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让楼减负负更重 雄关如铁从何越-《成败人生路》

  在向河渠的印象中,除组建班子的报告第三天就得到批复外,其他报告、请示都得拖上好多天,尤其是关于葛春红的任职报告呈上去两个月,追了几次,才得到口头的承诺,承认作代会计对待,唯独这一回关于秋天生产香肠的报告,第二天唐书记就来谈话了。

  说是楼房要全部让出,事关橡胶厂再生胶投资这个乡重点项目的大局,生化厂必须服从。至于香肠生产,日后再说。

  随唐书记前来的还有陈部长、秦、姚二经理和傅会计等四人。在向河渠提出“其他房子可以出让,香肠生产用房请求保留”也一概否决的情况下,向河渠不顾秦经理的使眼色,断然说:“既然毫无通融余地,那么今年亏损难以避免。承包二十一个月来我认识到自己实在不具备当厂长的素质,难以挑这扭亏增盈的重担,请党委另派能人前来主持全面工作,我保证全力协助。”

  唐书记不高兴地问:“你在要挟党委?”向河渠说:“我有什么资本可以要挟党委?只是就事论事。楼房全部让出,香肠生产成为空谈,亏本已成定局,与其年终算帐,不如现在下台。我错了吗?”

  陈部长厉声喝问:“向河渠,你在跟谁说话,还有没有组织性?”向河渠眉毛一扬,正欲针锋相对。秦经理说:“向河渠同志,唐书记不是说了么,香肠生产问题日后再议么,总会有办法的。创办生化厂时你的房子在哪里?不也起了这一大片?别锯倒树捉老鸦,唐书记是了解你的,要相信党委嘛。”

  唐书记说:“这样吧,等农具厂、纺织厂事情弄好了,再来跟你商量商量,看看采取什么措施为好。就这样定了。”

  这场争论让在旁边插不上话的蒋、赵二人领略到向河渠的另一面——面对权贵人物的无畏。同时也对向河渠和生化厂的未来担起心来。蒋国钧提议开会商量一下,向河渠心头不快,说:“明天吧,今天情绪不好,考虑问题难免偏颇,另外还得到五案上去吃夜饭。”

  葛春红目睹着现场的争论,连她舅舅都插不上话,更不用说她了,只好在旁边等着一齐去国强家。路上关心地问这样争吵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后果?

  向河渠说:“我本就不愿当厂长,是逼上梁山的。无非是厂长不当了。叫我折腰事权贵,打死我也别想。无欲志则刚,我怕什么后果前果的。现在只有你的职务没有定下来这唯一的心事了。这桩心事一了,我就什么心事也没有了。”

  葛春红说:“当不当会计无所谓。”向河渠说:“有这种心态是对的,但有些利益,只要不损伤他人,该争还是要争的。不争并不意味着高尚,争也不等于低下。关键在于该不该和是不是损人利己,怎么个损人利己?”

  说到损人利己,按向河渠的观点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比如他当厂长就是损阮志清利自己的举措。他认为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不总是不损人利己的。大的方面说战争,小的方面说三角恋爱,生意场中的竞争等等,完全不损人利己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怎么个损人利己?

  当然能不损人则更好,万不得以也应尽量减少损害。此时他没有说这些,只是继续往下说:“争取当上会计,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为什么不争?怎样争?一是你要做好财会工作,在业务上显示实力,在理论考试中考出好成绩;二是我要争,争取在我离职前把事情定下来,拿到批复。”

  他批评了葛春红在会计工作上被动应付,要求今后要提高业务和会计管理水平。他说:“你本力小,干其他工作吃劲,没有这个机会没办法,有这个机会就要千方百计去争取。”

  老蒋说的讨论会没有通知其他人,就向、蒋、赵三个人,象当年塑料厂关门前阮、蒋、向三人一样,围坐在一起议论着。老蒋说:“索性离开这个地块,到红星桥重建厂房去,那样一来,什么包袱都不背,连生化厂三个字也不要,反正也不生产生化产品了。”向河渠认为是个好主意,不如去看看。

  说去就去,三个人骑车去了红星桥。这里一面靠水,一面面临大路,地方开阔,北距居民一百五十公尺以上,南距居民六十公尺左右,东西一千公尺之内无人居住,是个建厂的好地方。地方好是好,能不能给你呢?向河渠立即去公司提建议,姚进德一听非常赞成,打电话给唐书记请示。唐书记先说是另有他用,又说等他跟秦正平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再去公司,路遇姚进德,说是受了唐书记的批评。向河渠说:“出主意嘛,同意就用,不同意就作为没说,有什么好批评的,我找他们去。总得给条路吧?”

  进门后没等向河渠开口,秦经理就说:“我早就为生化厂考虑过了,关门,重起厂名重开张。信用社请示过县支行,行不通。关厂利息还得支付。”唐书记说:“向厂长同志,就象老秦所说的,我对你还是了解的,能帮你解决问题时还是会帮你解决的,不要想这想那的了,赶紧起几间房子,起好了,搬进去住,有事以后再说。”

  楼房要全部让出的消息传出后,生化厂一片哗然,各种各样的议论应有尽有:周国祥不止一次跟人们说:“毛主席说华国锋办事他放心,生化厂是向河渠办事我们不放心。”樊福寿来找向河渠要工作做,说:“阮支书说的,你们几个人,塑料厂、生化厂是你们搓起的绳儿头,怎好没事做?找他要工作去。我就来了。”朱光辉则借校办厂没有发清工资、尿款,别人找他要钱一事来找向河渠的。说着说着,指责起向河渠削尖了脑袋要当厂长,又没个屌本事当,弄得楼房也丢了,还破口骂出脏话来。还有的人则议论着这套班子快完了。

  对周国祥及一般人的风言风语,向河渠没有理睬;对樊福寿这样的老工人,他则打招呼,承认工作没有做好,连累大家至今没班上,目前正在努力中,一旦有什么产品可以上,则优先安排老工人。同时也不忘提醒老同志,自己没当厂长前老师傅在哪儿上班?不也在家等工作吗?那时阮支书为什么不安排这些搓绳儿头的人的?

  向河渠说:“你应当清楚欠了那么长时间的工资是新班子接手后生产香肠了才有钱还的,没有什么绳儿头可以让大家接着搓。我们接手时已无产可生了,搓什么绳?只有一屁股的债。不生产香肠,欠你的工资、投资款你到哪儿拿去?好好想想吧,老同志。”

  对朱光辉,向河渠没有客气,他说:“早知你不服气我当厂长,但你也该知道他阮志清不赶我动身,我会当这个鬼厂长吗?人要凭良心说话,究竟是谁跟谁过不去?

  自问对你是够照顾的了,让你当厂长你会这样照顾人吗?摸摸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你做了多少工作?是为厂作的贡献大呢还是为厂造的麻烦多?是谁在为谁擦屁股?

  不错,我是没屌本事当厂长,他是有本事当厂长,可是要是他还在这儿,你能挣到那么多工资吗?”当朱光辉骂出脏话的时候,向河渠也火了,骂他良心被狗吃掉了,是个混帐。

  骂朱光辉是个混帐,过后向河渠非常后悔。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天这是怎么了,‘混帐’这种词也该出自我的嘴?平日里的自我克制、修养到哪儿去了?朱光辉是不凭良心,是说了许多冤枉话,还骂了我。骂又怎么了?对骂就是将自己降到跟他一个水平上,也成了象他这种无知、粗鲁、不识好歹的人一样了,真该死!

  再说他也没有全骂错哇。有本事为什么没把厂搞好?厂子陷入如此危局,连楼房也没保住,算什么屌本事?还不如阮志清呢?至少姓阮的没把楼房丢掉,这总是事实吧?要是厂子搞好了,他朱光辉会骂吗?樊福寿会有怨言?周国祥、阚志高、段琪等会有怪话?还不都怨自己没屌本事将厂搞上去么?该骂呀,该骂!

  楼房让出去,虽是自己提出来想要减轻负担的,没想到竟走到其反面,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将香肠生产场地、房屋弄丢了。虽有以后再说这句话,没了生产用房,到哪儿生产去?真蠢啊,真蠢,竟然挖了个坑自己往下跳,老天爷,这是怎么了?”

  这一天向河渠的日记写得很长,有四五张纸,有自责,也有楼房丢掉后可能产生后果的估计和今后怎么办的思虑和设想。这一天,挨朱光辉骂的这一天夜里他失眠了,第二天的日记中说翻来覆去睡不着,起来对照书上所说的推拿涌泉、印堂、神庭、太阳、神门、内关,外加揉腹,也没能见效,总是睡不着,搅得凤莲也没能睡好。

  他在《习作录》里写的是:

  一、楼房收去不给钱,雪上加霜冷心田。原辅材料等钱买,待哺职工有谁怜?

  二、拖倒竹架哗啦响,砸碎设施透心凉。吃饭行当被毁去,几十张嘴往哪张?

  三、让楼本为减负担,谁知收楼不给钱。自己挖坑自己跳,你说是冤是不冤?

  听罢经理一席话,才知与我没关联。让与不让都会收,只是省他借口编。

  四、又到当年关厂前,也是三人共究研。当年苦思难找路,今日有路官挡关。

  利弊细细剖分明,口头书面说几番。官不说是不说非,就是不准求枉然。

  改革开放到今日,犹设关卡奈何天。

  五、楼房白让众哗然,议论讥讽骂声喧。姿意弄权官寻常,无能对付骂不冤。

  只是苦了众兄弟,应有班上却赋闲。辗转反侧睡不着,何策能过这一关?

  第三首诗中说的“才知与我没关联”说的是收楼原本就是党委的一项决定,与向河渠的减负报告没有关系。你打报告是收,不打报告也是收。乡办厂是乡政府的,想收哪个厂的资产就收哪个厂的,只看乡党委的需要与否,与当事厂没关系。当年收塑料厂的厂房拔给纺织厂,让生化厂到建筑站不用的房子里去创建,又何尚减过塑料厂的贷款、给过建筑站一分钱?只不过向河渠一打报告,乡里就顺水推舟,省得另找借口罢了。其实在请秦经理转呈必须生产香肠的报告时,秦已说得很清楚,他完全没有必要自责的。

  不过笔者要老相一句的是:白收楼房、断香肠生路做得实在太明显了,会让人骂的。

  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经碰头,召开了一个因三人关系进厂的人员座谈会。会上蒋国钧就厂内外形势作了分析,向河渠对前景作了乐观、不乐观和最坏的预估以后说:“香肠项目被砍,楼房被收不给钱,信用社将严格限量贷款,这是不必说的。因为厂如果倒掉了,他们连财产抵押这一保障也没有了,不会不考虑明摆着的风险的。仅凭胶带,至少在今明两年撑不住这巨大开支。换了我当主任也不敢给自己贷,更何况主任不是我的己亲?

  这一局面的造成,在我们三个,尤其是我来说是罪有应得。好比船翻了,只要没被淹死,我们就得把船拖到岸边,修修补补,再航行。对于在座的各位朋友来说就没有这个义务。目前这个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各位另谋高就,我们不但没有意见,而且给予支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的,都可以做到。所欠各位的工资、业务费也将千方百计一一结清。如果愿意留下来和我们苦干,更是鼓掌欢迎。”

  “河渠哥,假如情况不好,你打算干到什么时候?”蔡国桢在座位上说。“如果今年不亏本,我干到明年六月底,也就是大会上所说的‘到八七年的今天,不能达到所定指标,我将辞回家。’在这之前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如果亏本,将于春节前辞职。”向河渠说,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说,“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这就是我的打算。”

  蔡国云说:“我大哥吩咐过了,我们与你共进退。”张井芳说:“我就不用说了,自打创办蠡湖车间那天起,就决定卖给你了。干,干到底!”伍、陆、戴,还有周兵、裴友忠等纷纷表示一齐干下去。洪、屈等表态有些模棱两可,就如向河渠在日记中的评价:既可以是继续干的序言,也可以看作是不在这儿干了的不明显的表态。

  赵国民不知哪些根神经搭错了线,突然在会上提出离厂离乡另谋出路的问题,竟然引起与会人员的莫大兴趣,尤其是伍、陆、蔡、张纷纷赞成,要求向河渠给予筹划。伍子芳说:“目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呀,秀才,你是文人,应该懂得未雨绸缪的道理,还是趁早作作准备吧。”

  “未雨绸缪”的念头在阮友义要查激素联办背景时就有了,但那也要在“一朝逼得身难安”的情况下才会“腾上九霄不回头”的。先绸缪是对的,可现在就离厂离乡却还没到那一步。他说:“伍大哥说得对,是该作些准备,国民所说的离厂离乡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目前还不能那么做。首先欠工人的工资、投资款,虽然已从香肠款上还了大部分,还欠一万几千块钱没还清。要走就一定要在走前还清,不然对不起大家。其次我们真的一走,这个厂就可能再也没法站起来了。近百名职工都得重谋出路。有能力的还好办些,许多妇女另找上班的路可就难了。古人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说法,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官,可也毕竟是个小头头呀,只要还没到绝望的时候,总还得为你管辖的职工着想着想吧。所以我们还不能甩手就走,能争取干到哪一步就干到哪一步,多安排一个工人也是好的。”

  陆锦祥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知道你,在生产队也是时刻想着搞好生产,让一个劳动日多分点钱;到厂里又是想把厂搞好了,多安排工人,多提高工资。可是有多少人理解你呢?”葛春红说:“我能理解。在江南多次听他说过要通过提高效益来增加收入,工资没法加,通过补贴、奖励也要加。”张、蔡、戴都说能理解,因为他们也常听向河渠在念叨此事。赵国民骂道:“只有那些猪脑子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在坐的哪一个不是被他总是为人着想这一点吸引住的?不是他在这儿,鬼才在这儿干呢。”老蒋望望赵国民,眉头皱了皱,没吭声。

  向河渠说:“不说这些了,离厂的事容我考虑考虑,以后再说。为防止事发突然措手不及,蒋兄,国民,是不是这样,先将处理职工欠款事放在头里解决?”

  老蒋说:“生产上还没钱买原料,哪来的钱还欠款?”

  向河渠说:“我是这样考虑的,欠款都是搞激素时发生的,当然今年至今的工资不在其中。现在激素上压积的物资可以处理掉,用来支付。生产上用款,如果信用社不贷款,这方面的钱搭进去也是白费。”

  老蒋说:“好到是好的,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是个急不得的事情。是不是这样:伍大哥,你发动供销员帮联系酒精、丙酮这些化工物资的销路,价格上不妨略低于市场价,但一定要现金;春红、淑英将激素上压积的物资抄个清单给我们;春红还得将欠款名单和金额,还有到本月底应发未发的工资情况一并报来,我们再商量发放的办法。”伍、葛、李都应声说好。

  向河渠又转向其他人说:“老张,你那个饮料要抓紧下去探探销路、消费者的反映,国云国桢都背一些四处去转转。”张井芳说:“现在还在淡季,看不很出啊。”向河渠说:“我现在不是看销路有多大,而是了解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