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那特有的、混杂着各种气味和噪音的“晨味”，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易于接受，反而像一种缓慢生效的毒药，持续侵蚀着我的感官和意志。那个冷硬馒头带来的虚假饱腹感早已消失，胃里重新变得空空荡荡，甚至比之前更加灼热难耐。
口袋里仅剩的七块钱，像七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坐立难安。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像无头苍蝇一样困在这个肮脏的角落里，等待我的只有缓慢的死亡。找工作——这个曾经对我来说如同呼吸般自然，甚至需要猎头反复推销的事情，如今变成了横亘在生存面前的第一道，也是最现实的一道关卡。
我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甚至连一张像样的纸都找不到。但“简历”这个词，像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从记忆的废墟中浮现出来。那是通往“正常”世界，获取一份能让我活下去的薪水的，最常规的敲门砖。
我在城中村迷宫般的小巷里穿行，目光搜寻着可能提供打印服务的地方。最终，在一个堆满二手电器和杂物的拐角，找到了一家兼营打印业务的“电脑维修店”。店里光线昏暗，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年轻小伙正埋头拆解一个主机箱，空气中弥漫着松香和灰尘的味道。
“打印……一份文件，多少钱？”我试探着问。
小伙头也没抬，伸出一根手指：“一张，一块。”
一块钱。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打印一份简历，通常至少两页。那就是两块。这是我资产的近三分之一。
我犹豫了一下，但想到那份简历可能换来的工作和收入，这点投资似乎是必要的。我向小伙借了纸笔——那是半张用过一面的废纸和一支快没水的圆珠笔——靠在落满灰尘的柜台上，开始书写。
笔尖划过粗糙的纸面，感觉陌生而滞涩。我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是工作经历。
“观澜集团，首席执行官（CEO）……”
写下这行字时，我的手微微颤抖。那些曾经象征着权力、地位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词汇，此刻落在这样一张破纸上，显得如此突兀，如此……不真实。我简要罗列了任职期间的业绩：主导了数轮融资，完成了几个后来被商学院引为案例的并购，将集团业务拓展至海外……
每一笔落下，都像是在挖掘一座华丽的坟墓。我知道，这些辉煌的过去，对于我现在要寻找的工作——服务员、搬运工、收银员——来说，非但不是助力，反而是巨大的障碍，甚至是嘲讽。但我还能写什么？我的人生，除了这些，似乎一片空白。
写完两页纸，我将其递给小伙。他瞥了一眼内容，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惊讶，但很快又恢复了麻木，熟练地打开一台破旧的电脑，将内容录入，连接那台嘎吱作响的喷墨打印机。
打印过程缓慢而嘈杂。两张还带着微弱墨味的A4纸递到我手中时，我付出了两枚珍贵的一元硬币。纸张质量粗劣，边缘甚至有些毛糙。这份承载着我过去全部荣光的“简历”，此刻看起来寒酸得像一张小广告。
根据店门口一块破烂指示牌上的信息，今天在城西的会展中心有一场大型综合招聘会。我需要坐公交车去。查询路线后，我发现需要转一趟车，车费四元。
又是四元。
我捏着手里仅剩的五块钱，以及这份价值两元的简历，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我，曾经账户里流动着以亿计资金的人，此刻正在为几块钱的公交车费而精打细算，而我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两张轻飘飘的、几乎注定无效的纸上。
没有退路。我走向公交站。等车的人很多，大多穿着朴素的工装或廉价的西装，脸上带着相似的焦灼和期待。公交车裹挟着一股热风和尘土味进站，人群瞬间骚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上挤。我被裹挟在中间，身体紧贴着陌生人的后背，汗味、烟草味和各种不明气味混合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我紧紧攥着那两张简历，生怕它们被挤皱或弄脏——这是我此刻最“值钱”的资产。
辗转一个多小时，我终于抵达了会展中心。远远地，就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如同潮水般涌向入口。巨大的横幅上写着“XX市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
买门票，又花去两元。现在我全身只剩下三块钱，和这份简历。
走进场馆，声浪和热浪瞬间将我吞没。数以千计的求职者摩肩接踵，在各个企业的展位前排起长龙。空气中混合着汗味、香水味、印刷品的油墨味，以及一种名为“焦虑”的无形物质。巨大的横幅和电子显示屏滚动着招聘信息，大多是工厂普工、销售代表、客服、快递员、餐厅服务员……
我像一叶扁舟，被这汹涌的人潮推搡着，漫无目的地移动。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本能地朝着那些看起来队伍稍短，或者招聘门槛似乎不高的展位走去。
第一个目标，是一家连锁餐饮公司，招聘“服务员”和“洗碗工”。排了十几分钟的队，终于轮到我。负责招聘的是一个画着浓妆、面无表情的年轻女孩。
“简历。”她伸出手，指甲上贴着闪亮的水钻。
我双手将那份皱巴巴的简历递过去。
她接过去，目光快速扫过。当看到“观澜集团 CEO”那几个字时，她的动作明显顿住了。她抬起头，第一次正眼打量我，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惊愕和……怀疑。她上下扫视着我身上那件从城中村地摊买来的、价值二十元的廉价T恤和洗得发白的裤子，嘴角勾起一抹极其古怪的、混合着嘲讽和不可思议的笑容。
“张……总？”她故意拖长了音调，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背景音中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您这履历……太辉煌了。我们这儿招的是端盘子、刷碗的服务员和洗碗工，可不是请您来指导我们集团战略的。”
她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匕首，精准地刺穿了我试图维持的最后一点体面。周围几个排队的求职者也听到了，投来各种目光——好奇、同情、更多的是看热闹般的窃窃私语。
我感觉脸上的血液瞬间涌了上来，烧得厉害。我想解释，想说点什么来挽回这尴尬的局面，但喉咙像是被堵住，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那女孩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她脸上的笑容扩大，带着一种残忍的天真。她拿起那份简历，甚至没有再看第二眼，随手就往旁边一个半满的、装着各种废弃纸张和饮料瓶的垃圾桶里一扔。
动作轻飘飘的，随意得就像弹掉一点烟灰。
那张承载着我过去一切的纸，在空中划出一道无力的弧线，悄无声息地落入了那些真正的“垃圾”之中。
“下一位！”女孩已经不再看我，对着我身后喊道。
我僵在原地，仿佛被施了定身咒。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我看着那个垃圾桶，我的过去，我的骄傲，我试图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里面，与果皮纸屑为伍。
那种轻蔑，那种彻底的、不屑一顾的否定，比任何恶毒的咒骂都更具杀伤力。它不是在攻击我，它是在彻底地抹杀我。抹杀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抹杀我所有的历史与可能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个展位的。我像个游魂一样，在拥挤的场馆里继续移动。我不再排队，只是麻木地看着那些招聘信息，看着那些充满渴望又疲惫的面孔。
我又尝试着向一家小型贸易公司投递简历，招聘“仓库管理员”。那个中年HR看到我的履历后，直接笑了出来，是那种毫不掩饰的、觉得荒诞至极的笑。“哥们儿，你这简历造假也造得太离谱了吧？下次编，记得编得像一点。”他甚至没有把简历扔进垃圾桶，而是像处理什么脏东西一样，随手塞回了给我。
我还看到了一家便利店在招聘“夜班收银员”。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上前。我害怕再次听到类似的嘲讽，看到类似的眼神。
场馆里的空气越来越浑浊，我感到一阵阵窒息。那些曾经在我看来简单至极的职位——收银、仓管、服务员——此刻却像一道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将我牢牢地隔绝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之外。
我的简历，不是钥匙，而是墓碑。它为我那已经死去的过去，举行了一场盛大而屈辱的葬礼。
而我，这个站在墓碑前的未亡人，口袋里只剩下三块钱，和一个被现实彻底掏空的、不知该去向何方的灵魂。
我踉跄着走出了会展中心，重新暴露在午后的阳光下。光线刺眼，却感觉不到丝毫温暖。身后，招聘会的喧嚣依旧，那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
“张总”已经死了，被埋葬在了那个垃圾桶里。
而作为一个普通求职者“张某”，我甚至不具备生存下去的资格。
下一步，该去哪里？
胃里的饥饿感再次鲜明起来，与这彻骨的绝望交织在一起。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三枚冰冷的硬币。
它们，还能为我换来什么？
口袋里仅剩的七块钱，像七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坐立难安。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像无头苍蝇一样困在这个肮脏的角落里，等待我的只有缓慢的死亡。找工作——这个曾经对我来说如同呼吸般自然，甚至需要猎头反复推销的事情，如今变成了横亘在生存面前的第一道，也是最现实的一道关卡。
我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甚至连一张像样的纸都找不到。但“简历”这个词，像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从记忆的废墟中浮现出来。那是通往“正常”世界，获取一份能让我活下去的薪水的，最常规的敲门砖。
我在城中村迷宫般的小巷里穿行，目光搜寻着可能提供打印服务的地方。最终，在一个堆满二手电器和杂物的拐角，找到了一家兼营打印业务的“电脑维修店”。店里光线昏暗，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年轻小伙正埋头拆解一个主机箱，空气中弥漫着松香和灰尘的味道。
“打印……一份文件，多少钱？”我试探着问。
小伙头也没抬，伸出一根手指：“一张，一块。”
一块钱。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打印一份简历，通常至少两页。那就是两块。这是我资产的近三分之一。
我犹豫了一下，但想到那份简历可能换来的工作和收入，这点投资似乎是必要的。我向小伙借了纸笔——那是半张用过一面的废纸和一支快没水的圆珠笔——靠在落满灰尘的柜台上，开始书写。
笔尖划过粗糙的纸面，感觉陌生而滞涩。我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是工作经历。
“观澜集团，首席执行官（CEO）……”
写下这行字时，我的手微微颤抖。那些曾经象征着权力、地位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词汇，此刻落在这样一张破纸上，显得如此突兀，如此……不真实。我简要罗列了任职期间的业绩：主导了数轮融资，完成了几个后来被商学院引为案例的并购，将集团业务拓展至海外……
每一笔落下，都像是在挖掘一座华丽的坟墓。我知道，这些辉煌的过去，对于我现在要寻找的工作——服务员、搬运工、收银员——来说，非但不是助力，反而是巨大的障碍，甚至是嘲讽。但我还能写什么？我的人生，除了这些，似乎一片空白。
写完两页纸，我将其递给小伙。他瞥了一眼内容，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惊讶，但很快又恢复了麻木，熟练地打开一台破旧的电脑，将内容录入，连接那台嘎吱作响的喷墨打印机。
打印过程缓慢而嘈杂。两张还带着微弱墨味的A4纸递到我手中时，我付出了两枚珍贵的一元硬币。纸张质量粗劣，边缘甚至有些毛糙。这份承载着我过去全部荣光的“简历”，此刻看起来寒酸得像一张小广告。
根据店门口一块破烂指示牌上的信息，今天在城西的会展中心有一场大型综合招聘会。我需要坐公交车去。查询路线后，我发现需要转一趟车，车费四元。
又是四元。
我捏着手里仅剩的五块钱，以及这份价值两元的简历，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我，曾经账户里流动着以亿计资金的人，此刻正在为几块钱的公交车费而精打细算，而我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两张轻飘飘的、几乎注定无效的纸上。
没有退路。我走向公交站。等车的人很多，大多穿着朴素的工装或廉价的西装，脸上带着相似的焦灼和期待。公交车裹挟着一股热风和尘土味进站，人群瞬间骚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上挤。我被裹挟在中间，身体紧贴着陌生人的后背，汗味、烟草味和各种不明气味混合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我紧紧攥着那两张简历，生怕它们被挤皱或弄脏——这是我此刻最“值钱”的资产。
辗转一个多小时，我终于抵达了会展中心。远远地，就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如同潮水般涌向入口。巨大的横幅上写着“XX市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
买门票，又花去两元。现在我全身只剩下三块钱，和这份简历。
走进场馆，声浪和热浪瞬间将我吞没。数以千计的求职者摩肩接踵，在各个企业的展位前排起长龙。空气中混合着汗味、香水味、印刷品的油墨味，以及一种名为“焦虑”的无形物质。巨大的横幅和电子显示屏滚动着招聘信息，大多是工厂普工、销售代表、客服、快递员、餐厅服务员……
我像一叶扁舟，被这汹涌的人潮推搡着，漫无目的地移动。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本能地朝着那些看起来队伍稍短，或者招聘门槛似乎不高的展位走去。
第一个目标，是一家连锁餐饮公司，招聘“服务员”和“洗碗工”。排了十几分钟的队，终于轮到我。负责招聘的是一个画着浓妆、面无表情的年轻女孩。
“简历。”她伸出手，指甲上贴着闪亮的水钻。
我双手将那份皱巴巴的简历递过去。
她接过去，目光快速扫过。当看到“观澜集团 CEO”那几个字时，她的动作明显顿住了。她抬起头，第一次正眼打量我，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惊愕和……怀疑。她上下扫视着我身上那件从城中村地摊买来的、价值二十元的廉价T恤和洗得发白的裤子，嘴角勾起一抹极其古怪的、混合着嘲讽和不可思议的笑容。
“张……总？”她故意拖长了音调，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背景音中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您这履历……太辉煌了。我们这儿招的是端盘子、刷碗的服务员和洗碗工，可不是请您来指导我们集团战略的。”
她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匕首，精准地刺穿了我试图维持的最后一点体面。周围几个排队的求职者也听到了，投来各种目光——好奇、同情、更多的是看热闹般的窃窃私语。
我感觉脸上的血液瞬间涌了上来，烧得厉害。我想解释，想说点什么来挽回这尴尬的局面，但喉咙像是被堵住，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那女孩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她脸上的笑容扩大，带着一种残忍的天真。她拿起那份简历，甚至没有再看第二眼，随手就往旁边一个半满的、装着各种废弃纸张和饮料瓶的垃圾桶里一扔。
动作轻飘飘的，随意得就像弹掉一点烟灰。
那张承载着我过去一切的纸，在空中划出一道无力的弧线，悄无声息地落入了那些真正的“垃圾”之中。
“下一位！”女孩已经不再看我，对着我身后喊道。
我僵在原地，仿佛被施了定身咒。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我看着那个垃圾桶，我的过去，我的骄傲，我试图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里面，与果皮纸屑为伍。
那种轻蔑，那种彻底的、不屑一顾的否定，比任何恶毒的咒骂都更具杀伤力。它不是在攻击我，它是在彻底地抹杀我。抹杀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抹杀我所有的历史与可能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个展位的。我像个游魂一样，在拥挤的场馆里继续移动。我不再排队，只是麻木地看着那些招聘信息，看着那些充满渴望又疲惫的面孔。
我又尝试着向一家小型贸易公司投递简历，招聘“仓库管理员”。那个中年HR看到我的履历后，直接笑了出来，是那种毫不掩饰的、觉得荒诞至极的笑。“哥们儿，你这简历造假也造得太离谱了吧？下次编，记得编得像一点。”他甚至没有把简历扔进垃圾桶，而是像处理什么脏东西一样，随手塞回了给我。
我还看到了一家便利店在招聘“夜班收银员”。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上前。我害怕再次听到类似的嘲讽，看到类似的眼神。
场馆里的空气越来越浑浊，我感到一阵阵窒息。那些曾经在我看来简单至极的职位——收银、仓管、服务员——此刻却像一道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将我牢牢地隔绝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之外。
我的简历，不是钥匙，而是墓碑。它为我那已经死去的过去，举行了一场盛大而屈辱的葬礼。
而我，这个站在墓碑前的未亡人，口袋里只剩下三块钱，和一个被现实彻底掏空的、不知该去向何方的灵魂。
我踉跄着走出了会展中心，重新暴露在午后的阳光下。光线刺眼，却感觉不到丝毫温暖。身后，招聘会的喧嚣依旧，那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
“张总”已经死了，被埋葬在了那个垃圾桶里。
而作为一个普通求职者“张某”，我甚至不具备生存下去的资格。
下一步，该去哪里？
胃里的饥饿感再次鲜明起来，与这彻骨的绝望交织在一起。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三枚冰冷的硬币。
它们，还能为我换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