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案的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在老周提供的精准线索和余年提交的扎实法律意见推动下，警方加大了对顶包司机王五的审讯力度，并开始着手调查钱小伟当晚的行踪。虽然王五仍在硬撑，但警方的调查方向已经牢牢锁定。与此同时，医院传来消息，小张的伤势经过积极治疗，情况趋于稳定，这更让余年和林晓感到振奋。
“看来，这次钱家是踢到铁板了。”林晓整理着案卷，语气带着几分轻快，“证据链越来越清晰，只要警方查到钱小伟当晚酒驾的直接证据，或者王五扛不住开口，他们就完了。”
余年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熙攘的人群，嘴角也难得地露出一丝舒缓的痕迹。连日来的奔波和压力，似乎终于看到了曙光。这种接近胜利的感觉，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警惕性也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几分。
然而，就在这看似一切向好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毫无征兆地降临。
这天上午，一位自称是“东海市城西区外来务工人员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的年轻人，带着一位满面愁容、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急匆匆地找到了余年。女子名叫阿芳，衣着朴素，皮肤黝黑，一看便是常年劳作的样貌。她怀中婴儿不住的啼哭，更增添了几分凄惶。
“余律师，求求您，帮帮我们吧！”阿芳未语泪先流，声音哽咽，“我在一个老板家里做保姆，他…他欺负我是外地人，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扣了我的身份证和行李，还不给我最后一个月的工钱…我带着孩子，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旁边的志愿者小李义愤填膺地补充：“余律师，我们中心了解过情况，那个雇主吴天是个企业家，有点势力。阿芳嫂子肯定是冤枉的！我们人微言轻，实在没办法了，听说您是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律师，只能来求您主持公道了！”
眼前的一幕——无助的母亲、啼哭的婴儿、仗义执言的“志愿者”，以及“企业家欺压底层民工”的叙事，瞬间击中了余年内心最柔软和正义的部分。在这种情境下，他几乎本能地选择了相信阿芳的陈述，那股为民请命的热血再次涌动。
“别着急，慢慢说，把情况讲清楚。”余年压下心中的义愤，尽量保持冷静地引导。他接过阿芳递过来的简单雇佣协议和几张微信聊天截图，快速浏览着。
林晓在一旁记录，看着阿芳凄惨的模样，也心生同情，但职业本能让她微微蹙眉。这个案子来得太突然，阿芳的陈述有些地方过于含糊，那个志愿者小李的眼神也似乎过于“热情”。她小声提醒：“余老师，要不要先核实一下基本信息？”
余年看了看哭泣的阿芳和怀中的婴儿，摇了摇头：“情况紧急，她们母子的基本生存都成问题。我们先介入，发函要求对方立即返还证件和行李，支付工资。如果对方不配合，再进一步调查取证。” 他相信，在这种明显的强弱对比下，法律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者一边。
他迅速指导阿芳补充了部分细节，随后让林晓起草了一份律师函，措辞严谨但不失强硬，要求那位名叫吴天的雇主在24小时内返还阿芳的身份证、个人行李并结清拖欠的工资，否则将依法追究其非法扣押证件、诽谤及拖欠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
律师函按照阿芳提供的地址发出。在余年看来，这只是一个常规的、维护底层劳动者权益的正常操作。
然而，律师函发出的当天下午，风云突变。
先是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针对余年的匿名帖文，标题极具煽动性：《名律师余年不分青红皂白，为‘小偷’保姆站台，恶意攻击优秀民营企业家！》《正义使者？还是是非不分的滥好人？》。帖子颠倒黑白，将阿芳塑造成偷窃财物、反咬一口的无良保姆，而余年则成了为博取名望、不顾事实、滥用法律武器攻击守法商人的无良律师。
紧接着，更让余年措手不及的是，那位名叫吴天的雇主，竟然主动联系了多家媒体，召开了一场小型的“情况说明会”。面对镜头，吴天显得无奈而坦诚。他承认与阿芳存在劳务纠纷，解雇她是因为怀疑其有盗窃行为（但坦言目前证据不足），扣留证件和行李是担心其携带可疑物品离开，并表示愿意在警方监督下返还，对于工资，他出示了转账记录，表示并非拖欠，而是因纠纷暂未支付。
吴天在媒体面前表现得颇为克制，甚至带着几分委屈：“我理解律师维护当事人权益的职责，但希望在事实没有完全查清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应该利用舆论施加压力。我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断。”
同时，东海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收到了针对余年的实名投诉，投诉人正是吴天。投诉材料中，附上了那些歪曲事实的网络帖文、阿芳那份漏洞百出的“控诉”以及余年发出的那封律师函。投诉理由是指控余年“未能审慎核查事实，轻信当事人一面之词，贸然发表可能损害他人名誉的律师函，行为失当，有违律师职业道德”。
舆情瞬间被引爆。不明真相的网民在煽动下，对余年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伪善”、“沽名钓誉”、“法律流氓”等恶毒标签铺天盖地。就连一些平日对余年行事风格颇有微词的同行，也开始或明或暗地批评他“过于冲动”、“不够专业”。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指责和看似“确凿”的投诉，余年拿着手机，看着屏幕上那些扭曲事实的报道和不堪入目的评论，整个人都愣住了。一股冰冷的寒意，夹杂着被背叛、被愚弄的愤怒，从心底猛地窜起。
他迅速回顾整个事件，阿芳那看似无助的眼神，志愿者小李那过于激昂的“正义”，吴天那“合情合理”的回应……这一切，难道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自己秉持正义之心，想要帮助看似弱小的一方，结果却可能成了被利用的棋子？那个看起来弱势可怜的阿芳，难道并不无辜？而那个看似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家吴天，反而可能是讲道理、守规矩的一方？
这种颠覆性的认知，让余年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理不适和深入骨髓的寒意。他一直坚信的法律武器和正义感，在此刻仿佛成了一个笑话。
“余老师，现在怎么办？律协要求我们就投诉提交书面说明！”林晓焦急的声音将他从混乱的思绪中拉回。
余年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眼神变得复杂而冰冷。他看了一眼窗外聚集的媒体和义愤填膺的人群，沉声对林晓说道：“先按律协要求，准备最严谨的情况说明，如实陈述我们接案和发函的经过及依据。同时……”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前所未有的决绝：“联系老周，让他立刻、彻底地调查阿芳，还有那个所谓的‘志愿者’小李的所有背景和社会关系！我要知道，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搞鬼！”
这一次，他感觉自己在走向一个未知的方向。热心肠被利用，正义感被践踏，这种滋味，如同毒药般侵蚀着他曾经坚信不疑的信念。
“看来，这次钱家是踢到铁板了。”林晓整理着案卷，语气带着几分轻快，“证据链越来越清晰，只要警方查到钱小伟当晚酒驾的直接证据，或者王五扛不住开口，他们就完了。”
余年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熙攘的人群，嘴角也难得地露出一丝舒缓的痕迹。连日来的奔波和压力，似乎终于看到了曙光。这种接近胜利的感觉，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警惕性也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几分。
然而，就在这看似一切向好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毫无征兆地降临。
这天上午，一位自称是“东海市城西区外来务工人员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的年轻人，带着一位满面愁容、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急匆匆地找到了余年。女子名叫阿芳，衣着朴素，皮肤黝黑，一看便是常年劳作的样貌。她怀中婴儿不住的啼哭，更增添了几分凄惶。
“余律师，求求您，帮帮我们吧！”阿芳未语泪先流，声音哽咽，“我在一个老板家里做保姆，他…他欺负我是外地人，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扣了我的身份证和行李，还不给我最后一个月的工钱…我带着孩子，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旁边的志愿者小李义愤填膺地补充：“余律师，我们中心了解过情况，那个雇主吴天是个企业家，有点势力。阿芳嫂子肯定是冤枉的！我们人微言轻，实在没办法了，听说您是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律师，只能来求您主持公道了！”
眼前的一幕——无助的母亲、啼哭的婴儿、仗义执言的“志愿者”，以及“企业家欺压底层民工”的叙事，瞬间击中了余年内心最柔软和正义的部分。在这种情境下，他几乎本能地选择了相信阿芳的陈述，那股为民请命的热血再次涌动。
“别着急，慢慢说，把情况讲清楚。”余年压下心中的义愤，尽量保持冷静地引导。他接过阿芳递过来的简单雇佣协议和几张微信聊天截图，快速浏览着。
林晓在一旁记录，看着阿芳凄惨的模样，也心生同情，但职业本能让她微微蹙眉。这个案子来得太突然，阿芳的陈述有些地方过于含糊，那个志愿者小李的眼神也似乎过于“热情”。她小声提醒：“余老师，要不要先核实一下基本信息？”
余年看了看哭泣的阿芳和怀中的婴儿，摇了摇头：“情况紧急，她们母子的基本生存都成问题。我们先介入，发函要求对方立即返还证件和行李，支付工资。如果对方不配合，再进一步调查取证。” 他相信，在这种明显的强弱对比下，法律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者一边。
他迅速指导阿芳补充了部分细节，随后让林晓起草了一份律师函，措辞严谨但不失强硬，要求那位名叫吴天的雇主在24小时内返还阿芳的身份证、个人行李并结清拖欠的工资，否则将依法追究其非法扣押证件、诽谤及拖欠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
律师函按照阿芳提供的地址发出。在余年看来，这只是一个常规的、维护底层劳动者权益的正常操作。
然而，律师函发出的当天下午，风云突变。
先是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针对余年的匿名帖文，标题极具煽动性：《名律师余年不分青红皂白，为‘小偷’保姆站台，恶意攻击优秀民营企业家！》《正义使者？还是是非不分的滥好人？》。帖子颠倒黑白，将阿芳塑造成偷窃财物、反咬一口的无良保姆，而余年则成了为博取名望、不顾事实、滥用法律武器攻击守法商人的无良律师。
紧接着，更让余年措手不及的是，那位名叫吴天的雇主，竟然主动联系了多家媒体，召开了一场小型的“情况说明会”。面对镜头，吴天显得无奈而坦诚。他承认与阿芳存在劳务纠纷，解雇她是因为怀疑其有盗窃行为（但坦言目前证据不足），扣留证件和行李是担心其携带可疑物品离开，并表示愿意在警方监督下返还，对于工资，他出示了转账记录，表示并非拖欠，而是因纠纷暂未支付。
吴天在媒体面前表现得颇为克制，甚至带着几分委屈：“我理解律师维护当事人权益的职责，但希望在事实没有完全查清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应该利用舆论施加压力。我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断。”
同时，东海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收到了针对余年的实名投诉，投诉人正是吴天。投诉材料中，附上了那些歪曲事实的网络帖文、阿芳那份漏洞百出的“控诉”以及余年发出的那封律师函。投诉理由是指控余年“未能审慎核查事实，轻信当事人一面之词，贸然发表可能损害他人名誉的律师函，行为失当，有违律师职业道德”。
舆情瞬间被引爆。不明真相的网民在煽动下，对余年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伪善”、“沽名钓誉”、“法律流氓”等恶毒标签铺天盖地。就连一些平日对余年行事风格颇有微词的同行，也开始或明或暗地批评他“过于冲动”、“不够专业”。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指责和看似“确凿”的投诉，余年拿着手机，看着屏幕上那些扭曲事实的报道和不堪入目的评论，整个人都愣住了。一股冰冷的寒意，夹杂着被背叛、被愚弄的愤怒，从心底猛地窜起。
他迅速回顾整个事件，阿芳那看似无助的眼神，志愿者小李那过于激昂的“正义”，吴天那“合情合理”的回应……这一切，难道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自己秉持正义之心，想要帮助看似弱小的一方，结果却可能成了被利用的棋子？那个看起来弱势可怜的阿芳，难道并不无辜？而那个看似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家吴天，反而可能是讲道理、守规矩的一方？
这种颠覆性的认知，让余年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理不适和深入骨髓的寒意。他一直坚信的法律武器和正义感，在此刻仿佛成了一个笑话。
“余老师，现在怎么办？律协要求我们就投诉提交书面说明！”林晓焦急的声音将他从混乱的思绪中拉回。
余年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眼神变得复杂而冰冷。他看了一眼窗外聚集的媒体和义愤填膺的人群，沉声对林晓说道：“先按律协要求，准备最严谨的情况说明，如实陈述我们接案和发函的经过及依据。同时……”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前所未有的决绝：“联系老周，让他立刻、彻底地调查阿芳，还有那个所谓的‘志愿者’小李的所有背景和社会关系！我要知道，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搞鬼！”
这一次，他感觉自己在走向一个未知的方向。热心肠被利用，正义感被践踏，这种滋味，如同毒药般侵蚀着他曾经坚信不疑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