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清贫与坚韧中缓缓流淌。晓光的校园生活有了些许暖色，苏卫东的转变如同磐石初裂，苏建国则在疲惫中重新燃起奋进的火光。而这个家里最安静、最容易被忽略的苏卫民，也即将迎来他人生中一次意想不到的微澜。
这微澜的源头，依旧是那位心细如发的张玉芬老师。
一次家访时，张玉芬再次注意到了晓光那个形影不离的“小老虎”书包。经过又一段时间的磨损和卫民随性的“维护”，书包的模样更加独特了——原先快掉的眼睛被红绳固定得更牢，旁边还被卫民用不知哪里找来的蓝色圆珠笔，画上了几根歪歪扭扭、却充满动感的“胡须”，另一侧则用黑线缝了一个大大的、傻气的笑脸。破旧是破旧的，但那种笨拙的、充满生命力的童趣，却更加鲜明了。
张玉芬心中一动。她想起自己一位在少年宫做美术辅导员的大学同学周老师，曾感慨过现在孩子们的东西千篇一律，少了些手工的温度和独特的想象力。她征得晓光和卫民的同意后，用随身带的旧相机，从不同角度给这个书包拍了几张照片。
几天后，她将洗出来的照片带给周老师看。原本只是随口一提，没想到周老师拿着照片端详了半天，眼中露出惊喜的光芒。
“玉芬，你这照片哪儿拍的？这书包…有点意思啊！”周老师指着照片上那些歪斜的缝线、夸张的笑脸和蓝色的胡须，“你看这修补，完全不顾及原有的结构，完全是孩子气的、天马行空的再创造！这线条，这配色，笨拙里透着一种特别原始的生命力，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工业品完全没有的味道！”
张玉芬有些意外于老同学如此高的评价，便将苏卫民的情况简单说了说。
周老师听后，沉默了片刻，眼神更加明亮：“智力障碍…但这恰恰保护了他最宝贵的、不受成人规则约束的创造本能。玉芬，这是个宝啊！虽然他的‘艺术’是无意识的，但这种纯粹的表达非常难得。”
一个想法在周老师脑中形成。少年宫正准备做一个关于“变废为宝”和“儿童创意”的小型活动，需要一些有特色的展品。另外，她认识几个朋友，他们的孩子正处在喜欢独特玩意儿的年纪，对市面上批量生产的书包早已厌倦。
“玉芬，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周老师热切地说，“我想请卫民…嗯，就是照片里修补这个书包的孩子，再帮忙改造几个旧书包。不用复杂，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弄。我可以付给他材料费和手工费，就当是…定制独特的‘艺术品’？”
张玉芬心中一阵激动，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她立刻意识到，这不仅可能给苏家带来一点微薄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这给了卫民一个被认可、被需要的机会，是以一种极其尊重他天性的方式。
她慎重地代表卫民答应了，并强调：“老周，卫民他不懂什么艺术，就是凭感觉乱画乱缝，报酬意思一下就行，关键是这孩子…”
“我明白，”周老师打断她，语气真诚，“这不是施舍，是劳动所得。我看重的是他作品里那种独一无二的东西。”
几天后，张玉芬带着三个颜色各异、都有些破旧的帆布书包，以及一包崭新的彩色碎布头、几团彩线、还有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笔，再次来到了苏家。她向李春燕和苏建国仔细解释了原委。
苏建国和李春燕听完，都愣住了。他们看着那堆五颜六色的材料，又看看蹲在角落里、正专注地用粉笔在地上画圈圈的卫民，简直无法将“艺术劳动”、“报酬”这样的词和他联系起来。
“这…这能行吗？卫民他…他就是瞎弄…”李春燕迟疑地说，怕给人家搞坏了。
“嫂子，放心吧，周老师要的就是卫民自己‘瞎弄’出来的效果。”张玉芬笑着把材料塞到卫民手里，比划着，“卫民，帮老师把这些旧包包，变得像晓光的‘小老虎’一样好看，行不行？”
卫民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张玉芬，又看看怀里塞进来的材料和旧书包。他的目光首先被那盒崭新的水彩笔吸引住了，花花绿绿的颜色让他眼睛一亮。他拿起一支蓝色的，在自己手背上画了一道，咧开嘴笑了。然后，他抱起一个灰色的旧书包，又看看晓光那个“小老虎”，似乎明白了什么，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表示愿意的声音。
接下来的日子，卫民有了新的“工作”。他不再只是在地上画画，或者呆呆地坐着。他将张老师带来的材料宝贝似的摊在墙角，那三个旧书包成了他的画布。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拿着水彩笔，在书包上大胆地涂抹色块，画上他想象中的太阳、花朵，或者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的彩色线条。有时用针线（李春燕不放心，给他用的是大号的针和粗线）将碎布头缝上去，可能是眼睛，可能是尾巴，毫无章法，却充满奇特的组合。他缝得极其认真，眉头紧锁，舌头抵着嘴角，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仿佛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
晓光放学回来，会好奇地蹲在旁边看。卫民有时会举起一个画了一半的书包，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她，喉咙里发出模糊的音节。晓光看着那色彩奔放、图案古怪的书包，会点点头，小声说：“小舅，好看。”卫民便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大约过了十来天，三个旧书包彻底变了样。一个被涂成了绚烂的彩虹色，上面缝了几朵不对称的、用红布做的“花”；一个变成了“七星瓢虫”，用黑布缝了歪歪扭扭的圆点，眼睛是两颗大大的黄色纽扣（张老师后来提供的）；还有一个，则布满了蓝色和绿色的波浪线条，卫民说那是“大河”。
张玉芬来取“作品”时，看到这三个充满野性、童趣和生命张力的书包，再次被震撼了。她按照和周老师的约定，将五块钱手工费（这在那时已是不小的数目）郑重地交给了李春燕。
“这是卫民靠自己本事挣的，你们一定收下。”
李春燕拿着那五块钱，手抖得厉害。苏建国看着那三个“面目全非”却生机勃勃的书包，又看看蹲在一旁、因为完成“任务”而显得心满意足的弟弟，眼眶瞬间红了。他这辈子，从没想过他这个傻弟弟，还能以这种方式为家里出力。
当李春燕将那张崭新的五元纸币放到卫民手里，试图告诉他这是他的“工钱”时，卫民只是好奇地摸了摸纸币，然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扭头看向苏建国。他站起身，走到大哥面前，将那张纸币塞进苏建国粗糙的大手里，然后仰起脸，露出一个纯粹又带着点羞涩的笑容，含糊地说：“哥…钱…给…”
那一刻，苏建国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一把将弟弟搂进怀里，这个沉默坚毅的汉子，肩膀剧烈地耸动着。这五块钱，比任何巨款都沉重，因为它承载着卫民那颗纯净无瑕的心，和他对这个家最笨拙却最真挚的爱。
卫民的人生第一笔“艺术劳动”所得，微不足道，却像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在这个贫困的家庭里漾开了层层温暖的涟漪。它让所有人看到，即使是最弱小的生命，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发光的方式。而这束微弱的光，正悄然照亮这个家前行的道路，带来一丝别样的希望。
这微澜的源头，依旧是那位心细如发的张玉芬老师。
一次家访时，张玉芬再次注意到了晓光那个形影不离的“小老虎”书包。经过又一段时间的磨损和卫民随性的“维护”，书包的模样更加独特了——原先快掉的眼睛被红绳固定得更牢，旁边还被卫民用不知哪里找来的蓝色圆珠笔，画上了几根歪歪扭扭、却充满动感的“胡须”，另一侧则用黑线缝了一个大大的、傻气的笑脸。破旧是破旧的，但那种笨拙的、充满生命力的童趣，却更加鲜明了。
张玉芬心中一动。她想起自己一位在少年宫做美术辅导员的大学同学周老师，曾感慨过现在孩子们的东西千篇一律，少了些手工的温度和独特的想象力。她征得晓光和卫民的同意后，用随身带的旧相机，从不同角度给这个书包拍了几张照片。
几天后，她将洗出来的照片带给周老师看。原本只是随口一提，没想到周老师拿着照片端详了半天，眼中露出惊喜的光芒。
“玉芬，你这照片哪儿拍的？这书包…有点意思啊！”周老师指着照片上那些歪斜的缝线、夸张的笑脸和蓝色的胡须，“你看这修补，完全不顾及原有的结构，完全是孩子气的、天马行空的再创造！这线条，这配色，笨拙里透着一种特别原始的生命力，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工业品完全没有的味道！”
张玉芬有些意外于老同学如此高的评价，便将苏卫民的情况简单说了说。
周老师听后，沉默了片刻，眼神更加明亮：“智力障碍…但这恰恰保护了他最宝贵的、不受成人规则约束的创造本能。玉芬，这是个宝啊！虽然他的‘艺术’是无意识的，但这种纯粹的表达非常难得。”
一个想法在周老师脑中形成。少年宫正准备做一个关于“变废为宝”和“儿童创意”的小型活动，需要一些有特色的展品。另外，她认识几个朋友，他们的孩子正处在喜欢独特玩意儿的年纪，对市面上批量生产的书包早已厌倦。
“玉芬，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周老师热切地说，“我想请卫民…嗯，就是照片里修补这个书包的孩子，再帮忙改造几个旧书包。不用复杂，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弄。我可以付给他材料费和手工费，就当是…定制独特的‘艺术品’？”
张玉芬心中一阵激动，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她立刻意识到，这不仅可能给苏家带来一点微薄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这给了卫民一个被认可、被需要的机会，是以一种极其尊重他天性的方式。
她慎重地代表卫民答应了，并强调：“老周，卫民他不懂什么艺术，就是凭感觉乱画乱缝，报酬意思一下就行，关键是这孩子…”
“我明白，”周老师打断她，语气真诚，“这不是施舍，是劳动所得。我看重的是他作品里那种独一无二的东西。”
几天后，张玉芬带着三个颜色各异、都有些破旧的帆布书包，以及一包崭新的彩色碎布头、几团彩线、还有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笔，再次来到了苏家。她向李春燕和苏建国仔细解释了原委。
苏建国和李春燕听完，都愣住了。他们看着那堆五颜六色的材料，又看看蹲在角落里、正专注地用粉笔在地上画圈圈的卫民，简直无法将“艺术劳动”、“报酬”这样的词和他联系起来。
“这…这能行吗？卫民他…他就是瞎弄…”李春燕迟疑地说，怕给人家搞坏了。
“嫂子，放心吧，周老师要的就是卫民自己‘瞎弄’出来的效果。”张玉芬笑着把材料塞到卫民手里，比划着，“卫民，帮老师把这些旧包包，变得像晓光的‘小老虎’一样好看，行不行？”
卫民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张玉芬，又看看怀里塞进来的材料和旧书包。他的目光首先被那盒崭新的水彩笔吸引住了，花花绿绿的颜色让他眼睛一亮。他拿起一支蓝色的，在自己手背上画了一道，咧开嘴笑了。然后，他抱起一个灰色的旧书包，又看看晓光那个“小老虎”，似乎明白了什么，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表示愿意的声音。
接下来的日子，卫民有了新的“工作”。他不再只是在地上画画，或者呆呆地坐着。他将张老师带来的材料宝贝似的摊在墙角，那三个旧书包成了他的画布。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拿着水彩笔，在书包上大胆地涂抹色块，画上他想象中的太阳、花朵，或者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的彩色线条。有时用针线（李春燕不放心，给他用的是大号的针和粗线）将碎布头缝上去，可能是眼睛，可能是尾巴，毫无章法，却充满奇特的组合。他缝得极其认真，眉头紧锁，舌头抵着嘴角，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仿佛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
晓光放学回来，会好奇地蹲在旁边看。卫民有时会举起一个画了一半的书包，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她，喉咙里发出模糊的音节。晓光看着那色彩奔放、图案古怪的书包，会点点头，小声说：“小舅，好看。”卫民便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大约过了十来天，三个旧书包彻底变了样。一个被涂成了绚烂的彩虹色，上面缝了几朵不对称的、用红布做的“花”；一个变成了“七星瓢虫”，用黑布缝了歪歪扭扭的圆点，眼睛是两颗大大的黄色纽扣（张老师后来提供的）；还有一个，则布满了蓝色和绿色的波浪线条，卫民说那是“大河”。
张玉芬来取“作品”时，看到这三个充满野性、童趣和生命张力的书包，再次被震撼了。她按照和周老师的约定，将五块钱手工费（这在那时已是不小的数目）郑重地交给了李春燕。
“这是卫民靠自己本事挣的，你们一定收下。”
李春燕拿着那五块钱，手抖得厉害。苏建国看着那三个“面目全非”却生机勃勃的书包，又看看蹲在一旁、因为完成“任务”而显得心满意足的弟弟，眼眶瞬间红了。他这辈子，从没想过他这个傻弟弟，还能以这种方式为家里出力。
当李春燕将那张崭新的五元纸币放到卫民手里，试图告诉他这是他的“工钱”时，卫民只是好奇地摸了摸纸币，然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扭头看向苏建国。他站起身，走到大哥面前，将那张纸币塞进苏建国粗糙的大手里，然后仰起脸，露出一个纯粹又带着点羞涩的笑容，含糊地说：“哥…钱…给…”
那一刻，苏建国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一把将弟弟搂进怀里，这个沉默坚毅的汉子，肩膀剧烈地耸动着。这五块钱，比任何巨款都沉重，因为它承载着卫民那颗纯净无瑕的心，和他对这个家最笨拙却最真挚的爱。
卫民的人生第一笔“艺术劳动”所得，微不足道，却像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在这个贫困的家庭里漾开了层层温暖的涟漪。它让所有人看到，即使是最弱小的生命，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发光的方式。而这束微弱的光，正悄然照亮这个家前行的道路，带来一丝别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