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早春，西里村的田野依旧是一副沉睡未醒的模样。冻土在晌午短暂的暖意下懒懒地化开薄薄一层表皮，傍晚的寒风一吹，立刻又板结得坚硬如铁，踩上去“嘎嘣”作响。麦苗在寒风中瑟缩着，只露出一点黯淡的绿尖。然而，在村东头那片被麻绳圈出的五亩休耕地上，却早早地燃起了一场无声的战役。这场战役的主角，是沉默的父亲吴建军，和他押上了全家希望的西瓜苗。
开春的冻土尚未完全消融，吴建军就扛着铁锹和镐头下了地。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佝偻着背，用尽全身力气将镐头楔进坚硬的土层。“吭！吭！吭！”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震得人虎口发麻。冻土块被一块块刨开，翻起，露出底下深褐色的、带着冰碴的湿土。汗水很快浸透了他那件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在寒冷的空气中蒸腾起白气。吴普同跟在后面，负责把父亲刨开的大土块用铁锹敲碎，再用耙子把地整平。冰冷的土块硌得他手心生疼，寒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但他不敢停歇，父亲沉默而专注的背影，像一道无声的命令。
瓜垄是用麻绳拉直，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吴建军要求极高，垄要直，沟要深，土要细碎。他蹲在地头，眯着眼审视着，稍有歪斜，便亲自返工。吴普同觉得腰都快断了，父亲却仿佛不知疲倦。几天下来，五亩地被分割成一行行笔直、整齐的瓜垄，像等待检阅的士兵队列。
接下来是育苗。瓜种是吴建军托人从镇上买来的“新红宝”，据说是新品种，皮薄瓤甜。他在自家向阳的窗台下，用旧木板钉了几个浅浅的木槽，铺上细细筛过的、掺了灶灰的“营养土”。一粒粒乌黑油亮的瓜种，被他像撒金子般，小心地、均匀地点在湿润的土里。木槽上盖了层透明的塑料薄膜（那是去年卖瓜时留下的，边角都破了），再用几块捡来的碎玻璃压住边缘。
每天清晨天不亮，吴建军就轻手轻脚地起来，掀开薄膜，用手指试试土的温度，再小心翼翼地喷上温水。傍晚太阳落山前，他又准时出现，把薄膜重新盖严实，缝隙处用土块压实。那专注的神情，仿佛照看的不是瓜种，而是刚出生的婴儿。吴普同常常在睡眼朦胧中，看到父亲在油灯下凝视木槽的剪影，那背影被拉得长长的，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凝重如山。
当嫩绿的瓜芽顶着种壳，颤巍巍地钻出“营养土”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移栽瓜苗的日子选在一个难得无风的晴朗午后。吴建军小心翼翼地将每一株带着泥坨的嫩苗捧出，像捧着易碎的琉璃。吴普同和妹妹吴小梅负责用小铲子在瓜垄上挖好坑，父亲则亲手将瓜苗栽下，培上细土，再浇上定根水。每一株苗的间距，他都用脚步丈量过，确保均匀。
移栽后的瓜苗，在初春料峭的寒风里显得格外脆弱。吴建军的心时刻悬着。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秘方”：地里撒些炉灰，将来西瓜会格外甜。于是，收集炉灰成了全家的新任务。李秀云每天做完饭，都把灶膛里掏出的草木灰仔细扫拢，攒在一个破瓦盆里。吴普同和妹妹放了学，就挎着小筐，在村里转悠，看到谁家屋外倒出的炉灰渣，便像发现宝贝一样，用小铲子仔细地收集起来，哪怕只有一小捧。
“小普同，又给你爹拾炉灰呢？”邻居赵大娘看见他蹲在自家墙根下，笑着问。
“嗯！”吴普同用力点头，小脸上沾了灰也顾不得擦，“撒地里，西瓜甜！”
“哟，建军可真上心！”赵大娘感叹着，顺手把自家刚掏的灶灰倒进他的小筐里，“拿去吧，多点好！”
几天下来，竟也攒了七八筐。吴建军把这些混合着草木灰和零星煤渣的炉灰，均匀地撒在瓜垄之间，再用耙子浅浅地搂进土里。黑色的灰烬融入深褐的泥土，仿佛给土地喂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期望。
然而，更大的挑战是倒春寒。天气预报说晚上有霜冻。消息像冰水浇在吴建军心头。傍晚时分，他拉着排车，车上捆着高高的麦秸和干草，匆匆赶往瓜地。吴普同也跟了去。
暮色四合，寒风骤起。吴建军在地头点燃一堆枯枝败叶，橘红色的火焰跳跃着，驱散了些许寒意，也照亮了他紧锁的眉头和布满血丝的眼睛。他指挥着吴普同，父子俩合力，把一捆捆干草和麦秸，仔细地覆盖在一行行嫩绿的瓜苗上。草要盖得厚实均匀，不能透风，边缘要用土块压牢。动作要快，赶在寒气彻底降下来之前。
吴普同的手被干草划出了细小的血口子，寒风像针一样扎透他单薄的棉衣。他冻得牙齿打颤，看着父亲佝偻着腰，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近乎疯狂地铺草、压土。父亲的棉袄敞开着，额头上却布满了汗珠，在篝火的映照下闪着微光。那一刻，吴普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五亩瓜地，在父亲心中是何等分量。这已不是简单的农事，而是一场押上了全部身家性命的豪赌。那些覆盖在瓜苗上的柴草，不是保暖物，而是父亲用血汗和焦虑编织的、抵御命运寒霜的铠甲。
当最后一垄瓜苗被厚厚的“草被”覆盖好，天已黑透。吴建军没有回家。他在窝棚里铺上厚厚的麦秸，裹上那件破旧的军大衣，点起一盏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昏黄如豆的灯火，在寒风中摇曳，成了瓜地唯一的守护。
吴普同独自踩着冻硬的田埂回家，回头望去，旷野漆黑一片，只有那一点微弱的灯火，在无边的寒冷与黑暗中，孤独而倔强地亮着，像父亲沉默的誓言。冻土之上，炉灰之下，柴草之中，一场关乎全家命运的生长，正在寒夜里，悄然萌动。
开春的冻土尚未完全消融，吴建军就扛着铁锹和镐头下了地。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佝偻着背，用尽全身力气将镐头楔进坚硬的土层。“吭！吭！吭！”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震得人虎口发麻。冻土块被一块块刨开，翻起，露出底下深褐色的、带着冰碴的湿土。汗水很快浸透了他那件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在寒冷的空气中蒸腾起白气。吴普同跟在后面，负责把父亲刨开的大土块用铁锹敲碎，再用耙子把地整平。冰冷的土块硌得他手心生疼，寒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但他不敢停歇，父亲沉默而专注的背影，像一道无声的命令。
瓜垄是用麻绳拉直，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吴建军要求极高，垄要直，沟要深，土要细碎。他蹲在地头，眯着眼审视着，稍有歪斜，便亲自返工。吴普同觉得腰都快断了，父亲却仿佛不知疲倦。几天下来，五亩地被分割成一行行笔直、整齐的瓜垄，像等待检阅的士兵队列。
接下来是育苗。瓜种是吴建军托人从镇上买来的“新红宝”，据说是新品种，皮薄瓤甜。他在自家向阳的窗台下，用旧木板钉了几个浅浅的木槽，铺上细细筛过的、掺了灶灰的“营养土”。一粒粒乌黑油亮的瓜种，被他像撒金子般，小心地、均匀地点在湿润的土里。木槽上盖了层透明的塑料薄膜（那是去年卖瓜时留下的，边角都破了），再用几块捡来的碎玻璃压住边缘。
每天清晨天不亮，吴建军就轻手轻脚地起来，掀开薄膜，用手指试试土的温度，再小心翼翼地喷上温水。傍晚太阳落山前，他又准时出现，把薄膜重新盖严实，缝隙处用土块压实。那专注的神情，仿佛照看的不是瓜种，而是刚出生的婴儿。吴普同常常在睡眼朦胧中，看到父亲在油灯下凝视木槽的剪影，那背影被拉得长长的，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凝重如山。
当嫩绿的瓜芽顶着种壳，颤巍巍地钻出“营养土”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移栽瓜苗的日子选在一个难得无风的晴朗午后。吴建军小心翼翼地将每一株带着泥坨的嫩苗捧出，像捧着易碎的琉璃。吴普同和妹妹吴小梅负责用小铲子在瓜垄上挖好坑，父亲则亲手将瓜苗栽下，培上细土，再浇上定根水。每一株苗的间距，他都用脚步丈量过，确保均匀。
移栽后的瓜苗，在初春料峭的寒风里显得格外脆弱。吴建军的心时刻悬着。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秘方”：地里撒些炉灰，将来西瓜会格外甜。于是，收集炉灰成了全家的新任务。李秀云每天做完饭，都把灶膛里掏出的草木灰仔细扫拢，攒在一个破瓦盆里。吴普同和妹妹放了学，就挎着小筐，在村里转悠，看到谁家屋外倒出的炉灰渣，便像发现宝贝一样，用小铲子仔细地收集起来，哪怕只有一小捧。
“小普同，又给你爹拾炉灰呢？”邻居赵大娘看见他蹲在自家墙根下，笑着问。
“嗯！”吴普同用力点头，小脸上沾了灰也顾不得擦，“撒地里，西瓜甜！”
“哟，建军可真上心！”赵大娘感叹着，顺手把自家刚掏的灶灰倒进他的小筐里，“拿去吧，多点好！”
几天下来，竟也攒了七八筐。吴建军把这些混合着草木灰和零星煤渣的炉灰，均匀地撒在瓜垄之间，再用耙子浅浅地搂进土里。黑色的灰烬融入深褐的泥土，仿佛给土地喂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期望。
然而，更大的挑战是倒春寒。天气预报说晚上有霜冻。消息像冰水浇在吴建军心头。傍晚时分，他拉着排车，车上捆着高高的麦秸和干草，匆匆赶往瓜地。吴普同也跟了去。
暮色四合，寒风骤起。吴建军在地头点燃一堆枯枝败叶，橘红色的火焰跳跃着，驱散了些许寒意，也照亮了他紧锁的眉头和布满血丝的眼睛。他指挥着吴普同，父子俩合力，把一捆捆干草和麦秸，仔细地覆盖在一行行嫩绿的瓜苗上。草要盖得厚实均匀，不能透风，边缘要用土块压牢。动作要快，赶在寒气彻底降下来之前。
吴普同的手被干草划出了细小的血口子，寒风像针一样扎透他单薄的棉衣。他冻得牙齿打颤，看着父亲佝偻着腰，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近乎疯狂地铺草、压土。父亲的棉袄敞开着，额头上却布满了汗珠，在篝火的映照下闪着微光。那一刻，吴普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五亩瓜地，在父亲心中是何等分量。这已不是简单的农事，而是一场押上了全部身家性命的豪赌。那些覆盖在瓜苗上的柴草，不是保暖物，而是父亲用血汗和焦虑编织的、抵御命运寒霜的铠甲。
当最后一垄瓜苗被厚厚的“草被”覆盖好，天已黑透。吴建军没有回家。他在窝棚里铺上厚厚的麦秸，裹上那件破旧的军大衣，点起一盏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昏黄如豆的灯火，在寒风中摇曳，成了瓜地唯一的守护。
吴普同独自踩着冻硬的田埂回家，回头望去，旷野漆黑一片，只有那一点微弱的灯火，在无边的寒冷与黑暗中，孤独而倔强地亮着，像父亲沉默的誓言。冻土之上，炉灰之下，柴草之中，一场关乎全家命运的生长，正在寒夜里，悄然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