回吧。"儿子苏过轻声劝道。

  苏轼呵呵一笑:"不碍事,这海风可比汴京的风干净多了。"

  他说的是实话。海南虽然荒凉,但至少没有朝堂上那些污浊之气。在这里三年,他办学堂,教黎族子弟读书,日子反倒过得比在京城时清净。

  "过儿,你去把为父新酿的酒拿来。"苏轼忽然说道,"今天有客。"

  苏过一愣:"这荒岛上哪来的客?"

  "天边的客。"苏轼指了指海平面上一抹若隐若现的帆影。

  果然,半个时辰后,一艘官船靠岸,船上走下来一个风尘仆仆的官员。

  "子瞻兄!别来无恙!"

  来人是苏轼的老友、同样被贬岭南的郑侠。就是当年献《流民图》给神宗皇帝,间接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那个郑侠。

  "哈哈哈,原来是郑兄!"苏轼大喜,"快来尝尝我新酿的天门冬酒!"

  两人在椰林下席地而坐,就着一盘烤生蚝,喝起酒来。

  "听说章惇那厮,连死人的谥号都要追夺?"郑侠问道。

  苏轼抿了一口酒:"可不是嘛。司马光的谥号被夺了,墓碑也砸了。连范纯仁范公,就因为替旧党说了几句话,也被贬到永州去了。"

  "真是丧心病狂!"郑侠愤愤道。

  苏轼却摆摆手:"罢了罢了。你看这海南,虽然荒凉,可百姓淳朴,物产丰富。我昨日还发现一种美味,你猜是什么?"

  "什么?"

  "生蚝!"苏轼眼睛发亮,"把生蚝在火上烤熟,再蘸些酱料,那滋味,啧啧,给个神仙都不换!我已经写信告诉中原的朋友了,怕他们跟我抢,还特意说这玩意有毒,不能多吃。"

  郑侠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你呀你,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不然呢?"苏轼端起酒碗,"来,为这生蚝,干一碗!"

  两人一饮而尽。海风习习,椰影婆娑,仿佛世间的纷争都与他们无关了。

  与此同时,在几千里外的江宁,另一位老人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王安石隐居的半山园里,腊梅开得正盛。但卧病在床的王安石,已经无力赏梅了。

  "爹,喝药了。"儿子王雱端来药碗。

  王安石摇摇头:"不喝了,没用的。"

  他望着窗外的梅花,忽然问道:"听说章惇把司马君实的墓碑砸了?"

  王雱点点头。

  王安石长叹一声:"何苦来哉...人死如灯灭,何必还要如此。"

  他顿了顿,又问:"苏子瞻还在海南?"

  "在。前几日有他的诗传过来,说什么'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王安石笑了:"这个苏子瞻,到哪都能活得逍遥。"

  他沉默片刻,忽然挣扎着要坐起来:"拿纸笔来。"

  王雱连忙取来纸笔。王安石颤抖着手,在纸上写下两行诗:

  "江水悠悠自在流,

  白云千载空悠悠。"

  写罢,他掷笔长叹:"悠悠千载,谁人评说..."

  当夜,这位曾经搅动大宋风云的变法宰相,在江宁半山园与世长辞。

  消息传到京城,章惇倒是给王安石办了个风光的葬礼,还追封太傅。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做给活人看的。

  真正的王安石,那个一心想要富国强兵的王安石,那个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王安石,早在元佑年间就已经死了。

  而在海南的苏轼,听到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后,独自一人来到海边,面向北方洒酒祭奠。

  "介甫兄,走好。"他轻声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祭奠完王安石,苏轼忽然对儿子说:"过儿,收拾行李,我们要回去了。"

  苏过一愣:"回哪去?"

  "回中原。"苏轼望着北方的天空,"新皇登基了。"

  原来,就在这年正月,年轻的哲宗皇帝赵煦因病驾崩,年仅二十五岁。因为没有子嗣,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就是后来的徽宗。

  新皇登基,照例要大赦天下。苏轼这些被贬的官员,终于有机会北归了。

  离开海南那天,当地的黎族百姓都来送行。他们拿着自家酿的酒,自家种的水果,一直把苏轼送到船上。

  "苏公,以后还回来吗?"一个黎族长老问道。

  苏轼笑道:"山河万里,终有一别。诸位保重!"

  船帆扬起,渐渐驶离海岸。苏轼站在船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南岛,忽然诗兴大发: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是啊,九死南荒都不恨,这一生的奇绝经历,也算是独一无二了。

  北归的路上,苏轼每到一处,都有文人学子慕名而来。在金陵,他特地去了王安石故居凭吊。

  看着已经荒废的半山园,苏轼感慨万千。他对随行的学生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只是政见不同罢了。"

  他在王安石的旧宅前站了许久,最后提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

  "岭外霜松雪外梅,半山草木也堪哀。

  至今明月夜,犹照读书台。"

  写罢,掷笔而去。

  与此同时,在汴京城里,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

  章惇万万没想到,哲宗皇帝会这么早就去世。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向太后竟然支持端王赵佶继位。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章惇在朝会上公然反对。

  可向太后铁了心要立赵佶:"先帝尝谓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诸王。"

  就这样,赵佶还是登基了。章惇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果然,新皇登基不久,就开始清算章惇。理由是他在哲宗驾崩时"语涉不敬"。

  这年六月,章惇被罢相,贬到雷州去了——就是当年他把苏轼贬去的地方。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章惇离京那天,没有一个人来送行。他独自坐在马车里,回想起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忽然觉得一切都很可笑。

  "父亲,"儿子章援问道,"咱们这是要去哪?"

  "去该去的地方。"章惇闭目养神。

  马车行到城门口,忽然被人拦住了。章援掀开车帘一看,竟然是苏轼的儿子苏过。

  "你来做什么?"章惇冷冷问道。

  苏过拱手道:"家父让我给章公带句话。"

  "什么话?"

  "海风潮湿,章公多保重身体。"

  章惇愣住了。他没想到,被自己一贬再贬的苏轼,竟然还会让儿子来送别。

  他沉默良久,终于问道:"你父亲...还好吗?"

  "托章公的福,家父身体尚可,正在北归途中。"

  章惇点点头,不再说话。马车继续前行,扬起一路尘土。

  而此刻的苏轼,正在镇江的金山寺游玩。他站在山顶,俯瞰滚滚长江,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自己第一次出川赶考时的情景。

  那时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乘船东下,满怀着致君尧舜的理想。

  如今,父亲早已作古,弟弟远谪他乡,自己也已是白发苍苍。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他吟诵着自己年轻时的诗句,不禁老泪纵横。

  从金山寺下来,苏轼就觉得身体不适。到了常州后,病情越发沉重。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躺在病榻上,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

  "我这一生,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家产..."他喘息着说,"唯有这些文稿,你们要好生保管。"

  儿子们含泪答应。

  苏轼又对好友维琳方丈说:"我与你相交一场,临别有一言相赠:着力即差。"

  "着力即差"——凡事不可太过强求,顺其自然就好。这或许就是他一生悟出的道理。

  维琳方丈在他耳边大声道:"端明宜勿忘西方!"

  (端明是苏轼的官职,指不要忘记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苏轼轻声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但也不能刻意强求)

  旁边一位好友钱世雄也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这是先生一生修行之时,此刻更要用功啊)

  苏轼答了一句:"着力即差。"

  说完这四个字,他便安然闭上双眼,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四岁。

  消息传出,天下文人莫不悲痛。在汴京,刚刚亲政的徽宗皇帝也叹息道:"才难之叹,古今共之。"

  而在雷州的章惇,听说苏轼病逝的消息后,独自一人在海边坐了一夜。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回想与苏轼同年中进士时的情景,那时他们都还是热血青年;也许在回想变法时的激烈争论;也许在回想自己一次次把苏轼贬往更远的地方...

  第二天,章惇的儿子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

  "父亲,您的头发..."章援惊讶地说。

  章惇摸了摸自己的头发,一夜之间,竟然全白了。

  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望着北方,那里是中原的方向。

  苏轼去世后不久,朝中的党争却并没有停止。

  徽宗皇帝赵佶是个艺术天才,但对治国理政却没什么兴趣。他重用蔡京等奸臣,朝政越发腐败。

  蔡京为了打击政敌,居然把司马光、苏轼、程颐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元佑奸党",并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外,这就是臭名昭着的"元佑党人碑"。

  凡是名字刻在碑上的人,活着的一律贬官,死了的追夺谥号,他们的子孙也不准在京城做官。

  可笑的是,章惇因为曾经反对立徽宗为帝,他的名字也被刻在了这块碑上。

  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权相,最终也成了"党人",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湖州。

  而那个被章惇贬到海南的苏轼,他的诗文却被天下人争相传诵。朝廷越禁,民间流传越广。

  有一次,徽宗皇帝微服私访,在茶楼里听见歌女演唱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赵佶听得入神,不禁叹息:"如此才情,确是难得。"

  旁边的蔡京连忙说:"陛下,苏轼是元佑党人,他的诗词应该禁止..."

  "罢了,"赵佶摆摆手,"好就是好,与党争何干?"

  但他终究没有取消对苏轼诗文的禁令。

  夜色深沉,汴京城里依然歌舞升平。徽宗皇帝在宫中作画,蔡京等人在朝中弄权,边境的西夏和辽国虎视眈眈...

  没有人意识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逼近。几十年后,金人的铁骑将踏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基业将毁于一旦。

  而这一切的种子,早在神宗变法、新旧党争之时,就已经埋下了。

  苏轼去世前曾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把自己的贬谪之地视为功业,这既是自嘲,也是超脱。或许他早已明白,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荣辱得失,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

  唯有那些真挚的文字,那些不屈的精神,才能穿越时空,永远流传。

  就像他在《前赤壁赋》中写的那样: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千载之后,当我们吟诵这些诗句时,那个豁达潇洒的苏东坡,仿佛依然活在我们中间。

  (第四卷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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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尾语)

  熙宁变法的十五年,如同一场倾尽全力的豪赌。它试图用国家力量重塑社会,却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执行的粗暴变形、以及人性的复杂而功败垂成。

  神宗的理想,王安石的执着,司马光的坚守,苏轼的豁达,章惇的偏激...这些鲜活的人物共同演绎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然而,那声"天变不足畏"的呐喊,那种直面积弊的勇气,那份改造国家的雄心,已成为永不熄灭的火种,在历史的深处,等待着下一次的燃烧。

  变法可以失败,理想终会褪色,但那些在时代洪流中努力活出真我的人,他们的精神与智慧,却穿越千年,依然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这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第四卷《天变不足畏》全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