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河渠自离开生产队这块是非之地后，再三跟凤莲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不管谁对谁错，都不要参与议论，特别是涉及到干部的事情，更不要评头论足，我们惹不起躲得起。可是正象俗语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去惹是非，是非偏要来惹你，“躲得起”一个生产队就那么大的地方，你得劳动、生活，要惹你时朝哪里躲？
向妈妈的身体一向不大好，但心细，会带伢儿，大家提议让她管幼儿园，她就带上了孩子。全队就六七个小孩，她勤换尿布、唱儿歌，哄着孩子们，让幼儿园里一片笑声。为不让小孩焐湿布，她贴进去十几块尿布，并勤洗周转，赢得了人们的好评。
一天队里宣布妇女停工，几个青年妇女不服，硬犟着上了工，孩子固然交给了向妈妈。队长、会计说不服从分工不计工分，妇女们不依，说男女平等，大家都凭工分分粮草，凭什么不让妇女上工？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凭什么干活不给工分？
妇女中口辞最厉害的要数戚芹，队长张成、会计薛井林根本说不过她；再加上青年妇女这一组弱的不多，说上阵个个上阵，除凤莲依据河渠的吩咐基本不开口外，人人叽叽喳喳，一个说个个应和，吵得干部没办法。
谁能回答戚芹说的“哪一条政策规定干活可以不计工分的？”没办法只好补记了。可向妈妈的工分却没补，凤莲去问队长，队长说这事得问会计，问会计，薛井林说谁让带的，让她找谁去。凤莲记得河渠说过为人不能太懦弱，于是坚决要求补记，她没本事象戚芹那样说政策，只知道别人干了有工分，她婆母干了也该有。正争执间，恰好向河渠从本大队采访回来碰上了，听说此事，就说：“不就是天把工分吗？算了，干部也挺难的，没听分工就上工是不对。”并对薛井林说：“妇女就是心眼小，别多心。”
凤莲流产后听说队里有几只鸡不生蛋，打算卖；向妈妈去跟队长说买两只，队长说还没商量呢，是余松爹的想法，等商量后决定卖了再说，叫去跟会计说一下，登个记。结果听说真卖时却没了，而且多数卖给了大队和外队的干部。
向霞出嫁前曾和本队两个姑娘去县农场打临工，按规定要向队里缴公共积累，其他两家都跟队里干部说情，得以免缴，向妈妈也跟队长、会计说了，会计说这是规定，不缴不行。向河渠知道了，对妈说：“按规定执行的事情不要去求情，又不是针对我们一家。”谁知年终分配结算时，就只扣了向霞一个人的钱，向霞知道后气呼呼地要去找薛井林讨个说法，向河渠说：“傻妹子，人家按规定办事不叫打击报复，他扣钱没错。至于别人家不缴，那是包庇。假如因为你抵了人家也被扣的话，你就跟人家筑了对头。”硬是没让去。
生产队里有个不成文的现象，那就是养猪户在卖猪前的饲养过程中可以借部分饲料粮，到年终结算时扣还。那时候粮食在农村，尤其是象红星四队这样的落后生产队是很紧张的，借饲料粮常常作为弥补缺口的一种手段。凤莲申请借五十斤，薛井林就是不借，凤莲问：“别人家怎么好借的？”薛井林说：“好借时就有，没有时就不好借，怎么啦，欠你的，要硬借？”凤莲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因私报复。”薛井林说：“你告我去，说我不借是报复。”正争执间，向河渠到家后闻讯赶来说：“缺粮的小事也来烦队里？放心吧，我早就知道了，已向老同学借了一百斤呢，走，回家去。”
凤莲流产后因失血较多，身体虚弱，恢复得比较慢，休息了二十天后，她在家里坐不住，到队里要求干点轻巧活儿，队长还没说话呢，会计先开了腔，说身体不好就该在家里多歇歇，生产队不是养老院，你特殊他特殊的，照顾不了许多，不可以安排。气得凤莲当场顶了起来，责问说：“谁没个三病六痛的，妇女来了月经还可以照顾，为什么我流产就不可以照顾？你当的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反动派的干部？”双方正争吵间，大队马会计来队检查工作碰上了，将队长喊到旁边说了几句，队长出来打了圆场，这才平息了风波。
向河渠回家后听凤莲学说了这事后，心疼地抱住妻子说了七箩八笆斗的理由，求情似的又把凤莲留在家里将息了半个月，直到大体恢复了健康，才让上了工。
事情是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向家一百多斤的猪患了气喘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凤莲主张卖了，向河渠说：“卖可以，得到兽医站出个证明，不然是要按规定扣肥料钱的。”凤莲去兽医站打了证明，在政治操上交给了会计，又经会计亲自称了份量，就去镇上卖了。这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不料在公布肥料钱的榜上，人们发现向家受到惩罚。凤莲不识字，向妈妈识字，去一看，果然，就去问会计，会计说份量不足130斤就该折半算，他家过去差三斤也是这么算的。向妈妈是位吃素念经从不与人争执的忠厚之人，心知是报复，却不愿失了身份去跟小辈拌嘴，就回了家。
向河渠回家听婆媳俩一说，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不能尽是退让，于是就去找薛井林，巧的是还没到薛家，却在半路上遇到了，一问，薛井林直言不讳地说扣了，是该扣的。向河渠问制度改了没有，薛井林说没改，还是老制度。向河渠说既然没改，我家的肥料钱就不该扣呀。薛井林说这是大家讨论的。向河渠“哦”了一声后说：“既是大家讨论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从我开始，去掉那条‘经兽医站证明确系生病，无法养到130斤者除外’就行了。”薛井林说：“这个，这个我一人可做不了主。”向河渠笑笑说：“那当然，应该经过大家讨论嘛。这样，请转告领导组全体同志，无例不可乱兴，有例不可乱灭，制度不可针对哪一个个人。假如革命的需要从我头上开头刀，我心甘情愿。只要决定兽医站出的证明真的无效，今后就必须依我家为例同样执行。这可是生产队的大事，起初我起草这条制度时就是考虑到猪跟人一样难保不生病，又为防止有人假借生病，才规定必须由兽医站出证明，这样既为肥料的来源从制度上给予保障，又为社员出现了人力没法解决的难题提供了方便。现在这一方便要是不再提供了，猪生病的户子可就是雪上加霜啊，你们可要考虑好了，不要意气用事。”随后又去队长张成家说了类似的话。队长听了反觉一愣，说他不知道这事，一定讨论讨论。
在个人问题上比较马大哈的向河渠说过后一丢就是好多天没问，一天偶然想起，去找队长，队长含含糊糊地说还没讨论好。向河渠说：“队长先生，制度的兴废也是生产队的一件大事，假如现在又出现了象我家一样现象的另一家，怎么处理？抽点时间抓紧讨论讨论吧，如果为这耽误了抓革命促生产，就推到我身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向河渠的工作性质属半脱产工作人员，按规定口粮标准为所在生产队平均口粮，也可以照顾到同等劳力水平，队里给的却是基本口粮，只有平均口粮的八五折。这一来惹恼了向河渠：离队后这么长时间里薛井林整治自己的手段一个接着一个，自己 是一让再让，而今索性卡起自己的脖子、克扣起口粮来了，大概他薛井林忘了向河渠并不是个任人欺侮的角色了，将我的退让当成了软弱好欺，不行，不能再让下去了。
为有个回旋的余地，向河渠暂不把事情捅到上面去，必竟是当方土地爷嘛，于是找到队长。队长答应做工作，几天后告诉向河渠说：“他很固执，说不通。”汇报给大队马会计，马会计说谈了两次，只是点头，就是不执行。公社周组委知道后在三干会期间专门找队长说了一下，队长保证回去讨论。周组委吩咐向河渠回去促一促。向河渠回队后找到队长，两人一起来到会计家说了周组委的意见，要求马上开会讨论。向河渠说：“周组委吩咐我一定要见到你们开会，一定要得到会议结果向他汇报。你们开始开会我就走。”这一着是薛井林所预料不到的，只好立即通知人到他家开会。
现在的领导组成员有正组长张成、副组长卢富贵、会计薛井林、贫协组长吴明珍、民兵排长姜粉英等五人，人到齐了，向河渠说：“你们马上就要开会，我没权参加，临走前说几句话。我原来也是这个队的干部，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继续当干部的人们就用不惜违反规定的手段来对待我。我想请问你们当干部能不能一直当到老，老了以后再传代？要是有朝一日你们也不当干部了，后来者也这样对待你们，你们心下如何？你们马上就将开会讨论，我弄不懂的是扣我的肥料钱依据的是哪一条制度？给我基本口粮依据的是政府哪一条规定？我明确表态：不按制度补齐肥料钱、不按政府规定补足口粮，我是不会放手的。因为这是事关政策、制度该不该严格执行的大事，马虎不得，我等待你们的讨论结果再决定我的行动。再见。”
讨论的结论是：凭工分分粮是政策，干部不可以特殊化，没有工分只好与其他人一样分基本口粮；肥料钱是依据群众意见执行的。向河渠告诉周组委后赶到跃进，将情况连同前 因后果向严书记作了汇报，严书记勃然大怒，立即打电话给周组委，要周组委责成大队党支部迅速严肃处理这件事。
其实在这之前马会计已将情况汇报给郑支书、冯主任了，只是没引起他们的重视。凭心而论，一个通讯员并不在他们眼中，一个生产队干部的重要性自然远远超过通讯员的，因而四队发生的事情只要四队能掌控，他们才不会去过问呢。现在不行了，听周组委在电话中的意思，书记为这事发了火，这才感到薛井林太过分了。郑支书决定亲自到四队处理这件事。
郑敬芝原本没有召开社员大会的打算 ，是生产队领导组，不对，是队长会计，确切地说是薛井林主张召开的。他知道向河渠不会善甘罢休，也料到上面会派人来处理，因而筹划了对策：向河渠当会计时扣了不少人家的肥料钱，现在挨扣是天经地义的；粮食是全队社员凭劳动和肥料栽培收获来的，没工分只好与没工分的人一样吃基本口粮，有什么不合理的？为在会上争取主动，他有选择性地组织了人马，事先作了布置，让人们抢先发言，从而争得主动权。没想到郑支书会来，不过郑支书来也不怕，经验告诉他郑支书不可能偏到向河渠那边去，只要群众会上争得了主动，郑支书会支持自己的。
会议由张队长主持。队长张成，农中毕业，周兵走后他当上了副组长，向河渠离任，他当上了正组长。他与向河渠无怨也无恩，没有多少感情也没有恶感，对向河渠过去采取的措施抱有赞同的态度。同在一个队里住，他比向河渠大三岁，他母亲在队里也算是数得上的人物，因而清楚地知道他这个队长是不能与薛井林和夏家一帮人站在对立面的，在社员眼中他许多地方差不多是个傀儡，内心是有些不服，却又无奈。这次向、薛的争斗，他同情向河渠却没法。身为队长，会议是要主持的，说些什么呢？费了他不少脑筋，最后的决定是不偏不倚地介绍事情经过，不说自己的意见。
张成说了事情的经过后请郑支书作指示，郑支书却要薛井林念念制度中关于肥料钱的条款和县委关于口粮分配的规定。薛井林只好念了，但随后说：“领导组对这两件事讨论时是有决议的。决议由全队社员会讨论决定，因为粮食是大家苦出来的。”郑支书说：“很好。在大家讨论前我说几句。首先我表个态，尊重四队社员的决定。其次我要说的是一项制度、决定、法律一经公布，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制度、规定面前人人平等。认为制度、规定、法律不合理的，可以提请制定制度、规定、法律的单位修改，但在修改前必须按原来的执行，要讨论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执行，不可以讨论执行还是不执行。依据张队长和薛会计的发言，四队的做法违反了制度和县委的规定，必须纠正，这个不必讨论。至于对这两条制度和规定要不要修改，呆会儿大家畅所欲言。制度要改呢，怎么改，今天的社员大会就可以定下来，今后照今天的决定办，其他制度要改的，今天也可以提出来商量。县委的规定要不要修改，也可以讨论，有了新的意见后可以报到县里，请县委考虑。如果县委作了修改呢，自新规定公布之日起执行新的。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啊——，不，再多说两句。四队制度里关于猪生病的规定，过去其他队没有，为这个闹过不少矛盾，后听说四队多了这一条，觉得有道理，也添了这一条。四队要不要去掉呢？大家谈。”
郑支书的话刚落音，戚芹就问：“郑支书，你是说别队也有和我队一样的肥料制度？”郑支书说：“当然有，你以为是向河渠发明创造的？他拟的制度是参照人家队里的，再结合你队的实际情况起草的，出圈份量上有多有少，你们定的是130斤，八队120，一队150，不都一样。”
陆锦祥说：“我认为猪生病允许提前卖的制度不能改，猪生病看不好就够倒楣的了，再扣一半肥料钱，不是楣上加楣吗？不能改。”姜建华说：“我同意陆锦祥说的。去年我家猪还不到一百斤就得了软骨病，爬都爬不起来，怎么养？只好卖掉杀了，向会计没有扣我家的钱。谁家挂着太平牌保证猪不生病？这一条不要去掉。”姜桂兰说：“公社农技员苗荣祥住在我娘家队里，我哥是队长，前些时候听说了向河渠的事，说‘不知你们队里怎么弄的，我队苗荣祥吃的是男劳力的口粮。’不是因为向河渠是我的小叔子才说这句话的，我觉得郑支书说得对，国家的规定不可以不执行。”
“我认为......”“我觉得......”“叫我说......”一刹时群众的发言一个接一个，薛井林事前安排好的人一个也没有开口，因为郑支书已明确表示必须按制度按规定执行，违反的必须纠正，还有什么可说的？社员会上的决定是：老制度不修改，老规定没意见。会议结束时生产队干部留会，留下来说了些什么，列席会议的向河渠不知道，不过第二天童凤莲就接到通知，带袋补回了三十一斤元麦，至于稻嘛，张成保证年终结算时一次性补齐。
这一次的事情虽然得到的处理，但总不是个事，该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向河渠在诗中写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惹事事惹你。小事忍下一桩桩，又违规章扣粮食。
忍无可忍告上去，依靠上级抗打击。这样解决非长策，怎样处理才适宜？
向河渠受薛井林打击的事在上级的干预下得到了纠正，妹妹的婚姻却遇到了麻烦。
还在大冬节前一天，向河渠开完了各大队通讯报导员会议，在暮色降临中回到本队，来到家门前时听见了抽泣声，他猛吃一惊：自己家中哪来的哭声？他摁响了车铃。凤莲拉开门，向霞带着哭音叫了声“哥”。向河渠答应后问：“什么时候到家的？”同时将自行车推进厨房再推到明间，撑好车，回到厨房再问：“同小朱吵架了？”向霞见问又勾起一腔苦水，重新哭了起来。凤莲说：“这个朱连山不是个人，欺侮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向霞哭得说不出话来，还是凤莲说了向霞哭诉的经过。
原来朱连山听小唐说起向霞怎么怎么漂亮，向家在当地怎么有名气，说热了心，很想攀这门亲；向霞去农场相亲时，他被向霞的容貌所吸引；但到向家一看，四间草屋，尽是芦苇壁，连堵墙也没有，心就凉了；后经小唐指着衣橱、书桌、大小衣箱、缝纫机等家具，偷偷地说这都是给向霞的，并掰着手指算算要值五六百元，如果娶个农场女人，凭二十多块的工资，象他们那样用法，根本没法置办，即使省吃俭用，没有三五年也添置不起；同时向霞会裁剪，凭手艺搞点副业，赚个烟酒钱不成问题。朱连山被小唐这么一说，想想也确如此，这才一切听小唐的安排，谁知结婚时缝纫机并没有作为嫁妆赔过去。
朱连山很失望，责怪向霞不要缝纫机，太笨。向霞告诉朱连山，自己的裁剪技术起初是跟姐姐哥哥学的，后来跟师傅深造，再以后又常出去打临工，在家参加劳动很少，对家庭几乎没有贡献，而家庭对自己却是百般爱护，打临工赚的钱家里不要一分；嫂子不过比自己大五岁，做起衣服来总是推让着不肯为她做；家里的盆桶虽旧了些，本来油漆一下也可以妆新，嫂嫂偏把自己的给了她；才提起人家赔衣箱不止给两只，哥哥马上去买来两只新的；家里的镜台土气，嫂嫂把她赔来的新的换给自己......象这样百依百顺地对自己，又怎么好意思要缝纫机？再说了，当初买缝纫机就是帮姐姐买的，姐姐出嫁没有肯要，她能要？朱连山见目的没达到，就不
向妈妈的身体一向不大好，但心细，会带伢儿，大家提议让她管幼儿园，她就带上了孩子。全队就六七个小孩，她勤换尿布、唱儿歌，哄着孩子们，让幼儿园里一片笑声。为不让小孩焐湿布，她贴进去十几块尿布，并勤洗周转，赢得了人们的好评。
一天队里宣布妇女停工，几个青年妇女不服，硬犟着上了工，孩子固然交给了向妈妈。队长、会计说不服从分工不计工分，妇女们不依，说男女平等，大家都凭工分分粮草，凭什么不让妇女上工？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凭什么干活不给工分？
妇女中口辞最厉害的要数戚芹，队长张成、会计薛井林根本说不过她；再加上青年妇女这一组弱的不多，说上阵个个上阵，除凤莲依据河渠的吩咐基本不开口外，人人叽叽喳喳，一个说个个应和，吵得干部没办法。
谁能回答戚芹说的“哪一条政策规定干活可以不计工分的？”没办法只好补记了。可向妈妈的工分却没补，凤莲去问队长，队长说这事得问会计，问会计，薛井林说谁让带的，让她找谁去。凤莲记得河渠说过为人不能太懦弱，于是坚决要求补记，她没本事象戚芹那样说政策，只知道别人干了有工分，她婆母干了也该有。正争执间，恰好向河渠从本大队采访回来碰上了，听说此事，就说：“不就是天把工分吗？算了，干部也挺难的，没听分工就上工是不对。”并对薛井林说：“妇女就是心眼小，别多心。”
凤莲流产后听说队里有几只鸡不生蛋，打算卖；向妈妈去跟队长说买两只，队长说还没商量呢，是余松爹的想法，等商量后决定卖了再说，叫去跟会计说一下，登个记。结果听说真卖时却没了，而且多数卖给了大队和外队的干部。
向霞出嫁前曾和本队两个姑娘去县农场打临工，按规定要向队里缴公共积累，其他两家都跟队里干部说情，得以免缴，向妈妈也跟队长、会计说了，会计说这是规定，不缴不行。向河渠知道了，对妈说：“按规定执行的事情不要去求情，又不是针对我们一家。”谁知年终分配结算时，就只扣了向霞一个人的钱，向霞知道后气呼呼地要去找薛井林讨个说法，向河渠说：“傻妹子，人家按规定办事不叫打击报复，他扣钱没错。至于别人家不缴，那是包庇。假如因为你抵了人家也被扣的话，你就跟人家筑了对头。”硬是没让去。
生产队里有个不成文的现象，那就是养猪户在卖猪前的饲养过程中可以借部分饲料粮，到年终结算时扣还。那时候粮食在农村，尤其是象红星四队这样的落后生产队是很紧张的，借饲料粮常常作为弥补缺口的一种手段。凤莲申请借五十斤，薛井林就是不借，凤莲问：“别人家怎么好借的？”薛井林说：“好借时就有，没有时就不好借，怎么啦，欠你的，要硬借？”凤莲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因私报复。”薛井林说：“你告我去，说我不借是报复。”正争执间，向河渠到家后闻讯赶来说：“缺粮的小事也来烦队里？放心吧，我早就知道了，已向老同学借了一百斤呢，走，回家去。”
凤莲流产后因失血较多，身体虚弱，恢复得比较慢，休息了二十天后，她在家里坐不住，到队里要求干点轻巧活儿，队长还没说话呢，会计先开了腔，说身体不好就该在家里多歇歇，生产队不是养老院，你特殊他特殊的，照顾不了许多，不可以安排。气得凤莲当场顶了起来，责问说：“谁没个三病六痛的，妇女来了月经还可以照顾，为什么我流产就不可以照顾？你当的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反动派的干部？”双方正争吵间，大队马会计来队检查工作碰上了，将队长喊到旁边说了几句，队长出来打了圆场，这才平息了风波。
向河渠回家后听凤莲学说了这事后，心疼地抱住妻子说了七箩八笆斗的理由，求情似的又把凤莲留在家里将息了半个月，直到大体恢复了健康，才让上了工。
事情是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向家一百多斤的猪患了气喘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凤莲主张卖了，向河渠说：“卖可以，得到兽医站出个证明，不然是要按规定扣肥料钱的。”凤莲去兽医站打了证明，在政治操上交给了会计，又经会计亲自称了份量，就去镇上卖了。这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不料在公布肥料钱的榜上，人们发现向家受到惩罚。凤莲不识字，向妈妈识字，去一看，果然，就去问会计，会计说份量不足130斤就该折半算，他家过去差三斤也是这么算的。向妈妈是位吃素念经从不与人争执的忠厚之人，心知是报复，却不愿失了身份去跟小辈拌嘴，就回了家。
向河渠回家听婆媳俩一说，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不能尽是退让，于是就去找薛井林，巧的是还没到薛家，却在半路上遇到了，一问，薛井林直言不讳地说扣了，是该扣的。向河渠问制度改了没有，薛井林说没改，还是老制度。向河渠说既然没改，我家的肥料钱就不该扣呀。薛井林说这是大家讨论的。向河渠“哦”了一声后说：“既是大家讨论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从我开始，去掉那条‘经兽医站证明确系生病，无法养到130斤者除外’就行了。”薛井林说：“这个，这个我一人可做不了主。”向河渠笑笑说：“那当然，应该经过大家讨论嘛。这样，请转告领导组全体同志，无例不可乱兴，有例不可乱灭，制度不可针对哪一个个人。假如革命的需要从我头上开头刀，我心甘情愿。只要决定兽医站出的证明真的无效，今后就必须依我家为例同样执行。这可是生产队的大事，起初我起草这条制度时就是考虑到猪跟人一样难保不生病，又为防止有人假借生病，才规定必须由兽医站出证明，这样既为肥料的来源从制度上给予保障，又为社员出现了人力没法解决的难题提供了方便。现在这一方便要是不再提供了，猪生病的户子可就是雪上加霜啊，你们可要考虑好了，不要意气用事。”随后又去队长张成家说了类似的话。队长听了反觉一愣，说他不知道这事，一定讨论讨论。
在个人问题上比较马大哈的向河渠说过后一丢就是好多天没问，一天偶然想起，去找队长，队长含含糊糊地说还没讨论好。向河渠说：“队长先生，制度的兴废也是生产队的一件大事，假如现在又出现了象我家一样现象的另一家，怎么处理？抽点时间抓紧讨论讨论吧，如果为这耽误了抓革命促生产，就推到我身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向河渠的工作性质属半脱产工作人员，按规定口粮标准为所在生产队平均口粮，也可以照顾到同等劳力水平，队里给的却是基本口粮，只有平均口粮的八五折。这一来惹恼了向河渠：离队后这么长时间里薛井林整治自己的手段一个接着一个，自己 是一让再让，而今索性卡起自己的脖子、克扣起口粮来了，大概他薛井林忘了向河渠并不是个任人欺侮的角色了，将我的退让当成了软弱好欺，不行，不能再让下去了。
为有个回旋的余地，向河渠暂不把事情捅到上面去，必竟是当方土地爷嘛，于是找到队长。队长答应做工作，几天后告诉向河渠说：“他很固执，说不通。”汇报给大队马会计，马会计说谈了两次，只是点头，就是不执行。公社周组委知道后在三干会期间专门找队长说了一下，队长保证回去讨论。周组委吩咐向河渠回去促一促。向河渠回队后找到队长，两人一起来到会计家说了周组委的意见，要求马上开会讨论。向河渠说：“周组委吩咐我一定要见到你们开会，一定要得到会议结果向他汇报。你们开始开会我就走。”这一着是薛井林所预料不到的，只好立即通知人到他家开会。
现在的领导组成员有正组长张成、副组长卢富贵、会计薛井林、贫协组长吴明珍、民兵排长姜粉英等五人，人到齐了，向河渠说：“你们马上就要开会，我没权参加，临走前说几句话。我原来也是这个队的干部，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继续当干部的人们就用不惜违反规定的手段来对待我。我想请问你们当干部能不能一直当到老，老了以后再传代？要是有朝一日你们也不当干部了，后来者也这样对待你们，你们心下如何？你们马上就将开会讨论，我弄不懂的是扣我的肥料钱依据的是哪一条制度？给我基本口粮依据的是政府哪一条规定？我明确表态：不按制度补齐肥料钱、不按政府规定补足口粮，我是不会放手的。因为这是事关政策、制度该不该严格执行的大事，马虎不得，我等待你们的讨论结果再决定我的行动。再见。”
讨论的结论是：凭工分分粮是政策，干部不可以特殊化，没有工分只好与其他人一样分基本口粮；肥料钱是依据群众意见执行的。向河渠告诉周组委后赶到跃进，将情况连同前 因后果向严书记作了汇报，严书记勃然大怒，立即打电话给周组委，要周组委责成大队党支部迅速严肃处理这件事。
其实在这之前马会计已将情况汇报给郑支书、冯主任了，只是没引起他们的重视。凭心而论，一个通讯员并不在他们眼中，一个生产队干部的重要性自然远远超过通讯员的，因而四队发生的事情只要四队能掌控，他们才不会去过问呢。现在不行了，听周组委在电话中的意思，书记为这事发了火，这才感到薛井林太过分了。郑支书决定亲自到四队处理这件事。
郑敬芝原本没有召开社员大会的打算 ，是生产队领导组，不对，是队长会计，确切地说是薛井林主张召开的。他知道向河渠不会善甘罢休，也料到上面会派人来处理，因而筹划了对策：向河渠当会计时扣了不少人家的肥料钱，现在挨扣是天经地义的；粮食是全队社员凭劳动和肥料栽培收获来的，没工分只好与没工分的人一样吃基本口粮，有什么不合理的？为在会上争取主动，他有选择性地组织了人马，事先作了布置，让人们抢先发言，从而争得主动权。没想到郑支书会来，不过郑支书来也不怕，经验告诉他郑支书不可能偏到向河渠那边去，只要群众会上争得了主动，郑支书会支持自己的。
会议由张队长主持。队长张成，农中毕业，周兵走后他当上了副组长，向河渠离任，他当上了正组长。他与向河渠无怨也无恩，没有多少感情也没有恶感，对向河渠过去采取的措施抱有赞同的态度。同在一个队里住，他比向河渠大三岁，他母亲在队里也算是数得上的人物，因而清楚地知道他这个队长是不能与薛井林和夏家一帮人站在对立面的，在社员眼中他许多地方差不多是个傀儡，内心是有些不服，却又无奈。这次向、薛的争斗，他同情向河渠却没法。身为队长，会议是要主持的，说些什么呢？费了他不少脑筋，最后的决定是不偏不倚地介绍事情经过，不说自己的意见。
张成说了事情的经过后请郑支书作指示，郑支书却要薛井林念念制度中关于肥料钱的条款和县委关于口粮分配的规定。薛井林只好念了，但随后说：“领导组对这两件事讨论时是有决议的。决议由全队社员会讨论决定，因为粮食是大家苦出来的。”郑支书说：“很好。在大家讨论前我说几句。首先我表个态，尊重四队社员的决定。其次我要说的是一项制度、决定、法律一经公布，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制度、规定面前人人平等。认为制度、规定、法律不合理的，可以提请制定制度、规定、法律的单位修改，但在修改前必须按原来的执行，要讨论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执行，不可以讨论执行还是不执行。依据张队长和薛会计的发言，四队的做法违反了制度和县委的规定，必须纠正，这个不必讨论。至于对这两条制度和规定要不要修改，呆会儿大家畅所欲言。制度要改呢，怎么改，今天的社员大会就可以定下来，今后照今天的决定办，其他制度要改的，今天也可以提出来商量。县委的规定要不要修改，也可以讨论，有了新的意见后可以报到县里，请县委考虑。如果县委作了修改呢，自新规定公布之日起执行新的。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啊——，不，再多说两句。四队制度里关于猪生病的规定，过去其他队没有，为这个闹过不少矛盾，后听说四队多了这一条，觉得有道理，也添了这一条。四队要不要去掉呢？大家谈。”
郑支书的话刚落音，戚芹就问：“郑支书，你是说别队也有和我队一样的肥料制度？”郑支书说：“当然有，你以为是向河渠发明创造的？他拟的制度是参照人家队里的，再结合你队的实际情况起草的，出圈份量上有多有少，你们定的是130斤，八队120，一队150，不都一样。”
陆锦祥说：“我认为猪生病允许提前卖的制度不能改，猪生病看不好就够倒楣的了，再扣一半肥料钱，不是楣上加楣吗？不能改。”姜建华说：“我同意陆锦祥说的。去年我家猪还不到一百斤就得了软骨病，爬都爬不起来，怎么养？只好卖掉杀了，向会计没有扣我家的钱。谁家挂着太平牌保证猪不生病？这一条不要去掉。”姜桂兰说：“公社农技员苗荣祥住在我娘家队里，我哥是队长，前些时候听说了向河渠的事，说‘不知你们队里怎么弄的，我队苗荣祥吃的是男劳力的口粮。’不是因为向河渠是我的小叔子才说这句话的，我觉得郑支书说得对，国家的规定不可以不执行。”
“我认为......”“我觉得......”“叫我说......”一刹时群众的发言一个接一个，薛井林事前安排好的人一个也没有开口，因为郑支书已明确表示必须按制度按规定执行，违反的必须纠正，还有什么可说的？社员会上的决定是：老制度不修改，老规定没意见。会议结束时生产队干部留会，留下来说了些什么，列席会议的向河渠不知道，不过第二天童凤莲就接到通知，带袋补回了三十一斤元麦，至于稻嘛，张成保证年终结算时一次性补齐。
这一次的事情虽然得到的处理，但总不是个事，该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向河渠在诗中写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惹事事惹你。小事忍下一桩桩，又违规章扣粮食。
忍无可忍告上去，依靠上级抗打击。这样解决非长策，怎样处理才适宜？
向河渠受薛井林打击的事在上级的干预下得到了纠正，妹妹的婚姻却遇到了麻烦。
还在大冬节前一天，向河渠开完了各大队通讯报导员会议，在暮色降临中回到本队，来到家门前时听见了抽泣声，他猛吃一惊：自己家中哪来的哭声？他摁响了车铃。凤莲拉开门，向霞带着哭音叫了声“哥”。向河渠答应后问：“什么时候到家的？”同时将自行车推进厨房再推到明间，撑好车，回到厨房再问：“同小朱吵架了？”向霞见问又勾起一腔苦水，重新哭了起来。凤莲说：“这个朱连山不是个人，欺侮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向霞哭得说不出话来，还是凤莲说了向霞哭诉的经过。
原来朱连山听小唐说起向霞怎么怎么漂亮，向家在当地怎么有名气，说热了心，很想攀这门亲；向霞去农场相亲时，他被向霞的容貌所吸引；但到向家一看，四间草屋，尽是芦苇壁，连堵墙也没有，心就凉了；后经小唐指着衣橱、书桌、大小衣箱、缝纫机等家具，偷偷地说这都是给向霞的，并掰着手指算算要值五六百元，如果娶个农场女人，凭二十多块的工资，象他们那样用法，根本没法置办，即使省吃俭用，没有三五年也添置不起；同时向霞会裁剪，凭手艺搞点副业，赚个烟酒钱不成问题。朱连山被小唐这么一说，想想也确如此，这才一切听小唐的安排，谁知结婚时缝纫机并没有作为嫁妆赔过去。
朱连山很失望，责怪向霞不要缝纫机，太笨。向霞告诉朱连山，自己的裁剪技术起初是跟姐姐哥哥学的，后来跟师傅深造，再以后又常出去打临工，在家参加劳动很少，对家庭几乎没有贡献，而家庭对自己却是百般爱护，打临工赚的钱家里不要一分；嫂子不过比自己大五岁，做起衣服来总是推让着不肯为她做；家里的盆桶虽旧了些，本来油漆一下也可以妆新，嫂嫂偏把自己的给了她；才提起人家赔衣箱不止给两只，哥哥马上去买来两只新的；家里的镜台土气，嫂嫂把她赔来的新的换给自己......象这样百依百顺地对自己，又怎么好意思要缝纫机？再说了，当初买缝纫机就是帮姐姐买的，姐姐出嫁没有肯要，她能要？朱连山见目的没达到，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