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国那场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思想罢工”,就像海边的一场骤雨,来得猛,去得也快。雨过天晴之后,饲养班的这片“责任田”,便被他用汗水浇灌得生机勃勃。
解开了心结的他,如同真的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不再把喂猪看成是一种惩罚,而是当成了他在西河大队刨地、种高粱一样的正经事业。他把他那股子在训练场上无处安放的蛮劲,和从黄土地里带来的、泥土般质朴的智慧,毫无保留地,全都倾注到了这件“保障全营战斗力”的光荣革命工作上。
每天,当营区的起床号还在山谷里回荡时,王卫国早已挑着两个巨大的泔水桶,借着微弱的晨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在炊事班与猪圈的小路上。炊事班的战士们睡眼惺忪地打开后门时,总能看到他那铁塔般的身影,以及那张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憨厚的笑脸。他煮猪食,就像是在熬制一锅传家的秘方老汤,不仅要把剩饭剩菜煮熟,还要搭配上他自己去山里割来的新鲜猪草,甚至会偷偷“挪用”一点炊事班剩下的菜叶子。他总说:“人吃不好没劲儿训练,猪吃不好,人就更没劲儿了!”
这套歪理邪说,竟让一向抠门的炊事班长老钱也无法反驳。
他很快就成了这群哼哼唧唧的“宝贝疙瘩”们名副其实的“猪司令”。他给每一头猪都起了名字,有叫“黑旋风”的,有叫“白牡丹”的,甚至有一头特别能吃、长得最肥的老母猪,被他命名为“教导员”,气得李教导员每次路过猪圈,都要笑骂他几句。他能通过猪的叫声,分辨出它们是饿了、病了,还是在“闹情绪”。
这天夜里,狂风大作,下起了瓢泼大雨。王卫国睡到半夜,总觉得不踏实,好像听到了猪圈里有异样的动静。他披上雨衣就冲了出去,发现他最宝贝的那头名叫“教导员”的母猪,竟然要生了!
初冬的雨又冷又急,刚出生的小猪崽,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嗷嗷直叫,有几只体弱的,眼看就要活不成了。这可把王卫国急坏了。他看着这些脆弱的小生命,脑子里那根名为“内务条令”的弦,瞬间就崩断了。他做出了一个堪称惊世骇俗的决定。
他找来一个大箩筐,在里面铺上干净的稻草,小心翼翼地把那十几只粉嫩嫩、嗷嗷待哺的小猪崽,全都装了进去。然后,他顶着狂风暴雨,像个偷了地主家孩子的贼,把这一筐“宝贝”,一步一个泥水印地端回了饲养班那间简陋的宿舍里!
他把小猪崽一只只地从箩筐里掏出来,用自己那件发黄的洗脸毛巾,一个个擦干。然后,他掀开自己那床带着汗味的军被,把这十几只小东西,整整齐齐地码在了自己的床铺上。
第二天早上,正值营部内务检查。当检查组走进王卫国的那间宿舍里,总觉得屋里味道不对劲。等他看到王卫国床上那蠕动的一窝“粉色肉团”时,检查组王排长那口老黄牙都差点惊掉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猪崽风波”,就此爆发。闻讯赶来的教导员,看着那些被王卫国照顾得精神抖擞的小猪崽,哭笑不得。
最终,教导员要求王卫国必须遵守军营纪律,让他写一份检查,确保以后不再发生此事。
王卫国那份由方俊代笔的、题为《关于如何在坚持革命原则性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人与猪的矛盾》的检查,后来成了全营的笑谈。
除了“仁心”,王卫国还展现了他惊人的“智慧”。老张班长每天用一把大铡刀铡猪草,费时又费力,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王卫国看在眼里,就动起了心思。他跑到营里的修理班,像个牛皮糖一样,缠着修理班长,软磨硬泡,从一堆废铜烂铁里,淘换来了一堆生了锈的齿轮、铁皮和一根废弃的传动轴。
接下来的几天,饲养班就变成了铁匠铺。王卫国凭着小时候蹲在村里铁匠铺门口看人打铁的模糊记忆,请来方俊当技术指导,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他用石头当铁砧,用铁锤当榔头,把铁皮敲打成刀片,把齿轮用铁丝固定在传动轴上。整个过程,土得掉渣,却充满了原始的创造力。几天后,一台长得歪瓜裂枣,看上去随时都会散架的“新式铡草机”,居然真的被他给捣鼓了出来。机器的主体是一个大木架子,下面连着一个脚踏板,人踩上去,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那一排简陋的刀片飞速转动。
第一次试机的时候,老张班长和炊事班长老钱都捏着一把汗,生怕这玩意儿会当场散架。可王卫国一脚踩下去,那台“土发明”在一阵“嘎啦嘎啦”的抗议声中,居然真的飞速转动起来,一把猪草塞进去,瞬间就被切成了细碎的草末!
效率,比手铡高了至少三四倍!
“我的乖乖!”李大嘴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他围着那台还在嘎吱作响的机器转了好几圈,最后重重地拍了拍王卫国的肩膀,“王卫国,你小子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台柴油马达?”
从此,“猪倌王卫国”的名头,在三营的后勤单位里,算是彻底叫响了。他不再是那个被人同情、甚至有些瞧不起的“倒霉蛋”,而是成了一个既会搞发明创造、又敢把猪崽抱回床上睡觉的、浑身都散发着猪食清香和传奇色彩的“养猪专家”。
而就在王卫国与他的“猪兵猪将”们,在后山坡上开创着一番热火朝天的事业时,方俊的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侦察排,是三营这头猛虎最锐利的眼睛和最灵敏的耳朵。他们的营房,就建在“恶魔岛”的最高处,像一座孤悬的鹰巢。这里视野开阔,能俯瞰整片海峡,但也意味着,他们是第一个承受海风侵袭、第一个暴露在敌人视线下的存在。他们的工作,枯燥、高度机密,且充满了看不见的硝烟和无形的压力。
方俊下连后的第一个专业训练科目,就是——使用望远镜,成为鹰巢里那只最敏锐的“鹰眼”。
那是一台苏式的高倍军用望远镜,通体漆黑,冰冷沉重,充满了金属的质感。它被牢牢地固定在观察站的射击口后,像一门无声的巨炮,炮口,永远对准着危机四伏的远方。班长施斌,亲自教他如何校准焦距,如何使用密位测距,如何用坐标纸快速锁定和标记目标。
“记住,”施斌班长指着海峡对岸,那片在望远镜里被放大了四十倍、连沙滩上的贝壳都依稀可见的灰蒙蒙的陆地,语气严肃得像一块花岗岩,“我们的眼睛,就要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那上面!从日出到日落,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面任何一艘船的型号和航线,任何一个哨所的换防规律,甚至……营房区里任何一缕不正常的炊烟,都可能是致命的情报!”
方俊第一次把眼睛凑到那冰凉的橡胶目镜上时,心脏都忍不住猛地收缩了一下。
那个只在报纸社论和广播里听到过的、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的符号——“金门岛”,就这么突兀地、以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闯入了他的视野。他能清晰地看到对岸碉堡上那面随风飘扬的青天白日旗,看到在沙滩上荷枪巡逻、面目模糊的哨兵,甚至能看到远处公路上,一辆军用卡车驶过时扬起的尘土。
那不是一张地图,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真实的、呼吸着的、充满了敌意的存在。它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像一头与你隔着一道玻璃墙对视的猛兽,随时可能撞破这脆弱的和平,亮出它的獠牙。
和平年代的幻觉,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了。战争的阴影,是如此真实,如此具体。
方俊很快就在这项枯燥的工作中,展现出了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他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和近乎强迫症的观察力,更有那颗如同计算机般精准的、过目不忘的大脑。
他可以连续四个小时,一动不动地趴在观察口,像个入定的老僧,盯着一片看似毫无变化的海域。别的老兵看久了都会眼花缭乱,产生幻觉,他却能敏锐地发现,今天清晨出海作业的渔船编队,比昨天少了两艘,而且航线向南偏移了大约五度;对岸那个代号“狮山”的哨所,顶部的探照灯,在夜间闪烁的固定频率,比平时快了五秒。
这些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细节,在他眼里,都可能是某种信号。他把自己观察到的一切,都用代码和坐标,用一手漂亮的字迹,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一个专用的加密本子上。晚上,他还会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把这些枯燥的数据,和班长施斌交给他的那本地图册进行比对,试图从这片混沌的信息海洋中,找出隐藏的规律和破绽。
他这种近乎自虐的“钻研精神”,让老班长施斌都暗暗称奇,觉得这小子,天生就是个干侦察的料。
这天下午,轮到方俊值班。海面上一片平静,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只有几只不知名的海鸟在低空盘旋。
突然,他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一丝异动。在对岸一个被他标记为“三号危险区域”的礁石滩附近,似乎有几个不寻常的小黑点,在迅速地移动。他立刻屏住呼吸,手指稳定地转动调焦轮,将镜头缓缓地推到了最大。
那不是渔民!更不是海鸟!是几个穿着黑色紧身潜水服的蛙人!他们正利用礁石的掩护,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某种登陆渗透的战术演练!
方俊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他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就凝固了。他立刻拿起身旁的手摇电话机,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用在新兵连里学到的标准通话术语,向营部报告了他看到的坐标、目标数量和行动特征。
几分钟后,营区里那刺耳的战斗警报,第一次因为他的情报,而急促地响彻了整个山谷。虽然最后查明,那几个蛙人并没有越过海峡中线,只是一次极具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但方俊的这次“首次发现”,还是让他得到了营部值班室的通报表扬。
那天,王卫国提着一桶刚从连队厨房倒来的泔水、哼着跑调的家乡小曲,正准备去犒劳他那些“宝贝疙瘩”。路过营部操场的宣传栏时,他一眼就看到了新一期的黑板报。那是方俊亲手出的,字迹挺拔,版面漂亮。在最醒目的“光荣榜”一栏里,用红色粉笔书写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侦察班,方俊”。
他停下脚步,把沉甸甸的木桶放在地上,站在黑板报前,看了很久,很久。
他不关心上面写的那些“警惕性高”、“专业素质过硬”、“及时发现敌情”之类的表扬词句,但他认出了“方俊”那两个字。那两个字,是方俊手把手教他写的,比他自己的名字还熟悉。
他咧开嘴,露出了一个憨厚的、发自内心的、无比灿烂的笑容。
然后,他重新挑起那桶沉甸甸的猪食,转过身,朝着后山坡走去。他的脚步,似乎比刚才更加沉稳,也更加有力了。
方俊,在山顶上,用望远镜保卫着国家。
俺,就在这山脚下,用猪食槽保卫着他和全营的兄弟们。
他们干的,是同一件事。
解开了心结的他,如同真的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不再把喂猪看成是一种惩罚,而是当成了他在西河大队刨地、种高粱一样的正经事业。他把他那股子在训练场上无处安放的蛮劲,和从黄土地里带来的、泥土般质朴的智慧,毫无保留地,全都倾注到了这件“保障全营战斗力”的光荣革命工作上。
每天,当营区的起床号还在山谷里回荡时,王卫国早已挑着两个巨大的泔水桶,借着微弱的晨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在炊事班与猪圈的小路上。炊事班的战士们睡眼惺忪地打开后门时,总能看到他那铁塔般的身影,以及那张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憨厚的笑脸。他煮猪食,就像是在熬制一锅传家的秘方老汤,不仅要把剩饭剩菜煮熟,还要搭配上他自己去山里割来的新鲜猪草,甚至会偷偷“挪用”一点炊事班剩下的菜叶子。他总说:“人吃不好没劲儿训练,猪吃不好,人就更没劲儿了!”
这套歪理邪说,竟让一向抠门的炊事班长老钱也无法反驳。
他很快就成了这群哼哼唧唧的“宝贝疙瘩”们名副其实的“猪司令”。他给每一头猪都起了名字,有叫“黑旋风”的,有叫“白牡丹”的,甚至有一头特别能吃、长得最肥的老母猪,被他命名为“教导员”,气得李教导员每次路过猪圈,都要笑骂他几句。他能通过猪的叫声,分辨出它们是饿了、病了,还是在“闹情绪”。
这天夜里,狂风大作,下起了瓢泼大雨。王卫国睡到半夜,总觉得不踏实,好像听到了猪圈里有异样的动静。他披上雨衣就冲了出去,发现他最宝贝的那头名叫“教导员”的母猪,竟然要生了!
初冬的雨又冷又急,刚出生的小猪崽,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嗷嗷直叫,有几只体弱的,眼看就要活不成了。这可把王卫国急坏了。他看着这些脆弱的小生命,脑子里那根名为“内务条令”的弦,瞬间就崩断了。他做出了一个堪称惊世骇俗的决定。
他找来一个大箩筐,在里面铺上干净的稻草,小心翼翼地把那十几只粉嫩嫩、嗷嗷待哺的小猪崽,全都装了进去。然后,他顶着狂风暴雨,像个偷了地主家孩子的贼,把这一筐“宝贝”,一步一个泥水印地端回了饲养班那间简陋的宿舍里!
他把小猪崽一只只地从箩筐里掏出来,用自己那件发黄的洗脸毛巾,一个个擦干。然后,他掀开自己那床带着汗味的军被,把这十几只小东西,整整齐齐地码在了自己的床铺上。
第二天早上,正值营部内务检查。当检查组走进王卫国的那间宿舍里,总觉得屋里味道不对劲。等他看到王卫国床上那蠕动的一窝“粉色肉团”时,检查组王排长那口老黄牙都差点惊掉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猪崽风波”,就此爆发。闻讯赶来的教导员,看着那些被王卫国照顾得精神抖擞的小猪崽,哭笑不得。
最终,教导员要求王卫国必须遵守军营纪律,让他写一份检查,确保以后不再发生此事。
王卫国那份由方俊代笔的、题为《关于如何在坚持革命原则性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人与猪的矛盾》的检查,后来成了全营的笑谈。
除了“仁心”,王卫国还展现了他惊人的“智慧”。老张班长每天用一把大铡刀铡猪草,费时又费力,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王卫国看在眼里,就动起了心思。他跑到营里的修理班,像个牛皮糖一样,缠着修理班长,软磨硬泡,从一堆废铜烂铁里,淘换来了一堆生了锈的齿轮、铁皮和一根废弃的传动轴。
接下来的几天,饲养班就变成了铁匠铺。王卫国凭着小时候蹲在村里铁匠铺门口看人打铁的模糊记忆,请来方俊当技术指导,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他用石头当铁砧,用铁锤当榔头,把铁皮敲打成刀片,把齿轮用铁丝固定在传动轴上。整个过程,土得掉渣,却充满了原始的创造力。几天后,一台长得歪瓜裂枣,看上去随时都会散架的“新式铡草机”,居然真的被他给捣鼓了出来。机器的主体是一个大木架子,下面连着一个脚踏板,人踩上去,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那一排简陋的刀片飞速转动。
第一次试机的时候,老张班长和炊事班长老钱都捏着一把汗,生怕这玩意儿会当场散架。可王卫国一脚踩下去,那台“土发明”在一阵“嘎啦嘎啦”的抗议声中,居然真的飞速转动起来,一把猪草塞进去,瞬间就被切成了细碎的草末!
效率,比手铡高了至少三四倍!
“我的乖乖!”李大嘴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他围着那台还在嘎吱作响的机器转了好几圈,最后重重地拍了拍王卫国的肩膀,“王卫国,你小子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台柴油马达?”
从此,“猪倌王卫国”的名头,在三营的后勤单位里,算是彻底叫响了。他不再是那个被人同情、甚至有些瞧不起的“倒霉蛋”,而是成了一个既会搞发明创造、又敢把猪崽抱回床上睡觉的、浑身都散发着猪食清香和传奇色彩的“养猪专家”。
而就在王卫国与他的“猪兵猪将”们,在后山坡上开创着一番热火朝天的事业时,方俊的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侦察排,是三营这头猛虎最锐利的眼睛和最灵敏的耳朵。他们的营房,就建在“恶魔岛”的最高处,像一座孤悬的鹰巢。这里视野开阔,能俯瞰整片海峡,但也意味着,他们是第一个承受海风侵袭、第一个暴露在敌人视线下的存在。他们的工作,枯燥、高度机密,且充满了看不见的硝烟和无形的压力。
方俊下连后的第一个专业训练科目,就是——使用望远镜,成为鹰巢里那只最敏锐的“鹰眼”。
那是一台苏式的高倍军用望远镜,通体漆黑,冰冷沉重,充满了金属的质感。它被牢牢地固定在观察站的射击口后,像一门无声的巨炮,炮口,永远对准着危机四伏的远方。班长施斌,亲自教他如何校准焦距,如何使用密位测距,如何用坐标纸快速锁定和标记目标。
“记住,”施斌班长指着海峡对岸,那片在望远镜里被放大了四十倍、连沙滩上的贝壳都依稀可见的灰蒙蒙的陆地,语气严肃得像一块花岗岩,“我们的眼睛,就要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那上面!从日出到日落,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面任何一艘船的型号和航线,任何一个哨所的换防规律,甚至……营房区里任何一缕不正常的炊烟,都可能是致命的情报!”
方俊第一次把眼睛凑到那冰凉的橡胶目镜上时,心脏都忍不住猛地收缩了一下。
那个只在报纸社论和广播里听到过的、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的符号——“金门岛”,就这么突兀地、以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闯入了他的视野。他能清晰地看到对岸碉堡上那面随风飘扬的青天白日旗,看到在沙滩上荷枪巡逻、面目模糊的哨兵,甚至能看到远处公路上,一辆军用卡车驶过时扬起的尘土。
那不是一张地图,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真实的、呼吸着的、充满了敌意的存在。它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像一头与你隔着一道玻璃墙对视的猛兽,随时可能撞破这脆弱的和平,亮出它的獠牙。
和平年代的幻觉,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了。战争的阴影,是如此真实,如此具体。
方俊很快就在这项枯燥的工作中,展现出了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他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和近乎强迫症的观察力,更有那颗如同计算机般精准的、过目不忘的大脑。
他可以连续四个小时,一动不动地趴在观察口,像个入定的老僧,盯着一片看似毫无变化的海域。别的老兵看久了都会眼花缭乱,产生幻觉,他却能敏锐地发现,今天清晨出海作业的渔船编队,比昨天少了两艘,而且航线向南偏移了大约五度;对岸那个代号“狮山”的哨所,顶部的探照灯,在夜间闪烁的固定频率,比平时快了五秒。
这些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细节,在他眼里,都可能是某种信号。他把自己观察到的一切,都用代码和坐标,用一手漂亮的字迹,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一个专用的加密本子上。晚上,他还会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把这些枯燥的数据,和班长施斌交给他的那本地图册进行比对,试图从这片混沌的信息海洋中,找出隐藏的规律和破绽。
他这种近乎自虐的“钻研精神”,让老班长施斌都暗暗称奇,觉得这小子,天生就是个干侦察的料。
这天下午,轮到方俊值班。海面上一片平静,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只有几只不知名的海鸟在低空盘旋。
突然,他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一丝异动。在对岸一个被他标记为“三号危险区域”的礁石滩附近,似乎有几个不寻常的小黑点,在迅速地移动。他立刻屏住呼吸,手指稳定地转动调焦轮,将镜头缓缓地推到了最大。
那不是渔民!更不是海鸟!是几个穿着黑色紧身潜水服的蛙人!他们正利用礁石的掩护,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某种登陆渗透的战术演练!
方俊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他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就凝固了。他立刻拿起身旁的手摇电话机,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用在新兵连里学到的标准通话术语,向营部报告了他看到的坐标、目标数量和行动特征。
几分钟后,营区里那刺耳的战斗警报,第一次因为他的情报,而急促地响彻了整个山谷。虽然最后查明,那几个蛙人并没有越过海峡中线,只是一次极具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但方俊的这次“首次发现”,还是让他得到了营部值班室的通报表扬。
那天,王卫国提着一桶刚从连队厨房倒来的泔水、哼着跑调的家乡小曲,正准备去犒劳他那些“宝贝疙瘩”。路过营部操场的宣传栏时,他一眼就看到了新一期的黑板报。那是方俊亲手出的,字迹挺拔,版面漂亮。在最醒目的“光荣榜”一栏里,用红色粉笔书写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侦察班,方俊”。
他停下脚步,把沉甸甸的木桶放在地上,站在黑板报前,看了很久,很久。
他不关心上面写的那些“警惕性高”、“专业素质过硬”、“及时发现敌情”之类的表扬词句,但他认出了“方俊”那两个字。那两个字,是方俊手把手教他写的,比他自己的名字还熟悉。
他咧开嘴,露出了一个憨厚的、发自内心的、无比灿烂的笑容。
然后,他重新挑起那桶沉甸甸的猪食,转过身,朝着后山坡走去。他的脚步,似乎比刚才更加沉稳,也更加有力了。
方俊,在山顶上,用望远镜保卫着国家。
俺,就在这山脚下,用猪食槽保卫着他和全营的兄弟们。
他们干的,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