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技术科的铁皮柜上，一盏绿皮台灯的光晃得人眼睛发涩。林砚指尖捏着张皱巴巴的滤纸，上面是从豫南红衣女尸案现场提取的模糊指纹——这是第三起案子里，凶手留在受害者领口纽扣上的痕迹，之前用肉眼看只觉得是片杂乱的纹路，此刻在简易指纹比对仪的玻璃片下，终于显露出三道清晰的斗形纹。
“再往左挪两毫米……对，就是这！”苏晓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激动，她手里的放大镜几乎贴在玻璃上，另一只手握着铅笔，在比对卡上飞快勾勒。桌角堆着七八个档案袋，里面是豫、皖、苏三省四起红衣女尸案的现场照片，每张照片里，受害者都穿着崭新的红色外套，双手交叠放在胸口，姿势像被精心摆放过的玩偶——这是凶手标志性的“仪式感”，也是林砚判断他有偏执型人格的关键依据。
林砚直起身揉了揉腰，目光落在墙上的全国公路地图上。地图上用红笔圈出四个案发地：豫南的驻马店、皖北的阜阳、苏北的徐州，还有上周刚发案的连云港，恰好沿着国道310线分布。“长途货车司机”这个侧写结论，随着线索增多越来越清晰，可前三起案子都因为没有关键物证，连嫌疑人的影子都没摸到。
“嘀嗒——”桌上的马蹄表刚跳过十二点，苏晓突然按住林砚的胳膊：“你看！第三起的指纹，和省厅库里的‘张四海’完全对上了！”
林砚猛地凑过去。比对仪的屏幕上，左边是现场指纹的放大图，右边是省厅1983年“严打”时录入的档案指纹，五道核心纹路严丝合缝，连拇指第二关节处那道因常年握方向盘磨出的浅痕都一模一样。
“张四海，38岁，祖籍山东菏泽，常年跑豫皖苏到西北的货运线，1983年因盗窃货车物资被判过半年刑。”苏晓翻出档案袋里的泛黄纸页，声音越念越急，“他的户籍地址在菏泽农村，但两年前就没人见过他回去，货运站登记的联系方式是个空号——林砚，他可能早跑了。”
林砚抓起电话，手指在拨号盘上飞快转动。电话接通的瞬间，他直接对着听筒说：“李队，是我。红衣案凶手身份确定了，张四海，长途货车司机，现在可能往西北逃了。我需要调他近半年的货运记录，还有沿线所有加油站的登记信息！”
电话那头的李建国顿了两秒，声音里带着刚被吵醒的沙哑，却立刻变得清醒：“我马上让队里查！你在省厅等着，我带两个人过去，这案子咱们得一起结！”
挂了电话，林砚才发现手心全是汗。他走到窗边，看着省厅院子里的老槐树——三个月前刚借调过来时，这棵树的叶子还绿油油的，现在已经落得只剩光秃秃的枝桠。四起案子，四个家庭，受害者最小的才22岁，是徐州一家纺织厂的女工，死前刚买了件红外套，准备过年带回家给妹妹穿。
“给。”苏晓递过来一杯热水，还有一管凡士林，“西北那边冷，你手上的冻疮别又裂开了。我刚跟省厅医院问了，他们说戈壁滩晚上能到零下十几度，你得带件厚棉袄。”
林砚接过凡士林，指尖碰到她的手背，才发现她的手也冻得发红——这三个月，苏晓跟着他跑遍了三省的案发地，光是解剖报告就写了厚厚一摞，连省厅的老法医都说：“苏丫头跟林砚搭档，真是把‘细致’俩字做到家了。”
“你不用跟去。”林砚把凡士林塞进兜里，“后续的现场勘查还需要你盯着，而且西北那边条件差，你……”
“我是法医，也是这个案子的成员。”苏晓打断他，眼神很亮，“张四海作案有仪式感，现场肯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细节，我必须去。再说，你们几个大男人，难道还能比我会处理伤口？”
林砚看着她坚持的样子，没再反驳。他知道，苏晓从不是只会在实验室里做解剖的法医——上次在南州码头，她为了保护证据，敢跟虎哥的人正面争执；这次跨省追凶，她比谁都想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
第二天清晨，李建国带着两个老刑警赶到省厅。几人凑在地图前，把刚查到的信息一一标注：张四海最后一次在货运站登记，是一周前从连云港拉了一车布匹，目的地是甘肃酒泉；沿线有三个加油站记录了他的车牌号，最近一次是三天前在宁夏中卫的“黄河加油站”，加油员说他当时神色慌张，还买了两箱矿泉水和一捆绳子。
“酒泉旁边就是边境口岸，他想逃出国。”林砚用红笔在酒泉画了个圈，“从这里到口岸，只有两条路，一条走国道，一条穿戈壁滩的便道。国道有检查站，他大概率会走便道，但便道缺水，他肯定会找沿途的废弃加油站或水井补水。”
“那咱们现在就走！”李建国抓起外套，从包里掏出个铁皮饭盒，“我让家属院的王婶煮了鸡蛋，路上吃。咱们先坐火车到兰州，再转汽车去酒泉，争取三天内追上他。”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跑了二十多个小时。林砚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绿油油的麦田变成光秃秃的黄土坡，最后变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滩。李建国坐在对面，正用砂纸磨着一把旧手电筒——这是他从南州带来的，说“戈壁滩晚上黑，老物件靠谱”。
抵达酒泉时，当地公安已经在火车站等着了。“张四海的货车昨天在口岸附近出现过，但没过关。”当地公安的王队长递过来一张照片，“口岸最近查得严，他可能躲进了东边的戈壁滩，那里有不少废弃的老加油站，是以前石油勘探队留下的。”
林砚接过照片，照片里的戈壁滩上，几座破败的红砖房歪歪扭扭地立着，门口停着辆蒙着灰尘的解放牌货车——虽然看不清车牌号，但那车的轮胎花纹，和他从现场照片里记下的“左前轮缺一块橡胶”的特征完全吻合。
“现在就过去。”林砚把照片揣进怀里，转身对众人说，“戈壁滩里手机没信号，咱们分成两组，一组走国道沿线，一组查便道上的废弃加油站，对讲机保持半小时联系一次。”
越野车在戈壁滩上颠簸着，车轮碾过碎石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林砚坐在副驾驶，眼睛紧紧盯着窗外——这里的风很大，卷起的沙粒打在车窗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他想起苏晓昨晚说的话：“凶手每次作案后，都会把受害者的红衣带在身上，像是在收集‘战利品’，你们找的时候多留意红色碎片。”
下午四点，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李建国的声音：“林砚！我们在东边第三个废弃加油站发现了辆解放货车，车牌号和张四海的一致！”
林砚立刻让司机加速。十多分钟后，一座破败的红砖房出现在视野里。货车停在加油站门口，车门虚掩着，车斗里空空的，只有几根捆货的绳子散落在地上。
“小心点，他可能还在附近。”林砚拔出腰间的手铐，和众人慢慢靠近。推开加油站的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墙角堆着几个空矿泉水瓶，地上有个刚熄灭的火堆，火堆旁放着件皱巴巴的红色外套——正是连云港案发时，受害者穿的那件。
“他没跑远。”苏晓蹲下身，指着地上的脚印，“这脚印还没干，而且方向是往口岸那边去的，他应该是想等天黑再走。”
林砚走到窗边，望着远处连绵的戈壁滩。夕阳把沙子染成了金红色，风里带着寒意。他握紧手里的对讲机，声音坚定：“通知口岸检查站封路，咱们现在追。不管他跑多远，这次一定要把他抓回去，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众人立刻上车，越野车的灯光刺破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朝着脚印延伸的方向驶去。戈壁滩上的风越来越大，却吹不散车厢里的决心——从豫南到西北，跨越四省的追凶路，他们终于要走到尽头了。
“再往左挪两毫米……对，就是这！”苏晓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激动，她手里的放大镜几乎贴在玻璃上，另一只手握着铅笔，在比对卡上飞快勾勒。桌角堆着七八个档案袋，里面是豫、皖、苏三省四起红衣女尸案的现场照片，每张照片里，受害者都穿着崭新的红色外套，双手交叠放在胸口，姿势像被精心摆放过的玩偶——这是凶手标志性的“仪式感”，也是林砚判断他有偏执型人格的关键依据。
林砚直起身揉了揉腰，目光落在墙上的全国公路地图上。地图上用红笔圈出四个案发地：豫南的驻马店、皖北的阜阳、苏北的徐州，还有上周刚发案的连云港，恰好沿着国道310线分布。“长途货车司机”这个侧写结论，随着线索增多越来越清晰，可前三起案子都因为没有关键物证，连嫌疑人的影子都没摸到。
“嘀嗒——”桌上的马蹄表刚跳过十二点，苏晓突然按住林砚的胳膊：“你看！第三起的指纹，和省厅库里的‘张四海’完全对上了！”
林砚猛地凑过去。比对仪的屏幕上，左边是现场指纹的放大图，右边是省厅1983年“严打”时录入的档案指纹，五道核心纹路严丝合缝，连拇指第二关节处那道因常年握方向盘磨出的浅痕都一模一样。
“张四海，38岁，祖籍山东菏泽，常年跑豫皖苏到西北的货运线，1983年因盗窃货车物资被判过半年刑。”苏晓翻出档案袋里的泛黄纸页，声音越念越急，“他的户籍地址在菏泽农村，但两年前就没人见过他回去，货运站登记的联系方式是个空号——林砚，他可能早跑了。”
林砚抓起电话，手指在拨号盘上飞快转动。电话接通的瞬间，他直接对着听筒说：“李队，是我。红衣案凶手身份确定了，张四海，长途货车司机，现在可能往西北逃了。我需要调他近半年的货运记录，还有沿线所有加油站的登记信息！”
电话那头的李建国顿了两秒，声音里带着刚被吵醒的沙哑，却立刻变得清醒：“我马上让队里查！你在省厅等着，我带两个人过去，这案子咱们得一起结！”
挂了电话，林砚才发现手心全是汗。他走到窗边，看着省厅院子里的老槐树——三个月前刚借调过来时，这棵树的叶子还绿油油的，现在已经落得只剩光秃秃的枝桠。四起案子，四个家庭，受害者最小的才22岁，是徐州一家纺织厂的女工，死前刚买了件红外套，准备过年带回家给妹妹穿。
“给。”苏晓递过来一杯热水，还有一管凡士林，“西北那边冷，你手上的冻疮别又裂开了。我刚跟省厅医院问了，他们说戈壁滩晚上能到零下十几度，你得带件厚棉袄。”
林砚接过凡士林，指尖碰到她的手背，才发现她的手也冻得发红——这三个月，苏晓跟着他跑遍了三省的案发地，光是解剖报告就写了厚厚一摞，连省厅的老法医都说：“苏丫头跟林砚搭档，真是把‘细致’俩字做到家了。”
“你不用跟去。”林砚把凡士林塞进兜里，“后续的现场勘查还需要你盯着，而且西北那边条件差，你……”
“我是法医，也是这个案子的成员。”苏晓打断他，眼神很亮，“张四海作案有仪式感，现场肯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细节，我必须去。再说，你们几个大男人，难道还能比我会处理伤口？”
林砚看着她坚持的样子，没再反驳。他知道，苏晓从不是只会在实验室里做解剖的法医——上次在南州码头，她为了保护证据，敢跟虎哥的人正面争执；这次跨省追凶，她比谁都想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
第二天清晨，李建国带着两个老刑警赶到省厅。几人凑在地图前，把刚查到的信息一一标注：张四海最后一次在货运站登记，是一周前从连云港拉了一车布匹，目的地是甘肃酒泉；沿线有三个加油站记录了他的车牌号，最近一次是三天前在宁夏中卫的“黄河加油站”，加油员说他当时神色慌张，还买了两箱矿泉水和一捆绳子。
“酒泉旁边就是边境口岸，他想逃出国。”林砚用红笔在酒泉画了个圈，“从这里到口岸，只有两条路，一条走国道，一条穿戈壁滩的便道。国道有检查站，他大概率会走便道，但便道缺水，他肯定会找沿途的废弃加油站或水井补水。”
“那咱们现在就走！”李建国抓起外套，从包里掏出个铁皮饭盒，“我让家属院的王婶煮了鸡蛋，路上吃。咱们先坐火车到兰州，再转汽车去酒泉，争取三天内追上他。”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跑了二十多个小时。林砚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绿油油的麦田变成光秃秃的黄土坡，最后变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滩。李建国坐在对面，正用砂纸磨着一把旧手电筒——这是他从南州带来的，说“戈壁滩晚上黑，老物件靠谱”。
抵达酒泉时，当地公安已经在火车站等着了。“张四海的货车昨天在口岸附近出现过，但没过关。”当地公安的王队长递过来一张照片，“口岸最近查得严，他可能躲进了东边的戈壁滩，那里有不少废弃的老加油站，是以前石油勘探队留下的。”
林砚接过照片，照片里的戈壁滩上，几座破败的红砖房歪歪扭扭地立着，门口停着辆蒙着灰尘的解放牌货车——虽然看不清车牌号，但那车的轮胎花纹，和他从现场照片里记下的“左前轮缺一块橡胶”的特征完全吻合。
“现在就过去。”林砚把照片揣进怀里，转身对众人说，“戈壁滩里手机没信号，咱们分成两组，一组走国道沿线，一组查便道上的废弃加油站，对讲机保持半小时联系一次。”
越野车在戈壁滩上颠簸着，车轮碾过碎石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林砚坐在副驾驶，眼睛紧紧盯着窗外——这里的风很大，卷起的沙粒打在车窗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他想起苏晓昨晚说的话：“凶手每次作案后，都会把受害者的红衣带在身上，像是在收集‘战利品’，你们找的时候多留意红色碎片。”
下午四点，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李建国的声音：“林砚！我们在东边第三个废弃加油站发现了辆解放货车，车牌号和张四海的一致！”
林砚立刻让司机加速。十多分钟后，一座破败的红砖房出现在视野里。货车停在加油站门口，车门虚掩着，车斗里空空的，只有几根捆货的绳子散落在地上。
“小心点，他可能还在附近。”林砚拔出腰间的手铐，和众人慢慢靠近。推开加油站的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墙角堆着几个空矿泉水瓶，地上有个刚熄灭的火堆，火堆旁放着件皱巴巴的红色外套——正是连云港案发时，受害者穿的那件。
“他没跑远。”苏晓蹲下身，指着地上的脚印，“这脚印还没干，而且方向是往口岸那边去的，他应该是想等天黑再走。”
林砚走到窗边，望着远处连绵的戈壁滩。夕阳把沙子染成了金红色，风里带着寒意。他握紧手里的对讲机，声音坚定：“通知口岸检查站封路，咱们现在追。不管他跑多远，这次一定要把他抓回去，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众人立刻上车，越野车的灯光刺破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朝着脚印延伸的方向驶去。戈壁滩上的风越来越大，却吹不散车厢里的决心——从豫南到西北，跨越四省的追凶路，他们终于要走到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