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再仅仅作为周建国的妻子被询问，而是作为这个试图承载那些受伤生命的新生合作社的负责人，开始艰难地陈述。 “检察官同志，挪用公款是犯罪，我知道，国法如山。”她声音因为紧张而发颤，却努力保持着镇定，“但是……但是当年厂里情况复杂，有些历史原因……能不能……能不能请你们也调查一下，那些本该拿到赔偿却迟迟没有拿到的工人们？他们的苦难，是实实在在的啊！”
她从抽屉里翻出那些泛黄的、字迹模糊的工伤认定书复印件，翻出老张他们按着红手印的合作社章程，甚至拿出了省残联论坛的通知——她试图证明，有人在努力弥补，在试图从废墟里长出新的东西。
检察官接过那些材料，仔细地看着，表情依旧严肃，但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
检察官离开后，小艳像是打了一场硬仗，浑身虚脱。
但她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周建国的案子，像一把钥匙，很可能撬动的，是整个棉纺厂改制过程中被掩埋的、错综复杂的遗留问题。
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询问，她要主动去收集，去证明。
她开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走访那些曾经在棉纺厂工作过、尤其是受过工伤、却未能足额拿到赔偿的老工人。
这个过程艰难而心酸。
许多家庭一贫如洗，病人缠绵病榻，家属怨气冲天。提起棉纺厂，提起周建国，很多人破口大骂，但也有人在骂完之后，陷入长久的沉默，然后抹着眼泪，从箱底翻出同样泛黄的工伤证明、医疗单据，甚至当年厂里模糊的承诺字条。
“有什么用呢？人都废了，钱也要不回来了……” “周建国？哼！他也有今天！” “小艳院长，你是好人……可这世道……”
小艳默默地听着，记录着，收集着。每一份证词，每一张单据，都像一块冰冷的砖，垒砌起那段沉重历史的证据之墙，也压得她心头越来越沉。
就在她四处奔波、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援手，悄然出现。
那天傍晚，她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回到康复中心，却见母亲梅母不知何时来了，正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默默地看着炉火上一锅咕嘟冒泡的米粥。粥香弥漫在冰冷的空气里，带来一丝难得的暖意。
梅母没有多问，只是盛了一碗热粥递给她。小艳默默地接过，温热透过粗瓷碗传到她冰凉的指尖。
喝了几口粥，身上稍稍暖和了些，小艳才低声道：“妈，我最近……在找以前棉纺厂的老工人，问点事情。”
梅母拨弄了一下炉火，火光在她布满皱纹却依然沉静的脸上跳跃。她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无波：“今天……阿发来了。”
阿发？小艳愣了一下。那是母亲以前在学校工作时的老同事，一个老实巴交、话不多的男人，嫌老师工资低，凭关系后来好像去了棉纺厂工会？
梅母站起身，从随身带来的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里，拿出一个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厚厚的笔记本一样的东西，递给她。
“阿发听说建国的事，还有你在打听……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梅母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种千钧重量，“他说，他是棉纺厂最后一任工会主席，厂子散之前，有些东西……他觉得该留下来。”
小艳疑惑地接过那本厚厚的、边缘已经磨损的笔记本。
入手沉甸甸的。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
里面根本不是笔记本，而是一本手工装订的、用各种不同信纸、表格甚至烟盒背面书写后整理粘贴而成的——记录册。
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字。
记录的是历年来，棉纺厂大大小小的工伤事故、工人投诉、福利申请。而在许多条目的旁边，都用另一种略显潦草却坚定的笔迹，写着处理建议、争取过程、甚至部分款项的垫付记录。
小艳一眼就认出，那是周建国的笔迹！
她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心跳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
【1990年8月，织布车间女工刘桂花，手指卷入机器，截肢。厂方以“操作不当”拒赔。周副厂长三次申请，垫付医药费300元。（附：刘桂花按手印收据）】 【1991年底，锅炉工赵大年，矽肺病加重，家庭困难，年货申请被拒。周副厂长挪用厂里废旧物资处理款200元，购置米面油送至其家。（附：赵大年妻子感谢信碎片）】 【1992年改制前夕，三车间集体抗议赔偿标准过低。周副厂长连夜起草补充补偿方案，被厂办驳回。记录：需再想办法。】
一桩桩，一件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金额、甚至残留的票据碎片……像一幅斑驳却无比清晰的画卷，在她眼前缓缓展开。
这里面，有周建国的妥协、他的无奈，但更多的，是他在那个僵化溃败的体制夹缝中，所能做出的、极其有限却从未停止过的挣扎和努力！
那笔六万七的挪用公款，在这本沉甸甸的记录册背景下，忽然呈现出一种无比复杂、令人窒息的悲剧色彩。
它依然是错误，是犯罪，无可辩驳。但它似乎……并非源于纯粹的贪婪和堕落。
小艳的视线彻底模糊了，滚烫的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大滴大滴地砸落在那些泛黄的、承载着无数卑微挣扎与渺小善意的纸页上，晕开一小片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她终于明白，周建国那句“我欠的”，背负的究竟是怎样的重量。
那不仅仅是一笔钱，那是一整个时代轰然倒塌时，砸在几个小人物身上，无法挣脱、只能试图用血肉之躯去稍微垫一垫的、沉重的废墟。
她紧紧抱着那本记录册，像抱着一段滚烫的、充满悲怆与矛盾的历史，哭得不能自已。
梅母始终沉默地坐在旁边，轻轻拍着她的背，就像小时候那样。
直到小艳的哭声渐渐平息，她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平静：
“人啊……有时候就像那旧衣服上的破洞，补丁摞补丁，针脚歪歪扭扭，难看得很。可只要那根针线还在手里，没扔，就总想着……还能再缝一缝。”
第二天，小艳带着那本沉甸甸的记录册，以及她这些天收集来的工人证词，再次走进了县检察院。
这一次，她的脚步不再虚浮，她的眼神不再仅仅是惶恐和乞求，而是多了一种复杂的、沉重的坚定。
她将所有的材料，郑重地放在检察官的面前。
“这些都是……关于棉纺厂，关于周建国，还有一些……可能被忘了的人的证据。”她声音平静，却蕴含着力量，“该怎么判，法律说了算。但我觉得，这些……也不该被忘了。”
负责案件的检察官仔细地翻看着那本独特的“工会记录册”，表情越来越凝重。他看得非常慢，非常仔细。
办公室里只剩下纸页翻动的沙沙声。
许久，他抬起头，看向小艳，目光复杂，最终化为一声轻轻的叹息。 “情况……我们了解了。这些材料很重要，我们会纳入考量。”他的语气，比起之前的公事公办，似乎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温度，“法律不外乎人情，但前提是，事实必须清晰。”
走出检察院，深秋的阳光苍白无力，却依然有些刺眼。
小艳抬头望了望天，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积压在胸中许久的浊气。
清算还在继续，结局尚未可知。
但有些东西，在她心里，已经悄然不同了。那坚冰般的恨意与失望，在接触到那段复杂悲怆的真相后，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一种更为沉重、却也更加复杂的理解，如同缓慢渗出的地下水，开始无声地流淌。
她知道，她和周建国之间，横亘着法律的审判、道德的责问、以及无法磨灭的伤害。
但那份记录册，像一束微弱却执拗的光，照见了废墟之下，或许并非全然是黑暗。
她从抽屉里翻出那些泛黄的、字迹模糊的工伤认定书复印件，翻出老张他们按着红手印的合作社章程，甚至拿出了省残联论坛的通知——她试图证明，有人在努力弥补，在试图从废墟里长出新的东西。
检察官接过那些材料，仔细地看着，表情依旧严肃，但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
检察官离开后，小艳像是打了一场硬仗，浑身虚脱。
但她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周建国的案子，像一把钥匙，很可能撬动的，是整个棉纺厂改制过程中被掩埋的、错综复杂的遗留问题。
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询问，她要主动去收集，去证明。
她开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走访那些曾经在棉纺厂工作过、尤其是受过工伤、却未能足额拿到赔偿的老工人。
这个过程艰难而心酸。
许多家庭一贫如洗，病人缠绵病榻，家属怨气冲天。提起棉纺厂，提起周建国，很多人破口大骂，但也有人在骂完之后，陷入长久的沉默，然后抹着眼泪，从箱底翻出同样泛黄的工伤证明、医疗单据，甚至当年厂里模糊的承诺字条。
“有什么用呢？人都废了，钱也要不回来了……” “周建国？哼！他也有今天！” “小艳院长，你是好人……可这世道……”
小艳默默地听着，记录着，收集着。每一份证词，每一张单据，都像一块冰冷的砖，垒砌起那段沉重历史的证据之墙，也压得她心头越来越沉。
就在她四处奔波、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援手，悄然出现。
那天傍晚，她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回到康复中心，却见母亲梅母不知何时来了，正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默默地看着炉火上一锅咕嘟冒泡的米粥。粥香弥漫在冰冷的空气里，带来一丝难得的暖意。
梅母没有多问，只是盛了一碗热粥递给她。小艳默默地接过，温热透过粗瓷碗传到她冰凉的指尖。
喝了几口粥，身上稍稍暖和了些，小艳才低声道：“妈，我最近……在找以前棉纺厂的老工人，问点事情。”
梅母拨弄了一下炉火，火光在她布满皱纹却依然沉静的脸上跳跃。她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无波：“今天……阿发来了。”
阿发？小艳愣了一下。那是母亲以前在学校工作时的老同事，一个老实巴交、话不多的男人，嫌老师工资低，凭关系后来好像去了棉纺厂工会？
梅母站起身，从随身带来的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里，拿出一个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厚厚的笔记本一样的东西，递给她。
“阿发听说建国的事，还有你在打听……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梅母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种千钧重量，“他说，他是棉纺厂最后一任工会主席，厂子散之前，有些东西……他觉得该留下来。”
小艳疑惑地接过那本厚厚的、边缘已经磨损的笔记本。
入手沉甸甸的。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
里面根本不是笔记本，而是一本手工装订的、用各种不同信纸、表格甚至烟盒背面书写后整理粘贴而成的——记录册。
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字。
记录的是历年来，棉纺厂大大小小的工伤事故、工人投诉、福利申请。而在许多条目的旁边，都用另一种略显潦草却坚定的笔迹，写着处理建议、争取过程、甚至部分款项的垫付记录。
小艳一眼就认出，那是周建国的笔迹！
她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心跳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
【1990年8月，织布车间女工刘桂花，手指卷入机器，截肢。厂方以“操作不当”拒赔。周副厂长三次申请，垫付医药费300元。（附：刘桂花按手印收据）】 【1991年底，锅炉工赵大年，矽肺病加重，家庭困难，年货申请被拒。周副厂长挪用厂里废旧物资处理款200元，购置米面油送至其家。（附：赵大年妻子感谢信碎片）】 【1992年改制前夕，三车间集体抗议赔偿标准过低。周副厂长连夜起草补充补偿方案，被厂办驳回。记录：需再想办法。】
一桩桩，一件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金额、甚至残留的票据碎片……像一幅斑驳却无比清晰的画卷，在她眼前缓缓展开。
这里面，有周建国的妥协、他的无奈，但更多的，是他在那个僵化溃败的体制夹缝中，所能做出的、极其有限却从未停止过的挣扎和努力！
那笔六万七的挪用公款，在这本沉甸甸的记录册背景下，忽然呈现出一种无比复杂、令人窒息的悲剧色彩。
它依然是错误，是犯罪，无可辩驳。但它似乎……并非源于纯粹的贪婪和堕落。
小艳的视线彻底模糊了，滚烫的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大滴大滴地砸落在那些泛黄的、承载着无数卑微挣扎与渺小善意的纸页上，晕开一小片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她终于明白，周建国那句“我欠的”，背负的究竟是怎样的重量。
那不仅仅是一笔钱，那是一整个时代轰然倒塌时，砸在几个小人物身上，无法挣脱、只能试图用血肉之躯去稍微垫一垫的、沉重的废墟。
她紧紧抱着那本记录册，像抱着一段滚烫的、充满悲怆与矛盾的历史，哭得不能自已。
梅母始终沉默地坐在旁边，轻轻拍着她的背，就像小时候那样。
直到小艳的哭声渐渐平息，她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平静：
“人啊……有时候就像那旧衣服上的破洞，补丁摞补丁，针脚歪歪扭扭，难看得很。可只要那根针线还在手里，没扔，就总想着……还能再缝一缝。”
第二天，小艳带着那本沉甸甸的记录册，以及她这些天收集来的工人证词，再次走进了县检察院。
这一次，她的脚步不再虚浮，她的眼神不再仅仅是惶恐和乞求，而是多了一种复杂的、沉重的坚定。
她将所有的材料，郑重地放在检察官的面前。
“这些都是……关于棉纺厂，关于周建国，还有一些……可能被忘了的人的证据。”她声音平静，却蕴含着力量，“该怎么判，法律说了算。但我觉得，这些……也不该被忘了。”
负责案件的检察官仔细地翻看着那本独特的“工会记录册”，表情越来越凝重。他看得非常慢，非常仔细。
办公室里只剩下纸页翻动的沙沙声。
许久，他抬起头，看向小艳，目光复杂，最终化为一声轻轻的叹息。 “情况……我们了解了。这些材料很重要，我们会纳入考量。”他的语气，比起之前的公事公办，似乎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温度，“法律不外乎人情，但前提是，事实必须清晰。”
走出检察院，深秋的阳光苍白无力，却依然有些刺眼。
小艳抬头望了望天，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积压在胸中许久的浊气。
清算还在继续，结局尚未可知。
但有些东西，在她心里，已经悄然不同了。那坚冰般的恨意与失望，在接触到那段复杂悲怆的真相后，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一种更为沉重、却也更加复杂的理解，如同缓慢渗出的地下水，开始无声地流淌。
她知道，她和周建国之间，横亘着法律的审判、道德的责问、以及无法磨灭的伤害。
但那份记录册，像一束微弱却执拗的光，照见了废墟之下，或许并非全然是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