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
谁能想到，这小子会是大明的新主人？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春天，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的兴王府里，总能看到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少年，捧着本线装书坐在石榴树下，连春风吹落花瓣飘到书页上，都舍不得拂开。这少年便是朱厚熜，兴献王朱佑杬的独子，当时刚满十六岁。
没人把这个藩王世子当回事——在大明的宗室体系里，藩王就是“圈养的金丝雀”，一辈子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晃悠，不能干政，不能领兵，最多读读书、养养花，混个“贤王”的虚名。朱厚熜的爹朱佑杬还算安分，没搞过什么“争储”的幺蛾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当了一辈子兴王，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病逝后，朱厚熜按规矩承袭了爵位，日子过得平静得像安陆的护城河，没一点波澜。
他那时的生活，说好听点是“潜心治学”，说难听点就是“无所事事”。每天早上起来先给嫡母蒋氏请个安，然后就扎进书房，读《论语》《孟子》，也读《孙子兵法》《武经总要》——别以为他是个只会死读书的呆子，兴王府里藏着不少兵书，都是他爹当年从京城带过来的。有次府里的老管家看到他对着兵法地图发呆，笑着问：“世子爷，您又不是要带兵打仗，看这些干啥？”朱厚熜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点少年人特有的认真：“就算不当兵，知道天下的山川地形，总不是坏事。”
谁也没料到，这平静的日子，会被一封来自京城的急诏彻底打破。
正德十六年三月，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驾崩的消息传到安陆，兴王府上下一片慌乱——倒不是为正德皇帝的死难过，而是为“国无储君”的局面担忧。可没等大家慌几天，第二封诏书就到了，这次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亲自拟的，开头第一句就惊得蒋氏手里的茶碗差点摔了：“奉宪宗皇帝遗诏，迎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大统。”
“入继大统”？朱厚熜拿着诏书，手指都在抖。他不是没听过京城的事：那位堂兄正德皇帝，一辈子玩得疯，建豹房、养猛兽、带兵亲征，最后死在女人怀里，连个子嗣都没留下。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皇位”的馅饼，会砸到自己头上——按《明史·世宗本纪》的记载，他是“宪宗孙，兴献王佑杬子也”，论血缘，确实是当时最亲近的宗室继承人，可这距离“皇帝”的位置，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蒋氏抱着儿子哭了半天，又是喜又是怕：喜的是儿子要当皇帝，怕的是京城水深，那些文官个个精明，少年人去了怕是要被欺负。朱厚熜倒是比嫡母冷静，他先让人把诏书抄了好几份，确认不是假的，然后才对着蒋氏磕了个头：“娘，儿子去京城，定不会丢了兴王府的脸。”
出发北上那天，安陆的百姓都来送行，朱厚熜穿着藩王的蟒袍，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内阁派来的迎驾官员。走的时候，他特意把那本翻得卷了边的《论语》塞进了行李——他不知道，这本教他“仁礼”的书，很快就会成为他和整个文官集团交锋的“武器”。
从安陆到北京，走了整整二十天。越靠近京城，朱厚熜就越谨慎。迎驾的官员里有个叫梁储的，是杨廷和的老部下，一路上总想跟他“聊规矩”，说“到了京城，得先从东华门进，去文华殿当皇太子，再登基”。朱厚熜每次都笑着打岔，心里却早有了主意：我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给人当儿子的，想让我认别人当爹，没门！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的队伍到了北京城外的良乡。杨廷和派来的礼部官员早早在那等着，递上一份“登基流程”，核心还是“先当太子”。朱厚熜拿着流程单，直接扔给了身边的侍从：“告诉杨首辅，遗诏写的是‘入继大统’，不是‘入继东宫’，要改流程，就按遗诏来，不然我就回安陆去。”
这话传到杨廷和耳朵里，老首辅差点气笑了：一个十六岁的藩王，刚到北京就敢跟我叫板？可他也没办法——国不可一日无君，真把朱厚熜逼走了，他没法跟天下人交代。最后还是慈寿太后出来打圆场，说“先从大明门进，在奉天殿登基，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穿着龙袍，一步步走上奉天殿的丹陛。当太监喊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看着殿下跪着的文武百官，心里突然明白了：这皇帝的位置，不是靠血缘来的，是靠自己争来的。从这天起，“嘉靖”这个年号，开始书写属于它的四十四年历史。
嘉靖帝刚登基没半个月，杨廷和就带着礼部的官员找上门了，手里捧着一份《议礼疏》，开门见山：“陛下，按‘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规矩，您现在是孝宗皇帝（正德的爹）的嗣子，得认孝宗为‘皇考’，您的亲爹兴献王，只能叫‘皇叔父兴献大王’。”
这话一出口，嘉靖帝刚端起来的茶杯就停在了半空。他盯着杨廷和，半天没说话——他知道文官讲“礼法”，可没想到会这么不讲理：我亲爹养了我十六年，刚当了皇帝就不认爹了？这算哪门子规矩？
“杨首辅，”嘉靖帝放下茶杯，声音不算大，却带着股倔劲，“遗诏让我‘入继大统’，没让我‘入继人子’。我爹就是我爹，怎么能改成叔父？”
杨廷和早有准备，从袖子里掏出本《礼经》，翻到某一页递过去：“陛下，这是孔圣人定的规矩，‘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您现在是大明的皇帝，就得顾天下的‘公礼’，不能只讲自己的‘私情’。”
旁边的礼部尚书毛澄也跟着帮腔：“首辅说得对，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矩，陛下要是不认孝宗为皇考，就是违背祖制，天下人会说闲话的。”
嘉靖帝拿起《礼经》，翻了几页，突然问：“那要是先帝（正德）有儿子，我还用得着来当皇帝吗？既然是因为先帝没儿子，我才来继位，怎么就要不认亲爹了？”
这话把杨廷和问住了。可老首辅毕竟是官场老油条，很快就缓过神来：“陛下，祖制就是祖制，不能因为您的情况特殊就改。要是今天改了，以后宗室继位，个个都要认私亲，朝堂就乱了。”
就这么着，“认爹”的事，成了嘉靖朝第一个“烫手山芋”。朝堂上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杨廷和带头的“护礼派”，都是些老臣，占了朝堂的大多数，天天递奏折劝嘉靖“遵祖制”；另一派是嘉靖自己，加上几个敢说真话的小官，势单力薄，却硬着头皮跟“护礼派”扛。
最开始，嘉靖还想跟文官们讲道理。他让翰林院的人查史料，看看有没有“继位后不认亲爹”的先例。结果查来查去，还真有几个，可都是些亡国之君的例子，“护礼派”拿着这些例子天天怼他，说“陛下要是学那些昏君，大明就危险了”。嘉靖气得没法，只能把这事搁下来，心里却憋着一股劲：你们等着，我肯定要让我爹堂堂正正地被尊为皇考。
转机出在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的冬天。有个叫张璁的南京刑部主事，因为得罪了上司，被贬到南京当闲官，天天没事干就研究“礼仪”。他看到朝堂上为“认爹”的事吵得不可开交，觉得杨廷和他们那套不对，就写了篇《大礼疏》，派人送到北京，直接递到了嘉靖帝手里。
这篇《大礼疏》，可把嘉靖帝乐坏了。张璁在疏里说：“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陛下以兴献王子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也。夫为人后者，谓大宗无子，以小宗之子为之后，今大宗（孝宗）已有武宗（正德），陛下乃以武宗无子而继之，非以孝宗无子而继之也，故陛下仍当认兴献王为父。”
简单来说，张璁的意思是：孝宗有儿子（正德），你是因为正德没儿子才继位的，不是给孝宗当儿子的，所以认亲爹天经地义。这话句句说到嘉靖帝心坎里，他拿着疏文，当天就召集群臣，说“你们看，张璁懂规矩，你们不懂”。
杨廷和看到《大礼疏》，气得拍桌子：“一个小官也敢妄议朝政！”当即就想把张璁贬到更远的地方，可嘉靖帝护着张璁，说“张璁说得有道理，你们不能罚他”。杨廷和没办法，只能跟嘉靖帝耗着，说“只要我还在首辅的位置上，就不能让陛下认私亲”。
就这么耗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杨廷和见嘉靖帝死活不肯让步，干脆递交了辞呈。嘉靖帝早就看杨廷和不顺眼了，当即就准了——没了杨廷和这个“领头羊”，“护礼派”虽然还在闹，可已经没了之前的气势。
可“护礼派”里的硬骨头不少。杨廷和走后，吏部尚书乔宇、刑部尚书赵鉴等人接着带头反对，还组织了两百多个官员，天天在朝堂上哭谏，说“陛下要是不认孝宗为皇考，我们就撞死在朝堂上”。
嘉靖帝一开始还忍着，派人去劝，说“这事可以商量，你们别闹了”。可这些官员跟吃了秤砣似的，不仅不撤，还跑到左顺门去哭，有的拍门，有的喊“先帝（孝宗）饶命”，声音大得整个紫禁城都能听见。
嘉靖帝彻底火了。他把内阁大臣召来，问：“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治他们的罪？”内阁大臣里有个叫蒋冕的，是杨廷和的门生，还想劝：“陛下，他们也是为了礼法，您别生气。”嘉靖帝瞪了他一眼：“为了礼法就敢在皇宫里哭闹？这是以下犯上！”
当天下午，嘉靖帝下了一道圣旨：“左顺门哭谏者，为首八人，抓起来下狱；其余人等，罚廷杖三十。”
廷杖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用几十斤重的大棍子打屁股，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死亡。可那些“护礼派”官员还不服，被抓的时候还喊“陛下无道”。嘉靖帝更怒了，又下了道圣旨：“再抓一百三十人，廷杖五十！”
那天的紫禁城，惨叫声此起彼伏。左顺门外的广场上，锦衣卫按着官员打，血溅得到处都是，有十六个官员当场被打死，剩下的也都打得站不起来。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左顺门事件”。
经此一役，“护礼派”彻底被打怕了。没人再敢跟嘉靖帝争“认爹”的事。嘉靖三年七月，嘉靖帝正式下旨，尊亲爹朱佑杬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孝宗为“皇伯考”；嘉靖七年（1528年），又把朱佑杬的牌位请进了太庙，排在正德皇帝前面。
这场持续三年的“大礼仪之争”，最终以嘉靖帝的完胜告终。十六岁登基的少年，用一场血淋淋的“廷杖”，让整个文官集团明白了：这大明的天下，我说了算，就算是“礼法”，也得按我的规矩来。
打赢了“大礼仪之争”，嘉靖帝总算能安安心心处理朝政了。其实他刚登基的时候，就不是个只想“认爹”的糊涂蛋——他知道正德朝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所以从正德十六年登基到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这十几年里，他确实干了不少实事，史称“嘉靖新政”。
先说整顿吏治。正德朝的宦官，那可是出了名的嚣张——刘瑾、谷大用、张永这些人，把持朝政，卖官鬻爵，甚至敢私吞国库的钱。嘉靖帝刚登基，就拿宦官开刀。他先把正德朝的大太监谷大用贬到南京，又把那些在豹房里伺候正德的小太监全部赶走，还下了道圣旨：“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不得兼任外廷官职，违者斩。”
有个叫张锐的太监，在正德朝的时候负责东厂，手上沾了不少血，嘉靖帝登基后，他还想靠着给嘉靖帝送钱保命。结果嘉靖帝直接把他抓起来，让刑部审了三个月，最后判了个“凌迟处死”，还把他的家产抄了，充入国库。这事传开后，宫里的宦官再也不敢嚣张了，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除了整宦官，嘉靖帝还改革了“选官制度”。正德朝选官，要么靠关系，要么靠钱，真正有本事的人根本没机会。嘉靖帝让人修改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再只考死记硬背的“八股文”，而是加了“策论”，让考生针对朝政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还规定，地方官要是想升官，必须得有“政绩”——比如减税多少、安抚了多少流民、修了多少水利，不然就算关系再硬，也不能提拔。
有个叫海瑞的举人（当时还没中进士），在福建南平当教谕的时候，因为教得好，学生考上科举的多，被当地知府推荐升官。嘉靖帝看到海瑞的政绩报告，觉得这人不错，就破格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当知县。后来海瑞能成为“大明第一清官”，跟嘉靖帝这次破格提拔，也有点关系。
再说经济，正德朝的时候，土地兼并特别严重——王公贵族、宦官、大地主，抢着占老百姓的土地，很多农民没了地，只能当流民，有的甚至被逼得造反。嘉靖帝知道，要想天下太平，就得解决土地问题。他让人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都丈量一遍，登记在册，谁要是敢隐瞒土地，就严惩不贷。
清丈土地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个叫朱宸濠的宁王（虽然正德朝已经被平定，但他的残余势力还在），家里隐瞒了几千亩土地，当地官员不敢管。嘉靖帝知道后，直接派锦衣卫去查，不仅把土地收了回来，还把宁王的残余势力全部抄家，把土地分给了流民。这一下，全国的地主都老实了，清丈土地的工作顺利了不少。
除了清丈土地，嘉靖帝还减免赋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江南地区闹水灾，庄稼全淹了，老百姓没饭吃。嘉靖帝接到奏报后，当即下旨：“江南受灾州县，今年赋税全免，还从国库调粮十万石，赈济灾民。”他还怕地方官贪污赈灾粮，特意派了御史去监督，发现有贪污的，直接就地正法。
在军事上，嘉靖帝也没闲着。正德朝的时候，明朝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差——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将领要么怕死，要么贪财，连蒙古人都敢时不时来骚扰一下。嘉靖帝上台后，开始整顿军队：首先是“选兵”，只选年轻力壮的，老弱病残全部淘汰；然后是“练兵”，让将领带着士兵天天训练，还从边关调了些有经验的老兵来当教官；最后是“赏罚”，打了胜仗的，重赏；打了败仗的，严惩。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蒙古小王子率军侵犯大同，大同总兵不敢打仗，想花钱买平安。嘉靖帝知道后，把总兵革职查办，派了个叫王宪的将领去代替他。王宪到了大同后，按嘉靖帝的要求练兵，没几个月，军队战斗力就上来了。蒙古小王子再来的时候，王宪带着军队主动出击，把蒙古人打得大败而逃，还缴获了不少牛羊和武器。这是正德朝以来，明朝军队第一次在和蒙古人的战斗中取得大胜，嘉靖帝高兴得不行，亲自在奉天殿设宴，赏赐了王宪和所有参战的士兵。经此一役，边关的将领们也不敢再敷衍了事，明朝的军事实力总算有了点起色。
不过，“嘉靖新政”也不是一帆风顺。比如在整顿吏治的时候，就有不少老臣反对——这些人大多是杨廷和的旧部，觉得嘉靖帝太“急”，动不动就杀官，不符合“仁君”的做法。有个叫林俊的吏部尚书，还专门递了奏折，说“陛下整顿吏治是对的，但不能太严，不然官员们都不敢做事了”。嘉靖帝虽然没听他的，但也稍微放缓了节奏，没再像之前那样“一刀切”。
总的来说，嘉靖帝执政前十年，确实是个合格的皇帝。《明史·世宗本纪》里说他“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意思就是他刚登基的时候，清除了正德朝的各种弊端，天下人都觉得大明要重新兴盛起来了。要是他能一直这么干下去，说不定能成为像朱元璋、朱棣那样的“明君”。可谁也没料到，从嘉靖十年开始，这位皇帝的心思，慢慢从“朝政”转移到了“修道”上。
嘉靖帝开始修道，跟一场“大病”有关。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冬天，他得了场重感冒，咳嗽不止，还发高烧，太医们治了半个月都没好。就在这时，有个叫邵元节的道士，自称能“驱邪治病”，被人推荐到了宫里。
邵元节也没开药方，就做了场法事，烧了几道“符”，让嘉靖帝喝了符水。没想到，第二天嘉靖帝的烧还真退了，咳嗽也轻了不少。这下可把嘉靖帝给迷住了——他觉得这道士有“仙气”，比太医还厉害。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信道教，天天跟着邵元节学修道，还把皇宫里的钦安殿改成了“道观”，天天在里面烧香、炼丹。
一开始，嘉靖帝只是把修道当“爱好”，还没耽误朝政。可到了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邵元节说“陛下要想长生不老，就得天天炼丹，还得少管朝政，保持心境平和”。嘉靖帝本来就觉得处理朝政太累，一听这话，当即就决定“放权”——把朝堂上的事交给内阁，自己躲在宫里炼丹。
他修道的“规矩”还特别多：首先是“吃素”，不能吃肉，不能喝酒，每天只吃些蔬菜和丹药；然后是“穿道服”，不管是上朝（后来干脆不上朝了）还是私下里，都穿道士的长袍，还让宫里的妃嫔、太监也跟着穿；最后是“写青词”，道教祭祀的时候要念青词，嘉靖帝觉得写青词能“通神”，不仅自己写，还让大臣们也写，谁写得好，就给谁升官。
青词这东西，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得用华丽的词藻，还得符合道教的教义，一般的大臣根本写不来。唯独他——严嵩，却写得特别好。严嵩当时是礼部侍郎，官不算大，可他脑子活，知道嘉靖帝
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
谁能想到，这小子会是大明的新主人？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春天，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的兴王府里，总能看到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少年，捧着本线装书坐在石榴树下，连春风吹落花瓣飘到书页上，都舍不得拂开。这少年便是朱厚熜，兴献王朱佑杬的独子，当时刚满十六岁。
没人把这个藩王世子当回事——在大明的宗室体系里，藩王就是“圈养的金丝雀”，一辈子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晃悠，不能干政，不能领兵，最多读读书、养养花，混个“贤王”的虚名。朱厚熜的爹朱佑杬还算安分，没搞过什么“争储”的幺蛾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当了一辈子兴王，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病逝后，朱厚熜按规矩承袭了爵位，日子过得平静得像安陆的护城河，没一点波澜。
他那时的生活，说好听点是“潜心治学”，说难听点就是“无所事事”。每天早上起来先给嫡母蒋氏请个安，然后就扎进书房，读《论语》《孟子》，也读《孙子兵法》《武经总要》——别以为他是个只会死读书的呆子，兴王府里藏着不少兵书，都是他爹当年从京城带过来的。有次府里的老管家看到他对着兵法地图发呆，笑着问：“世子爷，您又不是要带兵打仗，看这些干啥？”朱厚熜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点少年人特有的认真：“就算不当兵，知道天下的山川地形，总不是坏事。”
谁也没料到，这平静的日子，会被一封来自京城的急诏彻底打破。
正德十六年三月，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驾崩的消息传到安陆，兴王府上下一片慌乱——倒不是为正德皇帝的死难过，而是为“国无储君”的局面担忧。可没等大家慌几天，第二封诏书就到了，这次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亲自拟的，开头第一句就惊得蒋氏手里的茶碗差点摔了：“奉宪宗皇帝遗诏，迎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大统。”
“入继大统”？朱厚熜拿着诏书，手指都在抖。他不是没听过京城的事：那位堂兄正德皇帝，一辈子玩得疯，建豹房、养猛兽、带兵亲征，最后死在女人怀里，连个子嗣都没留下。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皇位”的馅饼，会砸到自己头上——按《明史·世宗本纪》的记载，他是“宪宗孙，兴献王佑杬子也”，论血缘，确实是当时最亲近的宗室继承人，可这距离“皇帝”的位置，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蒋氏抱着儿子哭了半天，又是喜又是怕：喜的是儿子要当皇帝，怕的是京城水深，那些文官个个精明，少年人去了怕是要被欺负。朱厚熜倒是比嫡母冷静，他先让人把诏书抄了好几份，确认不是假的，然后才对着蒋氏磕了个头：“娘，儿子去京城，定不会丢了兴王府的脸。”
出发北上那天，安陆的百姓都来送行，朱厚熜穿着藩王的蟒袍，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内阁派来的迎驾官员。走的时候，他特意把那本翻得卷了边的《论语》塞进了行李——他不知道，这本教他“仁礼”的书，很快就会成为他和整个文官集团交锋的“武器”。
从安陆到北京，走了整整二十天。越靠近京城，朱厚熜就越谨慎。迎驾的官员里有个叫梁储的，是杨廷和的老部下，一路上总想跟他“聊规矩”，说“到了京城，得先从东华门进，去文华殿当皇太子，再登基”。朱厚熜每次都笑着打岔，心里却早有了主意：我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给人当儿子的，想让我认别人当爹，没门！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的队伍到了北京城外的良乡。杨廷和派来的礼部官员早早在那等着，递上一份“登基流程”，核心还是“先当太子”。朱厚熜拿着流程单，直接扔给了身边的侍从：“告诉杨首辅，遗诏写的是‘入继大统’，不是‘入继东宫’，要改流程，就按遗诏来，不然我就回安陆去。”
这话传到杨廷和耳朵里，老首辅差点气笑了：一个十六岁的藩王，刚到北京就敢跟我叫板？可他也没办法——国不可一日无君，真把朱厚熜逼走了，他没法跟天下人交代。最后还是慈寿太后出来打圆场，说“先从大明门进，在奉天殿登基，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穿着龙袍，一步步走上奉天殿的丹陛。当太监喊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看着殿下跪着的文武百官，心里突然明白了：这皇帝的位置，不是靠血缘来的，是靠自己争来的。从这天起，“嘉靖”这个年号，开始书写属于它的四十四年历史。
嘉靖帝刚登基没半个月，杨廷和就带着礼部的官员找上门了，手里捧着一份《议礼疏》，开门见山：“陛下，按‘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规矩，您现在是孝宗皇帝（正德的爹）的嗣子，得认孝宗为‘皇考’，您的亲爹兴献王，只能叫‘皇叔父兴献大王’。”
这话一出口，嘉靖帝刚端起来的茶杯就停在了半空。他盯着杨廷和，半天没说话——他知道文官讲“礼法”，可没想到会这么不讲理：我亲爹养了我十六年，刚当了皇帝就不认爹了？这算哪门子规矩？
“杨首辅，”嘉靖帝放下茶杯，声音不算大，却带着股倔劲，“遗诏让我‘入继大统’，没让我‘入继人子’。我爹就是我爹，怎么能改成叔父？”
杨廷和早有准备，从袖子里掏出本《礼经》，翻到某一页递过去：“陛下，这是孔圣人定的规矩，‘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您现在是大明的皇帝，就得顾天下的‘公礼’，不能只讲自己的‘私情’。”
旁边的礼部尚书毛澄也跟着帮腔：“首辅说得对，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矩，陛下要是不认孝宗为皇考，就是违背祖制，天下人会说闲话的。”
嘉靖帝拿起《礼经》，翻了几页，突然问：“那要是先帝（正德）有儿子，我还用得着来当皇帝吗？既然是因为先帝没儿子，我才来继位，怎么就要不认亲爹了？”
这话把杨廷和问住了。可老首辅毕竟是官场老油条，很快就缓过神来：“陛下，祖制就是祖制，不能因为您的情况特殊就改。要是今天改了，以后宗室继位，个个都要认私亲，朝堂就乱了。”
就这么着，“认爹”的事，成了嘉靖朝第一个“烫手山芋”。朝堂上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杨廷和带头的“护礼派”，都是些老臣，占了朝堂的大多数，天天递奏折劝嘉靖“遵祖制”；另一派是嘉靖自己，加上几个敢说真话的小官，势单力薄，却硬着头皮跟“护礼派”扛。
最开始，嘉靖还想跟文官们讲道理。他让翰林院的人查史料，看看有没有“继位后不认亲爹”的先例。结果查来查去，还真有几个，可都是些亡国之君的例子，“护礼派”拿着这些例子天天怼他，说“陛下要是学那些昏君，大明就危险了”。嘉靖气得没法，只能把这事搁下来，心里却憋着一股劲：你们等着，我肯定要让我爹堂堂正正地被尊为皇考。
转机出在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的冬天。有个叫张璁的南京刑部主事，因为得罪了上司，被贬到南京当闲官，天天没事干就研究“礼仪”。他看到朝堂上为“认爹”的事吵得不可开交，觉得杨廷和他们那套不对，就写了篇《大礼疏》，派人送到北京，直接递到了嘉靖帝手里。
这篇《大礼疏》，可把嘉靖帝乐坏了。张璁在疏里说：“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陛下以兴献王子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也。夫为人后者，谓大宗无子，以小宗之子为之后，今大宗（孝宗）已有武宗（正德），陛下乃以武宗无子而继之，非以孝宗无子而继之也，故陛下仍当认兴献王为父。”
简单来说，张璁的意思是：孝宗有儿子（正德），你是因为正德没儿子才继位的，不是给孝宗当儿子的，所以认亲爹天经地义。这话句句说到嘉靖帝心坎里，他拿着疏文，当天就召集群臣，说“你们看，张璁懂规矩，你们不懂”。
杨廷和看到《大礼疏》，气得拍桌子：“一个小官也敢妄议朝政！”当即就想把张璁贬到更远的地方，可嘉靖帝护着张璁，说“张璁说得有道理，你们不能罚他”。杨廷和没办法，只能跟嘉靖帝耗着，说“只要我还在首辅的位置上，就不能让陛下认私亲”。
就这么耗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杨廷和见嘉靖帝死活不肯让步，干脆递交了辞呈。嘉靖帝早就看杨廷和不顺眼了，当即就准了——没了杨廷和这个“领头羊”，“护礼派”虽然还在闹，可已经没了之前的气势。
可“护礼派”里的硬骨头不少。杨廷和走后，吏部尚书乔宇、刑部尚书赵鉴等人接着带头反对，还组织了两百多个官员，天天在朝堂上哭谏，说“陛下要是不认孝宗为皇考，我们就撞死在朝堂上”。
嘉靖帝一开始还忍着，派人去劝，说“这事可以商量，你们别闹了”。可这些官员跟吃了秤砣似的，不仅不撤，还跑到左顺门去哭，有的拍门，有的喊“先帝（孝宗）饶命”，声音大得整个紫禁城都能听见。
嘉靖帝彻底火了。他把内阁大臣召来，问：“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治他们的罪？”内阁大臣里有个叫蒋冕的，是杨廷和的门生，还想劝：“陛下，他们也是为了礼法，您别生气。”嘉靖帝瞪了他一眼：“为了礼法就敢在皇宫里哭闹？这是以下犯上！”
当天下午，嘉靖帝下了一道圣旨：“左顺门哭谏者，为首八人，抓起来下狱；其余人等，罚廷杖三十。”
廷杖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用几十斤重的大棍子打屁股，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死亡。可那些“护礼派”官员还不服，被抓的时候还喊“陛下无道”。嘉靖帝更怒了，又下了道圣旨：“再抓一百三十人，廷杖五十！”
那天的紫禁城，惨叫声此起彼伏。左顺门外的广场上，锦衣卫按着官员打，血溅得到处都是，有十六个官员当场被打死，剩下的也都打得站不起来。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左顺门事件”。
经此一役，“护礼派”彻底被打怕了。没人再敢跟嘉靖帝争“认爹”的事。嘉靖三年七月，嘉靖帝正式下旨，尊亲爹朱佑杬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孝宗为“皇伯考”；嘉靖七年（1528年），又把朱佑杬的牌位请进了太庙，排在正德皇帝前面。
这场持续三年的“大礼仪之争”，最终以嘉靖帝的完胜告终。十六岁登基的少年，用一场血淋淋的“廷杖”，让整个文官集团明白了：这大明的天下，我说了算，就算是“礼法”，也得按我的规矩来。
打赢了“大礼仪之争”，嘉靖帝总算能安安心心处理朝政了。其实他刚登基的时候，就不是个只想“认爹”的糊涂蛋——他知道正德朝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所以从正德十六年登基到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这十几年里，他确实干了不少实事，史称“嘉靖新政”。
先说整顿吏治。正德朝的宦官，那可是出了名的嚣张——刘瑾、谷大用、张永这些人，把持朝政，卖官鬻爵，甚至敢私吞国库的钱。嘉靖帝刚登基，就拿宦官开刀。他先把正德朝的大太监谷大用贬到南京，又把那些在豹房里伺候正德的小太监全部赶走，还下了道圣旨：“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不得兼任外廷官职，违者斩。”
有个叫张锐的太监，在正德朝的时候负责东厂，手上沾了不少血，嘉靖帝登基后，他还想靠着给嘉靖帝送钱保命。结果嘉靖帝直接把他抓起来，让刑部审了三个月，最后判了个“凌迟处死”，还把他的家产抄了，充入国库。这事传开后，宫里的宦官再也不敢嚣张了，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除了整宦官，嘉靖帝还改革了“选官制度”。正德朝选官，要么靠关系，要么靠钱，真正有本事的人根本没机会。嘉靖帝让人修改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再只考死记硬背的“八股文”，而是加了“策论”，让考生针对朝政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还规定，地方官要是想升官，必须得有“政绩”——比如减税多少、安抚了多少流民、修了多少水利，不然就算关系再硬，也不能提拔。
有个叫海瑞的举人（当时还没中进士），在福建南平当教谕的时候，因为教得好，学生考上科举的多，被当地知府推荐升官。嘉靖帝看到海瑞的政绩报告，觉得这人不错，就破格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当知县。后来海瑞能成为“大明第一清官”，跟嘉靖帝这次破格提拔，也有点关系。
再说经济，正德朝的时候，土地兼并特别严重——王公贵族、宦官、大地主，抢着占老百姓的土地，很多农民没了地，只能当流民，有的甚至被逼得造反。嘉靖帝知道，要想天下太平，就得解决土地问题。他让人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都丈量一遍，登记在册，谁要是敢隐瞒土地，就严惩不贷。
清丈土地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个叫朱宸濠的宁王（虽然正德朝已经被平定，但他的残余势力还在），家里隐瞒了几千亩土地，当地官员不敢管。嘉靖帝知道后，直接派锦衣卫去查，不仅把土地收了回来，还把宁王的残余势力全部抄家，把土地分给了流民。这一下，全国的地主都老实了，清丈土地的工作顺利了不少。
除了清丈土地，嘉靖帝还减免赋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江南地区闹水灾，庄稼全淹了，老百姓没饭吃。嘉靖帝接到奏报后，当即下旨：“江南受灾州县，今年赋税全免，还从国库调粮十万石，赈济灾民。”他还怕地方官贪污赈灾粮，特意派了御史去监督，发现有贪污的，直接就地正法。
在军事上，嘉靖帝也没闲着。正德朝的时候，明朝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差——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将领要么怕死，要么贪财，连蒙古人都敢时不时来骚扰一下。嘉靖帝上台后，开始整顿军队：首先是“选兵”，只选年轻力壮的，老弱病残全部淘汰；然后是“练兵”，让将领带着士兵天天训练，还从边关调了些有经验的老兵来当教官；最后是“赏罚”，打了胜仗的，重赏；打了败仗的，严惩。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蒙古小王子率军侵犯大同，大同总兵不敢打仗，想花钱买平安。嘉靖帝知道后，把总兵革职查办，派了个叫王宪的将领去代替他。王宪到了大同后，按嘉靖帝的要求练兵，没几个月，军队战斗力就上来了。蒙古小王子再来的时候，王宪带着军队主动出击，把蒙古人打得大败而逃，还缴获了不少牛羊和武器。这是正德朝以来，明朝军队第一次在和蒙古人的战斗中取得大胜，嘉靖帝高兴得不行，亲自在奉天殿设宴，赏赐了王宪和所有参战的士兵。经此一役，边关的将领们也不敢再敷衍了事，明朝的军事实力总算有了点起色。
不过，“嘉靖新政”也不是一帆风顺。比如在整顿吏治的时候，就有不少老臣反对——这些人大多是杨廷和的旧部，觉得嘉靖帝太“急”，动不动就杀官，不符合“仁君”的做法。有个叫林俊的吏部尚书，还专门递了奏折，说“陛下整顿吏治是对的，但不能太严，不然官员们都不敢做事了”。嘉靖帝虽然没听他的，但也稍微放缓了节奏，没再像之前那样“一刀切”。
总的来说，嘉靖帝执政前十年，确实是个合格的皇帝。《明史·世宗本纪》里说他“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意思就是他刚登基的时候，清除了正德朝的各种弊端，天下人都觉得大明要重新兴盛起来了。要是他能一直这么干下去，说不定能成为像朱元璋、朱棣那样的“明君”。可谁也没料到，从嘉靖十年开始，这位皇帝的心思，慢慢从“朝政”转移到了“修道”上。
嘉靖帝开始修道，跟一场“大病”有关。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冬天，他得了场重感冒，咳嗽不止，还发高烧，太医们治了半个月都没好。就在这时，有个叫邵元节的道士，自称能“驱邪治病”，被人推荐到了宫里。
邵元节也没开药方，就做了场法事，烧了几道“符”，让嘉靖帝喝了符水。没想到，第二天嘉靖帝的烧还真退了，咳嗽也轻了不少。这下可把嘉靖帝给迷住了——他觉得这道士有“仙气”，比太医还厉害。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信道教，天天跟着邵元节学修道，还把皇宫里的钦安殿改成了“道观”，天天在里面烧香、炼丹。
一开始，嘉靖帝只是把修道当“爱好”，还没耽误朝政。可到了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邵元节说“陛下要想长生不老，就得天天炼丹，还得少管朝政，保持心境平和”。嘉靖帝本来就觉得处理朝政太累，一听这话，当即就决定“放权”——把朝堂上的事交给内阁，自己躲在宫里炼丹。
他修道的“规矩”还特别多：首先是“吃素”，不能吃肉，不能喝酒，每天只吃些蔬菜和丹药；然后是“穿道服”，不管是上朝（后来干脆不上朝了）还是私下里，都穿道士的长袍，还让宫里的妃嫔、太监也跟着穿；最后是“写青词”，道教祭祀的时候要念青词，嘉靖帝觉得写青词能“通神”，不仅自己写，还让大臣们也写，谁写得好，就给谁升官。
青词这东西，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得用华丽的词藻，还得符合道教的教义，一般的大臣根本写不来。唯独他——严嵩，却写得特别好。严嵩当时是礼部侍郎，官不算大，可他脑子活，知道嘉靖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