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广州城弥漫着一种与长洲岛截然不同的、更为纷杂也更为躁动的气息。谢文渊背着沉重的行囊，手持报到命令，穿过熙攘的街道，找到了位于广州东郊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驻地。这里原是旧粤军的一处营房，略显破败，但门口持枪肃立、精神抖擞的哨兵，以及营区内传来的嘹亮口令和整齐步伐声，无不彰显着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新军。
报到手续简单而高效。在团部，一名表情严肃的参谋军官核验了他的毕业证书和分配命令，在一本名册上重重地划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一眼，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谢文渊？一期三队。去一营二连，找陈继祖连长报到。记住，这里不是学堂，是战斗部队。你那个‘见习’二字，最好尽快给我拿掉。”
“是！长官！”谢文渊挺胸敬礼，心头一紧。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从现在才正式开始。
一营二连的驻地在一排相对整齐的砖瓦平房里。连长陈继祖，是个约莫三十出头的汉子，身材不高，但异常精悍，皮肤黝黑，眼神锐利得像刀子，嘴角有一道淡淡的疤痕，据说是在早年一次民军战斗中留下的。他原是粤军中一名颇有战功的排长，因倾向革命，被选拔进入教导团担任连长。他接过谢文渊的命令，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在他年轻却沉稳的脸上停留片刻，又扫过他虽然结实但仍显单薄的身躯。
“谢文渊？黄埔一期。”陈继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粤北口音，“纸上谈兵学得不错？到我这儿，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你的排，是二排，兵员大部分是新募的，还有几个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老兵油子。给你三天时间，把排里情况摸熟，把兵给我带出点样子来。出了问题，我唯你是问！”
话语干脆利落，没有丝毫客套，带着行伍之人特有的直率与严厉。
“是！连长！保证完成任务！”谢文渊再次敬礼，心中没有丝毫畏怯，反而涌起一股迎难而上的斗志。
二排的营房里，气氛有些微妙。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这位新来的、过分年轻的见习排长。目光中有好奇，有审视，有漠然，甚至还有几分隐藏在角落里的不以为然。士兵们确实如陈连长所言，成分复杂。有刚从田地里放下锄头、眼神中还带着懵懂与畏惧的青年农民；有在广州城里做过工、见过些世面、心思活络的工人；还有三五个聚在一起、军容不算整肃、眼神里带着几分桀骜与懒散的老兵。
谢文渊没有立刻训话，也没有摆出长官的架子。他放下行李，默默地走到营房角落自己的铺位——一个与其他士兵毫无二致的木板通铺。然后，他拿起扫帚，开始清扫营房内的杂物。这个举动，让一些士兵愣住了。在旧军队，长官动口不动手是天经地义。
接下来的几天，谢文渊几乎不眠不休。白天，他跟着全连一起出操，亲自示范每一个战术动作，纠正士兵们的错误，汗水流得比谁都多。训练间隙，他不再像军校时那样沉默，而是主动走到士兵中间，操着生硬的、带着荆楚口音的官话，尝试与他们交谈。他问那个面容稚嫩的小兵想不想家，问那个手上满是老茧的工人以前在哪个厂做事，甚至给那几个聚在一起抽烟的老兵递上自己舍不得抽的、劣质的纸烟。
起初，回应是谨慎而疏离的。尤其是那几个老兵，领头的叫赵铁柱，原是桂军的一名班长，打起仗来不要命，但也沾染了一身兵痞习气。他对谢文渊的示好嗤之以鼻，私下里对同伙嘀咕：“哼，毛都没长齐的学生娃，懂个屁的带兵？还不是靠着那张文凭来混资历？”
转变发生在一个傍晚。连里组织武装越野，一个新兵因为体力不支，扭伤了脚踝，落在后面，痛苦地**。赵铁柱等人骂骂咧咧，嫌他拖累了全班成绩。谢文渊二话不说，走过去蹲下，仔细检查了伤势，然后一把将那个比自己还高半头的新兵背了起来，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汗水浸透了他的后背，沉重的步枪和伤兵的重量压得他步履蹒跚，但他始终没有停下，也没有让其他人帮忙。
回到营地，他亲自找来炊事班要了点烧酒，给新兵揉搓肿起的脚踝，动作笨拙却异常认真。那一刻，营房里异常安静，许多士兵看着这个年轻的排长，眼神里的东西开始变得不同。
夜里，谢文渊开始利用从军校政治部学来的方法，在营房里组织简单的“谈话会”。他不讲大道理，而是从士兵们切身感受说起。他讲自己逃难时看到的饿殍，讲母亲病重无钱医治的绝望，讲在吴家为奴的非人待遇。他的声音不高，带着真实的痛楚，却异常有力量。
“……我们当兵，不是为了给哪个长官当看家狗，不是为了混那几块卖命钱！”他看着黑暗中那些闪烁的眼睛，语气渐渐激动，“我们是革命军！是要打倒那些让我们家破人亡、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阀和地主！是要建立一个能让咱们爹娘、兄弟姐妹都过上好日子的中国！”
这些话，像火星，落在了干柴上。那个扭伤脚的新兵，第一个哭出了声，他想起了被地主逼租逼死的爹。接着，更多的人开始诉说自己的苦难。就连赵铁柱，也闷着头，狠狠吸着烟，不再冷嘲热讽。他或许不完全理解那些“革命”、“主义”的大词，但他能听懂苦难，能感受到这个年轻长官身上那股与他们同甘共苦的真挚。
谢文渊还找到连里的政工干部（此时连队一级的政治工作制度尚在摸索建立，但已有类似职能的人员），一起教士兵们认字，学唱《国民革命歌》。他发现，当士兵们扯着嗓子吼出“打倒列强除军阀”时，那种精气神，与单纯操练时截然不同。
陈继祖连长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表扬，但在一次全连战术演练后，他走到正在整理装备的谢文渊身边，看似随意地说了一句：“二排，最近有点样子了。那几个老兵油子，好像也规矩了不少。” 顿了顿，又补充道，“打仗光靠嘴皮子不行，但能让兵心甘情愿跟你冲，是本事。”
几天后，团里下达了一次小规模的实战任务——清剿驻地附近一伙人数不多、但滋扰乡里的土匪，既是练兵，也是为民除害。任务落在了准备相对充分的一营，二连担任主攻。
战斗在黎明时分打响。土匪盘踞在一个废弃的土围子里，凭借地形顽抗。初次面对真实的子弹呼啸，谢文渊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能闻到空气中刺鼻的硝烟与血腥味（一名冲在前面的士兵被流弹击中手臂）。恐惧是真实的，但数月严酷训练形成的本能，以及身后几十双信任（或开始信任）的眼睛，让他瞬间压下了所有杂念。
他按照演练过的战术，指挥各班交替掩护，稳步推进。当攻击一度受挫，被土围子里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土坎后时，赵铁柱红着眼睛吼道：“排长！让老子带人冲一次！”
谢文渊按住他，冷静地观察着土匪火力点的位置，迅速做出判断：“不行！硬冲伤亡太大！一班，火力吸引！二班，跟我来，从侧面那个塌陷处摸上去！”
他亲自带领二班，利用地形隐蔽接敌，用手榴弹炸开了缺口，率先冲入了土围子。战斗短暂而激烈。最终，这股土匪被全歼。
打扫战场时，谢文渊看着地上匪徒的尸体和己方受伤的弟兄，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没有胜利的狂喜，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赵铁柱走到他身边，抹了一把脸上的黑灰，递过来一个水壶，瓮声瓮气地说：“排长，喝口水。” 称呼里，第一次没有了之前的轻蔑。
谢文渊接过水壶，喝了一口。他知道，“见习”二字，或许还未正式去掉，但在二排弟兄们的心中，在他自己的心里，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谢排长”，已经在这场小小的、却真实无比的初啼中，诞生了。
报到手续简单而高效。在团部，一名表情严肃的参谋军官核验了他的毕业证书和分配命令，在一本名册上重重地划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一眼，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谢文渊？一期三队。去一营二连，找陈继祖连长报到。记住，这里不是学堂，是战斗部队。你那个‘见习’二字，最好尽快给我拿掉。”
“是！长官！”谢文渊挺胸敬礼，心头一紧。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从现在才正式开始。
一营二连的驻地在一排相对整齐的砖瓦平房里。连长陈继祖，是个约莫三十出头的汉子，身材不高，但异常精悍，皮肤黝黑，眼神锐利得像刀子，嘴角有一道淡淡的疤痕，据说是在早年一次民军战斗中留下的。他原是粤军中一名颇有战功的排长，因倾向革命，被选拔进入教导团担任连长。他接过谢文渊的命令，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在他年轻却沉稳的脸上停留片刻，又扫过他虽然结实但仍显单薄的身躯。
“谢文渊？黄埔一期。”陈继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粤北口音，“纸上谈兵学得不错？到我这儿，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你的排，是二排，兵员大部分是新募的，还有几个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老兵油子。给你三天时间，把排里情况摸熟，把兵给我带出点样子来。出了问题，我唯你是问！”
话语干脆利落，没有丝毫客套，带着行伍之人特有的直率与严厉。
“是！连长！保证完成任务！”谢文渊再次敬礼，心中没有丝毫畏怯，反而涌起一股迎难而上的斗志。
二排的营房里，气氛有些微妙。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这位新来的、过分年轻的见习排长。目光中有好奇，有审视，有漠然，甚至还有几分隐藏在角落里的不以为然。士兵们确实如陈连长所言，成分复杂。有刚从田地里放下锄头、眼神中还带着懵懂与畏惧的青年农民；有在广州城里做过工、见过些世面、心思活络的工人；还有三五个聚在一起、军容不算整肃、眼神里带着几分桀骜与懒散的老兵。
谢文渊没有立刻训话，也没有摆出长官的架子。他放下行李，默默地走到营房角落自己的铺位——一个与其他士兵毫无二致的木板通铺。然后，他拿起扫帚，开始清扫营房内的杂物。这个举动，让一些士兵愣住了。在旧军队，长官动口不动手是天经地义。
接下来的几天，谢文渊几乎不眠不休。白天，他跟着全连一起出操，亲自示范每一个战术动作，纠正士兵们的错误，汗水流得比谁都多。训练间隙，他不再像军校时那样沉默，而是主动走到士兵中间，操着生硬的、带着荆楚口音的官话，尝试与他们交谈。他问那个面容稚嫩的小兵想不想家，问那个手上满是老茧的工人以前在哪个厂做事，甚至给那几个聚在一起抽烟的老兵递上自己舍不得抽的、劣质的纸烟。
起初，回应是谨慎而疏离的。尤其是那几个老兵，领头的叫赵铁柱，原是桂军的一名班长，打起仗来不要命，但也沾染了一身兵痞习气。他对谢文渊的示好嗤之以鼻，私下里对同伙嘀咕：“哼，毛都没长齐的学生娃，懂个屁的带兵？还不是靠着那张文凭来混资历？”
转变发生在一个傍晚。连里组织武装越野，一个新兵因为体力不支，扭伤了脚踝，落在后面，痛苦地**。赵铁柱等人骂骂咧咧，嫌他拖累了全班成绩。谢文渊二话不说，走过去蹲下，仔细检查了伤势，然后一把将那个比自己还高半头的新兵背了起来，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汗水浸透了他的后背，沉重的步枪和伤兵的重量压得他步履蹒跚，但他始终没有停下，也没有让其他人帮忙。
回到营地，他亲自找来炊事班要了点烧酒，给新兵揉搓肿起的脚踝，动作笨拙却异常认真。那一刻，营房里异常安静，许多士兵看着这个年轻的排长，眼神里的东西开始变得不同。
夜里，谢文渊开始利用从军校政治部学来的方法，在营房里组织简单的“谈话会”。他不讲大道理，而是从士兵们切身感受说起。他讲自己逃难时看到的饿殍，讲母亲病重无钱医治的绝望，讲在吴家为奴的非人待遇。他的声音不高，带着真实的痛楚，却异常有力量。
“……我们当兵，不是为了给哪个长官当看家狗，不是为了混那几块卖命钱！”他看着黑暗中那些闪烁的眼睛，语气渐渐激动，“我们是革命军！是要打倒那些让我们家破人亡、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阀和地主！是要建立一个能让咱们爹娘、兄弟姐妹都过上好日子的中国！”
这些话，像火星，落在了干柴上。那个扭伤脚的新兵，第一个哭出了声，他想起了被地主逼租逼死的爹。接着，更多的人开始诉说自己的苦难。就连赵铁柱，也闷着头，狠狠吸着烟，不再冷嘲热讽。他或许不完全理解那些“革命”、“主义”的大词，但他能听懂苦难，能感受到这个年轻长官身上那股与他们同甘共苦的真挚。
谢文渊还找到连里的政工干部（此时连队一级的政治工作制度尚在摸索建立，但已有类似职能的人员），一起教士兵们认字，学唱《国民革命歌》。他发现，当士兵们扯着嗓子吼出“打倒列强除军阀”时，那种精气神，与单纯操练时截然不同。
陈继祖连长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表扬，但在一次全连战术演练后，他走到正在整理装备的谢文渊身边，看似随意地说了一句：“二排，最近有点样子了。那几个老兵油子，好像也规矩了不少。” 顿了顿，又补充道，“打仗光靠嘴皮子不行，但能让兵心甘情愿跟你冲，是本事。”
几天后，团里下达了一次小规模的实战任务——清剿驻地附近一伙人数不多、但滋扰乡里的土匪，既是练兵，也是为民除害。任务落在了准备相对充分的一营，二连担任主攻。
战斗在黎明时分打响。土匪盘踞在一个废弃的土围子里，凭借地形顽抗。初次面对真实的子弹呼啸，谢文渊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能闻到空气中刺鼻的硝烟与血腥味（一名冲在前面的士兵被流弹击中手臂）。恐惧是真实的，但数月严酷训练形成的本能，以及身后几十双信任（或开始信任）的眼睛，让他瞬间压下了所有杂念。
他按照演练过的战术，指挥各班交替掩护，稳步推进。当攻击一度受挫，被土围子里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土坎后时，赵铁柱红着眼睛吼道：“排长！让老子带人冲一次！”
谢文渊按住他，冷静地观察着土匪火力点的位置，迅速做出判断：“不行！硬冲伤亡太大！一班，火力吸引！二班，跟我来，从侧面那个塌陷处摸上去！”
他亲自带领二班，利用地形隐蔽接敌，用手榴弹炸开了缺口，率先冲入了土围子。战斗短暂而激烈。最终，这股土匪被全歼。
打扫战场时，谢文渊看着地上匪徒的尸体和己方受伤的弟兄，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没有胜利的狂喜，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赵铁柱走到他身边，抹了一把脸上的黑灰，递过来一个水壶，瓮声瓮气地说：“排长，喝口水。” 称呼里，第一次没有了之前的轻蔑。
谢文渊接过水壶，喝了一口。他知道，“见习”二字，或许还未正式去掉，但在二排弟兄们的心中，在他自己的心里，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谢排长”，已经在这场小小的、却真实无比的初啼中，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