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去衡阳（九）
李桂兰那句话，像烧红的铁钎，烙进了王建国的脑子里。
去美国。
这三个字，对于两个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连省城都没去过几次的老人来说，重得如同要撬起地球。恐惧依旧像冰冷的藤蔓缠绕着心脏，但此刻，那封外孙的求救信，那字里行间渗出的女儿的血泪，像灼热的岩浆，将恐惧硬生生烫化了，只剩下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
“怎么办？”李桂兰抓着他的手，指甲掐进他皮肉里，眼睛亮得骇人，那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疯狂，“我们怎么去？我们什么都不懂……”
王建国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他扶着妻子坐到椅子上，自己则像困兽一样在狭小的屋子里踱步。目光扫过积灰的墙壁，扫过破旧的家具，最后落在那张被李桂兰捏得皱巴巴的信纸上。
艾瑞克。八岁。胳膊上有伤，青的。
他的脚步猛地停住。
“借钱。”他吐出两个字，声音沙哑却斩钉截铁，“办签证，买机票。”
李桂兰怔住了：“找谁借？二十万……当年送瑶瑶出去，欠的债刚还清没几年……”巨大的现实压力瞬间砸下来，让她眼里的疯狂褪去少许，换上更深的茫然和焦虑。
王建国没说话，走到五斗柜前，又一次打开那个铁皮饼干盒。他翻找出那本薄薄的、页面发黄的存折。里面是他们攒了十几年，准备用来修葺一下这老房子、或是应付一场大病的可怜积蓄。数字少得可怜。
他看着那数字，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然后，他合上存折，眼神变得冷硬。
“把房子抵押了。”
李桂兰猛地倒抽一口冷气，惊恐地看着他：“抵押？这是我们……我们唯一的窝了！要是还不上……”
“还不上就算了！”王建国猛地打断她，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嘶哑，“窝没了，还能睡桥洞！闺女和外孙要是没了，咱俩守着这破房子等死吗？！”
李桂兰被他的吼声震住，张着嘴，看着他赤红的眼睛和剧烈起伏的胸口，再也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泪水无声地从她眼角滑落，她低下头，用手背死死捂住嘴，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
王建国喘着粗气，别开脸，不忍看妻子哭泣的模样。他知道这决定有多疯狂，多不计后果。但他们没有退路了。
接下来的日子，老两口像两个上了发条的旧玩偶，拖着衰老的身躯，开始了一场他们完全陌生的、艰难笨拙的奔跑。
王建国跑遍了全市的旅行社和出入境中介，磕磕巴巴地咨询赴美签证。他听得云里雾里，那些英文表格、资产证明、面签流程、邀请函……像天书一样。中介看着他寒酸的穿着和那点可怜的存款证明，眼神里的轻蔑几乎不加掩饰。最后，是一家小中介看在老人苦苦哀求的份上，勉强接了下来，费用高昂。
李桂兰则负责跑社区、跑街道办，开各种证明，又偷偷找了几家远房亲戚和多年的老邻居。开口借钱时，那种羞耻和难堪让她抬不起头。大多数人一听是要抵押房子去美国“找麻烦”，都婉言拒绝，或劝他们别犯糊涂。只有一两家看在多年情分上，借了一点，但也是杯水车薪。
银行那边更是困难重重。房子老旧，地段一般，评估价压得很低。贷款经理听着他们语焉不详的借款用途（他们不敢说真实原因，只含糊说探亲），审查得格外严格。过程一波三折。
王建国几乎每晚都睡不着，睁着眼睛到天亮。李桂兰的咳嗽又加重了，中药味日夜弥漫在屋里，混合着无法散去的焦虑。
一个月后，签证面签。老两口穿着最体面的衣服，站在使馆外长长的队伍里，紧张得手心全是汗。面对签证官的问题，王建国按照中介培训的，机械地背诵着“去看女儿，旅游观光”。签证官翻看着他们单薄的材料，寥寥几句，面无表情地盖下了拒签章。
“对不起，根据您提供的材料，我们认为您没有充分证明您会在行程结束后按时返回中国。”
冰冷的拒绝，像一盆冰水，当头浇下。
走出使馆，李桂兰的腿一下就软了，瘫坐在路边的花坛上，脸色灰败，眼神彻底空了。
王建国扶着她，仰头看着异国使馆冰冷的旗帜，太阳穴突突地跳，一股铁锈般的腥甜味涌上喉咙。失败了。这条路，也断了？
绝望像冰冷的潮水，再次淹没上来。
就在他们万念俱灰，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王建国那台旧手机又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区号是北京的。
他麻木地接起。
“是王建国先生吗？您好，我们这里是某公益法律援助中心。我们关注到一些涉及海外华人家庭权益的案件，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您女儿的情况……我们有一些跨国合作的法律志愿者，或许……能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帮助，比如尝试以法律咨询的名义，与您女儿取得一次正式联系，了解她的真实意愿和处境……”
电话里的声音冷静而专业，却像一道微弱的光，刺破了浓重的黑暗。
王建国握着手机，手抖得几乎拿不住。他语无伦次地重复着：“谢谢……谢谢……需要什么？我们……我们怎么办？”
“……我们需要您和您女儿的详细资料，以及您掌握的所有信息。另外，这类援助可能需要一些基本的费用，用于支付国际通讯和当地志愿者的少量交通补贴……”
“有！我们有！”王建国急切地应着，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有钱！我们正在办！正在弄钱！”
挂了电话，他看向瘫坐在那里的李桂兰，眼睛里重新燃起一点摇晃的、却不肯熄灭的火苗。
“有办法了……有地方……说能帮忙……”他声音嘶哑，搀扶起妻子，“回家……我们再想办法……钱……总能想到办法……”
李桂兰茫然地看着他，像个失去提线的木偶，被他半扶半抱地拉着，踉跄地走向公交车站。
路还长，希望依旧渺茫得像风中残烛。
但只要那封铅笔信还在口袋里发烫，只要“艾瑞克”那三个字还在脑海里盘旋，他们就不能停下。
就算爬，也要爬出一条路来。
李桂兰那句话，像烧红的铁钎，烙进了王建国的脑子里。
去美国。
这三个字，对于两个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连省城都没去过几次的老人来说，重得如同要撬起地球。恐惧依旧像冰冷的藤蔓缠绕着心脏，但此刻，那封外孙的求救信，那字里行间渗出的女儿的血泪，像灼热的岩浆，将恐惧硬生生烫化了，只剩下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
“怎么办？”李桂兰抓着他的手，指甲掐进他皮肉里，眼睛亮得骇人，那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疯狂，“我们怎么去？我们什么都不懂……”
王建国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他扶着妻子坐到椅子上，自己则像困兽一样在狭小的屋子里踱步。目光扫过积灰的墙壁，扫过破旧的家具，最后落在那张被李桂兰捏得皱巴巴的信纸上。
艾瑞克。八岁。胳膊上有伤，青的。
他的脚步猛地停住。
“借钱。”他吐出两个字，声音沙哑却斩钉截铁，“办签证，买机票。”
李桂兰怔住了：“找谁借？二十万……当年送瑶瑶出去，欠的债刚还清没几年……”巨大的现实压力瞬间砸下来，让她眼里的疯狂褪去少许，换上更深的茫然和焦虑。
王建国没说话，走到五斗柜前，又一次打开那个铁皮饼干盒。他翻找出那本薄薄的、页面发黄的存折。里面是他们攒了十几年，准备用来修葺一下这老房子、或是应付一场大病的可怜积蓄。数字少得可怜。
他看着那数字，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然后，他合上存折，眼神变得冷硬。
“把房子抵押了。”
李桂兰猛地倒抽一口冷气，惊恐地看着他：“抵押？这是我们……我们唯一的窝了！要是还不上……”
“还不上就算了！”王建国猛地打断她，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嘶哑，“窝没了，还能睡桥洞！闺女和外孙要是没了，咱俩守着这破房子等死吗？！”
李桂兰被他的吼声震住，张着嘴，看着他赤红的眼睛和剧烈起伏的胸口，再也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泪水无声地从她眼角滑落，她低下头，用手背死死捂住嘴，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
王建国喘着粗气，别开脸，不忍看妻子哭泣的模样。他知道这决定有多疯狂，多不计后果。但他们没有退路了。
接下来的日子，老两口像两个上了发条的旧玩偶，拖着衰老的身躯，开始了一场他们完全陌生的、艰难笨拙的奔跑。
王建国跑遍了全市的旅行社和出入境中介，磕磕巴巴地咨询赴美签证。他听得云里雾里，那些英文表格、资产证明、面签流程、邀请函……像天书一样。中介看着他寒酸的穿着和那点可怜的存款证明，眼神里的轻蔑几乎不加掩饰。最后，是一家小中介看在老人苦苦哀求的份上，勉强接了下来，费用高昂。
李桂兰则负责跑社区、跑街道办，开各种证明，又偷偷找了几家远房亲戚和多年的老邻居。开口借钱时，那种羞耻和难堪让她抬不起头。大多数人一听是要抵押房子去美国“找麻烦”，都婉言拒绝，或劝他们别犯糊涂。只有一两家看在多年情分上，借了一点，但也是杯水车薪。
银行那边更是困难重重。房子老旧，地段一般，评估价压得很低。贷款经理听着他们语焉不详的借款用途（他们不敢说真实原因，只含糊说探亲），审查得格外严格。过程一波三折。
王建国几乎每晚都睡不着，睁着眼睛到天亮。李桂兰的咳嗽又加重了，中药味日夜弥漫在屋里，混合着无法散去的焦虑。
一个月后，签证面签。老两口穿着最体面的衣服，站在使馆外长长的队伍里，紧张得手心全是汗。面对签证官的问题，王建国按照中介培训的，机械地背诵着“去看女儿，旅游观光”。签证官翻看着他们单薄的材料，寥寥几句，面无表情地盖下了拒签章。
“对不起，根据您提供的材料，我们认为您没有充分证明您会在行程结束后按时返回中国。”
冰冷的拒绝，像一盆冰水，当头浇下。
走出使馆，李桂兰的腿一下就软了，瘫坐在路边的花坛上，脸色灰败，眼神彻底空了。
王建国扶着她，仰头看着异国使馆冰冷的旗帜，太阳穴突突地跳，一股铁锈般的腥甜味涌上喉咙。失败了。这条路，也断了？
绝望像冰冷的潮水，再次淹没上来。
就在他们万念俱灰，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王建国那台旧手机又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区号是北京的。
他麻木地接起。
“是王建国先生吗？您好，我们这里是某公益法律援助中心。我们关注到一些涉及海外华人家庭权益的案件，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您女儿的情况……我们有一些跨国合作的法律志愿者，或许……能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帮助，比如尝试以法律咨询的名义，与您女儿取得一次正式联系，了解她的真实意愿和处境……”
电话里的声音冷静而专业，却像一道微弱的光，刺破了浓重的黑暗。
王建国握着手机，手抖得几乎拿不住。他语无伦次地重复着：“谢谢……谢谢……需要什么？我们……我们怎么办？”
“……我们需要您和您女儿的详细资料，以及您掌握的所有信息。另外，这类援助可能需要一些基本的费用，用于支付国际通讯和当地志愿者的少量交通补贴……”
“有！我们有！”王建国急切地应着，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有钱！我们正在办！正在弄钱！”
挂了电话，他看向瘫坐在那里的李桂兰，眼睛里重新燃起一点摇晃的、却不肯熄灭的火苗。
“有办法了……有地方……说能帮忙……”他声音嘶哑，搀扶起妻子，“回家……我们再想办法……钱……总能想到办法……”
李桂兰茫然地看着他，像个失去提线的木偶，被他半扶半抱地拉着，踉跄地走向公交车站。
路还长，希望依旧渺茫得像风中残烛。
但只要那封铅笔信还在口袋里发烫，只要“艾瑞克”那三个字还在脑海里盘旋，他们就不能停下。
就算爬，也要爬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