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草原上的战火愈演愈烈，窝阔台与蒙哥两大集团围绕汗位继承权的争夺，已从最初的试探、摩擦，升级为惨烈的部族会战。消息不断通过边境细作和往来商旅传入真定，再由陆明远以经过“润色”的形式报往临安。每一次战报，都让临安朝堂对陆明远“洞察先机”、“制衡有方”的能力增添一分信服，也让他个人在北疆的权威更加稳固如山。
然而，陆明远深知，这远远不够。来自临安的掣肘并未根除，只是暂时被巨大的外部机遇和风险所压抑。史弥远就像一条潜伏在暗处的毒蛇，一旦蒙古局势明朗，或者自己稍有行差踏错，必然会再次发动致命一击。他不能永远将自身的安危与权位，寄托于北方那不可控的战火之上。他需要一个更根本的解决方案，一个能彻底解决后方隐患，让他能心无旁骛经营北疆、应对未来任何变局的稳固基础。
机会，伴随着风险而来，也往往隐藏在混乱之中。
这一日，陆明远接到韩震密报，史弥远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的王某，以其族弟的名义，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意图借助北疆因蒙古内战而略微松弛的边境管制，将一批严禁出境的生铁、硫磺等战略物资，走私贩卖给正在战争中急需此类物资的……窝阔台方面！显然，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史弥远集团已经不顾国家大义，甚至不惜资敌！而他们选择的路线，恰好经过陆明远心腹将领控制的一个边境榷场。
陆明远看着这份密报，眼中寒光乍现，随即又归于深沉的平静。他没有暴怒，也没有立刻下令拦截。他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足以将史弥远集团彻底钉在耻辱柱上的机会！但如何利用这个机会，需要极其精妙的谋划。
他立刻进行了一系列隐秘而迅速的操作：
首先，他密令控制该榷场的将领，对这支“商队”予以放行，但必须详细记录其人员、货物数量、特征，并派精干斥候暗中尾随，掌握其最终交易对象的确凿证据。
其次，他动用了安插在临安御史台的一位关键暗桩。这位御史素以刚正不阿闻名，与史弥远集团并无瓜葛，且对边事颇为关注。
接着，他亲自提笔，不是写奏章，而是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分别写给了几位地位超然、在军中和高门世家中有巨大影响力的致仕老臣，以及在皇室中颇有声望的两位郡王。信中，他绝口不提政争，只是以极其忧愤的语气，描述了边境守军发现有大股战略物资疑似走私北方的迹象，他虽已严令核查，但“深感忧虑”，担心“若此事为真，则前线将士浴血之功，将毁于一旦”，并“痛心”于“朝中竟有人为利欲熏心，行此资敌叛国之举，动摇国本”！他恳请这些老臣郡王，“念及江山社稷之重”，在“必要之时”，能“主持公道”。
这封信，看似求助，实为铺垫和煽风点火。他要先在最高权力圈层中，营造出对“资敌叛国”行为的极度愤慨和警惕的氛围。
做完这些，陆明远开始了耐心的等待。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手，布好了陷阱，藏起了锋芒，只等猎物自己走入绝境。
不久，韩震传回确凿消息：那支“商队”已成功与窝阔台方面的接应人员接触，完成了部分交易，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以及交易地点、对象的详细记录）已被秘密掌控。
同时，临安方面传来风声，那位被陆明远暗示的御史，似乎听到了一些关于边境物资异常流动的传闻，已经开始暗中留意户部和相关商路的动向。
时机成熟了！
陆明远终于动笔，写下了一封措辞极其严厉、证据链完整的密奏。在这封直接呈送御前的奏章中，他首先以沉痛的心情禀报了查获重大战略物资走私资敌案件的经过，附上了详尽的证据。然后，他话锋一转，并未直接指控史弥远，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户部侍郎王某，指出其“纵容族弟，勾结边吏，罔顾国法，资粮于敌”，并“深感震惊与愤慨”！他强烈要求朝廷彻查此事，追究所有涉案人员，“无论其位有多高，权有多重”，以正国法，以安军心，以谢天下！
这封奏章，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皇帝赵瑗览奏，勃然大怒！在北方战事如此紧要关头，竟然有人为了一己私利，向正在与蒙哥血战的窝阔台提供军需物资，这无异于在背后捅了正在为朝廷争取战略时间的边疆将士一刀！更是赤裸裸的叛国行径！
而更让赵瑗心惊的是，陆明远在奏章中那句“无论其位有多高，权有多重”，这几乎是指着史弥远的鼻子在警告了！他瞬间明白了此事背后的凶险。若处理不当，不仅国法荡然无存，边军必生动荡，甚至可能引发朝局彻底失控。
几乎与此同时，那些收到陆明远私信的老臣、郡王，也纷纷以不同方式向皇帝表达了对此事的“严重关切”和“极大愤慨”。军中一些高级将领闻讯，亦是群情汹涌。史弥远集团顿时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和被动。
史弥远本人又惊又怒，他万万没想到陆明远会如此狠辣，抓住了这样一个致命把柄。他试图弃车保帅，抛出王某顶罪，并动用力量压制舆论。然而，那位被陆明远暗中引导的御史，此刻挺身而出，依据陆明远提供的线索和自身调查，连续上本，穷追猛打，不仅坐实了王某的罪行，更将矛头隐隐指向了其背后的靠山。朝野上下，要求彻查到底、严惩国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皇帝赵瑗在巨大的压力下，深知此事已无法善了。为了平息众怒，稳定军心，也为了趁机削弱史弥远过于庞大的权势，他不得不下旨：户部侍郎王某，革职查办，抄没家产，三司会审，定斩不饶！其相关党羽，亦受牵连，罢黜多人。同时，下诏严厉申饬枢密院、户部等相关衙门“督察不严”之罪，并借此机会，进行了一番人事调整，将部分史弥远的亲信调离了关键岗位。
尽管史弥远本人凭借其根深蒂固的势力网络和皇帝的某种“平衡”考虑，暂时未被直接问罪，但其党羽遭受重创，其本人声望和权势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短时间内再也无力对北疆事务进行有效的掣肘。
消息传回真定，陆明远并未有任何喜悦之色。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他知道，这并非彻底的胜利，史弥远依然在位，潜在的威胁仍在。但经此一役，他成功地向朝野展示了自己不仅有能力御外，更有手段安内，敢于且能够铲除任何危害国家利益的蛀虫。他沉重打击了政敌的嚣张气焰，为自己，也为北疆，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可以放手施为的政治环境。
他站在真定城头，南方是暂时平息了波澜的临安，北方是依旧战火纷飞的草原。他利用一场边境危机，成功地反制了朝堂的掣肘，将命运的主动权，更大程度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然而，他心中并无丝毫轻松。解决内部的麻烦只是第一步，北方的巨变仍在持续，蒙古内战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大宋未来的命运。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他需要利用这来之不易的“窗口期”，更快地整军经武，更深地介入草原局势，为大宋谋划一个尽可能有利的未来。
风卷战旗，猎猎作响。陆明远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那里，历史的洪流正奔腾咆哮，而他，已然立于潮头。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是真正的，关乎国运的豪赌。
然而，陆明远深知，这远远不够。来自临安的掣肘并未根除，只是暂时被巨大的外部机遇和风险所压抑。史弥远就像一条潜伏在暗处的毒蛇，一旦蒙古局势明朗，或者自己稍有行差踏错，必然会再次发动致命一击。他不能永远将自身的安危与权位，寄托于北方那不可控的战火之上。他需要一个更根本的解决方案，一个能彻底解决后方隐患，让他能心无旁骛经营北疆、应对未来任何变局的稳固基础。
机会，伴随着风险而来，也往往隐藏在混乱之中。
这一日，陆明远接到韩震密报，史弥远的心腹、时任户部侍郎的王某，以其族弟的名义，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意图借助北疆因蒙古内战而略微松弛的边境管制，将一批严禁出境的生铁、硫磺等战略物资，走私贩卖给正在战争中急需此类物资的……窝阔台方面！显然，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史弥远集团已经不顾国家大义，甚至不惜资敌！而他们选择的路线，恰好经过陆明远心腹将领控制的一个边境榷场。
陆明远看着这份密报，眼中寒光乍现，随即又归于深沉的平静。他没有暴怒，也没有立刻下令拦截。他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足以将史弥远集团彻底钉在耻辱柱上的机会！但如何利用这个机会，需要极其精妙的谋划。
他立刻进行了一系列隐秘而迅速的操作：
首先，他密令控制该榷场的将领，对这支“商队”予以放行，但必须详细记录其人员、货物数量、特征，并派精干斥候暗中尾随，掌握其最终交易对象的确凿证据。
其次，他动用了安插在临安御史台的一位关键暗桩。这位御史素以刚正不阿闻名，与史弥远集团并无瓜葛，且对边事颇为关注。
接着，他亲自提笔，不是写奏章，而是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分别写给了几位地位超然、在军中和高门世家中有巨大影响力的致仕老臣，以及在皇室中颇有声望的两位郡王。信中，他绝口不提政争，只是以极其忧愤的语气，描述了边境守军发现有大股战略物资疑似走私北方的迹象，他虽已严令核查，但“深感忧虑”，担心“若此事为真，则前线将士浴血之功，将毁于一旦”，并“痛心”于“朝中竟有人为利欲熏心，行此资敌叛国之举，动摇国本”！他恳请这些老臣郡王，“念及江山社稷之重”，在“必要之时”，能“主持公道”。
这封信，看似求助，实为铺垫和煽风点火。他要先在最高权力圈层中，营造出对“资敌叛国”行为的极度愤慨和警惕的氛围。
做完这些，陆明远开始了耐心的等待。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手，布好了陷阱，藏起了锋芒，只等猎物自己走入绝境。
不久，韩震传回确凿消息：那支“商队”已成功与窝阔台方面的接应人员接触，完成了部分交易，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以及交易地点、对象的详细记录）已被秘密掌控。
同时，临安方面传来风声，那位被陆明远暗示的御史，似乎听到了一些关于边境物资异常流动的传闻，已经开始暗中留意户部和相关商路的动向。
时机成熟了！
陆明远终于动笔，写下了一封措辞极其严厉、证据链完整的密奏。在这封直接呈送御前的奏章中，他首先以沉痛的心情禀报了查获重大战略物资走私资敌案件的经过，附上了详尽的证据。然后，他话锋一转，并未直接指控史弥远，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户部侍郎王某，指出其“纵容族弟，勾结边吏，罔顾国法，资粮于敌”，并“深感震惊与愤慨”！他强烈要求朝廷彻查此事，追究所有涉案人员，“无论其位有多高，权有多重”，以正国法，以安军心，以谢天下！
这封奏章，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皇帝赵瑗览奏，勃然大怒！在北方战事如此紧要关头，竟然有人为了一己私利，向正在与蒙哥血战的窝阔台提供军需物资，这无异于在背后捅了正在为朝廷争取战略时间的边疆将士一刀！更是赤裸裸的叛国行径！
而更让赵瑗心惊的是，陆明远在奏章中那句“无论其位有多高，权有多重”，这几乎是指着史弥远的鼻子在警告了！他瞬间明白了此事背后的凶险。若处理不当，不仅国法荡然无存，边军必生动荡，甚至可能引发朝局彻底失控。
几乎与此同时，那些收到陆明远私信的老臣、郡王，也纷纷以不同方式向皇帝表达了对此事的“严重关切”和“极大愤慨”。军中一些高级将领闻讯，亦是群情汹涌。史弥远集团顿时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和被动。
史弥远本人又惊又怒，他万万没想到陆明远会如此狠辣，抓住了这样一个致命把柄。他试图弃车保帅，抛出王某顶罪，并动用力量压制舆论。然而，那位被陆明远暗中引导的御史，此刻挺身而出，依据陆明远提供的线索和自身调查，连续上本，穷追猛打，不仅坐实了王某的罪行，更将矛头隐隐指向了其背后的靠山。朝野上下，要求彻查到底、严惩国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皇帝赵瑗在巨大的压力下，深知此事已无法善了。为了平息众怒，稳定军心，也为了趁机削弱史弥远过于庞大的权势，他不得不下旨：户部侍郎王某，革职查办，抄没家产，三司会审，定斩不饶！其相关党羽，亦受牵连，罢黜多人。同时，下诏严厉申饬枢密院、户部等相关衙门“督察不严”之罪，并借此机会，进行了一番人事调整，将部分史弥远的亲信调离了关键岗位。
尽管史弥远本人凭借其根深蒂固的势力网络和皇帝的某种“平衡”考虑，暂时未被直接问罪，但其党羽遭受重创，其本人声望和权势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短时间内再也无力对北疆事务进行有效的掣肘。
消息传回真定，陆明远并未有任何喜悦之色。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他知道，这并非彻底的胜利，史弥远依然在位，潜在的威胁仍在。但经此一役，他成功地向朝野展示了自己不仅有能力御外，更有手段安内，敢于且能够铲除任何危害国家利益的蛀虫。他沉重打击了政敌的嚣张气焰，为自己，也为北疆，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可以放手施为的政治环境。
他站在真定城头，南方是暂时平息了波澜的临安，北方是依旧战火纷飞的草原。他利用一场边境危机，成功地反制了朝堂的掣肘，将命运的主动权，更大程度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然而，他心中并无丝毫轻松。解决内部的麻烦只是第一步，北方的巨变仍在持续，蒙古内战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大宋未来的命运。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他需要利用这来之不易的“窗口期”，更快地整军经武，更深地介入草原局势，为大宋谋划一个尽可能有利的未来。
风卷战旗，猎猎作响。陆明远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那里，历史的洪流正奔腾咆哮，而他，已然立于潮头。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是真正的，关乎国运的豪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