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重进率领的五万禁军精锐，连同西北诸路调集的兵马，号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西进，旌旗蔽日，烟尘滚滚。汴京城内，无论是朝堂衮衮诸公，还是市井升斗小民，皆翘首以盼，期待着西线能传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捷，一扫金明寨失守的阴霾。
天波杨府内，气氛却并未因大军出征而轻松多少。杨延昭的担忧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反而与日俱增。他利用自己新建立的情报渠道，通过孟良联系的商队以及军中同僚的私下交流，密切关注着西线的战报。然而，最初传来的消息，就让人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李继迁用兵，果然如杨延昭所料，狡诈如狐，滑不留手。他并未选择在灵州城下与宋军主力硬碰硬，而是在宋军先锋部队抵达之前，便主动放弃了对灵州的部分包围，将主力悄然隐入了广袤的毛乌素沙地边缘以及连绵的丘陵之中。
田重进大军抵达灵州时，面对的几乎是一座空营和零星骚扰。初战“告捷”，收复灵州外围的消息传回汴京，引来一片欢呼。但只有深知兵事之人才能看出，这胜利是何其空洞——未能歼灭敌军主力，甚至未能重创其有生力量。
随后，西线的战事便彻底陷入了杨延昭最不愿看到的泥潭。
李继迁充分利用了地利优势，他麾下的党项骑兵来去如风，熟悉每一处沙丘、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们时而化整为零，不断袭击宋军的粮道和斥候小队；时而突然集结，利用复杂地形，对冒进的宋军一部发动迅猛打击，一击即走，绝不恋战。
宋军虽众，却如同巨拳打跳蚤，空有力量而无处施展。沉重的步卒和辎重在沙漠边缘行动迟缓，往往被党项轻骑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粮草转运困难，损耗巨大，加之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日益严重。
更令人忧心的是，来自朝廷、来自汴京的催促和压力，开始通过监军和快马，不断传到田重进的军中。“速战速决”、“勿耗钱粮”、“陛下望捷心切”……一道道无形的鞭子，抽打着这位老将。
田重进并非无能之辈，他深知李继迁的战术，也曾试图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压缩李继迁的活动空间。但在朝廷的不断催促下，在“畏敌不前”、“贻误战机”的舆论压力下，他不得不一次次下令部队深入沙地、丘陵，试图寻找敌军主力决战。
结果，往往是落入李继迁精心设置的陷阱。
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一支两千人的宋军偏师，因求功心切，孤军深入一处名为“葫芦峪”的险地，遭到李继迁主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朝野震动，弹劾田重进“指挥失当”、“丧师辱国”的奏章雪片般飞向中书省和枢密院。
潘美在朝堂之上，痛心疾首地指责田重进“年老昏聩”，“辜负圣恩”，并再次隐晦地提出，若非当初有人阻挠，若能更早、更果断地集结大军，或可避免今日之败。其矛头，隐隐指向了当初反对立刻大举西征的杨延昭等人。
杨延昭对此只能沉默。他心中充满了无力感。他预见到了风险，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历史的惯性，以及朝堂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和短视的急功近利，共同将西线的战事推向了深渊。
而更让他心头冰凉的，是来自北疆的消息。
耶律休哥虽然依旧没有大规模南侵的迹象，但其麾下的辽军游骑活动却愈发频繁，不断试探着宋军防线的虚实。数支精锐的辽军小队，甚至数次绕过边境哨卡，深入宋境数十里进行侦察和骚扰，其嚣张气焰，与西线宋军的窘迫形成了鲜明对比。
父亲杨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既要谨守皇帝“不得浪战”的严令，固守关隘，又要时刻提防耶律休哥可能发动的真正进攻，还要应对辽军无休止的骚扰和挑衅。军中求战的声音日益高涨，认为如此龟缩不出，实乃军人之耻。杨业只能在信中向佘太君透露其左右为难、如履薄冰的困境。
这一切，都印证了杨延昭最坏的猜想——李继迁与耶律休哥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默契！ 一个在西线死死拖住宋军主力，不断放血；一个在北线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大宋，正被这两个强大的敌人，一步步拖入两线作战、疲于奔命的绝境！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杨延昭在自己的书房内，对着巨大的疆域图，拳头重重砸在桌面上。西线的溃败似乎已难以避免，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最坏情况的发生——即耶律休哥在北疆发动全面进攻。
他必须让朝廷，让皇帝，清醒地认识到北疆潜在的危险，并立刻调整战略，将重心重新转回北线！
他再次铺开纸张，奋笔疾书。这一次，他不再空谈利弊，而是以西线战事的实际困境为例证，详细分析了李继迁战术的狡猾与难缠，明确指出西线战事短期内绝难结束，甚至可能长期化。在此基础上，他强烈呼吁朝廷，立刻停止对西线的无谓投入和催促，允许田重进采取更稳妥的守势，甚至可以考虑暂时放弃部分难以坚守的区域，收缩防线，保存实力。
同时，他恳请朝廷，立刻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北疆！加强北疆各要塞的兵力和物资储备，赋予前线主帅（指杨业）更大的临机决断之权，以应对耶律休哥随时可能发动的致命一击。他在奏疏中疾呼：“西线之失，或可止损；北疆若溃，则社稷危矣！”
写罢，他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他知道，这份奏疏比上一次更加尖锐，几乎是指着鼻子说朝廷之前的决策错了。可以想见，一旦呈上，必将引来潘美一系更猛烈的攻击。
但他别无选择。
他将奏疏密封好，再次通过母亲的关系，以最紧急的方式，送往父亲杨业处，希望他能以边帅的身份，将此议上达天听。这或许是他们父子，能为这个危局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了。
灵州的危局，已不仅仅是西北一隅的得失，它牵动着整个大宋的命运，也考验着杨延昭这个异世来客，能否真正撬动那看似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
天波杨府内，气氛却并未因大军出征而轻松多少。杨延昭的担忧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反而与日俱增。他利用自己新建立的情报渠道，通过孟良联系的商队以及军中同僚的私下交流，密切关注着西线的战报。然而，最初传来的消息，就让人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李继迁用兵，果然如杨延昭所料，狡诈如狐，滑不留手。他并未选择在灵州城下与宋军主力硬碰硬，而是在宋军先锋部队抵达之前，便主动放弃了对灵州的部分包围，将主力悄然隐入了广袤的毛乌素沙地边缘以及连绵的丘陵之中。
田重进大军抵达灵州时，面对的几乎是一座空营和零星骚扰。初战“告捷”，收复灵州外围的消息传回汴京，引来一片欢呼。但只有深知兵事之人才能看出，这胜利是何其空洞——未能歼灭敌军主力，甚至未能重创其有生力量。
随后，西线的战事便彻底陷入了杨延昭最不愿看到的泥潭。
李继迁充分利用了地利优势，他麾下的党项骑兵来去如风，熟悉每一处沙丘、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们时而化整为零，不断袭击宋军的粮道和斥候小队；时而突然集结，利用复杂地形，对冒进的宋军一部发动迅猛打击，一击即走，绝不恋战。
宋军虽众，却如同巨拳打跳蚤，空有力量而无处施展。沉重的步卒和辎重在沙漠边缘行动迟缓，往往被党项轻骑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粮草转运困难，损耗巨大，加之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日益严重。
更令人忧心的是，来自朝廷、来自汴京的催促和压力，开始通过监军和快马，不断传到田重进的军中。“速战速决”、“勿耗钱粮”、“陛下望捷心切”……一道道无形的鞭子，抽打着这位老将。
田重进并非无能之辈，他深知李继迁的战术，也曾试图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压缩李继迁的活动空间。但在朝廷的不断催促下，在“畏敌不前”、“贻误战机”的舆论压力下，他不得不一次次下令部队深入沙地、丘陵，试图寻找敌军主力决战。
结果，往往是落入李继迁精心设置的陷阱。
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一支两千人的宋军偏师，因求功心切，孤军深入一处名为“葫芦峪”的险地，遭到李继迁主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朝野震动，弹劾田重进“指挥失当”、“丧师辱国”的奏章雪片般飞向中书省和枢密院。
潘美在朝堂之上，痛心疾首地指责田重进“年老昏聩”，“辜负圣恩”，并再次隐晦地提出，若非当初有人阻挠，若能更早、更果断地集结大军，或可避免今日之败。其矛头，隐隐指向了当初反对立刻大举西征的杨延昭等人。
杨延昭对此只能沉默。他心中充满了无力感。他预见到了风险，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历史的惯性，以及朝堂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和短视的急功近利，共同将西线的战事推向了深渊。
而更让他心头冰凉的，是来自北疆的消息。
耶律休哥虽然依旧没有大规模南侵的迹象，但其麾下的辽军游骑活动却愈发频繁，不断试探着宋军防线的虚实。数支精锐的辽军小队，甚至数次绕过边境哨卡，深入宋境数十里进行侦察和骚扰，其嚣张气焰，与西线宋军的窘迫形成了鲜明对比。
父亲杨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既要谨守皇帝“不得浪战”的严令，固守关隘，又要时刻提防耶律休哥可能发动的真正进攻，还要应对辽军无休止的骚扰和挑衅。军中求战的声音日益高涨，认为如此龟缩不出，实乃军人之耻。杨业只能在信中向佘太君透露其左右为难、如履薄冰的困境。
这一切，都印证了杨延昭最坏的猜想——李继迁与耶律休哥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默契！ 一个在西线死死拖住宋军主力，不断放血；一个在北线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大宋，正被这两个强大的敌人，一步步拖入两线作战、疲于奔命的绝境！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杨延昭在自己的书房内，对着巨大的疆域图，拳头重重砸在桌面上。西线的溃败似乎已难以避免，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最坏情况的发生——即耶律休哥在北疆发动全面进攻。
他必须让朝廷，让皇帝，清醒地认识到北疆潜在的危险，并立刻调整战略，将重心重新转回北线！
他再次铺开纸张，奋笔疾书。这一次，他不再空谈利弊，而是以西线战事的实际困境为例证，详细分析了李继迁战术的狡猾与难缠，明确指出西线战事短期内绝难结束，甚至可能长期化。在此基础上，他强烈呼吁朝廷，立刻停止对西线的无谓投入和催促，允许田重进采取更稳妥的守势，甚至可以考虑暂时放弃部分难以坚守的区域，收缩防线，保存实力。
同时，他恳请朝廷，立刻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北疆！加强北疆各要塞的兵力和物资储备，赋予前线主帅（指杨业）更大的临机决断之权，以应对耶律休哥随时可能发动的致命一击。他在奏疏中疾呼：“西线之失，或可止损；北疆若溃，则社稷危矣！”
写罢，他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他知道，这份奏疏比上一次更加尖锐，几乎是指着鼻子说朝廷之前的决策错了。可以想见，一旦呈上，必将引来潘美一系更猛烈的攻击。
但他别无选择。
他将奏疏密封好，再次通过母亲的关系，以最紧急的方式，送往父亲杨业处，希望他能以边帅的身份，将此议上达天听。这或许是他们父子，能为这个危局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了。
灵州的危局，已不仅仅是西北一隅的得失，它牵动着整个大宋的命运，也考验着杨延昭这个异世来客，能否真正撬动那看似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