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元宵节刚过，皖北大地还裹在料峭的寒意里。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的城乡结合部，多数青壮年还没从春节的慵懒中缓过神，便已扛起行囊奔赴南方的工地，只留下老人、孩子和守着空房的妇女。2月9号这天，夜色比往常更沉，墨色的云团压得很低，把月亮遮得严严实实，连狗吠声都透着几分瑟缩。谁也没想到，这看似寻常的夜晚，会成为一场长达一年半的噩梦的开端。
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在寂静的居民区里若有若无地回荡。家住纺织厂家属院的王秀兰（化名）翻了个身，把被子往脖子里紧了紧。丈夫在附近的煤矿上夜班，这种独守空房的夜晚，她早已习惯。只是今晚格外冷，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带着煤渣的味道，吹得窗帘轻轻晃动。
迷迷糊糊间，一束刺眼的白光突然穿透了眼皮。那不是路灯的昏黄，也不是月光的清辉，是手电筒特有的、带着压迫感的强光。王秀兰的睫毛颤了颤，以为是丈夫提前下班，或许是矿上临时换班了。她没睁眼，喉咙里发出带着睡意的嘟囔：“回来了？锅里温着粥，饿了就先喝点。”
“嗯。”一个粗嘎的男声应了一声，声音里带着陌生的沙哑。
就这一个字，让王秀兰的睡意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她猛地睁开眼，眼前却是一片漆黑，那束强光不知何时移开了，只留下视网膜上淡淡的残影。丈夫的声音她听了十几年，浑厚中带着点烟酒的醇厚，绝不是这种像砂纸磨过的质感。
“你是谁？”王秀兰的声音已经开始发颤，她下意识地往床边挪了挪，手悄悄伸向枕头下的手机。那里藏着她最后的安全感，是遇到急事时能联系外界的唯一纽带。
还没等她的手指触到手机的冰凉外壳，一把尖利的东西就抵在了她的脖子上。不是冰凉，是带着金属特有的寒意，刃口锋利得仿佛下一秒就要割破皮肤。王秀兰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颈动脉在刀刃下剧烈跳动，每一次搏动都带着死亡的恐惧。
“不许喊，不许开灯。”男人的声音贴着她的耳朵传来，呼吸里有廉价烟草和隔夜馒头的味道，“敢出声，我就一刀抹了你的脖子。”
王秀兰的后脊骨瞬间爬满了寒意，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连话都说不完整：“你……你要什么？钱……我家里有钱，都给你。”她的目光扫过隔壁房间的方向，那里的小床上，七岁的女儿正睡得香甜，小嘴巴还微微张着，偶尔发出一声梦呓。为了孩子，她必须冷静，必须稳住这个歹徒。
男人似乎对她的顺从很满意，刀刃稍稍离开了些，但依旧保持着威胁的姿态：“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别耍花样。”
王秀兰摸索着爬起来，不敢开灯，只能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天光，指给男人放钱的地方。衣柜最底层的铁盒子里，是她攒了大半年的生活费，一共三千二百块；梳妆台的抽屉里，有丈夫前年给她买的银镯子，还有女儿满月时外婆送的长命锁；就连床底砖缝里，她都抠出了藏着的五百块私房钱。
那是她准备给女儿买新书包的钱。
男人的动作很利落，翻找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显然是早有准备。他把钱和首饰塞进随身的黑色布袋里，拉链拉得飞快，发出“刺啦”一声轻响。王秀兰的心稍稍放下了些，以为他拿到钱就会离开，只要能保住女儿，这些身外之物都不算什么。
可她想错了。男人把布袋往肩上一甩，又转过身逼近床边，阴影把她完全笼罩住。“钱我拿走了，但还有件事没办。”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猥琐的笑意，“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把你女儿叫过来陪我睡一觉；要么，你替她。”
“不！”王秀兰的尖叫被男人死死捂住嘴，只能发出“呜呜”的呜咽。她拼命摇头，眼泪瞬间涌了出来，顺着脸颊砸在被子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女儿是她的命，是她在这空荡的房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绝不能让孩子遭受这种噩梦。
“别逼我。”男人的手越收越紧，刀刃再次抵住了她的下巴。王秀兰能感觉到他粗糙的掌心沾着泥土，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油腻感。她看着隔壁房间门缝里透出来的、女儿床头小夜灯的微弱光芒，咬了咬牙，用力点了点头。
那一夜，对王秀兰来说，是漫长而屈辱的煎熬。男人的动作粗暴而急促，嘴里还断断续续地说着些不堪入耳的话。她闭着眼，指甲深深掐进自己的掌心，把所有的泪水和痛苦都咽进肚子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等他走了，一定要报警，一定要抓住这个畜生。
不知过了多久，男人终于发泄完。他整理着衣服，却没有立刻离开，反而坐在床边，用刀背轻轻拍了拍王秀兰的脸：“别怕，我不会杀你。”他开始东拉西扯地聊天，说自己今天在菜市场被小贩坑了，说天气太冷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甚至问王秀兰丈夫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王秀兰浑身僵硬地躺着，一句都没接。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更怕自己的情绪激怒对方。她默默数着时间，一秒，两秒，三秒……直到男人絮絮叨叨地说了快半个小时，才站起身，拿着他的布袋，悄无声息地从窗户翻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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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窗外传来远去的脚步声，王秀兰才像脱力一般瘫倒在床上，抱着被子嚎啕大哭。她哭了足足十分钟，才强撑着爬起来，用颤抖的手拿起手机。凌晨一点十五分，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的报警电话里，传来了她带着哭腔的报案声。
接到报案后，刑侦大队的李建国队长带着队员五分钟就赶到了现场。警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夜空，在寂静的家属院里格外刺耳。李建国今年四十多岁，脸上刻着常年办案留下的风霜，他一进房门，就闻到了空气中残留的烟草味和淡淡的血腥味。
“保护好现场，技术队赶紧取证。”李建国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他一边安抚浑身发抖的王秀兰，一边仔细询问案情。可让他失望的是，由于全程没有开灯，王秀兰根本没看清歹徒的样貌，只知道对方是个男性，声音沙哑，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左右。唯一的线索，就是歹徒作案后留下的DNA。
抢劫后强奸，强奸后还聊心事。
技术队的队员们在房间里忙碌着，紫外线灯把房间照得一片幽蓝。他们在窗台上提取到了半个模糊的脚印，在门把手处找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还小心翼翼地收集了歹徒留下的生物样本。“李队，这歹徒挺狡猾，现场清理得很干净，除了这些，没留下别的痕迹。”技术组组长老张皱着眉头说。
李建国走到窗边，推开那扇老旧的木窗。窗外是一条狭窄的小巷，两旁堆着居民丢弃的杂物，巷子尽头连接着一条更宽的马路。“小区里的监控呢？”他问跟在身后的社区民警。
“别提了李队，这是老家属院，监控早就坏了，去年就报上去要修，一直没批下来经费。”社区民警一脸无奈，“周边马路上的监控倒是有，但覆盖范围有限，估计很难拍到他的行踪。”
线索就此中断。李建国把技术队提取到的样本立刻送到了市局的DNA实验室，可当时的DNA数据库远没有现在完善，全市的前科人员数据还在逐步录入中，想要通过DNA比对锁定嫌疑人，无疑是大海捞针。“先扩大排查范围，重点走访周边有前科的人员，尤其是有抢劫、强奸前科的。”李建国在案情分析会上拍了板，“这案子性质太恶劣，持刀入室、抢劫强奸，必须尽快破案，不然老百姓都没法安心睡觉。”
民警们分成了十几个小组，开始挨家挨户地排查。纺织厂家属院有三百多户人家，周边三个村庄还有两千多户，他们白天走访，晚上蹲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可一周过去了，排查工作毫无进展，那个神秘的歹徒，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就在警方的排查陷入僵局时，2月16号晚上，报警电话再次响起。这一次，报案人是住在城郊大店镇的刘梅（化名），她的遭遇，和王秀兰几乎如出一辙。
刘梅的家在大店镇最南边的刘庄，是一座带院子的砖瓦房。丈夫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做钢筋工，一年到头只回一次家，家里就她和两个年幼的儿子。2月16号那天，她给大儿子过完十岁生日，哄着两个孩子睡下后，自己也早早躺到了床上。院子里的大黄狗在门口趴着，时不时发出一声低吠，这让她心里踏实了不少。
夜里十一点多，大黄狗突然狂吠起来，叫声急促而凄厉，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刘梅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刚想下床去看看，就听到院子大门被“哐当”一声撞开的声音，紧接着是大黄狗的惨叫。
显然，狗被制服了。
恐惧像潮水一样涌来，刘梅赶紧用被子捂住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她摸索着把两个孩子往床里面推了推，用身体挡住他们。很快，卧室的门被人用撬棍撬开了，一道手电筒的光柱扫了进来，在房间里乱晃。
“别出声，出来！”男人粗嘎的声音响起，和王秀兰描述的一模一样。刘梅吓得浑身发抖，刚想求饶，一把冰凉的菜刀就架在了她的脖子上。“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不然我就对孩子不客气。”男人的目光扫过床上的两个孩子，眼神里的威胁让刘梅魂飞魄散。
为了孩子，刘梅只能顺从。她哆哆嗦嗦地拿出藏在炕席下的两千块钱，那是丈夫刚寄回来的生活费；又从衣柜的夹层里翻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是她的陪嫁，一对银镯子和一个金戒指。男人把钱和首饰塞进布袋，动作熟练得让人心惊，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拿到财物后，男人并没有离开，而是用刀指着刘梅：“你跟我到外屋去，别吵醒孩子。”刘梅知道他想干什么，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跪下来求他：“我求求你，放过我吧，孩子还小，不能没有妈。”
“少废话！要么你自己走出去，要么我把孩子弄醒。”男人的语气不容置疑。刘梅看着床上熟睡的儿子，咬了咬牙，跟着他走出了卧室。外屋的桌子上还放着儿子生日剩下的蛋糕，奶油已经凝固，像是凝固的眼泪。
在遭受侵犯的过程中，刘梅的手无意中碰到了男人的脸。那是一张瘦削的脸，颧骨高得硌手，下巴上的胡茬又硬又扎，像是路边的野草。她还摸到了男人的胳膊，瘦得全是骨头，皮肤粗糙，布满了老茧。这些触感，像烙印一样刻在了她的脑海里。
事后，男人果然和王秀兰遇到的一样，拉着刘梅聊起了天。他坐在炕沿上，说自己以前也在上海打工，老板欠了他三个月的工资跑了，他只能一路乞讨回来；说现在的钱难挣，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还问刘梅丈夫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帮他也找个活。
刘梅全程低着头，一声不吭。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更怕自己的情绪激怒对方。直到男人聊了快半个小时，才站起身，拿着布袋，从院子的后门走了。刘梅瘫坐在地上，过了好久才缓过劲来，她冲进卧室，抱着两个孩子嚎啕大哭。天亮后，她才鼓起勇气，拨通了报警电话。
李建国接到报案后，立刻带着队员赶了过去。看到刘梅家院子里奄奄一息的大黄狗，他的脸色更加凝重。
这歹徒不仅狡猾，还心狠手辣，为了作案竟然对一条狗下毒手。在询问案情时，当刘梅说出自己摸到歹徒面部特征的细节时，李建国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你再仔细想想，他的脸还有什么特征？比如眼睛大小、鼻子形状，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李建国拿出纸笔，一边问一边记录。
刘梅皱着眉头，努力回忆着：“他的眼睛不大，是单眼皮，眼窝有点深；鼻子有点塌，鼻孔有点外翻；脸上没看到明显的疤，但皮肤很粗糙，像是经常在外面风吹日晒的。他的声音特别沙哑，像是感冒了一样，又像是长期抽烟抽的。”
这些细节，让歹徒的形象在警方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技术队根据刘梅的描述，对之前的模拟画像进行了修改，画出了一张更精准的画像。画像上的男人，瘦高个，高颧骨，单眼皮，塌鼻子，下巴上满是胡茬，看起来阴沉而猥琐。
“立刻把这张画像印发下去，每个乡镇、每个村庄都要贴到，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李建国下达了命令。很快，宿州的大街小巷、村头巷尾，都贴上了这张“采花大盗”的模拟画像，下面还印着警方的举报电话和奖励金额，提供有效线索者，奖励一万元。
举报电话很快就被打爆了，每天都有几十个群众打来电话，反映可疑人员。有的说邻村有个男人和画像很像，有的说菜市场有个流浪汉符合特征，还有的说自己的远房亲戚就是这个样子。民警们分成十几个小组，逐一核实这些线索，每天跑遍各个乡镇，累得脚不沾地。
有一次，群众举报说在符离集镇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有个男人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而且经常昼伏夜出，形迹可疑。李建国带着队员立刻赶了过去，把废品收购站围得水泄不通。可当他们冲进去的时候，却发现那个男人是个残疾人，双腿不方便，根本不可能完成入室抢劫、翻窗逃跑的动作。线索又一次中断了。
排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警方先后核实了上百条线索，锁定了几十个可疑人员，可最终都排除了嫌疑。那个神秘的歹徒，就像空气一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采花大盗”的消息在宿州越传越广，各种谣言也开始四起。
有的说歹徒会飞檐走壁，能悄无声息地爬进二楼的窗户；有的说歹徒有夜视眼，晚上不用开灯也能看清东西；还有的说歹徒是个变态杀人狂，只是还没动手杀人而已。一时间，宿州的独居妇女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在埇桥区的纺织厂家属院，晚上八点多街上就看不到一个人影了。家家户户都把门窗锁得严严实实，有的甚至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妇女们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手里拿着菜刀、擀面杖等防身武器；有的人家还专门买了狼狗，放在院子里看家护院。社区里的张大妈说：“现在晚上连厕所都不敢去，生怕一开门就遇到那个畜生。”
为了缓解群众的恐慌情绪，警方加大了巡逻力度。每天晚上，警车都会在各个社区、村庄之间巡逻，警笛声整夜不停。民警们还挨家挨户地走访，给独居妇女发放安全防范手册，教她们如何加固门窗、如何应对突发情况。在一些偏远的村庄，警方还组织村民成立了巡逻队，每晚拿着手电筒和木棍在村里巡逻。
或许是警方的巡逻力度太大，或许是群众的防范措施太严，从2月下旬开始，那个歹徒竟然真的销声匿迹了。直到4月底，宿州都没有再接到类似的报案。有人说歹徒已经离开了宿州，去了别的地方作案；有人说歹徒被警方的声势吓住了，不敢再露头了；还有人说歹徒可能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伙灭口了。
李建国却不这么认为。他分析，歹徒之所以暂时停止作案，很可能是在等待时机。“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不可能轻易放弃。现在我们巡逻紧，群众防范严，他没有下手的机会，一旦我们放松警惕，他肯定会再次作案。”李建国在案情分析会上强调，“巡逻力度不能减，排查工作也不能停，一定要盯紧了。”
可现实情况是，警方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排查工作没有进展，队员们已经连续奋战了两个多月，身心俱疲；另一方面，局里的经费有限，大量的巡逻和排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时间下去根本支撑不住。无奈之下，李建国只能调整策略，减少了公开巡逻的频次，转而采取便衣蹲点的方式，在重点区域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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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李建国的判断没错。进入5月份，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人们的防范意识也随着气温的升高慢慢松懈了。有的村民觉得“采花大盗”可能真的走了，晚上睡觉不再锁窗户；有的妇女晚上独自去田里干活，也不再特意叫上邻居。而这，恰恰给了歹徒可乘之机。
5月12号晚上，埇桥区符离集镇的赵桂英（化名）遭遇了不幸。赵桂英的丈夫在外地开货车，她一个人守着家里的小卖部。小卖部就在路边，晚上睡觉时，她通常会把卷闸门拉下来一半，留个缝隙通风。那天晚上，她太累了，忘记把卷闸门拉严，就睡着了。
歹徒就是从卷闸门的缝隙里钻进来的。他先是在小卖部里翻找钱财，把收银台里的两千多块钱都装进了布袋。随后，他摸到了赵桂英的卧室，用刀抵住了她的脖子。赵桂英的遭遇，和王秀兰、刘梅一模一样，被抢劫后又遭到了强奸，事后歹徒还拉着她聊了半个小时的天。
这一次，警方提取到的DNA样本，与前两起案件完全吻合。“确定是同一个人作案！”DNA实验室的结果传来时，李建国既愤怒又兴奋。愤怒的是歹徒的嚣张跋扈，竟然敢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再次作案；兴奋的是案件的连贯性得到了证实，只要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总有一天能抓住他。
从5月到10月，歹徒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在宿州的城乡结合部和周边乡镇流窜作案。他从不选择同一个村庄或小区连续作案，每次得手后就立刻转移；他作案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时是凌晨一两点，有时是深夜十一点多；他还会根据季节的变化调整作案方式，夏天的时候就从窗户翻进去，冬天的时候就撬门而入。
短短半年时间里，警方先后接到了二十多起报案。受害者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不等，她们的共同特点是独居，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居住的地方要么是老旧小区，要么是偏远村庄，安防措施薄弱。每一位受害者都遭受了抢劫和强奸，每一位受害者都提到，歹徒在事后会和她们聊天，内容五花八门，从家长里短到社会新闻，仿佛不是刚刚施暴的罪犯，而是一个寻常的路人。
这些案件的发生，让宿州警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省厅专门派来了刑侦专家，协助指导破案。在专家的主持下，专案组对所有案件的细节进行了重新梳理，得出了更精准的嫌疑人画像：
“第一，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独居，无固定职业。从作案时间来看，他都是在夜间活动，白天可能在某个隐蔽的地方睡觉，不符合有固定工作的特征；第二，性格内向，内心孤独。每次作案后都要和受害者聊天，说明他极度缺乏与人交流的机会，渴望倾诉；第三，心思缜密，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他能准确避开监控，作案后清理现场，说明他可能有前科，或者受过相关的打击处理；第四，不是穷凶极恶之徒。虽然每次都持刀，但从未伤害过受害者的性命，刀具更多是用来威胁和恐吓。”
根据这个画像，警方再次调整了排查方向，重点排查辖区内30到40岁之间、独居、无固定职业、有盗窃或抢劫前科的男性。这一次，排查范围缩小了很多，先后锁定了五十多个可疑人员。民警们逐一提取了他们的DNA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比对，可结果却一次次让人失望，没有一个人的DNA能和歹徒的样本匹配。
案情再次陷入了僵局。李建国看着办公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案卷，感觉头皮都发麻。每一份案卷里，都记录着受害者的血泪，每一张模拟画像上，都印着歹徒嚣张的影子。他有时候会想，这个歹徒到底藏在哪里？他是不是就混在排查过的人群里，正用嘲讽的眼神看着警方？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2010年的7月。宿州的夏天格外炎热，空气里弥漫着汗水和泥土的味道。歹徒的作案频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依然在断断续续地作案，截至7月底，报案人数已经增加到了四十多人。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位办案民警的心上。
7月31号凌晨三点，一阵轻微的“吱呀”声，把住在埇桥区朱仙庄镇的沈桂芳（化名）从睡梦中惊醒。沈桂芳今年三十八岁，是一名退伍军人，丈夫在深圳打工，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军人的警惕性让她瞬间绷紧了神经，她没有立刻起床，而是闭着眼睛，仔细听着屋里的动静。
脚步声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从客厅慢慢挪到了卧室门口。沈桂芳能感觉到，有人正透过门缝往里看。她悄悄握住了枕头下的水果刀，那是她每天晚上都会放在身边的，不是为了防身，而是为了削水果方便，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谁？”沈桂芳突然开口，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威严。门外的脚步声猛地停住，随后，一个黑影猛地推开门，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直接冲到了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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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动！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男人的声音沙哑，和之前受害者描述的一模一样。
沈桂芳没有像其他受害者那样惊慌失措。她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眼神锐利地盯着歹徒：“你想干什么？抢劫？还是想耍流氓？”她的目光扫过歹徒的脸。
因为卧室里开着小夜灯，她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样貌：瘦高个，颧骨突出，下巴上满是胡茬，眼睛里透着贼光。
歹徒被她的气势吓了一跳，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把菜刀往床头柜上一拍：“少废话！赶紧拿钱，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沈桂芳冷笑一声，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掀开被子下了床：“我告诉你，我当过五年兵，别说你拿把菜刀，就是拿把枪，我也不怕你。你有手有脚，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她一边说，一边慢慢靠近歹徒，“你知道抢劫强奸是什么罪名吗？最少判十年，情节严重的，无期甚至死刑！”
歹徒被她说得脸色发白，握着菜刀的手开始发抖。他没想到，这次遇到的不是胆小懦弱的妇女，而是个硬茬子。他往后退了一步，色厉内荏地喊道：“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砍人了！”
“你砍一个试试！”沈桂芳猛地往前跨了一步，一把抓住了歹徒的手腕。她的力气很大，是常年干农活和当兵练就的，歹徒根本挣脱不开。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歹徒彻底慌了，他用力挣扎着，想要摆脱沈桂芳的手。“放开我！放开我！”他一边喊，一边用膝盖去顶沈桂芳的肚子。沈桂芳忍着疼痛，反手将他的胳膊拧到身后，疼得歹徒“嗷嗷”直叫。
就在这时，隔壁房间的大儿子被吵醒了，带着哭腔喊道：“妈，怎么了？”沈桂芳怕孩子受到惊吓，分神喊了一句：“没事，你赶紧回床上睡觉！”就是这一瞬间的疏忽，歹徒猛地用力，挣脱了她的束缚，跌跌撞撞地跑到窗边，推开窗户就跳了下去。
沈桂芳追到窗边时，歹徒已经顺着墙根跑出了院子，消失在夜色里。她没有贸然去追，而是立刻拿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吗？我遇到那个‘采花大盗’了！我看清他长什么样了！”
接到报案的李建国，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当他听到“看清样貌”这四个字时，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笔扔出去。他带着队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沈桂芳家。
沈桂芳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她详细地向警方描述了歹徒的样貌：“身高大概一米七，特别瘦，颧骨很高，眼睛不大，是单眼皮，鼻梁有点塌，下巴上有胡茬，看起来得有三十多岁。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上面有个破洞，裤子是蓝色的工装裤，鞋子是黑色的胶鞋。”
根据沈桂芳的描述，画像专家立刻对之前的模拟画像进行了修改。这一次，画像变得无比精准，每一个特征都清晰可辨。李建国拿着新的画像，激动地说：“同志们，突破口来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专案组立刻制定了新的侦破方案：一方面，将新的画像大量印发，张贴在宿州的各个乡镇、社区、菜市场、火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另一方面，分析歹徒的作案规律，推断他下一步可能的行动。
他抢了那么多金银首饰，肯定要找地方变现，而金店，就是他最可能去的地方。
民警们分成了两组，一组拿着画像在全市范围内走访排查，另一组则重点走访各大金店、首饰回收店。李建国亲自带队，走访了埇桥区的二十多家金店。他给每一家金店的老板和店员都留下了联系方式，叮嘱他们一旦发现有人拿着可疑的金银首饰来出售，并且样貌和画像相似，立刻报警。
时间一天天过去，线索却依然寥寥无几。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8月12号下午，李建国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金店老板打来的，语气急促：“李队，你们要找的人，可能来我店里了！”
李建国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你看清楚了吗？是不是和画像上的人一样？”
“错不了！颧骨很高，穿的灰色T恤，和画像上一模一样！他来卖一个银镯子，还有一个长命锁，我看着可疑，就以‘需要鉴定纯度’为由，把他稳住了，他现在还在我店里呢！”
“好！你千万别惊动他，我们马上到！”李建国挂了电话，带着队员，拉响警笛，朝着金店的方向疾驰而去。
十五分钟后，警车停在了金店门口。李建国带着队员，悄无声息地冲进了金店。此时，一个穿着灰色T恤的瘦高男人正坐在柜台前，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不耐烦地催促着店员：“好了没有啊？我还等着用钱呢！”
李建国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他使了个眼色，队员们立刻围了上去，形成了包围之势。“不许动！警察！”
男人猛地抬起头，看到穿着警服的民警，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想要起身逃跑，却被身边的民警一把按在了椅子上。冰冷的手铐铐在他手腕上的那一刻，他浑身瘫软，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你们……你们抓我干什么？我没犯法！”他还在试图狡辩。
李建国走到他面前，拿出那张精准的画像，放在他眼前：“你看看这是谁？从2009年2月到现在，四十多起入室抢劫强奸案，都是你干的吧？”
男人看着画像，又看了看李建国，嘴唇哆嗦着，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这个男人，就是让宿州百姓谈之色变的“采花大盗”——单春。1974年出生，安徽固镇县人，无固定职业，有盗窃前科。
警方立刻对单春进行了DNA采样，检测结果显示，他的DNA与四十多名受害JY样本完全吻合。铁证如山，单春再也无法抵赖。在审讯室里，他终于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单春的童年，是在贫困和屈辱中度过的。他出生在固镇县的一个偏远村庄，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读过一天书。单春从小就长得瘦弱，性格又内向，在学校里经常被同学欺负，骂他“小叫花子”，抢他的午饭。他不敢反抗，只能躲在角落里偷偷哭。久而久之，他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孤僻，不愿意和人交流。
初中没毕业，单春就辍学回家，跟着父母种地。十七岁那年，在家人的安排下，他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本以为结婚后就能过上安稳日子，可他没文化、没手艺，只能靠在工地上搬砖、在田里种地挣钱，收入微薄，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家庭。妻子渐渐对他失望，经常和他吵架，骂他“没出息”“窝囊废”。
2000年，单春在工地上认识了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那些人每天不干活，却穿着光鲜，花钱大手大脚。在他们的引诱下，单春动了歪心思，跟着他们一起干起了盗窃的勾当。一开始只是偷点鸡狗牛羊，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偷村民家里的财物。
2003年，单春在一次盗窃时被警方抓获，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监狱里的生活，让他更加自卑。其他犯人都嘲笑他“没本事，只会偷鸡摸狗”，他被孤立在角落，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2006年，单春刑满释放。他本以为回家后能得到家人的安慰，可等待他的，却是妻子的离婚协议书和父母的冷漠。妻子说：“你蹲过监狱，我和孩子跟着你抬不起头，我们离婚吧。”父母也叹了口气：“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我们管不了你了。”
被家庭抛弃的单春，彻底陷入了绝望。他觉得全世界都在抛弃他，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他离开了固镇县，流落到宿州，打零工维持生计。可打工挣的钱太少，根本不够他抽烟喝酒，更不够他填补内心的空虚。他开始怀念以前盗窃时“来钱快”的日子，也开始憎恨那些“过得比他好”的人，尤其是那些虽然丈夫不在身边，却依然有家庭、有孩子的独居妇女。
2009年2月，宿州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格外冷。单春没钱买煤取暖，也没钱吃饭，饿了两天两夜后，他终于动了邪念。他想起自己在纺织厂家属院看到的那个独居妇女（王秀兰），觉得她肯定有钱，于是就策划了第一起入室抢劫案。
“一开始我只是想抢点钱，”单春在审讯室里低着头，声音沙哑，“可看到她那么害怕，我就想起了我老婆以前骂我的样子，我就想报复，想让她也尝尝被人欺负的滋味。”
第一次作案得手后，单春既紧张又兴奋。他发现，那些独居妇女因为顾及名声，被侵犯后大多不敢声张，这让他更加肆无忌惮。他开始频繁作案，每次作案后都要和受害者聊天，因为他太孤独了，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被关注”。
“我知道她们怕名声不好听，不敢报警，”单春的语气里透着一丝残忍的得意，“所以我才敢那么大胆，想什么时候作案就什么时候作案。”
从2009年2月到2010年8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单春在宿州的埇桥、符离集、朱仙庄等多个乡镇流窜作案，疯狂作案四十多起，抢劫财物价值五万多元，对四十多名独居妇女实施了强奸。他以为自己能一直逍遥法外，却没想到栽在了沈桂芳这个“硬茬子”手里。
2011年6月3号，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单春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庭上，单春穿着囚服，低着头，不敢看台下那些受害者和她们的家属。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被告人单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持刀入室抢劫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以暴力、胁迫手段，多次强奸妇女，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强奸罪，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单春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听到“无期徒刑”这四个字，台下的受害者和家属们忍不住哭了起来。这泪水里，有委屈，有愤怒，更有解脱。压在她们心头一年半的噩梦，终于彻底结束了。
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在寂静的居民区里若有若无地回荡。家住纺织厂家属院的王秀兰（化名）翻了个身，把被子往脖子里紧了紧。丈夫在附近的煤矿上夜班，这种独守空房的夜晚，她早已习惯。只是今晚格外冷，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带着煤渣的味道，吹得窗帘轻轻晃动。
迷迷糊糊间，一束刺眼的白光突然穿透了眼皮。那不是路灯的昏黄，也不是月光的清辉，是手电筒特有的、带着压迫感的强光。王秀兰的睫毛颤了颤，以为是丈夫提前下班，或许是矿上临时换班了。她没睁眼，喉咙里发出带着睡意的嘟囔：“回来了？锅里温着粥，饿了就先喝点。”
“嗯。”一个粗嘎的男声应了一声，声音里带着陌生的沙哑。
就这一个字，让王秀兰的睡意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她猛地睁开眼，眼前却是一片漆黑，那束强光不知何时移开了，只留下视网膜上淡淡的残影。丈夫的声音她听了十几年，浑厚中带着点烟酒的醇厚，绝不是这种像砂纸磨过的质感。
“你是谁？”王秀兰的声音已经开始发颤，她下意识地往床边挪了挪，手悄悄伸向枕头下的手机。那里藏着她最后的安全感，是遇到急事时能联系外界的唯一纽带。
还没等她的手指触到手机的冰凉外壳，一把尖利的东西就抵在了她的脖子上。不是冰凉，是带着金属特有的寒意，刃口锋利得仿佛下一秒就要割破皮肤。王秀兰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颈动脉在刀刃下剧烈跳动，每一次搏动都带着死亡的恐惧。
“不许喊，不许开灯。”男人的声音贴着她的耳朵传来，呼吸里有廉价烟草和隔夜馒头的味道，“敢出声，我就一刀抹了你的脖子。”
王秀兰的后脊骨瞬间爬满了寒意，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连话都说不完整：“你……你要什么？钱……我家里有钱，都给你。”她的目光扫过隔壁房间的方向，那里的小床上，七岁的女儿正睡得香甜，小嘴巴还微微张着，偶尔发出一声梦呓。为了孩子，她必须冷静，必须稳住这个歹徒。
男人似乎对她的顺从很满意，刀刃稍稍离开了些，但依旧保持着威胁的姿态：“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别耍花样。”
王秀兰摸索着爬起来，不敢开灯，只能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天光，指给男人放钱的地方。衣柜最底层的铁盒子里，是她攒了大半年的生活费，一共三千二百块；梳妆台的抽屉里，有丈夫前年给她买的银镯子，还有女儿满月时外婆送的长命锁；就连床底砖缝里，她都抠出了藏着的五百块私房钱。
那是她准备给女儿买新书包的钱。
男人的动作很利落，翻找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显然是早有准备。他把钱和首饰塞进随身的黑色布袋里，拉链拉得飞快，发出“刺啦”一声轻响。王秀兰的心稍稍放下了些，以为他拿到钱就会离开，只要能保住女儿，这些身外之物都不算什么。
可她想错了。男人把布袋往肩上一甩，又转过身逼近床边，阴影把她完全笼罩住。“钱我拿走了，但还有件事没办。”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猥琐的笑意，“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把你女儿叫过来陪我睡一觉；要么，你替她。”
“不！”王秀兰的尖叫被男人死死捂住嘴，只能发出“呜呜”的呜咽。她拼命摇头，眼泪瞬间涌了出来，顺着脸颊砸在被子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女儿是她的命，是她在这空荡的房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绝不能让孩子遭受这种噩梦。
“别逼我。”男人的手越收越紧，刀刃再次抵住了她的下巴。王秀兰能感觉到他粗糙的掌心沾着泥土，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油腻感。她看着隔壁房间门缝里透出来的、女儿床头小夜灯的微弱光芒，咬了咬牙，用力点了点头。
那一夜，对王秀兰来说，是漫长而屈辱的煎熬。男人的动作粗暴而急促，嘴里还断断续续地说着些不堪入耳的话。她闭着眼，指甲深深掐进自己的掌心，把所有的泪水和痛苦都咽进肚子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等他走了，一定要报警，一定要抓住这个畜生。
不知过了多久，男人终于发泄完。他整理着衣服，却没有立刻离开，反而坐在床边，用刀背轻轻拍了拍王秀兰的脸：“别怕，我不会杀你。”他开始东拉西扯地聊天，说自己今天在菜市场被小贩坑了，说天气太冷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甚至问王秀兰丈夫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王秀兰浑身僵硬地躺着，一句都没接。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更怕自己的情绪激怒对方。她默默数着时间，一秒，两秒，三秒……直到男人絮絮叨叨地说了快半个小时，才站起身，拿着他的布袋，悄无声息地从窗户翻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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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窗外传来远去的脚步声，王秀兰才像脱力一般瘫倒在床上，抱着被子嚎啕大哭。她哭了足足十分钟，才强撑着爬起来，用颤抖的手拿起手机。凌晨一点十五分，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的报警电话里，传来了她带着哭腔的报案声。
接到报案后，刑侦大队的李建国队长带着队员五分钟就赶到了现场。警车的警笛声划破了夜空，在寂静的家属院里格外刺耳。李建国今年四十多岁，脸上刻着常年办案留下的风霜，他一进房门，就闻到了空气中残留的烟草味和淡淡的血腥味。
“保护好现场，技术队赶紧取证。”李建国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他一边安抚浑身发抖的王秀兰，一边仔细询问案情。可让他失望的是，由于全程没有开灯，王秀兰根本没看清歹徒的样貌，只知道对方是个男性，声音沙哑，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左右。唯一的线索，就是歹徒作案后留下的DNA。
抢劫后强奸，强奸后还聊心事。
技术队的队员们在房间里忙碌着，紫外线灯把房间照得一片幽蓝。他们在窗台上提取到了半个模糊的脚印，在门把手处找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还小心翼翼地收集了歹徒留下的生物样本。“李队，这歹徒挺狡猾，现场清理得很干净，除了这些，没留下别的痕迹。”技术组组长老张皱着眉头说。
李建国走到窗边，推开那扇老旧的木窗。窗外是一条狭窄的小巷，两旁堆着居民丢弃的杂物，巷子尽头连接着一条更宽的马路。“小区里的监控呢？”他问跟在身后的社区民警。
“别提了李队，这是老家属院，监控早就坏了，去年就报上去要修，一直没批下来经费。”社区民警一脸无奈，“周边马路上的监控倒是有，但覆盖范围有限，估计很难拍到他的行踪。”
线索就此中断。李建国把技术队提取到的样本立刻送到了市局的DNA实验室，可当时的DNA数据库远没有现在完善，全市的前科人员数据还在逐步录入中，想要通过DNA比对锁定嫌疑人，无疑是大海捞针。“先扩大排查范围，重点走访周边有前科的人员，尤其是有抢劫、强奸前科的。”李建国在案情分析会上拍了板，“这案子性质太恶劣，持刀入室、抢劫强奸，必须尽快破案，不然老百姓都没法安心睡觉。”
民警们分成了十几个小组，开始挨家挨户地排查。纺织厂家属院有三百多户人家，周边三个村庄还有两千多户，他们白天走访，晚上蹲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可一周过去了，排查工作毫无进展，那个神秘的歹徒，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就在警方的排查陷入僵局时，2月16号晚上，报警电话再次响起。这一次，报案人是住在城郊大店镇的刘梅（化名），她的遭遇，和王秀兰几乎如出一辙。
刘梅的家在大店镇最南边的刘庄，是一座带院子的砖瓦房。丈夫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做钢筋工，一年到头只回一次家，家里就她和两个年幼的儿子。2月16号那天，她给大儿子过完十岁生日，哄着两个孩子睡下后，自己也早早躺到了床上。院子里的大黄狗在门口趴着，时不时发出一声低吠，这让她心里踏实了不少。
夜里十一点多，大黄狗突然狂吠起来，叫声急促而凄厉，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刘梅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刚想下床去看看，就听到院子大门被“哐当”一声撞开的声音，紧接着是大黄狗的惨叫。
显然，狗被制服了。
恐惧像潮水一样涌来，刘梅赶紧用被子捂住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她摸索着把两个孩子往床里面推了推，用身体挡住他们。很快，卧室的门被人用撬棍撬开了，一道手电筒的光柱扫了进来，在房间里乱晃。
“别出声，出来！”男人粗嘎的声音响起，和王秀兰描述的一模一样。刘梅吓得浑身发抖，刚想求饶，一把冰凉的菜刀就架在了她的脖子上。“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不然我就对孩子不客气。”男人的目光扫过床上的两个孩子，眼神里的威胁让刘梅魂飞魄散。
为了孩子，刘梅只能顺从。她哆哆嗦嗦地拿出藏在炕席下的两千块钱，那是丈夫刚寄回来的生活费；又从衣柜的夹层里翻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是她的陪嫁，一对银镯子和一个金戒指。男人把钱和首饰塞进布袋，动作熟练得让人心惊，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拿到财物后，男人并没有离开，而是用刀指着刘梅：“你跟我到外屋去，别吵醒孩子。”刘梅知道他想干什么，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跪下来求他：“我求求你，放过我吧，孩子还小，不能没有妈。”
“少废话！要么你自己走出去，要么我把孩子弄醒。”男人的语气不容置疑。刘梅看着床上熟睡的儿子，咬了咬牙，跟着他走出了卧室。外屋的桌子上还放着儿子生日剩下的蛋糕，奶油已经凝固，像是凝固的眼泪。
在遭受侵犯的过程中，刘梅的手无意中碰到了男人的脸。那是一张瘦削的脸，颧骨高得硌手，下巴上的胡茬又硬又扎，像是路边的野草。她还摸到了男人的胳膊，瘦得全是骨头，皮肤粗糙，布满了老茧。这些触感，像烙印一样刻在了她的脑海里。
事后，男人果然和王秀兰遇到的一样，拉着刘梅聊起了天。他坐在炕沿上，说自己以前也在上海打工，老板欠了他三个月的工资跑了，他只能一路乞讨回来；说现在的钱难挣，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还问刘梅丈夫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帮他也找个活。
刘梅全程低着头，一声不吭。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更怕自己的情绪激怒对方。直到男人聊了快半个小时，才站起身，拿着布袋，从院子的后门走了。刘梅瘫坐在地上，过了好久才缓过劲来，她冲进卧室，抱着两个孩子嚎啕大哭。天亮后，她才鼓起勇气，拨通了报警电话。
李建国接到报案后，立刻带着队员赶了过去。看到刘梅家院子里奄奄一息的大黄狗，他的脸色更加凝重。
这歹徒不仅狡猾，还心狠手辣，为了作案竟然对一条狗下毒手。在询问案情时，当刘梅说出自己摸到歹徒面部特征的细节时，李建国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你再仔细想想，他的脸还有什么特征？比如眼睛大小、鼻子形状，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李建国拿出纸笔，一边问一边记录。
刘梅皱着眉头，努力回忆着：“他的眼睛不大，是单眼皮，眼窝有点深；鼻子有点塌，鼻孔有点外翻；脸上没看到明显的疤，但皮肤很粗糙，像是经常在外面风吹日晒的。他的声音特别沙哑，像是感冒了一样，又像是长期抽烟抽的。”
这些细节，让歹徒的形象在警方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技术队根据刘梅的描述，对之前的模拟画像进行了修改，画出了一张更精准的画像。画像上的男人，瘦高个，高颧骨，单眼皮，塌鼻子，下巴上满是胡茬，看起来阴沉而猥琐。
“立刻把这张画像印发下去，每个乡镇、每个村庄都要贴到，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李建国下达了命令。很快，宿州的大街小巷、村头巷尾，都贴上了这张“采花大盗”的模拟画像，下面还印着警方的举报电话和奖励金额，提供有效线索者，奖励一万元。
举报电话很快就被打爆了，每天都有几十个群众打来电话，反映可疑人员。有的说邻村有个男人和画像很像，有的说菜市场有个流浪汉符合特征，还有的说自己的远房亲戚就是这个样子。民警们分成十几个小组，逐一核实这些线索，每天跑遍各个乡镇，累得脚不沾地。
有一次，群众举报说在符离集镇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有个男人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而且经常昼伏夜出，形迹可疑。李建国带着队员立刻赶了过去，把废品收购站围得水泄不通。可当他们冲进去的时候，却发现那个男人是个残疾人，双腿不方便，根本不可能完成入室抢劫、翻窗逃跑的动作。线索又一次中断了。
排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警方先后核实了上百条线索，锁定了几十个可疑人员，可最终都排除了嫌疑。那个神秘的歹徒，就像空气一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采花大盗”的消息在宿州越传越广，各种谣言也开始四起。
有的说歹徒会飞檐走壁，能悄无声息地爬进二楼的窗户；有的说歹徒有夜视眼，晚上不用开灯也能看清东西；还有的说歹徒是个变态杀人狂，只是还没动手杀人而已。一时间，宿州的独居妇女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在埇桥区的纺织厂家属院，晚上八点多街上就看不到一个人影了。家家户户都把门窗锁得严严实实，有的甚至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妇女们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手里拿着菜刀、擀面杖等防身武器；有的人家还专门买了狼狗，放在院子里看家护院。社区里的张大妈说：“现在晚上连厕所都不敢去，生怕一开门就遇到那个畜生。”
为了缓解群众的恐慌情绪，警方加大了巡逻力度。每天晚上，警车都会在各个社区、村庄之间巡逻，警笛声整夜不停。民警们还挨家挨户地走访，给独居妇女发放安全防范手册，教她们如何加固门窗、如何应对突发情况。在一些偏远的村庄，警方还组织村民成立了巡逻队，每晚拿着手电筒和木棍在村里巡逻。
或许是警方的巡逻力度太大，或许是群众的防范措施太严，从2月下旬开始，那个歹徒竟然真的销声匿迹了。直到4月底，宿州都没有再接到类似的报案。有人说歹徒已经离开了宿州，去了别的地方作案；有人说歹徒被警方的声势吓住了，不敢再露头了；还有人说歹徒可能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伙灭口了。
李建国却不这么认为。他分析，歹徒之所以暂时停止作案，很可能是在等待时机。“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不可能轻易放弃。现在我们巡逻紧，群众防范严，他没有下手的机会，一旦我们放松警惕，他肯定会再次作案。”李建国在案情分析会上强调，“巡逻力度不能减，排查工作也不能停，一定要盯紧了。”
可现实情况是，警方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排查工作没有进展，队员们已经连续奋战了两个多月，身心俱疲；另一方面，局里的经费有限，大量的巡逻和排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时间下去根本支撑不住。无奈之下，李建国只能调整策略，减少了公开巡逻的频次，转而采取便衣蹲点的方式，在重点区域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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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李建国的判断没错。进入5月份，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人们的防范意识也随着气温的升高慢慢松懈了。有的村民觉得“采花大盗”可能真的走了，晚上睡觉不再锁窗户；有的妇女晚上独自去田里干活，也不再特意叫上邻居。而这，恰恰给了歹徒可乘之机。
5月12号晚上，埇桥区符离集镇的赵桂英（化名）遭遇了不幸。赵桂英的丈夫在外地开货车，她一个人守着家里的小卖部。小卖部就在路边，晚上睡觉时，她通常会把卷闸门拉下来一半，留个缝隙通风。那天晚上，她太累了，忘记把卷闸门拉严，就睡着了。
歹徒就是从卷闸门的缝隙里钻进来的。他先是在小卖部里翻找钱财，把收银台里的两千多块钱都装进了布袋。随后，他摸到了赵桂英的卧室，用刀抵住了她的脖子。赵桂英的遭遇，和王秀兰、刘梅一模一样，被抢劫后又遭到了强奸，事后歹徒还拉着她聊了半个小时的天。
这一次，警方提取到的DNA样本，与前两起案件完全吻合。“确定是同一个人作案！”DNA实验室的结果传来时，李建国既愤怒又兴奋。愤怒的是歹徒的嚣张跋扈，竟然敢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再次作案；兴奋的是案件的连贯性得到了证实，只要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总有一天能抓住他。
从5月到10月，歹徒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在宿州的城乡结合部和周边乡镇流窜作案。他从不选择同一个村庄或小区连续作案，每次得手后就立刻转移；他作案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时是凌晨一两点，有时是深夜十一点多；他还会根据季节的变化调整作案方式，夏天的时候就从窗户翻进去，冬天的时候就撬门而入。
短短半年时间里，警方先后接到了二十多起报案。受害者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不等，她们的共同特点是独居，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居住的地方要么是老旧小区，要么是偏远村庄，安防措施薄弱。每一位受害者都遭受了抢劫和强奸，每一位受害者都提到，歹徒在事后会和她们聊天，内容五花八门，从家长里短到社会新闻，仿佛不是刚刚施暴的罪犯，而是一个寻常的路人。
这些案件的发生，让宿州警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省厅专门派来了刑侦专家，协助指导破案。在专家的主持下，专案组对所有案件的细节进行了重新梳理，得出了更精准的嫌疑人画像：
“第一，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独居，无固定职业。从作案时间来看，他都是在夜间活动，白天可能在某个隐蔽的地方睡觉，不符合有固定工作的特征；第二，性格内向，内心孤独。每次作案后都要和受害者聊天，说明他极度缺乏与人交流的机会，渴望倾诉；第三，心思缜密，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他能准确避开监控，作案后清理现场，说明他可能有前科，或者受过相关的打击处理；第四，不是穷凶极恶之徒。虽然每次都持刀，但从未伤害过受害者的性命，刀具更多是用来威胁和恐吓。”
根据这个画像，警方再次调整了排查方向，重点排查辖区内30到40岁之间、独居、无固定职业、有盗窃或抢劫前科的男性。这一次，排查范围缩小了很多，先后锁定了五十多个可疑人员。民警们逐一提取了他们的DNA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比对，可结果却一次次让人失望，没有一个人的DNA能和歹徒的样本匹配。
案情再次陷入了僵局。李建国看着办公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案卷，感觉头皮都发麻。每一份案卷里，都记录着受害者的血泪，每一张模拟画像上，都印着歹徒嚣张的影子。他有时候会想，这个歹徒到底藏在哪里？他是不是就混在排查过的人群里，正用嘲讽的眼神看着警方？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2010年的7月。宿州的夏天格外炎热，空气里弥漫着汗水和泥土的味道。歹徒的作案频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依然在断断续续地作案，截至7月底，报案人数已经增加到了四十多人。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位办案民警的心上。
7月31号凌晨三点，一阵轻微的“吱呀”声，把住在埇桥区朱仙庄镇的沈桂芳（化名）从睡梦中惊醒。沈桂芳今年三十八岁，是一名退伍军人，丈夫在深圳打工，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军人的警惕性让她瞬间绷紧了神经，她没有立刻起床，而是闭着眼睛，仔细听着屋里的动静。
脚步声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从客厅慢慢挪到了卧室门口。沈桂芳能感觉到，有人正透过门缝往里看。她悄悄握住了枕头下的水果刀，那是她每天晚上都会放在身边的，不是为了防身，而是为了削水果方便，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谁？”沈桂芳突然开口，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威严。门外的脚步声猛地停住，随后，一个黑影猛地推开门，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直接冲到了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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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动！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男人的声音沙哑，和之前受害者描述的一模一样。
沈桂芳没有像其他受害者那样惊慌失措。她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眼神锐利地盯着歹徒：“你想干什么？抢劫？还是想耍流氓？”她的目光扫过歹徒的脸。
因为卧室里开着小夜灯，她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样貌：瘦高个，颧骨突出，下巴上满是胡茬，眼睛里透着贼光。
歹徒被她的气势吓了一跳，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把菜刀往床头柜上一拍：“少废话！赶紧拿钱，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沈桂芳冷笑一声，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掀开被子下了床：“我告诉你，我当过五年兵，别说你拿把菜刀，就是拿把枪，我也不怕你。你有手有脚，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她一边说，一边慢慢靠近歹徒，“你知道抢劫强奸是什么罪名吗？最少判十年，情节严重的，无期甚至死刑！”
歹徒被她说得脸色发白，握着菜刀的手开始发抖。他没想到，这次遇到的不是胆小懦弱的妇女，而是个硬茬子。他往后退了一步，色厉内荏地喊道：“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砍人了！”
“你砍一个试试！”沈桂芳猛地往前跨了一步，一把抓住了歹徒的手腕。她的力气很大，是常年干农活和当兵练就的，歹徒根本挣脱不开。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歹徒彻底慌了，他用力挣扎着，想要摆脱沈桂芳的手。“放开我！放开我！”他一边喊，一边用膝盖去顶沈桂芳的肚子。沈桂芳忍着疼痛，反手将他的胳膊拧到身后，疼得歹徒“嗷嗷”直叫。
就在这时，隔壁房间的大儿子被吵醒了，带着哭腔喊道：“妈，怎么了？”沈桂芳怕孩子受到惊吓，分神喊了一句：“没事，你赶紧回床上睡觉！”就是这一瞬间的疏忽，歹徒猛地用力，挣脱了她的束缚，跌跌撞撞地跑到窗边，推开窗户就跳了下去。
沈桂芳追到窗边时，歹徒已经顺着墙根跑出了院子，消失在夜色里。她没有贸然去追，而是立刻拿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吗？我遇到那个‘采花大盗’了！我看清他长什么样了！”
接到报案的李建国，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当他听到“看清样貌”这四个字时，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笔扔出去。他带着队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沈桂芳家。
沈桂芳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她详细地向警方描述了歹徒的样貌：“身高大概一米七，特别瘦，颧骨很高，眼睛不大，是单眼皮，鼻梁有点塌，下巴上有胡茬，看起来得有三十多岁。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上面有个破洞，裤子是蓝色的工装裤，鞋子是黑色的胶鞋。”
根据沈桂芳的描述，画像专家立刻对之前的模拟画像进行了修改。这一次，画像变得无比精准，每一个特征都清晰可辨。李建国拿着新的画像，激动地说：“同志们，突破口来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专案组立刻制定了新的侦破方案：一方面，将新的画像大量印发，张贴在宿州的各个乡镇、社区、菜市场、火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另一方面，分析歹徒的作案规律，推断他下一步可能的行动。
他抢了那么多金银首饰，肯定要找地方变现，而金店，就是他最可能去的地方。
民警们分成了两组，一组拿着画像在全市范围内走访排查，另一组则重点走访各大金店、首饰回收店。李建国亲自带队，走访了埇桥区的二十多家金店。他给每一家金店的老板和店员都留下了联系方式，叮嘱他们一旦发现有人拿着可疑的金银首饰来出售，并且样貌和画像相似，立刻报警。
时间一天天过去，线索却依然寥寥无几。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8月12号下午，李建国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金店老板打来的，语气急促：“李队，你们要找的人，可能来我店里了！”
李建国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你看清楚了吗？是不是和画像上的人一样？”
“错不了！颧骨很高，穿的灰色T恤，和画像上一模一样！他来卖一个银镯子，还有一个长命锁，我看着可疑，就以‘需要鉴定纯度’为由，把他稳住了，他现在还在我店里呢！”
“好！你千万别惊动他，我们马上到！”李建国挂了电话，带着队员，拉响警笛，朝着金店的方向疾驰而去。
十五分钟后，警车停在了金店门口。李建国带着队员，悄无声息地冲进了金店。此时，一个穿着灰色T恤的瘦高男人正坐在柜台前，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不耐烦地催促着店员：“好了没有啊？我还等着用钱呢！”
李建国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他使了个眼色，队员们立刻围了上去，形成了包围之势。“不许动！警察！”
男人猛地抬起头，看到穿着警服的民警，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想要起身逃跑，却被身边的民警一把按在了椅子上。冰冷的手铐铐在他手腕上的那一刻，他浑身瘫软，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你们……你们抓我干什么？我没犯法！”他还在试图狡辩。
李建国走到他面前，拿出那张精准的画像，放在他眼前：“你看看这是谁？从2009年2月到现在，四十多起入室抢劫强奸案，都是你干的吧？”
男人看着画像，又看了看李建国，嘴唇哆嗦着，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这个男人，就是让宿州百姓谈之色变的“采花大盗”——单春。1974年出生，安徽固镇县人，无固定职业，有盗窃前科。
警方立刻对单春进行了DNA采样，检测结果显示，他的DNA与四十多名受害JY样本完全吻合。铁证如山，单春再也无法抵赖。在审讯室里，他终于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单春的童年，是在贫困和屈辱中度过的。他出生在固镇县的一个偏远村庄，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读过一天书。单春从小就长得瘦弱，性格又内向，在学校里经常被同学欺负，骂他“小叫花子”，抢他的午饭。他不敢反抗，只能躲在角落里偷偷哭。久而久之，他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孤僻，不愿意和人交流。
初中没毕业，单春就辍学回家，跟着父母种地。十七岁那年，在家人的安排下，他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本以为结婚后就能过上安稳日子，可他没文化、没手艺，只能靠在工地上搬砖、在田里种地挣钱，收入微薄，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家庭。妻子渐渐对他失望，经常和他吵架，骂他“没出息”“窝囊废”。
2000年，单春在工地上认识了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那些人每天不干活，却穿着光鲜，花钱大手大脚。在他们的引诱下，单春动了歪心思，跟着他们一起干起了盗窃的勾当。一开始只是偷点鸡狗牛羊，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偷村民家里的财物。
2003年，单春在一次盗窃时被警方抓获，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监狱里的生活，让他更加自卑。其他犯人都嘲笑他“没本事，只会偷鸡摸狗”，他被孤立在角落，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2006年，单春刑满释放。他本以为回家后能得到家人的安慰，可等待他的，却是妻子的离婚协议书和父母的冷漠。妻子说：“你蹲过监狱，我和孩子跟着你抬不起头，我们离婚吧。”父母也叹了口气：“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我们管不了你了。”
被家庭抛弃的单春，彻底陷入了绝望。他觉得全世界都在抛弃他，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他离开了固镇县，流落到宿州，打零工维持生计。可打工挣的钱太少，根本不够他抽烟喝酒，更不够他填补内心的空虚。他开始怀念以前盗窃时“来钱快”的日子，也开始憎恨那些“过得比他好”的人，尤其是那些虽然丈夫不在身边，却依然有家庭、有孩子的独居妇女。
2009年2月，宿州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格外冷。单春没钱买煤取暖，也没钱吃饭，饿了两天两夜后，他终于动了邪念。他想起自己在纺织厂家属院看到的那个独居妇女（王秀兰），觉得她肯定有钱，于是就策划了第一起入室抢劫案。
“一开始我只是想抢点钱，”单春在审讯室里低着头，声音沙哑，“可看到她那么害怕，我就想起了我老婆以前骂我的样子，我就想报复，想让她也尝尝被人欺负的滋味。”
第一次作案得手后，单春既紧张又兴奋。他发现，那些独居妇女因为顾及名声，被侵犯后大多不敢声张，这让他更加肆无忌惮。他开始频繁作案，每次作案后都要和受害者聊天，因为他太孤独了，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被关注”。
“我知道她们怕名声不好听，不敢报警，”单春的语气里透着一丝残忍的得意，“所以我才敢那么大胆，想什么时候作案就什么时候作案。”
从2009年2月到2010年8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单春在宿州的埇桥、符离集、朱仙庄等多个乡镇流窜作案，疯狂作案四十多起，抢劫财物价值五万多元，对四十多名独居妇女实施了强奸。他以为自己能一直逍遥法外，却没想到栽在了沈桂芳这个“硬茬子”手里。
2011年6月3号，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单春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庭上，单春穿着囚服，低着头，不敢看台下那些受害者和她们的家属。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被告人单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持刀入室抢劫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以暴力、胁迫手段，多次强奸妇女，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强奸罪，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单春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听到“无期徒刑”这四个字，台下的受害者和家属们忍不住哭了起来。这泪水里，有委屈，有愤怒，更有解脱。压在她们心头一年半的噩梦，终于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