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前三天的傍晚，我推开了县城家属院的铁门。红砖楼墙爬满了爬山虎的枯藤，父亲单位的老自行车棚还杵在楼下，母亲正站在三楼阳台收被子，看见我出现在楼道口，探着身子喊：“泽岚？咋不提前说一声！”
楼梯间的声控灯随着我的脚步次第亮起，映着墙上斑驳的“文明家庭”奖状。这是父亲在县化肥厂当班长时得的，镜框边缘掉了块漆，却被母亲擦得锃亮。刚到二楼，就听见父亲在屋里咳嗽——他退休后总这样，车间里吸了二十年粉尘，嗓子像装着把沙子。
“回来啦？”父亲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还捏着《参考消息》，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穿的深蓝色工装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这是他一辈子的习惯，说“穿这个干活利索”。母亲已经系上围裙钻进厨房，抽油烟机嗡嗡响起来，混着她的念叨：“冰箱里有你爱吃的带鱼，早上刚买的。”
饭桌上摆着四菜一汤，都是我从小爱吃的：红烧带鱼、醋溜白菜、炒花生，还有盆紫菜蛋花汤。母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鱼，筷子在瓷盘上划出轻响：“在乡里是不是没好好吃饭？看你瘦的，脸都晒黑了。”
我扒拉着米饭，目光落在父亲的手背上——那里有块月牙形的疤，是年轻时检修机器被齿轮蹭的。小时候我总摸着这疤说：“爸，你是英雄。”现在才明白，这疤里藏着的，是供我上学的工资，是母亲在百货大楼站柜台的辛苦，是这个县城普通家庭的全部分量。
“下礼拜我要去市里考试。”我放下筷子，汤碗的热气在镜片上蒙上层雾，“考市政府的公务员。”
母亲的筷子顿在半空，带鱼的油星滴在桌布上，洇出个小小的黄点。“公务员？”她扶了扶鬓角的碎发，语气里带着惊讶，“就是你张叔那种？在市政府大楼上班，天天写材料的？”
张叔是父亲的老同事，后来转行去了机关，每次过年串门都穿西装，母亲总说“那才是体面工作”。可她不知道，我在青石乡写的材料，比张叔桌上的文件厚得多——红果村修路的申请、李家坳打井的报告、全乡低保户的核查表，每一页都带着泥土味。
“差不多。”我从包里掏出招考简章，父亲推了推老花镜凑过来，手指在“综合一科”那栏停住：“写材料的？你在学校时作文就好，说不定能行。”他说话时总这样，永远带着点笨拙的鼓励。
“在乡里不是挺好？”母亲往我碗里盛了勺汤，“赵书记上次来县城开会，特意到百货大楼找我，说你帮红果村修路立了功，还说要给你争取转正。”她总觉得“乡下”是过渡，转正了就能回县城，像父亲一样找个安稳差事。
我望着窗外的路灯，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落在桌布上，突然想起李家坳的夜晚。那里没有路灯，却有比星星还密的萤火虫，孩子们举着玻璃瓶跑过打谷场，喊着“李大哥，给我们念课文”。有个叫小石头的娃，总把冻裂的手藏在袖子里，却能把《卖火柴的小女孩》背得让人心酸。
“妈，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王老师不？”我夹了颗花生，“就是李家坳小学的，全校就她一个老师，带着二十多个娃，教室窗户破了用塑料布糊着，冬天冻得握不住笔。”
母亲点点头，往厨房拿醋瓶的脚步慢了些。她在百货大楼卖了三十年文具，最知道铅笔橡皮对娃的分量。上次我托她带二十块橡皮，她特意挑了带卡通图案的，说“娃们会
楼梯间的声控灯随着我的脚步次第亮起，映着墙上斑驳的“文明家庭”奖状。这是父亲在县化肥厂当班长时得的，镜框边缘掉了块漆，却被母亲擦得锃亮。刚到二楼，就听见父亲在屋里咳嗽——他退休后总这样，车间里吸了二十年粉尘，嗓子像装着把沙子。
“回来啦？”父亲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还捏着《参考消息》，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穿的深蓝色工装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这是他一辈子的习惯，说“穿这个干活利索”。母亲已经系上围裙钻进厨房，抽油烟机嗡嗡响起来，混着她的念叨：“冰箱里有你爱吃的带鱼，早上刚买的。”
饭桌上摆着四菜一汤，都是我从小爱吃的：红烧带鱼、醋溜白菜、炒花生，还有盆紫菜蛋花汤。母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鱼，筷子在瓷盘上划出轻响：“在乡里是不是没好好吃饭？看你瘦的，脸都晒黑了。”
我扒拉着米饭，目光落在父亲的手背上——那里有块月牙形的疤，是年轻时检修机器被齿轮蹭的。小时候我总摸着这疤说：“爸，你是英雄。”现在才明白，这疤里藏着的，是供我上学的工资，是母亲在百货大楼站柜台的辛苦，是这个县城普通家庭的全部分量。
“下礼拜我要去市里考试。”我放下筷子，汤碗的热气在镜片上蒙上层雾，“考市政府的公务员。”
母亲的筷子顿在半空，带鱼的油星滴在桌布上，洇出个小小的黄点。“公务员？”她扶了扶鬓角的碎发，语气里带着惊讶，“就是你张叔那种？在市政府大楼上班，天天写材料的？”
张叔是父亲的老同事，后来转行去了机关，每次过年串门都穿西装，母亲总说“那才是体面工作”。可她不知道，我在青石乡写的材料，比张叔桌上的文件厚得多——红果村修路的申请、李家坳打井的报告、全乡低保户的核查表，每一页都带着泥土味。
“差不多。”我从包里掏出招考简章，父亲推了推老花镜凑过来，手指在“综合一科”那栏停住：“写材料的？你在学校时作文就好，说不定能行。”他说话时总这样，永远带着点笨拙的鼓励。
“在乡里不是挺好？”母亲往我碗里盛了勺汤，“赵书记上次来县城开会，特意到百货大楼找我，说你帮红果村修路立了功，还说要给你争取转正。”她总觉得“乡下”是过渡，转正了就能回县城，像父亲一样找个安稳差事。
我望着窗外的路灯，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落在桌布上，突然想起李家坳的夜晚。那里没有路灯，却有比星星还密的萤火虫，孩子们举着玻璃瓶跑过打谷场，喊着“李大哥，给我们念课文”。有个叫小石头的娃，总把冻裂的手藏在袖子里，却能把《卖火柴的小女孩》背得让人心酸。
“妈，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王老师不？”我夹了颗花生，“就是李家坳小学的，全校就她一个老师，带着二十多个娃，教室窗户破了用塑料布糊着，冬天冻得握不住笔。”
母亲点点头，往厨房拿醋瓶的脚步慢了些。她在百货大楼卖了三十年文具，最知道铅笔橡皮对娃的分量。上次我托她带二十块橡皮，她特意挑了带卡通图案的，说“娃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