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的雾总比城里来得早、来得沉。入秋之后，天刚擦黑，乳白色的雾气就会从国道旁的荒草丛里钻出来，像无数只冰冷的手，一点点裹住“望归旅馆”的青砖灰瓦。这旅馆是民国年间留下来的老建筑，墙皮早已斑驳，露出里面暗黄色的砖面，每到阴雨天，砖缝里还会渗出黏糊糊的霉斑，散着股潮湿的腐味，混着远处农田里的泥土腥气，闻着就让人心里发闷。
旅馆的大门是两扇厚重的木门，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红漆招牌，“望归旅馆”四个大字被岁月磨得只剩模糊的轮廓，边角还翘着几块起皮的漆皮，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响，像有人在暗处偷偷撕纸。进门是个不大的前厅，墙角摆着个掉了漆的旧木柜，柜面上放着台老式座钟，钟摆“滴答滴答”地晃着，声音在空旷的前厅里格外清晰，却总比正常时间慢上十几分钟，老王说，这钟是二十年前那户人家住进来时坏的，后来换了多少个零件都修不好，像是被什么东西钉在了过去的时间里。
老王是旅馆的前台，也是这里资历最老的人。他今年五十六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总是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块破布，反复擦拭着柜台上的铜铃。那铜铃是旅馆开业时就有的，表面泛着温润的包浆，可铃口处却有道深色的痕迹，像是干涸的血渍。没人问过那痕迹的来历，就像没人敢多问404房的事一样，那间房在旅馆的四楼最里面，门口挂着把沉甸甸的黄铜锁，锁身被磨得发亮，可锁芯里总像是积着擦不掉的锈，每次钥匙插进去，都会发出“吱呀”的刺耳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锁芯里挣扎。
老王守在这里快十年了，每天的生活像台上了发条的旧钟：早上六点起床，烧一壶开水，就着咸菜啃两个馒头；七点打开旅馆大门，把前厅的桌椅擦一遍；然后就坐在前台后面，要么看那张翻了无数遍的旧报纸，要么就盯着404房的方向发呆。住店的客人偶尔会好奇地问起404房，老王总是低着头，用破布擦着铜铃，含糊地说：“房间漏雨，早封了。”如果客人追问，他就会把话题岔开，要么说城里的酒店有多贵，要么说城郊的山路有多难走，他不敢提二十年前的事，那事像块浸了血的石头，压在他的心里，连想起来都觉得后背发凉，仿佛那股浓烈的血腥味还萦绕在鼻尖。
二十年前的望归旅馆，比现在热闹些。那时候城郊刚通了国道，常有跑运输的司机来住店，旅馆的老板还是个姓周的中年人，
旅馆的大门是两扇厚重的木门，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红漆招牌，“望归旅馆”四个大字被岁月磨得只剩模糊的轮廓，边角还翘着几块起皮的漆皮，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响，像有人在暗处偷偷撕纸。进门是个不大的前厅，墙角摆着个掉了漆的旧木柜，柜面上放着台老式座钟，钟摆“滴答滴答”地晃着，声音在空旷的前厅里格外清晰，却总比正常时间慢上十几分钟，老王说，这钟是二十年前那户人家住进来时坏的，后来换了多少个零件都修不好，像是被什么东西钉在了过去的时间里。
老王是旅馆的前台，也是这里资历最老的人。他今年五十六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总是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块破布，反复擦拭着柜台上的铜铃。那铜铃是旅馆开业时就有的，表面泛着温润的包浆，可铃口处却有道深色的痕迹，像是干涸的血渍。没人问过那痕迹的来历，就像没人敢多问404房的事一样，那间房在旅馆的四楼最里面，门口挂着把沉甸甸的黄铜锁，锁身被磨得发亮，可锁芯里总像是积着擦不掉的锈，每次钥匙插进去，都会发出“吱呀”的刺耳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锁芯里挣扎。
老王守在这里快十年了，每天的生活像台上了发条的旧钟：早上六点起床，烧一壶开水，就着咸菜啃两个馒头；七点打开旅馆大门，把前厅的桌椅擦一遍；然后就坐在前台后面，要么看那张翻了无数遍的旧报纸，要么就盯着404房的方向发呆。住店的客人偶尔会好奇地问起404房，老王总是低着头，用破布擦着铜铃，含糊地说：“房间漏雨，早封了。”如果客人追问，他就会把话题岔开，要么说城里的酒店有多贵，要么说城郊的山路有多难走，他不敢提二十年前的事，那事像块浸了血的石头，压在他的心里，连想起来都觉得后背发凉，仿佛那股浓烈的血腥味还萦绕在鼻尖。
二十年前的望归旅馆，比现在热闹些。那时候城郊刚通了国道，常有跑运输的司机来住店，旅馆的老板还是个姓周的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