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上海的梅雨季像泡发的棉絮，把整座城裹得密不透风。霞飞路的梧桐叶沾着水汽，在青石板上拖出暗绿色的水痕，连空气里都飘着股樟木箱受潮的霉味，混着租界里洋行飘来的香水味、黄包车夫身上的汗味，熬成一锅黏稠的旧时光。“亨得利钟表铺”的铜招牌就悬在这片湿意里，绿锈沿着“亨得利”三个字的刻痕爬满边缘，风一吹，招牌下挂着的铜铃没发出该有的清脆，反倒像被什么重物拽着，拖出半声闷涩的“吱呀”，那声音太像老物件断气前的喘息，路过的黄包车夫总绕着走，说听着心里发毛。
陈叔推开铺门时，指腹蹭到了门板上的潮气，凉得像贴了块冰。他今年五十三，头发白了大半，总用根褪色的黑布带松松扎在脑后，额前垂着的几缕发丝沾了雨雾，贴在布满沟壑的额头上，把眼角的皱纹拉得更长。左手腕上戴着块瑞士怀表，表壳磨得发亮，表链是黄铜的，接口处补过两次锡焊，那是十年前他从静安寺旁的洋行淘来的，如今成了铺子里唯一走时永远精准的表。不是因为它质量有多好，是陈叔每天清晨都会对着东边的日头校准，分针压着时针，分秒不差，像在守着什么不能错的规矩。
铺子里的景象十年没变过。红木柜台擦得能映出人影，玻璃罩子里摆着各式钟表：有镶着珍珠母贝的女士腕表，表针细得像发丝；有带着黄铜齿轮的座钟，钟摆上雕着天使翅膀，只是翅膀上的金漆早剥落了，露出底下暗沉的铜色，像天使褪了羽；还有几座西洋挂钟，钟面上印着罗马数字，“Ⅸ”和“Ⅻ”的漆皮翘了边，风一吹就簌簌掉渣。这些钟表大多是顾客送来修的，有的停了摆，有的走时慢了半拍，陈叔总能把它们修好——他修表的手艺是年轻时在苏州学的，师傅说他手指尖有“灵气”，能听懂齿轮说话的声音。
可只有陈叔自己知道，每天午夜过后，这些被他修好的钟表，都会在同一时刻停摆，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住了齿轮。
这怪事是从半年前开始的，那天是阿明失踪三周年的日子。
阿明是陈叔唯一的儿子，比柜台里最精致的怀表还让他上心。阿明生在民国八年，出生那天陈叔刚好修好了一块德国老怀表，表针“滴答”跳的瞬间，阿明的哭声就响了，陈叔当时就笑，说这孩子跟钟表有缘。阿明长到十六岁，考进了圣约翰大学，穿起学生装，梳着整齐的分头，每次放学来铺子里，都会趴在柜台边看陈叔修表，手指戳着怀表的后盖问：“爹，这里面的齿轮怎么知道该转多少圈？”陈叔总笑着摸他的头：“它们有自己的规矩，就像人要走正路一样。”
可阿明后来走的路，陈叔没拦住。民国十九年的秋天，上海的学生运动闹得厉害，阿明天天跟着同学去街头演讲，穿的学生装被传单的油墨染得花花绿绿。陈叔劝过他，说“我们小老百姓，守着铺子过日子就好”，阿明却把胸脯挺得笔直：“爹，国要亡了，哪还有安稳日子过？”那天晚上，父子俩吵得很凶，阿明摔门走的时候，陈叔还没消气，没追上他说那句“注意安全”。
再见到阿明的消息，是巡捕房贴在霞飞路口的布告，上面写着“抓捕乱党分子”，配着模糊的照片，陈叔一眼就认出了阿明的学生装。他疯了似的往巡捕房跑，门口的印度巡捕用警棍拦住他，黑皮鞋踩在他的手背上，嘴里骂着“黄皮猪，滚远点”。陈叔爬起来再冲，又被打倒，手背上的血渗进青石板的缝隙里，像极了阿明小时候摔破膝盖流的血。后来他托了洋行的老主顾打听，那人只敢在茶馆的角落里，压低声音说：“人没了，巡捕房后院的墙根下，埋了不少……”
陈叔没找到阿明的尸体，只在阿明的书桌抽屉里，翻出了那块黄铜怀表——就是现在他天天午夜拿在手里的这块。怀表是阿明失踪前一天送给他的，说是在旧货市场淘来的，表壳上刻着细密的缠枝纹，表盘里的指针早就停了，停在三点十五分。阿明当时笑着说：“爹，等我以后赚了钱，给你买块最好的怀表，让你走到哪儿都有准点。”可如今，这话成了再也没法兑现的诺言。
半年前的那天晚上，陈叔把自己关在铺子里，从柜台底下的樟木箱里翻出了这块怀表。樟木箱里还放着阿明的学生装，布料已经泛黄，领口处还留着一块墨水渍——是阿明第一次去演讲时蹭上的。陈叔把怀表放在煤油灯底下，灯光昏黄，照得怀表上的缠枝纹像活过来的藤蔓，缠着他的手指尖。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拆开怀表的后盖，齿轮上积了层薄薄的灰，是旧时光的灰。他用绒布一点点擦干净，又滴了几滴钟表油——那是他特意托人从瑞士带来的，说是能让齿轮走得更顺滑。可不管他怎么摆弄，指针就是纹丝不动，像被冻住了似的。
就在他准备放弃，把怀表放回木箱时，窗外突然刮起一阵风，不是梅雨季该有的暖湿风，是带着凉意的风，吹得煤油灯的火苗“突突”晃了晃。陈叔下意识地抬头看柜台里的钟表，心脏猛地一缩——所有钟表的指针，齐刷刷地停在了三点十五分。
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揉了揉眼睛，再看时，那些刚修好的座钟、挂钟、腕表，指针全都钉在三点十五分的位置，连他手腕上那块每天校准的瑞士怀表，也停在了三点十五分。更诡异的是，他手里那块阿明留下的怀表，突然发出了“滴答”声——清脆的声音在寂静的铺子里回荡，像有人在他耳边敲着小锤子，一下，又一下，敲得他太阳穴发疼。
从那天起，每天午夜三点十五分，铺子里的钟表都会集体停摆，阿明的怀表会准时发出“滴答”声。
陈叔试过把怀表锁在樟木箱里，还压上了阿明的学生装，可到了时间，“滴答”声还是会从箱子里传出来，隔着木板，声音更闷，像有人在里面敲门；他试过把怀表扔到黄浦江里，趁着涨潮的时候，看着怀表沉进浑浊的水里，可第二天清晨，他推开铺门，怀表就放在门槛上，表壳上还沾着江边的水汽，表盘里的指针依旧停在三点十五分；他甚至找过霞飞路上的道士，道士拿着桃木剑在铺子里舞了半天，临走前说“这是执念太深，我管不了”，收了钱就匆匆走了，连桃木剑都落在了铺子里。
日子久了，陈叔也不再害怕。他知道，这是阿明在找他，阿明有话要跟他说。每天午夜，他都会坐在煤油灯前，拿着阿明的怀表，一遍遍地拆，一遍遍地装，手指被镊子戳破了好几次，血滴在怀表的齿轮上，他也不擦，他想让阿明知道，爹在等他，爹在找他的消息。
七月的梅雨季，雨下得格外缠绵。这天晚上，雨又下了起来，雨点砸在铺子里的玻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无数只小爪子在敲窗户。陈叔坐在柜台前，手里拿着阿明的怀表，刚用绒布擦完表壳，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是布鞋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吱呀，吱呀”，跟阿明小时候在铺子里跑的声音一模一样。
他的后背一下子僵了，手里的镊子“当啷”掉在柜台上。这半年来，巡捕房的人总来铺子里查问，说是有人举报他私藏“乱党物品”。那些人穿着黑色制服，腰间别着枪，翻遍了铺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连樟木箱里的学生装都拿出来抖了抖，每次都没找到什么，却总撂下一句“你最好老实点”。陈叔每次都应付过去，可他知道，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阿明的事，他们怕他查出什么。
他缓缓转过身，铺子里的煤油灯晃了晃，火苗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上。可墙上不止他一个影子——在他的影子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影子，穿着学生装，梳着整齐的分头，身形瘦高，跟阿明十八岁时一模一样。
陈叔的心脏像被一只手攥住了，疼得他喘不过气。他站起身，声音抖得像被风吹动的表链：“阿明？是你吗？阿明？”
影子没有说话，只是缓缓抬起手，指向了铺门的方向。陈叔顺着影子指的方向看去，铺门外的雨幕里，隐约能看到巡捕房的灯火——红色的灯笼挂在门口，在雨里晃着，像一只睁着的血眼，隔着雨雾，还能听到巡捕们喝酒划拳的声音，刺耳得很。
就在这时，他手里的怀表突然“滴答”声变得急促起来，不再是之前的一下一下，而是“滴答滴答滴答”，像在催着什么。陈叔低头看怀表，突然发现表盘上的缠枝纹开始发光——淡蓝色的光，很柔和，却能穿透煤油灯的昏黄，笼罩着怀表，在桌面上投下一圈圈光晕。更让他惊讶的是，那些发光的缠枝纹，竟然慢慢组成了一幅地图——线条很细，却能看清方向，起点是“亨得利钟表铺”，终点是“巡捕房后院废弃仓库”，还有一条虚线，沿着霞飞路，绕过后街的裁缝铺，通向仓库的后门。
他突然想起，阿明失踪前一个星期，曾在铺子里跟同学打电话。当时他在修表，没听清太多，只听到阿明说“巡捕房后院”“仓库”“藏了人”。他当时还问阿明怎么回事，阿明只含糊地说“跟同学做个调查”，没再多说。现在想来，阿明那时候就知道巡捕房在仓库里关了人，他是在查这件事，是在找证据。
难道阿明被关在了那个仓库里？难道阿明的死，跟那个仓库有关？陈叔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指紧紧攥着怀表，表壳上的缠枝纹硌得他手心发疼，可他一点也没察觉。他抬头看墙上的影子，影子还在，依旧指着铺门的方向，像是在催他快些去，像是在说“爹，再晚就来不及了”。
陈叔抓起柜台上的油纸伞，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把螺丝刀——不是修表用的小螺丝刀，是他用来修柜台的大螺丝刀，铁柄上包着布，沉甸甸的。他把怀表揣进怀里，紧贴着胸口，能感觉到怀表的“滴答”声，像阿明的心跳，在跟他一起着急。他不顾外面的大雨，拉开铺门就冲了出去。
雨太大了，油纸伞根本挡不住，雨水顺着伞骨往下流，浇得陈叔浑身湿透。他的布鞋踩在青石板路上，每一步都溅起水花，裤脚很快就沾满了泥。可他一点也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仓库，找阿明，救阿明。
霞飞路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拉着空车的黄包车夫，躲在街边的屋檐下避雨。看到陈叔疯跑的样子，有人喊了句“陈老板，这么大雨去哪儿啊”，陈叔没回头，他怕一回头，就没勇气再往前跑了。
巡捕房离钟表铺不算远，也就两三条街的距离。陈叔绕到巡捕房的后院，那里有一道低矮的围墙，围墙边长满了杂草，草叶上挂着雨水，像在哭。他踩着杂草，抓住围墙顶的砖缝，用力往上爬，他年轻时爬过苏州的城墙，可现在老了，胳膊没力气，爬了两次都滑了下来，膝盖磕在砖头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没放弃，第三次的时候，他用螺丝刀撬着砖缝，终于爬了上去，翻过围墙，跳进了后院。
后院里一片漆黑，只有仓库的窗户里透出一点微弱的光——不是电灯，是煤油灯的光，昏昏暗暗的，像鬼火。陈叔猫着腰，贴着墙根，一步步向仓库走去。他的耳朵竖得老高，听着周围的动静——巡捕房的人大多在前面的值班室里喝酒，后院没什么人，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在雨夜里显得格外吓人。
仓库的门是虚掩着的，一条缝里透出光，也透出一股味道——是霉味混着血腥味，很浓，很刺鼻，陈叔一闻就知道，那是血的味道，是阿明小时候摔破膝盖时，他闻到过的味道。他的心脏“咚咚”跳着，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轻轻推开门，门轴发出“吱呀”声，在寂静的后院里，声音格外大。
陈叔停下来，屏住呼吸，听了听里面的动静，没有声音，只有自己的心跳声，还有怀里怀表的“滴答”声。他咬了咬牙，推开门，走了进去。
仓库里堆满了杂物，都是些破旧的桌椅、生锈的铁桶，还有几捆发霉的稻草。空气中的血腥味更浓了，陈叔捂着鼻子，借着微弱的光，仔细地搜索着。他的眼睛扫过每一个角落，扫过每一堆杂物，心里在喊：阿明，你在哪儿？阿明，爹来了。
突然，他看到角落里有一个铁笼子，是那种装野兽的铁笼子，栏杆很粗，上面生满了锈，笼子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也锈迹斑斑。笼子里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一块破旧的麻袋片，麻袋片上沾着黑红色的东西，是血。
陈叔的脚步顿住了，他的眼睛盯着那个笼子，盯着那个躺着的人，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凝固了。他一步步走过去，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他伸出手，颤抖着，掀开了那块麻袋片。
麻袋片底下，是一张熟悉的脸——是阿明。阿明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唇干裂得像树皮，眼睛紧闭着，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一点水珠，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他身上穿的，还是那件学生装，只是学生装已经被血染红了，好多地方都破了，露出底下的伤口，伤口上结着黑痂，看着就让人心疼。
“阿明！阿明！”陈叔扑在铁笼子上，用力摇晃着栏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滴在阿明的脸上，“阿明，爹来了！爹来救你了！你醒醒，看看爹啊！”
阿明的眼睛缓缓睁开了，他的眼神很浑浊，像蒙了一层雾。他看了看陈叔，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来。他虚弱地笑了笑，声音轻得像羽毛：“爹……你来了……”
“我来了，阿明，我来了！”陈叔的手抓着栏杆，指节都捏白了，“爹这就救你出去，爹带了螺丝刀，我们现在就走，回家，回钟表铺，爹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爹，不用了……”阿明摇了摇头，他的头很沉，摇一下都很费力，“我已经不行了……他们把我关在这里，逼我说出其他同学的下落，我没说……他们就用鞭子抽我，用烙铁烫我……我疼，爹，我好疼……”
陈叔听着，心如刀绞。他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滴在铁栏杆上，“吧嗒”一声，碎成了水花。他从怀里掏出螺丝刀，用力撬着铁笼子上的锁——锁太锈了，螺丝刀插进去，只能撬动一点点。他急得满头大汗，汗水混着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流进嘴里，又苦又咸。
“阿明，你再等等，爹马上就撬开了，马上就好……”陈叔的声音带着哭腔，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螺丝刀的铁柄硌得他手心发疼，可他一点也没察觉。
“爹，别撬了……”阿明抓住陈叔的手，他的手很凉，像冰，“听我说……怀表……怀表里有证据……”
陈叔愣住了，他看着阿明，等着他往下说。
“我在仓库里找到了他们杀害同学的照片……还有他们逼供的记录……我把这些东西藏在了怀表里……藏在了齿轮的缝隙里……”阿明的声音越来越轻，呼吸也越来越弱，“爹，你把证据交给报社……交给《申报》的记者……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罪行……让他们还我们一个清白……”
陈叔的手猛地一顿，螺丝刀“当啷”掉在地上。他这才明白，阿明为什么总在午夜让怀表发出“滴答”声，为什么要让影子指着巡捕房的方向——不是要他来救一个活着的儿子，是要他来替一群死去的学生，讨一个公道。他俯身抱住铁笼里的阿明，阿明的身体已经凉透了，像一块被雨水泡久的木头，可陈叔还是紧紧抱着，仿佛这样就能把自己的体温传给儿子，能让他再睁开眼，再喊一声“爹”。
“阿明，爹知道了，爹都知道了。”陈叔的声音哽咽着，泪水砸在阿明的学生装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爹一定把证据交出去，一定让那些人付出代价，你放心，啊？”
阿明的嘴角似乎又向上扬了扬，眼睛缓缓闭上，再也没有睁开。陈叔抱着他，在冰冷的铁笼前坐了很久，直到仓库外传来巡捕的脚步声——是换岗的巡捕，嘴里哼着跑调的洋曲子，脚步声越来越近。陈叔猛地站起身，把阿明轻轻放回铁笼里，盖好麻袋片，又仔细理了理阿明额前的头发，像是怕儿子着凉。然后他捡起地上的螺丝刀，攥在手里，猫着腰，贴着仓库的墙壁，一步步向后门挪去。
后门的门轴生了锈，陈叔推开门时，尽量放轻动作，可还是发出了“吱呀”一声。他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才闪身出去，顺着后院的墙根，一路跑到围墙边。这次他爬得很快，膝盖上的伤口被砖缝蹭破，血渗出来，混着雨水，在围墙上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痕迹。他翻过围墙，落在外面的杂草丛里，顾不上拍掉身上的草屑，拔腿就往钟表铺的方向跑。
雨还在下，路上的积水更深了，陈叔的布鞋里灌满了水，每跑一步都“咕叽”响，可他不敢停。他知道，巡捕房的人随时可能发现仓库里的动静，他必须尽快回到铺子里，从怀表的齿轮里找出证据——那是阿明用命换来的东西，是无数个像阿明一样的学生，没能说出口的冤屈。
回到钟表铺时，天已经蒙蒙亮了。铺子里的钟表还停在三点十五分，煤油灯的火苗早就灭了，只剩下一点余温。陈叔冲进铺子，反手锁上门，把油纸伞扔在门口，快步走到柜台前，从怀里掏出怀表。怀表的表壳上沾了雨水和泥土，他用绒布小心翼翼地擦干净，然后拿出修表用的小镊子、放大镜，还有一盏新的煤油灯，点燃后，放在柜台的角落里，昏黄的灯光刚好照在怀表上。
他深吸一口气，用镊子轻轻撬开怀表的后盖。里面的齿轮和往常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只是在最里面的一个小齿轮缝隙里，似乎夹着什么东西——是几张卷得极细的纸，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颜色是浅褐色的，像是用米浆粘在齿轮上的。陈叔的心脏“咚咚”跳着，他拿着放大镜，凑近怀表，用镊子的尖端，一点点把那些纸卷挑出来。
纸卷一共有三张，陈叔把它们放在桌面上，小心翼翼地展开。第一张是照片，照片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边缘有些磨损，可还是能看清上面的内容：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捕，围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手里拿着鞭子，年轻人跪在地上，身上的学生装已经被血染红了，背景是仓库里的铁笼——那正是陈叔在仓库里看到的铁笼。第二张是一张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字迹很潦草，像是在匆忙中写的，上面记着几个名字，还有日期，日期大多是民国十九年的秋天，正是阿明失踪的那段时间，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一个叉，旁边写着“已处决”“关仓库”“未招供”——那是巡捕房的审讯记录，是他们杀害学生的证据。第三张纸上，写着一个地址，还有一个名字：“《申报》，李记者，霞飞路45号”——阿明早就想好了，要把证据交给谁。
陈叔看着这三张纸，手指不停地颤抖。他仿佛看到了阿明在仓库里，趁着巡捕不注意，偷偷把这些纸卷进怀表的齿轮里，他的手一定很抖，因为害怕被发现，因为知道自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把这些东西送出去。陈叔把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一个油纸袋里，然后把油纸袋藏在柜台底下的樟木箱里，压在阿明的学生装下面，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巡捕房的人来搜查过很多次，都没注意到樟木箱的夹层，那是陈叔年轻时，特意让木匠做的，用来放贵重的钟表零件。
藏好证据后，陈叔才感觉到累。他坐在椅子上，靠在柜台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阿明的影子，阿明小时候趴在柜台边看他修表的样子，阿明穿着学生装，笑着说要给她买最好的怀表的样子，阿明在仓库里，奄奄一息，却还想着把证据藏好的样子。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次不是悲伤，是愤怒，是心疼，是一种必须要完成儿子遗愿的决心。
他休息了一会儿，站起身，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看了看外面的街道。雨已经停了，霞飞路上有了行人，黄包车夫拉着车，开始了一天的生意，洋行的伙计打开了门，把招牌挂了出来，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平静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可陈叔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的手里，握着能揭开真相的钥匙，他的心里，装着无数个学生的冤屈。
他锁好门，把油纸伞夹在胳膊下，手里攥着那个油纸袋，向霞飞路45号走去。《申报》的报社就在霞飞路的中段，离钟表铺不算远，可陈叔走得很慢。他怕遇到巡捕房的人，怕他们发现自己手里的东西，更怕自己走得太快，会错过什么——他想再看看这条阿明曾经走过的路，想再感受一下阿明曾经感受到的，这座城市的温度。
走到报社门口时，陈叔深吸了一口气。报社的门是敞开的，里面传来打字机的“哒哒”声，还有记者们交谈的声音。他走进去，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迎了上来，问他有什么事。陈叔拿出油纸袋，声音有些紧张：“我找……找李记者，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他。”
年轻人愣了一下，然后指了指里面的一个房间：“李记者在里面写稿子，你进去吧，敲下门就行。”
陈叔点点头，走到房间门口，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进来。”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很简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报纸和书籍。一个男人坐在桌子前，穿着白色的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手里拿着笔，正在纸上写着什么。看到陈叔，男人抬起头，笑了笑：“请问您是？”
“我是亨得利钟表铺的陈叔。”陈叔把油纸袋放在桌子上，“我有东西要给你，是关于……关于民国十九年，巡捕房抓学生的事。”
李记者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他站起身，关上房间的门，然后拉过一把椅子，让陈叔坐下：“陈叔，您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叔把油纸袋打开，拿出里面的三张纸，递给李记者：“这是我儿子阿明留下的，他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民国十九年参加学生运动，被巡捕房抓走了，关在他们后院的仓库里，后来……后来就没了。这些是他藏在怀表里的证据，有照片，有审讯记录，还有……还有很多学生的名字。”
李记者接过纸，仔细地看着。越看，他的脸色越凝重，手指捏着纸的边缘，指节都泛白了。看完后，他抬起头，看着陈叔，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同情：“陈叔，谢谢您，谢谢您愿意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些证据太重要了，它们能揭开巡捕房的罪行，能还那些学生一个清白。”
“我只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能让那些杀害学生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陈叔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儿子……我儿子到死，都在想着这些事。”
李记者点点头，把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陈叔，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把这些内容刊登在报纸上。只是……巡捕房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您最近一定要小心，尽量不要出门，要是有什么事，就来报社找我。”
陈叔站起身，向李记者鞠了一躬：“谢谢你，李记者，谢谢你。”
“这是我应该做的。”李记者扶住陈叔，“您慢走，我就不送您了，我得赶紧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
陈叔走出报社，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沿着霞飞路往回走，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在青石板路上，留下斑驳的光影。他想起阿明小时候，总
陈叔推开铺门时，指腹蹭到了门板上的潮气，凉得像贴了块冰。他今年五十三，头发白了大半，总用根褪色的黑布带松松扎在脑后，额前垂着的几缕发丝沾了雨雾，贴在布满沟壑的额头上，把眼角的皱纹拉得更长。左手腕上戴着块瑞士怀表，表壳磨得发亮，表链是黄铜的，接口处补过两次锡焊，那是十年前他从静安寺旁的洋行淘来的，如今成了铺子里唯一走时永远精准的表。不是因为它质量有多好，是陈叔每天清晨都会对着东边的日头校准，分针压着时针，分秒不差，像在守着什么不能错的规矩。
铺子里的景象十年没变过。红木柜台擦得能映出人影，玻璃罩子里摆着各式钟表：有镶着珍珠母贝的女士腕表，表针细得像发丝；有带着黄铜齿轮的座钟，钟摆上雕着天使翅膀，只是翅膀上的金漆早剥落了，露出底下暗沉的铜色，像天使褪了羽；还有几座西洋挂钟，钟面上印着罗马数字，“Ⅸ”和“Ⅻ”的漆皮翘了边，风一吹就簌簌掉渣。这些钟表大多是顾客送来修的，有的停了摆，有的走时慢了半拍，陈叔总能把它们修好——他修表的手艺是年轻时在苏州学的，师傅说他手指尖有“灵气”，能听懂齿轮说话的声音。
可只有陈叔自己知道，每天午夜过后，这些被他修好的钟表，都会在同一时刻停摆，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住了齿轮。
这怪事是从半年前开始的，那天是阿明失踪三周年的日子。
阿明是陈叔唯一的儿子，比柜台里最精致的怀表还让他上心。阿明生在民国八年，出生那天陈叔刚好修好了一块德国老怀表，表针“滴答”跳的瞬间，阿明的哭声就响了，陈叔当时就笑，说这孩子跟钟表有缘。阿明长到十六岁，考进了圣约翰大学，穿起学生装，梳着整齐的分头，每次放学来铺子里，都会趴在柜台边看陈叔修表，手指戳着怀表的后盖问：“爹，这里面的齿轮怎么知道该转多少圈？”陈叔总笑着摸他的头：“它们有自己的规矩，就像人要走正路一样。”
可阿明后来走的路，陈叔没拦住。民国十九年的秋天，上海的学生运动闹得厉害，阿明天天跟着同学去街头演讲，穿的学生装被传单的油墨染得花花绿绿。陈叔劝过他，说“我们小老百姓，守着铺子过日子就好”，阿明却把胸脯挺得笔直：“爹，国要亡了，哪还有安稳日子过？”那天晚上，父子俩吵得很凶，阿明摔门走的时候，陈叔还没消气，没追上他说那句“注意安全”。
再见到阿明的消息，是巡捕房贴在霞飞路口的布告，上面写着“抓捕乱党分子”，配着模糊的照片，陈叔一眼就认出了阿明的学生装。他疯了似的往巡捕房跑，门口的印度巡捕用警棍拦住他，黑皮鞋踩在他的手背上，嘴里骂着“黄皮猪，滚远点”。陈叔爬起来再冲，又被打倒，手背上的血渗进青石板的缝隙里，像极了阿明小时候摔破膝盖流的血。后来他托了洋行的老主顾打听，那人只敢在茶馆的角落里，压低声音说：“人没了，巡捕房后院的墙根下，埋了不少……”
陈叔没找到阿明的尸体，只在阿明的书桌抽屉里，翻出了那块黄铜怀表——就是现在他天天午夜拿在手里的这块。怀表是阿明失踪前一天送给他的，说是在旧货市场淘来的，表壳上刻着细密的缠枝纹，表盘里的指针早就停了，停在三点十五分。阿明当时笑着说：“爹，等我以后赚了钱，给你买块最好的怀表，让你走到哪儿都有准点。”可如今，这话成了再也没法兑现的诺言。
半年前的那天晚上，陈叔把自己关在铺子里，从柜台底下的樟木箱里翻出了这块怀表。樟木箱里还放着阿明的学生装，布料已经泛黄，领口处还留着一块墨水渍——是阿明第一次去演讲时蹭上的。陈叔把怀表放在煤油灯底下，灯光昏黄，照得怀表上的缠枝纹像活过来的藤蔓，缠着他的手指尖。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拆开怀表的后盖，齿轮上积了层薄薄的灰，是旧时光的灰。他用绒布一点点擦干净，又滴了几滴钟表油——那是他特意托人从瑞士带来的，说是能让齿轮走得更顺滑。可不管他怎么摆弄，指针就是纹丝不动，像被冻住了似的。
就在他准备放弃，把怀表放回木箱时，窗外突然刮起一阵风，不是梅雨季该有的暖湿风，是带着凉意的风，吹得煤油灯的火苗“突突”晃了晃。陈叔下意识地抬头看柜台里的钟表，心脏猛地一缩——所有钟表的指针，齐刷刷地停在了三点十五分。
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揉了揉眼睛，再看时，那些刚修好的座钟、挂钟、腕表，指针全都钉在三点十五分的位置，连他手腕上那块每天校准的瑞士怀表，也停在了三点十五分。更诡异的是，他手里那块阿明留下的怀表，突然发出了“滴答”声——清脆的声音在寂静的铺子里回荡，像有人在他耳边敲着小锤子，一下，又一下，敲得他太阳穴发疼。
从那天起，每天午夜三点十五分，铺子里的钟表都会集体停摆，阿明的怀表会准时发出“滴答”声。
陈叔试过把怀表锁在樟木箱里，还压上了阿明的学生装，可到了时间，“滴答”声还是会从箱子里传出来，隔着木板，声音更闷，像有人在里面敲门；他试过把怀表扔到黄浦江里，趁着涨潮的时候，看着怀表沉进浑浊的水里，可第二天清晨，他推开铺门，怀表就放在门槛上，表壳上还沾着江边的水汽，表盘里的指针依旧停在三点十五分；他甚至找过霞飞路上的道士，道士拿着桃木剑在铺子里舞了半天，临走前说“这是执念太深，我管不了”，收了钱就匆匆走了，连桃木剑都落在了铺子里。
日子久了，陈叔也不再害怕。他知道，这是阿明在找他，阿明有话要跟他说。每天午夜，他都会坐在煤油灯前，拿着阿明的怀表，一遍遍地拆，一遍遍地装，手指被镊子戳破了好几次，血滴在怀表的齿轮上，他也不擦，他想让阿明知道，爹在等他，爹在找他的消息。
七月的梅雨季，雨下得格外缠绵。这天晚上，雨又下了起来，雨点砸在铺子里的玻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无数只小爪子在敲窗户。陈叔坐在柜台前，手里拿着阿明的怀表，刚用绒布擦完表壳，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是布鞋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吱呀，吱呀”，跟阿明小时候在铺子里跑的声音一模一样。
他的后背一下子僵了，手里的镊子“当啷”掉在柜台上。这半年来，巡捕房的人总来铺子里查问，说是有人举报他私藏“乱党物品”。那些人穿着黑色制服，腰间别着枪，翻遍了铺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连樟木箱里的学生装都拿出来抖了抖，每次都没找到什么，却总撂下一句“你最好老实点”。陈叔每次都应付过去，可他知道，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阿明的事，他们怕他查出什么。
他缓缓转过身，铺子里的煤油灯晃了晃，火苗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上。可墙上不止他一个影子——在他的影子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影子，穿着学生装，梳着整齐的分头，身形瘦高，跟阿明十八岁时一模一样。
陈叔的心脏像被一只手攥住了，疼得他喘不过气。他站起身，声音抖得像被风吹动的表链：“阿明？是你吗？阿明？”
影子没有说话，只是缓缓抬起手，指向了铺门的方向。陈叔顺着影子指的方向看去，铺门外的雨幕里，隐约能看到巡捕房的灯火——红色的灯笼挂在门口，在雨里晃着，像一只睁着的血眼，隔着雨雾，还能听到巡捕们喝酒划拳的声音，刺耳得很。
就在这时，他手里的怀表突然“滴答”声变得急促起来，不再是之前的一下一下，而是“滴答滴答滴答”，像在催着什么。陈叔低头看怀表，突然发现表盘上的缠枝纹开始发光——淡蓝色的光，很柔和，却能穿透煤油灯的昏黄，笼罩着怀表，在桌面上投下一圈圈光晕。更让他惊讶的是，那些发光的缠枝纹，竟然慢慢组成了一幅地图——线条很细，却能看清方向，起点是“亨得利钟表铺”，终点是“巡捕房后院废弃仓库”，还有一条虚线，沿着霞飞路，绕过后街的裁缝铺，通向仓库的后门。
他突然想起，阿明失踪前一个星期，曾在铺子里跟同学打电话。当时他在修表，没听清太多，只听到阿明说“巡捕房后院”“仓库”“藏了人”。他当时还问阿明怎么回事，阿明只含糊地说“跟同学做个调查”，没再多说。现在想来，阿明那时候就知道巡捕房在仓库里关了人，他是在查这件事，是在找证据。
难道阿明被关在了那个仓库里？难道阿明的死，跟那个仓库有关？陈叔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指紧紧攥着怀表，表壳上的缠枝纹硌得他手心发疼，可他一点也没察觉。他抬头看墙上的影子，影子还在，依旧指着铺门的方向，像是在催他快些去，像是在说“爹，再晚就来不及了”。
陈叔抓起柜台上的油纸伞，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把螺丝刀——不是修表用的小螺丝刀，是他用来修柜台的大螺丝刀，铁柄上包着布，沉甸甸的。他把怀表揣进怀里，紧贴着胸口，能感觉到怀表的“滴答”声，像阿明的心跳，在跟他一起着急。他不顾外面的大雨，拉开铺门就冲了出去。
雨太大了，油纸伞根本挡不住，雨水顺着伞骨往下流，浇得陈叔浑身湿透。他的布鞋踩在青石板路上，每一步都溅起水花，裤脚很快就沾满了泥。可他一点也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仓库，找阿明，救阿明。
霞飞路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拉着空车的黄包车夫，躲在街边的屋檐下避雨。看到陈叔疯跑的样子，有人喊了句“陈老板，这么大雨去哪儿啊”，陈叔没回头，他怕一回头，就没勇气再往前跑了。
巡捕房离钟表铺不算远，也就两三条街的距离。陈叔绕到巡捕房的后院，那里有一道低矮的围墙，围墙边长满了杂草，草叶上挂着雨水，像在哭。他踩着杂草，抓住围墙顶的砖缝，用力往上爬，他年轻时爬过苏州的城墙，可现在老了，胳膊没力气，爬了两次都滑了下来，膝盖磕在砖头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没放弃，第三次的时候，他用螺丝刀撬着砖缝，终于爬了上去，翻过围墙，跳进了后院。
后院里一片漆黑，只有仓库的窗户里透出一点微弱的光——不是电灯，是煤油灯的光，昏昏暗暗的，像鬼火。陈叔猫着腰，贴着墙根，一步步向仓库走去。他的耳朵竖得老高，听着周围的动静——巡捕房的人大多在前面的值班室里喝酒，后院没什么人，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在雨夜里显得格外吓人。
仓库的门是虚掩着的，一条缝里透出光，也透出一股味道——是霉味混着血腥味，很浓，很刺鼻，陈叔一闻就知道，那是血的味道，是阿明小时候摔破膝盖时，他闻到过的味道。他的心脏“咚咚”跳着，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轻轻推开门，门轴发出“吱呀”声，在寂静的后院里，声音格外大。
陈叔停下来，屏住呼吸，听了听里面的动静，没有声音，只有自己的心跳声，还有怀里怀表的“滴答”声。他咬了咬牙，推开门，走了进去。
仓库里堆满了杂物，都是些破旧的桌椅、生锈的铁桶，还有几捆发霉的稻草。空气中的血腥味更浓了，陈叔捂着鼻子，借着微弱的光，仔细地搜索着。他的眼睛扫过每一个角落，扫过每一堆杂物，心里在喊：阿明，你在哪儿？阿明，爹来了。
突然，他看到角落里有一个铁笼子，是那种装野兽的铁笼子，栏杆很粗，上面生满了锈，笼子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也锈迹斑斑。笼子里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一块破旧的麻袋片，麻袋片上沾着黑红色的东西，是血。
陈叔的脚步顿住了，他的眼睛盯着那个笼子，盯着那个躺着的人，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凝固了。他一步步走过去，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他伸出手，颤抖着，掀开了那块麻袋片。
麻袋片底下，是一张熟悉的脸——是阿明。阿明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唇干裂得像树皮，眼睛紧闭着，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一点水珠，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他身上穿的，还是那件学生装，只是学生装已经被血染红了，好多地方都破了，露出底下的伤口，伤口上结着黑痂，看着就让人心疼。
“阿明！阿明！”陈叔扑在铁笼子上，用力摇晃着栏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滴在阿明的脸上，“阿明，爹来了！爹来救你了！你醒醒，看看爹啊！”
阿明的眼睛缓缓睁开了，他的眼神很浑浊，像蒙了一层雾。他看了看陈叔，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来。他虚弱地笑了笑，声音轻得像羽毛：“爹……你来了……”
“我来了，阿明，我来了！”陈叔的手抓着栏杆，指节都捏白了，“爹这就救你出去，爹带了螺丝刀，我们现在就走，回家，回钟表铺，爹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爹，不用了……”阿明摇了摇头，他的头很沉，摇一下都很费力，“我已经不行了……他们把我关在这里，逼我说出其他同学的下落，我没说……他们就用鞭子抽我，用烙铁烫我……我疼，爹，我好疼……”
陈叔听着，心如刀绞。他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滴在铁栏杆上，“吧嗒”一声，碎成了水花。他从怀里掏出螺丝刀，用力撬着铁笼子上的锁——锁太锈了，螺丝刀插进去，只能撬动一点点。他急得满头大汗，汗水混着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流进嘴里，又苦又咸。
“阿明，你再等等，爹马上就撬开了，马上就好……”陈叔的声音带着哭腔，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螺丝刀的铁柄硌得他手心发疼，可他一点也没察觉。
“爹，别撬了……”阿明抓住陈叔的手，他的手很凉，像冰，“听我说……怀表……怀表里有证据……”
陈叔愣住了，他看着阿明，等着他往下说。
“我在仓库里找到了他们杀害同学的照片……还有他们逼供的记录……我把这些东西藏在了怀表里……藏在了齿轮的缝隙里……”阿明的声音越来越轻，呼吸也越来越弱，“爹，你把证据交给报社……交给《申报》的记者……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罪行……让他们还我们一个清白……”
陈叔的手猛地一顿，螺丝刀“当啷”掉在地上。他这才明白，阿明为什么总在午夜让怀表发出“滴答”声，为什么要让影子指着巡捕房的方向——不是要他来救一个活着的儿子，是要他来替一群死去的学生，讨一个公道。他俯身抱住铁笼里的阿明，阿明的身体已经凉透了，像一块被雨水泡久的木头，可陈叔还是紧紧抱着，仿佛这样就能把自己的体温传给儿子，能让他再睁开眼，再喊一声“爹”。
“阿明，爹知道了，爹都知道了。”陈叔的声音哽咽着，泪水砸在阿明的学生装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爹一定把证据交出去，一定让那些人付出代价，你放心，啊？”
阿明的嘴角似乎又向上扬了扬，眼睛缓缓闭上，再也没有睁开。陈叔抱着他，在冰冷的铁笼前坐了很久，直到仓库外传来巡捕的脚步声——是换岗的巡捕，嘴里哼着跑调的洋曲子，脚步声越来越近。陈叔猛地站起身，把阿明轻轻放回铁笼里，盖好麻袋片，又仔细理了理阿明额前的头发，像是怕儿子着凉。然后他捡起地上的螺丝刀，攥在手里，猫着腰，贴着仓库的墙壁，一步步向后门挪去。
后门的门轴生了锈，陈叔推开门时，尽量放轻动作，可还是发出了“吱呀”一声。他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才闪身出去，顺着后院的墙根，一路跑到围墙边。这次他爬得很快，膝盖上的伤口被砖缝蹭破，血渗出来，混着雨水，在围墙上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痕迹。他翻过围墙，落在外面的杂草丛里，顾不上拍掉身上的草屑，拔腿就往钟表铺的方向跑。
雨还在下，路上的积水更深了，陈叔的布鞋里灌满了水，每跑一步都“咕叽”响，可他不敢停。他知道，巡捕房的人随时可能发现仓库里的动静，他必须尽快回到铺子里，从怀表的齿轮里找出证据——那是阿明用命换来的东西，是无数个像阿明一样的学生，没能说出口的冤屈。
回到钟表铺时，天已经蒙蒙亮了。铺子里的钟表还停在三点十五分，煤油灯的火苗早就灭了，只剩下一点余温。陈叔冲进铺子，反手锁上门，把油纸伞扔在门口，快步走到柜台前，从怀里掏出怀表。怀表的表壳上沾了雨水和泥土，他用绒布小心翼翼地擦干净，然后拿出修表用的小镊子、放大镜，还有一盏新的煤油灯，点燃后，放在柜台的角落里，昏黄的灯光刚好照在怀表上。
他深吸一口气，用镊子轻轻撬开怀表的后盖。里面的齿轮和往常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只是在最里面的一个小齿轮缝隙里，似乎夹着什么东西——是几张卷得极细的纸，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颜色是浅褐色的，像是用米浆粘在齿轮上的。陈叔的心脏“咚咚”跳着，他拿着放大镜，凑近怀表，用镊子的尖端，一点点把那些纸卷挑出来。
纸卷一共有三张，陈叔把它们放在桌面上，小心翼翼地展开。第一张是照片，照片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边缘有些磨损，可还是能看清上面的内容：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捕，围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手里拿着鞭子，年轻人跪在地上，身上的学生装已经被血染红了，背景是仓库里的铁笼——那正是陈叔在仓库里看到的铁笼。第二张是一张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字迹很潦草，像是在匆忙中写的，上面记着几个名字，还有日期，日期大多是民国十九年的秋天，正是阿明失踪的那段时间，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一个叉，旁边写着“已处决”“关仓库”“未招供”——那是巡捕房的审讯记录，是他们杀害学生的证据。第三张纸上，写着一个地址，还有一个名字：“《申报》，李记者，霞飞路45号”——阿明早就想好了，要把证据交给谁。
陈叔看着这三张纸，手指不停地颤抖。他仿佛看到了阿明在仓库里，趁着巡捕不注意，偷偷把这些纸卷进怀表的齿轮里，他的手一定很抖，因为害怕被发现，因为知道自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把这些东西送出去。陈叔把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一个油纸袋里，然后把油纸袋藏在柜台底下的樟木箱里，压在阿明的学生装下面，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巡捕房的人来搜查过很多次，都没注意到樟木箱的夹层，那是陈叔年轻时，特意让木匠做的，用来放贵重的钟表零件。
藏好证据后，陈叔才感觉到累。他坐在椅子上，靠在柜台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阿明的影子，阿明小时候趴在柜台边看他修表的样子，阿明穿着学生装，笑着说要给她买最好的怀表的样子，阿明在仓库里，奄奄一息，却还想着把证据藏好的样子。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次不是悲伤，是愤怒，是心疼，是一种必须要完成儿子遗愿的决心。
他休息了一会儿，站起身，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看了看外面的街道。雨已经停了，霞飞路上有了行人，黄包车夫拉着车，开始了一天的生意，洋行的伙计打开了门，把招牌挂了出来，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平静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可陈叔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的手里，握着能揭开真相的钥匙，他的心里，装着无数个学生的冤屈。
他锁好门，把油纸伞夹在胳膊下，手里攥着那个油纸袋，向霞飞路45号走去。《申报》的报社就在霞飞路的中段，离钟表铺不算远，可陈叔走得很慢。他怕遇到巡捕房的人，怕他们发现自己手里的东西，更怕自己走得太快，会错过什么——他想再看看这条阿明曾经走过的路，想再感受一下阿明曾经感受到的，这座城市的温度。
走到报社门口时，陈叔深吸了一口气。报社的门是敞开的，里面传来打字机的“哒哒”声，还有记者们交谈的声音。他走进去，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迎了上来，问他有什么事。陈叔拿出油纸袋，声音有些紧张：“我找……找李记者，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他。”
年轻人愣了一下，然后指了指里面的一个房间：“李记者在里面写稿子，你进去吧，敲下门就行。”
陈叔点点头，走到房间门口，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进来。”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很简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报纸和书籍。一个男人坐在桌子前，穿着白色的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手里拿着笔，正在纸上写着什么。看到陈叔，男人抬起头，笑了笑：“请问您是？”
“我是亨得利钟表铺的陈叔。”陈叔把油纸袋放在桌子上，“我有东西要给你，是关于……关于民国十九年，巡捕房抓学生的事。”
李记者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他站起身，关上房间的门，然后拉过一把椅子，让陈叔坐下：“陈叔，您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叔把油纸袋打开，拿出里面的三张纸，递给李记者：“这是我儿子阿明留下的，他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民国十九年参加学生运动，被巡捕房抓走了，关在他们后院的仓库里，后来……后来就没了。这些是他藏在怀表里的证据，有照片，有审讯记录，还有……还有很多学生的名字。”
李记者接过纸，仔细地看着。越看，他的脸色越凝重，手指捏着纸的边缘，指节都泛白了。看完后，他抬起头，看着陈叔，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同情：“陈叔，谢谢您，谢谢您愿意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些证据太重要了，它们能揭开巡捕房的罪行，能还那些学生一个清白。”
“我只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能让那些杀害学生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陈叔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儿子……我儿子到死，都在想着这些事。”
李记者点点头，把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陈叔，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把这些内容刊登在报纸上。只是……巡捕房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您最近一定要小心，尽量不要出门，要是有什么事，就来报社找我。”
陈叔站起身，向李记者鞠了一躬：“谢谢你，李记者，谢谢你。”
“这是我应该做的。”李记者扶住陈叔，“您慢走，我就不送您了，我得赶紧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
陈叔走出报社，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沿着霞飞路往回走，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在青石板路上，留下斑驳的光影。他想起阿明小时候，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