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外面正下着雨，妇女主任阮淑珍却要赶回家去，说孩子有病，不回去不放心。严书记吩咐向河渠送她回家。向河渠怀疑听错了问：“我？”严书记反问：“怎么，有难处？”“噢——，没问题。”向河渠稍带勉强地回宿舍拿起雨伞陪阮淑珍上了路。
阮淑珍的家离公社有四五里路，一路上向河渠只是默默地跟随着，并不吭声。阮淑珍知道向河渠并不情愿送她，离公社里把路后说：“你回去吧，我一个人走并不怕。”从内心讲，向河渠倒是巴不得有这句话的，只是书记已经说了，不送到家不好。他知道阮淑珍回家有蛮长的一段路，除路边树、坡上湖桑，没有人家，阴森森的，让一个妇女走，不合适，所以说：“不行，深更半夜的我不可能让你一人走的。”两人继续向前走着。
“你好像对我有意见？”阮淑珍问。“没有。”向河渠回答。阮淑珍扑嗤一笑说：“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你不说谎，现在不正在说谎吗？”
原来阮淑珍与向河渠是初中同班同学。尽管向河渠是班上学习委员，却跟女同学很少说话。初中是少年期向青春期过渡的时期，在这时期中，学生们对异性的交往呈现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跃跃欲试，有的人大胆尝试，有的人缩手缩脚，向河渠比缩手缩脚的人还不如，他基本上不与女同学交往，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高中，在高一时还被老师批评为十八世纪的封建思想。认真回忆一下，跟阮淑珍有没有交谈过，恐怕都想不起来。
初中毕业后向河渠到风雷中学读书，阮淑珍是怎样走上工作岗位以至升到公社妇女主任的，他一无所知，直到六八年为父亲冤案去公社找领导前，两人几乎没见过面。他们是在公社过道里碰到的，那时阮淑珍已当上公社妇女主任了，并且是《联指》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两人仅招呼了一声，并没有谈上第二句。
顺便说一句，那时《联指》的几个人拦着向家姐弟不让走时，有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打了圆场，才解了围，而那个小头目就是奉阮淑珍的指示办的。这是闲话，扯过不提。
向河渠当上会计后见到阮淑珍的机会多了，由于不愿巴结上级的自视清高，从不主动称一声“阮主任”的，老同学的概念在他心中早就没了。今年三月底被抽调到公社后低头不见抬头见，出于礼貌才不得不主动称她为阮主任。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一点虽自命清高，却还是懂得的。
阮淑珍说向河渠对她有意见，也并非凭空臆说。向泽周被揪斗时，她就在《联指》任职，没有援手帮忙，算什么老同学？设身处地，换了自己也会心怀不满的，阮淑珍心中有数，几次想解释却又找不到机会。今天书记叫他送，可算是正中下怀的，刚才让他回去，只是个试探，其实她早知向河渠有一股侠义气度，不可能让她一人独自走的。她想借被送的机会化解向河渠的怨气。怎么化解呢？她已成竹在胸了。
凭心而论向河渠对阮淑珍还真的没意见。自己家出了事，别说是初中的同学关系了，就是亲戚有几个不明哲保身的？更何况与自己只是同过三年学、接触很少的女生呢。他的淡薄只是称得到自己的份量，不愿逢迎罢了。
阮淑珍可不这么想，她见向河渠不肯直说，只好自己开口。她说：“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你爸那件事上，我在联指是摆摆样子的成员，帮不上忙，不是不帮；在校时，尤其是临毕业前一年多，你对我印象很不好，不愿搭理我。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现在解释也难以说得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毕业典礼上你说的你妈的话我是始终记着的：‘阎王菩萨让你投个人，你就要做个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衣裳穿破不要让人点戳破’从那以后我是努力按这句话去做的。”时隔九年多了，她还记着母亲说的这句话，让向河渠受到感动，说了两个字：“谢谢。”
“想常与徐晓云见面吗？”阮淑珍突然抛出这么一句，向河渠为之一怔，说：“我不懂你的意思。”阮淑珍说：“公社缺一个线务员，现在的话务员可以去担任，这样就需要一个话务员，你看徐晓云怎样？要是你觉得行的话，我就在会上提出来。”
向河渠不明白阮淑珍为什么要征求自己的意见，不过如能将徐晓云调到公社来当然更好了，他谨慎地说：“徐晓云是一个办事认真的姑娘，让她担任话务员，我相信她定能胜任。不过这是领导的事，我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不是我该说的。”阮淑珍说：“我只问你想不想，想的话我就说，一定满足你的愿望。”向河渠说：“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
阮淑珍格格笑了，她问：“你知道徐晓云怎么会插到我们社的？”向河渠说：“这个听褚国柱说过，是他与公社交涉、协商的。”阮淑珍说：“不错。褚国柱找的谁呢？”向河渠说：“听你这么一说找的是你。”阮淑珍说：“是找的我。他说这个徐晓云是你的对象。是老同学的对象，我又能帮得到，还有个不帮的？”向河渠说：“谢谢你的帮忙，还把她放在最好的大队，真的谢谢你。不过你们误会了，晓云只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没谈过恋爱。”
阮淑珍很高兴这样的谈话，觉得向河渠的态度变得友善多了，于是再放慢了脚步，不料向河渠也相应放慢了脚步。她暗自叹了口气，不再打算缩短两人间的实际距离了。她满有兴趣地问：“褚国柱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他在说谎？”向河渠说：“说谎倒不至于，主要是他只凭主观印象猜测。”阮淑珍说：“无针不引线，没有亲密接触的现象，别人不会判断你们在谈恋爱的，你们一定处得特别好，对吗？”向河渠说：“处得好不等于就在谈恋爱，男女之间除了爱情还可以有友情嘛，晓云与我从没谈过爱情，但却处得很好。”
“河渠，”阮淑珍第一次直呼其名而不带姓，她试图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说“你也许不知道晓云和我已是蛮好的朋友了，你的许多情况她已告诉我了。”向河渠“哦”了一声，没接下文。阮淑珍继续说：“很惭愧，在你处于困难处境中时，我没能运用我的力量帮助你，让你吃了那么多苦。”
向河渠很感意外。因为阮淑珍是国家干部，自己只是个半脱产的农村户口的工作人员，在公社这座大院里，除了炊事员，谁都比他大，她是没有必要跟自己说这些的。他感动地说：“这不怪你，阮主任。社会的潮流、风气和社会上的某种无形的势力不是个人能抗衡的，尤其不是每个人都能抗衡的，你不必自责，这不是你的责任。要是你能把晓云调到公社来，我和她都会记住你的情谊的。谢谢你，阮主任，真的，谢谢。”
“不！不要叫我主任，叫淑珍，叫阮淑珍也行。”阮淑珍说。“这不行！你是领导，如果我不叫你的职务，会让人们怎么看我？”这是个现实的现象，阮淑珍不再坚持了，她说：“好吧，由你。从离校到今天，我们分别了十年，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大院里工作，需要互相帮助。”向河渠说：“你们在上层，我只是个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就怕帮不了你什么忙啊。”阮淑珍说：“不要小看了自己的能耐，我们毕竟同学三年，对你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总之今后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一定帮。晓云的事就交给我了。我家就在前边，时间不早了，我就不虚留你了，谢谢。”说罢快步向前走去。
“是些什么事情解释不清楚呢？为什么书记不叫黄娟、倪书琴送而叫我来送呢？她居然还记得我六二年在毕业典礼上说的话，并说一直努力按这句话在做着，这意味着我过去对她的看法有失偏颇。难道过去我见到的是假相，听到的传闻也不实？即便如此也没有必要解释呀，我不过是一名工人。”向河渠一边回忆着刚才的交谈，一边百思不得其解地想着，依着感觉往前走着。
说依着感觉到是千真万确的。雨早就不下了，天却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依着感觉走。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女人走四五里路确实不妥当，但让向河渠走，就无所谓了。走这种路是无所谓，有所谓的是阮淑珍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直弄不清。就是在跟笔者交谈时他还是说这个谜始终没解开，不过阮淑珍交办的事情他倒是尽力而为的。
严书记叫向河渠跟他到跃进大队去蹲点，他很高兴。严书记是他崇敬的人。听说抗战时期他是儿童团的骨干，解放初期就已到区政府里当秘书了，建公社革委会时他来当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原则性强又平易近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听说他作风正派，爱人是个瞎子，没因自己当了官而换老婆。当了官换老婆的现象，据说在全国都很常见。跟他在一起工作，一定能学到许多东西，怎么不叫他高兴呢？
吃过晚饭，向河渠用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书记和自己的行李，月光下跟书记来到跃进七队的知青屋。屋主已参军去了，几天前书记就从队长尤闻学手里拿来钥匙，说要搬来住。进屋后，稍稍打扫了一下，就开始安家。一张小方桌放在前壁窗户下面，紧靠桌子搁着一张床，是书记睡的，斜对面也有一张铺，没有书记的宽，大概原来是放杂物的，现在是向河渠的床。桌上放一盏罩子灯，桌前放一张板凳。书记的一大堆书叠在窗下桌上，有四卷毛泽东选集，有马列着作，还有农业学大寨的资料和农业科技书。一只火油炉子放在后壁。外间是厨房。书记与向河渠一齐收拾房间，整理各自的床铺，不到二十分钟全部结束。
书记说：“你年轻，去跑跑腿儿，找一下孙支书。要他明天早上开个大小队干部会，就说公社准备在这儿开个育秧现场会。我呢烧水，等你回来洗脚。”
向河渠答应着骑上自行车就奔四队孙支书家而去。跃进大队是沿江公社的标兵大队，孙支书的家他自然认识，不但认识而且来过不止一回，在石崇实老师的指导下采写的一篇跃进大队的调查报告还登上了通城日报。
他一到门口还没下车就喊：“孙支书！”“谁呀？”有人应声开门出来。向河渠下了车说：“严书记叫找孙支书有话说。”开门的是孙支书的儿子孙建国，听出了来人的声音也看清了人，忙说：“是向干事呀，请进来坐，我爸不在家。”“他在哪儿？”“在二队环宾家，你进来坐，我去喊。”“不用了，我去找。”“那也好，就是门前有棵大柿子树的那一家。”“知道了，找得到的。”说罢就再向二队疾驰。
到了二队，沿着住家门前的马路由东向西找去，没走多远就闻到酒肉香味，注意一看，原来已到了环家门口。只听得屋内人声鼎沸，看样子酒宴正进行到高潮期，怎么办？喊是不喊？他有些犹豫，不过明天早上就得开会，不喊肯定不行。就在门外高喊：“孙支书在这儿吗？”屋里太嘈杂，没听见，于是支好自行车去敲门。有人开门问：“找谁？”向河渠问：“孙支书在吗？”开门人问：“什么事？”向河渠说：“我姓向，叫向河渠，有话跟孙支书说。”开门人说：“我去帮你找？”
一听说向河渠找，孙支书知道肯定有事，不然向河渠不会连夜摸黑前来，忙离席出来。说：“小向，到屋里坐，喝一杯，边喝边说，怎么样？”向河渠握住孙支书伸出的手说：“谢谢。公社准备在这儿召开一个育秧现场会，书记要你明天早上开个大小队干部预备会，书记明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另外我陪书记住在七队知青屋里，向你们学习来了，还请你们以后多指教。”
听说书记不声不响地来了，孙支书心中不由地咯噔一怔，脱口说：“怎么，书记来了？”向河渠有些好笑：几天前的三干大会上严书记严厉地批评了社会上大吃大喝的歪风邪气，表扬了跃进大队孙支书，说跃进大队领导班子过得硬，革命化建设搞得好，送礼不收，请客不到，不但不到，请吃的人还要受到批评教育。说有的大队呢，不是请客不到，而是就怕人家不请，有时明知人家有事要摆酒席了，还故意到这个队走走，让这户人家知道他来了。可现在呢，这位请吃不到的先进人物又如何呢？见到对方的惊慌，他心里反而感到舒坦。
不过今日的向河渠已与刚从学校回乡的向河渠不同了，不想让这位全社闻名的标兵受窘。为这位支书着想，更得为书记着想，假如连标兵也在群众家大吃大喝的话，让书记情何以堪？于是他决定隐掉此事。他说：“是的，收拾好床铺，书记就让来找你。”
孙支书说：“还没吃晚饭吧？走，进去喝一杯。”向河渠说：“吃了晚饭来的。我可不能喝酒，让书记闻到酒味还了得。”孙支书会意地笑了，说：“那就不留你啦。”“明天早上的会可别忘了开。”“哪能呢。”
回七队的路上向河渠盘算着怎么应对书记的问话。因为不会说谎，却要为孙支书遮掩，真有些为难。没想到的是这一路的心思白担了，书记什么也没问，除随口说了句：“水在炉子上，先洗脸洗脚睡，别等我。”然后只顾看他的书。向河渠呢，也没有先去休息，而是洗了脸和脚后，拿起一本《新闻知识》，坐在桌前那张板凳上，就住书记的灯光学习起来，并不时地用元珠笔在书上做记号。严书记抬起头赞许地看了看向河渠，又继续看他的书。夜十一点多，严书记受到向河渠呵欠的影响，放下书说：“小向，你的呵欠传染啊，不看了，睡吧，明天早上还有事呢。”
躺到床上后书记又跟向河渠谈起心来，他问：“小向，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向河渠说：“当然愿意啦。”书记说：“你不知道与我在一起不是件容易事。”向河渠说：“我才不担心呢。”
书记说：“我的毛病我知道：反对请客送礼、阿谀奉承；看不惯仗势欺人、盛气凌人；看不起懒懒散散、浮而不实的人。我爱看书，讨厌没事打牌、打乒乓球、下棋，讨厌张家长李家短地闲聊。”向河渠说：“这算不上坏习惯，如果算，我也有。我是个小人物，但在队里也是一家都不去吃请的，我们队里的人叫我书呆子，我妈告诫我不准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不是，我爸忙于为人看病连自留地上的麦已斫倒了也不知道，还对我妈说自留地上的麦好斫了吧？”严书记高兴地说：“嗬，你倒成了我的知己。”向河渠说：“那可不敢当。您是我的老师，我将学习、培养您的坏习惯。不过我发现你我引以为傲的坏习惯却是不合时宜的，我说了您可别生气。”严书记很感兴趣地坐起来说：“先别睡，小伙子，说说你的看法。”
向河渠坐起来说：“您反对的东西也是我反对的，但实践证明我固然反对不了，您也阻止不了。作为洁身自好，最多只能在小范围内有影响，作用很小。”书记问：“为什么？”向河渠说：“因为
阮淑珍的家离公社有四五里路，一路上向河渠只是默默地跟随着，并不吭声。阮淑珍知道向河渠并不情愿送她，离公社里把路后说：“你回去吧，我一个人走并不怕。”从内心讲，向河渠倒是巴不得有这句话的，只是书记已经说了，不送到家不好。他知道阮淑珍回家有蛮长的一段路，除路边树、坡上湖桑，没有人家，阴森森的，让一个妇女走，不合适，所以说：“不行，深更半夜的我不可能让你一人走的。”两人继续向前走着。
“你好像对我有意见？”阮淑珍问。“没有。”向河渠回答。阮淑珍扑嗤一笑说：“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你不说谎，现在不正在说谎吗？”
原来阮淑珍与向河渠是初中同班同学。尽管向河渠是班上学习委员，却跟女同学很少说话。初中是少年期向青春期过渡的时期，在这时期中，学生们对异性的交往呈现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跃跃欲试，有的人大胆尝试，有的人缩手缩脚，向河渠比缩手缩脚的人还不如，他基本上不与女同学交往，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高中，在高一时还被老师批评为十八世纪的封建思想。认真回忆一下，跟阮淑珍有没有交谈过，恐怕都想不起来。
初中毕业后向河渠到风雷中学读书，阮淑珍是怎样走上工作岗位以至升到公社妇女主任的，他一无所知，直到六八年为父亲冤案去公社找领导前，两人几乎没见过面。他们是在公社过道里碰到的，那时阮淑珍已当上公社妇女主任了，并且是《联指》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两人仅招呼了一声，并没有谈上第二句。
顺便说一句，那时《联指》的几个人拦着向家姐弟不让走时，有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打了圆场，才解了围，而那个小头目就是奉阮淑珍的指示办的。这是闲话，扯过不提。
向河渠当上会计后见到阮淑珍的机会多了，由于不愿巴结上级的自视清高，从不主动称一声“阮主任”的，老同学的概念在他心中早就没了。今年三月底被抽调到公社后低头不见抬头见，出于礼貌才不得不主动称她为阮主任。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一点虽自命清高，却还是懂得的。
阮淑珍说向河渠对她有意见，也并非凭空臆说。向泽周被揪斗时，她就在《联指》任职，没有援手帮忙，算什么老同学？设身处地，换了自己也会心怀不满的，阮淑珍心中有数，几次想解释却又找不到机会。今天书记叫他送，可算是正中下怀的，刚才让他回去，只是个试探，其实她早知向河渠有一股侠义气度，不可能让她一人独自走的。她想借被送的机会化解向河渠的怨气。怎么化解呢？她已成竹在胸了。
凭心而论向河渠对阮淑珍还真的没意见。自己家出了事，别说是初中的同学关系了，就是亲戚有几个不明哲保身的？更何况与自己只是同过三年学、接触很少的女生呢。他的淡薄只是称得到自己的份量，不愿逢迎罢了。
阮淑珍可不这么想，她见向河渠不肯直说，只好自己开口。她说：“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你爸那件事上，我在联指是摆摆样子的成员，帮不上忙，不是不帮；在校时，尤其是临毕业前一年多，你对我印象很不好，不愿搭理我。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现在解释也难以说得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毕业典礼上你说的你妈的话我是始终记着的：‘阎王菩萨让你投个人，你就要做个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衣裳穿破不要让人点戳破’从那以后我是努力按这句话去做的。”时隔九年多了，她还记着母亲说的这句话，让向河渠受到感动，说了两个字：“谢谢。”
“想常与徐晓云见面吗？”阮淑珍突然抛出这么一句，向河渠为之一怔，说：“我不懂你的意思。”阮淑珍说：“公社缺一个线务员，现在的话务员可以去担任，这样就需要一个话务员，你看徐晓云怎样？要是你觉得行的话，我就在会上提出来。”
向河渠不明白阮淑珍为什么要征求自己的意见，不过如能将徐晓云调到公社来当然更好了，他谨慎地说：“徐晓云是一个办事认真的姑娘，让她担任话务员，我相信她定能胜任。不过这是领导的事，我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不是我该说的。”阮淑珍说：“我只问你想不想，想的话我就说，一定满足你的愿望。”向河渠说：“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
阮淑珍格格笑了，她问：“你知道徐晓云怎么会插到我们社的？”向河渠说：“这个听褚国柱说过，是他与公社交涉、协商的。”阮淑珍说：“不错。褚国柱找的谁呢？”向河渠说：“听你这么一说找的是你。”阮淑珍说：“是找的我。他说这个徐晓云是你的对象。是老同学的对象，我又能帮得到，还有个不帮的？”向河渠说：“谢谢你的帮忙，还把她放在最好的大队，真的谢谢你。不过你们误会了，晓云只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没谈过恋爱。”
阮淑珍很高兴这样的谈话，觉得向河渠的态度变得友善多了，于是再放慢了脚步，不料向河渠也相应放慢了脚步。她暗自叹了口气，不再打算缩短两人间的实际距离了。她满有兴趣地问：“褚国柱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他在说谎？”向河渠说：“说谎倒不至于，主要是他只凭主观印象猜测。”阮淑珍说：“无针不引线，没有亲密接触的现象，别人不会判断你们在谈恋爱的，你们一定处得特别好，对吗？”向河渠说：“处得好不等于就在谈恋爱，男女之间除了爱情还可以有友情嘛，晓云与我从没谈过爱情，但却处得很好。”
“河渠，”阮淑珍第一次直呼其名而不带姓，她试图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说“你也许不知道晓云和我已是蛮好的朋友了，你的许多情况她已告诉我了。”向河渠“哦”了一声，没接下文。阮淑珍继续说：“很惭愧，在你处于困难处境中时，我没能运用我的力量帮助你，让你吃了那么多苦。”
向河渠很感意外。因为阮淑珍是国家干部，自己只是个半脱产的农村户口的工作人员，在公社这座大院里，除了炊事员，谁都比他大，她是没有必要跟自己说这些的。他感动地说：“这不怪你，阮主任。社会的潮流、风气和社会上的某种无形的势力不是个人能抗衡的，尤其不是每个人都能抗衡的，你不必自责，这不是你的责任。要是你能把晓云调到公社来，我和她都会记住你的情谊的。谢谢你，阮主任，真的，谢谢。”
“不！不要叫我主任，叫淑珍，叫阮淑珍也行。”阮淑珍说。“这不行！你是领导，如果我不叫你的职务，会让人们怎么看我？”这是个现实的现象，阮淑珍不再坚持了，她说：“好吧，由你。从离校到今天，我们分别了十年，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大院里工作，需要互相帮助。”向河渠说：“你们在上层，我只是个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就怕帮不了你什么忙啊。”阮淑珍说：“不要小看了自己的能耐，我们毕竟同学三年，对你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总之今后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一定帮。晓云的事就交给我了。我家就在前边，时间不早了，我就不虚留你了，谢谢。”说罢快步向前走去。
“是些什么事情解释不清楚呢？为什么书记不叫黄娟、倪书琴送而叫我来送呢？她居然还记得我六二年在毕业典礼上说的话，并说一直努力按这句话在做着，这意味着我过去对她的看法有失偏颇。难道过去我见到的是假相，听到的传闻也不实？即便如此也没有必要解释呀，我不过是一名工人。”向河渠一边回忆着刚才的交谈，一边百思不得其解地想着，依着感觉往前走着。
说依着感觉到是千真万确的。雨早就不下了，天却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依着感觉走。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女人走四五里路确实不妥当，但让向河渠走，就无所谓了。走这种路是无所谓，有所谓的是阮淑珍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直弄不清。就是在跟笔者交谈时他还是说这个谜始终没解开，不过阮淑珍交办的事情他倒是尽力而为的。
严书记叫向河渠跟他到跃进大队去蹲点，他很高兴。严书记是他崇敬的人。听说抗战时期他是儿童团的骨干，解放初期就已到区政府里当秘书了，建公社革委会时他来当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原则性强又平易近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听说他作风正派，爱人是个瞎子，没因自己当了官而换老婆。当了官换老婆的现象，据说在全国都很常见。跟他在一起工作，一定能学到许多东西，怎么不叫他高兴呢？
吃过晚饭，向河渠用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书记和自己的行李，月光下跟书记来到跃进七队的知青屋。屋主已参军去了，几天前书记就从队长尤闻学手里拿来钥匙，说要搬来住。进屋后，稍稍打扫了一下，就开始安家。一张小方桌放在前壁窗户下面，紧靠桌子搁着一张床，是书记睡的，斜对面也有一张铺，没有书记的宽，大概原来是放杂物的，现在是向河渠的床。桌上放一盏罩子灯，桌前放一张板凳。书记的一大堆书叠在窗下桌上，有四卷毛泽东选集，有马列着作，还有农业学大寨的资料和农业科技书。一只火油炉子放在后壁。外间是厨房。书记与向河渠一齐收拾房间，整理各自的床铺，不到二十分钟全部结束。
书记说：“你年轻，去跑跑腿儿，找一下孙支书。要他明天早上开个大小队干部会，就说公社准备在这儿开个育秧现场会。我呢烧水，等你回来洗脚。”
向河渠答应着骑上自行车就奔四队孙支书家而去。跃进大队是沿江公社的标兵大队，孙支书的家他自然认识，不但认识而且来过不止一回，在石崇实老师的指导下采写的一篇跃进大队的调查报告还登上了通城日报。
他一到门口还没下车就喊：“孙支书！”“谁呀？”有人应声开门出来。向河渠下了车说：“严书记叫找孙支书有话说。”开门的是孙支书的儿子孙建国，听出了来人的声音也看清了人，忙说：“是向干事呀，请进来坐，我爸不在家。”“他在哪儿？”“在二队环宾家，你进来坐，我去喊。”“不用了，我去找。”“那也好，就是门前有棵大柿子树的那一家。”“知道了，找得到的。”说罢就再向二队疾驰。
到了二队，沿着住家门前的马路由东向西找去，没走多远就闻到酒肉香味，注意一看，原来已到了环家门口。只听得屋内人声鼎沸，看样子酒宴正进行到高潮期，怎么办？喊是不喊？他有些犹豫，不过明天早上就得开会，不喊肯定不行。就在门外高喊：“孙支书在这儿吗？”屋里太嘈杂，没听见，于是支好自行车去敲门。有人开门问：“找谁？”向河渠问：“孙支书在吗？”开门人问：“什么事？”向河渠说：“我姓向，叫向河渠，有话跟孙支书说。”开门人说：“我去帮你找？”
一听说向河渠找，孙支书知道肯定有事，不然向河渠不会连夜摸黑前来，忙离席出来。说：“小向，到屋里坐，喝一杯，边喝边说，怎么样？”向河渠握住孙支书伸出的手说：“谢谢。公社准备在这儿召开一个育秧现场会，书记要你明天早上开个大小队干部预备会，书记明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另外我陪书记住在七队知青屋里，向你们学习来了，还请你们以后多指教。”
听说书记不声不响地来了，孙支书心中不由地咯噔一怔，脱口说：“怎么，书记来了？”向河渠有些好笑：几天前的三干大会上严书记严厉地批评了社会上大吃大喝的歪风邪气，表扬了跃进大队孙支书，说跃进大队领导班子过得硬，革命化建设搞得好，送礼不收，请客不到，不但不到，请吃的人还要受到批评教育。说有的大队呢，不是请客不到，而是就怕人家不请，有时明知人家有事要摆酒席了，还故意到这个队走走，让这户人家知道他来了。可现在呢，这位请吃不到的先进人物又如何呢？见到对方的惊慌，他心里反而感到舒坦。
不过今日的向河渠已与刚从学校回乡的向河渠不同了，不想让这位全社闻名的标兵受窘。为这位支书着想，更得为书记着想，假如连标兵也在群众家大吃大喝的话，让书记情何以堪？于是他决定隐掉此事。他说：“是的，收拾好床铺，书记就让来找你。”
孙支书说：“还没吃晚饭吧？走，进去喝一杯。”向河渠说：“吃了晚饭来的。我可不能喝酒，让书记闻到酒味还了得。”孙支书会意地笑了，说：“那就不留你啦。”“明天早上的会可别忘了开。”“哪能呢。”
回七队的路上向河渠盘算着怎么应对书记的问话。因为不会说谎，却要为孙支书遮掩，真有些为难。没想到的是这一路的心思白担了，书记什么也没问，除随口说了句：“水在炉子上，先洗脸洗脚睡，别等我。”然后只顾看他的书。向河渠呢，也没有先去休息，而是洗了脸和脚后，拿起一本《新闻知识》，坐在桌前那张板凳上，就住书记的灯光学习起来，并不时地用元珠笔在书上做记号。严书记抬起头赞许地看了看向河渠，又继续看他的书。夜十一点多，严书记受到向河渠呵欠的影响，放下书说：“小向，你的呵欠传染啊，不看了，睡吧，明天早上还有事呢。”
躺到床上后书记又跟向河渠谈起心来，他问：“小向，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向河渠说：“当然愿意啦。”书记说：“你不知道与我在一起不是件容易事。”向河渠说：“我才不担心呢。”
书记说：“我的毛病我知道：反对请客送礼、阿谀奉承；看不惯仗势欺人、盛气凌人；看不起懒懒散散、浮而不实的人。我爱看书，讨厌没事打牌、打乒乓球、下棋，讨厌张家长李家短地闲聊。”向河渠说：“这算不上坏习惯，如果算，我也有。我是个小人物，但在队里也是一家都不去吃请的，我们队里的人叫我书呆子，我妈告诫我不准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不是，我爸忙于为人看病连自留地上的麦已斫倒了也不知道，还对我妈说自留地上的麦好斫了吧？”严书记高兴地说：“嗬，你倒成了我的知己。”向河渠说：“那可不敢当。您是我的老师，我将学习、培养您的坏习惯。不过我发现你我引以为傲的坏习惯却是不合时宜的，我说了您可别生气。”严书记很感兴趣地坐起来说：“先别睡，小伙子，说说你的看法。”
向河渠坐起来说：“您反对的东西也是我反对的，但实践证明我固然反对不了，您也阻止不了。作为洁身自好，最多只能在小范围内有影响，作用很小。”书记问：“为什么？”向河渠说：“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