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中心那晚之后，空气仿佛被彻底更换过。梅小艳那句“工伤康复合作社”的宣言，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巨石，激起的不仅是波澜，更是底层求生本能被唤醒后的浑浊翻腾。怀疑、观望、绝境中的一丝希冀，以及更深的不安，在各种眼神交汇中无声地流淌。
接下来的几天，小艳几乎是不眠不休。那包用旧报纸裹着、沾着周建国体温和未知来历的三万块钱，被她仔细清点后锁进了办公室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柜，像安置一枚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她没有立刻动用它，而是先咬着牙，从里面抽出薄薄一沓，支付了拖欠最久的医药供应商一部分货款，稳住了即将断供的底线。剩下的，她捂得更紧，那是合作社能否诞生的脐带血。
她伏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写字台上，就着昏黄的台灯，起草合作社的章程。煤球炉子早已熄灭，深秋的寒意从门窗缝隙里钻进来，缠绕着她的脚踝和手腕，冰冷刺骨。她写得极其艰难。关于股权，关于分红，关于管理，这些词汇对她来说遥远而陌生。她只能凭借最朴素的认知和一股子豁出去的劲头来勾勒：愿意留下的伤员和家属，可以用后期劳动抵扣或象征性出一点钱作为“股金”，康复中心现有的、勉强能折价的设备算作集体资产，未来通过承接手工订单、政府可能的补贴以及象征性的服务收费来产生收益，利润部分用于维持中心运转，部分按“股”分红。
写写停停，涂涂改改。她不时停下来，揉着酸胀的眉心，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周建国那晚之后又消失了，像一滴水融入夜色，没留下任何话，也没解释钱的来历。那包钱的存在，像一个灼热的烙印，烫在她的心口，混合着屈辱、感激和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她不敢深想，只能强迫自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眼前这片混沌未开的艰难开拓中。
草案初成，她召集了所有尚未离开的伤员和家属，在空旷冰冷的训练室里开了次会。没有暖气的房间，呵气成霜。她站在那台彻底报废的起立床边，手里拿着那几张写满字的纸，声音因为连日的疲惫和紧张而有些沙哑，却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条一条地解释。
下面的人群鸦雀无声，一张张脸上写着茫然、疑虑和深深的疲惫。当她说到“入股”、“分红”时，下面开始有了骚动。
“小艳院长，不是我们不信你……咱们这些人，残的残，废的废，拿什么入股？哪还有钱？” “就是，分红？能先把吃饭吃药的钱分出来就不错了……” “这合作社，听着好听，别是把我们最后一点指望都赔进去吧？”
质疑声像冰冷的针，刺破她努力维持的镇定。她攥紧了手里的草案，指节发白。她知道，光靠空口白话，无法驱散多年困苦生活积攒下的厚重冰层。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地坐在角落轮椅上的老张，突然用力拍了拍轮椅的扶手，发出“哐哐”的响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因为腰椎损伤，下半身毫无知觉，脸上却有一股倔强的生气。 “都嚷嚷啥！”他声音粗粝，却有种压住场子的力量，“梅院长为啥弄这个中心？为啥到现在还不撒手？图咱们钱？咱们有啥钱？！图咱们能给她啥好处？！” 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小艳身上，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信任：“我老张是个废人了，但我不瞎！梅院长是啥人，我看得清！她要是想坑咱们，早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了！用得着现在把自己也逼到这份上？！” 他喘了口气，用力说：“我没钱入股，但我还有一双手！编筐子、扎扫把，我还能干！我拿我这个月的康复时间入股！亏了，我认！反正躺着也是等死，不如跟着梅院长搏一把！我签！”
老张的话，像一块投入冰面的石头，虽然没能立刻融化所有坚冰，却砸开了一道裂缝。几个平日里受过小艳诸多照顾、性子也耿直的家属互相看了看，陆续有人低声附和。 “算我一个吧……小艳院长，我们信你。” “对，大不了也就是现在这样了，还能坏到哪去？”
陆陆续续，有七八个人在那份粗糙的章程草案上，按下了红手印。那一个个鲜红的指印，歪歪扭扭，却重若千钧，压得小艳眼眶发热。她知道，这远未成功，这只是绝望中的一次微小簇拥，但至少，火种没有被狂风吹灭。
就在她焦头烂额地试图让合作社这艘破船勉强下水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这泥泞的困境。
县残联的一位老干事，一直挺同情小艳的处境，偷偷给她递了个消息：省里过几天要举办一个“残疾人就业与康复论坛”，规格不低，省残联、劳动局、甚至民政厅都会有人去。“小艳，你去试试吧，”老干事在电话里压低声说，“带上你们那儿的东西，去碰碰运气，万一……万一有领导能看到呢？总比窝在家里强。”
论坛？省城？小艳握着话筒，心跳骤然加速。那是一个离她日常生活无比遥远的世界，充斥着文件、政策、报告和她想象不出的场面。去吗？她看着桌上那份按着红手印的章程，看着空荡荡的训练室，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中心账户上那点可怜的钱，甚至不够支付她去省城的往返路费和几晚最便宜的住宿费。
那一刻，她几乎要放弃了。现实的锉刀，总能最快地磨去理想的棱角。
但就在她放下电话，陷入沉默时，目光无意间扫过墙角。那里放着几个康复中心女工最近试着做的编织篮和手工布鞋，是王大姐带着几个手还灵便的伤员，用旧毛线和碎布头做的，针脚不算特别精细，却朴拙结实，透着一股子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生命力。其中一双小小的虎头鞋，做得尤其可爱，眼睛用黑纽扣缝的，炯炯有神。
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石火般劈入她的脑海。
她去里屋，翻出母亲当年陪嫁的一个老式樟木箱子，从最底层，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旗袍——母亲年轻时唯一一件体面衣服，墨绿色的软缎，领口和袖口用金线盘着精致的梅花扣。母亲说过，这衣服改过三次领口，每次都能穿出新样子。她记得母亲说这话时，眼里有光。
小艳的手指轻柔地抚过那些细腻盘绕的金线梅花，一种混合着心酸和力量的情绪涌上心头。她深吸一口气，拿起那件旗袍，又挑了几个最好的编织篮和那双虎头鞋，用一个干净的布袋子装好。
然后，她走到铁皮柜前，打开，从周建国那笔钱里，数出了去省城所需的、最最基本的路费和住宿费。每一张钞票都仿佛带着滚烫的温度，灼烧着她的指尖和良心。她咬紧牙关，将钱紧紧攥在手心。
“就用这个，‘赌’一把。”她对自己说。
省城的繁华，与那个困顿破败的县城康复中心，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行人衣着光鲜，步履匆匆。小艳穿着她那件最好的、却依然显得过于朴素的灰色外套，提着那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布袋子，站在省残联大楼气派的门厅前，感到一阵阵眩晕和自卑。
论坛的会场设在省残联大楼的会议中心。地毯柔软，灯光璀璨，西装革履的领导、学者、各地残联系统的代表济济一堂，空气里弥漫着茶香和打印文件的清新气味。小艳缩在会场最后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台上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专家们，侃侃而谈着“政策框架”、“国际视野”、“标准化建设”，那些宏大的词汇像一颗颗光滑的鹅卵石，从她耳边滚过，却无法在她焦虑的心湖里激起半点涟漪。
她听着，心里却越来越凉。这里的语言、思维模式，与她那个充斥着瘫痪起立床、拖欠药费、按着红手印的粗糙章程的世界，相隔何止万里。她带来的那些东西，那些针头线脑、碎布旧衣，在此刻显得如此可笑、不合时宜。她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要来这一趟，白白浪费那笔珍贵的路费。
中午休会，主办方安排了自助午餐。精致的餐点摆放在光可鉴人的长桌上，人们端着盘子，优雅地取食，低声交谈，拓展着人脉。小艳完全没有胃口，她缩在餐厅一角，看着眼前的一切，感觉自己像个误入华丽宴会的乞丐，手足无措，只想尽快逃离。
就在她准备悄悄离开，下午不再回来时，目光无意间扫过餐厅角落的一个展示台。那里零零散放了一些各地残联送来的、象征残疾人自强的作品，大多是些简单的十字绣、编织物，参观者寥寥。
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念头，猝不及防地击中了她。
心脏骤然狂跳起来，血液轰地涌上头顶。她几乎是屏着呼吸，左右看了看，趁无人注意，猛地打开一直紧紧抱在怀里的布袋子，快步走到那个冷清的展示台前。
她的手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却异常迅速地将台上那些略显呆板的展品往旁边挪了挪，然后，几乎是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虔诚，将自己带来的东西——母亲那件墨绿金线梅花旗袍，几个朴拙的编织篮，还有那双灵气逼人的小虎头鞋——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了展示台最中心、最醒目的位置！
做完这一切，她像做贼一样，迅速退回到角落的阴影里，心脏砰砰狂跳，几乎要撞出胸腔。她死死盯着那个展示台，盯着那抹突然闯入的、带着泥土气息和生活质感的墨绿色，既期待又恐惧，仿佛等待着一场审判。
下午的论坛继续进行。茶歇时间，人们陆续走出会议室，来到旁边的休息区用茶点。果然，有人注意到了展示台上那抹突兀却夺目的色彩。
先是几个女代表被那件旗袍的精美盘扣和手工吸引，围过去低声议论。 “咦？这是哪里的展品？昨天好像没看到？” “这盘扣做得真讲究，是苏工吧？不像机器压的。” “看这篮子，编得真结实，样子也朴实。” “哎呀，这虎头鞋！太可爱了！眼睛真有神！”
议论声吸引了更多人围过去。那件承载着母亲岁月、被小艳赋予了新期望的旧旗袍，那些浸润着伤员们微弱却顽强生命力的手工作品，在这充斥着文件与理论的场合，散发出一种奇异而动人的光芒。它们不说话，却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挣扎、坚守、以及于尘埃中也要开出一朵花的渴望。
就在这时，一位气质沉稳、戴着金丝边眼镜、约莫五十岁上下的男子，在几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也信步走了过来。围观的人群下意识地为他让开一条路。小艳听到身边有人低声敬畏地说：“是省残联的刘理事长……”
刘理事长显然也被这组与众不同的展品吸引了。他看得格外仔细，先是拿起那双虎头鞋端详了片刻，眼中露出些许讶异和欣赏，然后又轻轻触摸了一下旗袍上那精致的梅花盘扣，最后，他的目光落在那个装着编织篮的袋子上——小艳情急之下，把那份按着红手印的、写着“工伤康复合作社”草案的几张纸，也塞在了篮子下面，此刻，一角粗糙的纸张露了出来。
刘理事长注意到了。他轻轻抽出那几张纸，扶了扶眼镜，低头看了起来。
会场嘈杂，小艳躲在远处，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能死死盯着刘理事长的表情。她的心跳已经快得要失控，手心全是冷汗。她看到刘理事长起初眉头微蹙，似乎有些疑惑，接着，他的表情逐渐变得专注、凝重，翻动纸张的速度慢了下来。
那几分钟，对小艳来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她仿佛能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
终于，刘理事长抬起头，目光扫视周围，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这是哪个单位送展的？负责人来了吗？”
周围一片安静，人们面面相觑。
小艳的心脏猛地一缩。她知道，审判的时刻到了。是福是祸，是机遇还是更大的难堪，就在此一举。
她深吸一口气，用力掐了自己的虎口一下，剧烈的疼痛让她暂时压下了几乎要让她瘫软的恐惧。她从阴影里走出来，脚步有些虚浮，却努力挺直了脊背，走向那群人，走向那位决定着可能命运的大领导。
她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干涩发颤，却清晰地回答道：
“领导，您好……是我放的。我叫梅小艳，来自安县……我们那不是单位，是……是一个快要办不下去的康复中心，还有……我们刚刚想试着办的，‘工伤康复合作社’。”
接下来的几天，小艳几乎是不眠不休。那包用旧报纸裹着、沾着周建国体温和未知来历的三万块钱，被她仔细清点后锁进了办公室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柜，像安置一枚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她没有立刻动用它，而是先咬着牙，从里面抽出薄薄一沓，支付了拖欠最久的医药供应商一部分货款，稳住了即将断供的底线。剩下的，她捂得更紧，那是合作社能否诞生的脐带血。
她伏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写字台上，就着昏黄的台灯，起草合作社的章程。煤球炉子早已熄灭，深秋的寒意从门窗缝隙里钻进来，缠绕着她的脚踝和手腕，冰冷刺骨。她写得极其艰难。关于股权，关于分红，关于管理，这些词汇对她来说遥远而陌生。她只能凭借最朴素的认知和一股子豁出去的劲头来勾勒：愿意留下的伤员和家属，可以用后期劳动抵扣或象征性出一点钱作为“股金”，康复中心现有的、勉强能折价的设备算作集体资产，未来通过承接手工订单、政府可能的补贴以及象征性的服务收费来产生收益，利润部分用于维持中心运转，部分按“股”分红。
写写停停，涂涂改改。她不时停下来，揉着酸胀的眉心，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周建国那晚之后又消失了，像一滴水融入夜色，没留下任何话，也没解释钱的来历。那包钱的存在，像一个灼热的烙印，烫在她的心口，混合着屈辱、感激和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她不敢深想，只能强迫自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眼前这片混沌未开的艰难开拓中。
草案初成，她召集了所有尚未离开的伤员和家属，在空旷冰冷的训练室里开了次会。没有暖气的房间，呵气成霜。她站在那台彻底报废的起立床边，手里拿着那几张写满字的纸，声音因为连日的疲惫和紧张而有些沙哑，却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条一条地解释。
下面的人群鸦雀无声，一张张脸上写着茫然、疑虑和深深的疲惫。当她说到“入股”、“分红”时，下面开始有了骚动。
“小艳院长，不是我们不信你……咱们这些人，残的残，废的废，拿什么入股？哪还有钱？” “就是，分红？能先把吃饭吃药的钱分出来就不错了……” “这合作社，听着好听，别是把我们最后一点指望都赔进去吧？”
质疑声像冰冷的针，刺破她努力维持的镇定。她攥紧了手里的草案，指节发白。她知道，光靠空口白话，无法驱散多年困苦生活积攒下的厚重冰层。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地坐在角落轮椅上的老张，突然用力拍了拍轮椅的扶手，发出“哐哐”的响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因为腰椎损伤，下半身毫无知觉，脸上却有一股倔强的生气。 “都嚷嚷啥！”他声音粗粝，却有种压住场子的力量，“梅院长为啥弄这个中心？为啥到现在还不撒手？图咱们钱？咱们有啥钱？！图咱们能给她啥好处？！” 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小艳身上，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信任：“我老张是个废人了，但我不瞎！梅院长是啥人，我看得清！她要是想坑咱们，早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了！用得着现在把自己也逼到这份上？！” 他喘了口气，用力说：“我没钱入股，但我还有一双手！编筐子、扎扫把，我还能干！我拿我这个月的康复时间入股！亏了，我认！反正躺着也是等死，不如跟着梅院长搏一把！我签！”
老张的话，像一块投入冰面的石头，虽然没能立刻融化所有坚冰，却砸开了一道裂缝。几个平日里受过小艳诸多照顾、性子也耿直的家属互相看了看，陆续有人低声附和。 “算我一个吧……小艳院长，我们信你。” “对，大不了也就是现在这样了，还能坏到哪去？”
陆陆续续，有七八个人在那份粗糙的章程草案上，按下了红手印。那一个个鲜红的指印，歪歪扭扭，却重若千钧，压得小艳眼眶发热。她知道，这远未成功，这只是绝望中的一次微小簇拥，但至少，火种没有被狂风吹灭。
就在她焦头烂额地试图让合作社这艘破船勉强下水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这泥泞的困境。
县残联的一位老干事，一直挺同情小艳的处境，偷偷给她递了个消息：省里过几天要举办一个“残疾人就业与康复论坛”，规格不低，省残联、劳动局、甚至民政厅都会有人去。“小艳，你去试试吧，”老干事在电话里压低声说，“带上你们那儿的东西，去碰碰运气，万一……万一有领导能看到呢？总比窝在家里强。”
论坛？省城？小艳握着话筒，心跳骤然加速。那是一个离她日常生活无比遥远的世界，充斥着文件、政策、报告和她想象不出的场面。去吗？她看着桌上那份按着红手印的章程，看着空荡荡的训练室，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中心账户上那点可怜的钱，甚至不够支付她去省城的往返路费和几晚最便宜的住宿费。
那一刻，她几乎要放弃了。现实的锉刀，总能最快地磨去理想的棱角。
但就在她放下电话，陷入沉默时，目光无意间扫过墙角。那里放着几个康复中心女工最近试着做的编织篮和手工布鞋，是王大姐带着几个手还灵便的伤员，用旧毛线和碎布头做的，针脚不算特别精细，却朴拙结实，透着一股子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生命力。其中一双小小的虎头鞋，做得尤其可爱，眼睛用黑纽扣缝的，炯炯有神。
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石火般劈入她的脑海。
她去里屋，翻出母亲当年陪嫁的一个老式樟木箱子，从最底层，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旗袍——母亲年轻时唯一一件体面衣服，墨绿色的软缎，领口和袖口用金线盘着精致的梅花扣。母亲说过，这衣服改过三次领口，每次都能穿出新样子。她记得母亲说这话时，眼里有光。
小艳的手指轻柔地抚过那些细腻盘绕的金线梅花，一种混合着心酸和力量的情绪涌上心头。她深吸一口气，拿起那件旗袍，又挑了几个最好的编织篮和那双虎头鞋，用一个干净的布袋子装好。
然后，她走到铁皮柜前，打开，从周建国那笔钱里，数出了去省城所需的、最最基本的路费和住宿费。每一张钞票都仿佛带着滚烫的温度，灼烧着她的指尖和良心。她咬紧牙关，将钱紧紧攥在手心。
“就用这个，‘赌’一把。”她对自己说。
省城的繁华，与那个困顿破败的县城康复中心，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行人衣着光鲜，步履匆匆。小艳穿着她那件最好的、却依然显得过于朴素的灰色外套，提着那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布袋子，站在省残联大楼气派的门厅前，感到一阵阵眩晕和自卑。
论坛的会场设在省残联大楼的会议中心。地毯柔软，灯光璀璨，西装革履的领导、学者、各地残联系统的代表济济一堂，空气里弥漫着茶香和打印文件的清新气味。小艳缩在会场最后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台上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专家们，侃侃而谈着“政策框架”、“国际视野”、“标准化建设”，那些宏大的词汇像一颗颗光滑的鹅卵石，从她耳边滚过，却无法在她焦虑的心湖里激起半点涟漪。
她听着，心里却越来越凉。这里的语言、思维模式，与她那个充斥着瘫痪起立床、拖欠药费、按着红手印的粗糙章程的世界，相隔何止万里。她带来的那些东西，那些针头线脑、碎布旧衣，在此刻显得如此可笑、不合时宜。她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要来这一趟，白白浪费那笔珍贵的路费。
中午休会，主办方安排了自助午餐。精致的餐点摆放在光可鉴人的长桌上，人们端着盘子，优雅地取食，低声交谈，拓展着人脉。小艳完全没有胃口，她缩在餐厅一角，看着眼前的一切，感觉自己像个误入华丽宴会的乞丐，手足无措，只想尽快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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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念头，猝不及防地击中了她。
心脏骤然狂跳起来，血液轰地涌上头顶。她几乎是屏着呼吸，左右看了看，趁无人注意，猛地打开一直紧紧抱在怀里的布袋子，快步走到那个冷清的展示台前。
她的手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却异常迅速地将台上那些略显呆板的展品往旁边挪了挪，然后，几乎是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虔诚，将自己带来的东西——母亲那件墨绿金线梅花旗袍，几个朴拙的编织篮，还有那双灵气逼人的小虎头鞋——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了展示台最中心、最醒目的位置！
做完这一切，她像做贼一样，迅速退回到角落的阴影里，心脏砰砰狂跳，几乎要撞出胸腔。她死死盯着那个展示台，盯着那抹突然闯入的、带着泥土气息和生活质感的墨绿色，既期待又恐惧，仿佛等待着一场审判。
下午的论坛继续进行。茶歇时间，人们陆续走出会议室，来到旁边的休息区用茶点。果然，有人注意到了展示台上那抹突兀却夺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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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声吸引了更多人围过去。那件承载着母亲岁月、被小艳赋予了新期望的旧旗袍，那些浸润着伤员们微弱却顽强生命力的手工作品，在这充斥着文件与理论的场合，散发出一种奇异而动人的光芒。它们不说话，却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挣扎、坚守、以及于尘埃中也要开出一朵花的渴望。
就在这时，一位气质沉稳、戴着金丝边眼镜、约莫五十岁上下的男子，在几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也信步走了过来。围观的人群下意识地为他让开一条路。小艳听到身边有人低声敬畏地说：“是省残联的刘理事长……”
刘理事长显然也被这组与众不同的展品吸引了。他看得格外仔细，先是拿起那双虎头鞋端详了片刻，眼中露出些许讶异和欣赏，然后又轻轻触摸了一下旗袍上那精致的梅花盘扣，最后，他的目光落在那个装着编织篮的袋子上——小艳情急之下，把那份按着红手印的、写着“工伤康复合作社”草案的几张纸，也塞在了篮子下面，此刻，一角粗糙的纸张露了出来。
刘理事长注意到了。他轻轻抽出那几张纸，扶了扶眼镜，低头看了起来。
会场嘈杂，小艳躲在远处，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能死死盯着刘理事长的表情。她的心跳已经快得要失控，手心全是冷汗。她看到刘理事长起初眉头微蹙，似乎有些疑惑，接着，他的表情逐渐变得专注、凝重，翻动纸张的速度慢了下来。
那几分钟，对小艳来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她仿佛能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
终于，刘理事长抬起头，目光扫视周围，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这是哪个单位送展的？负责人来了吗？”
周围一片安静，人们面面相觑。
小艳的心脏猛地一缩。她知道，审判的时刻到了。是福是祸，是机遇还是更大的难堪，就在此一举。
她深吸一口气，用力掐了自己的虎口一下，剧烈的疼痛让她暂时压下了几乎要让她瘫软的恐惧。她从阴影里走出来，脚步有些虚浮，却努力挺直了脊背，走向那群人，走向那位决定着可能命运的大领导。
她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干涩发颤，却清晰地回答道：
“领导，您好……是我放的。我叫梅小艳，来自安县……我们那不是单位，是……是一个快要办不下去的康复中心，还有……我们刚刚想试着办的，‘工伤康复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