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州把那本泛黄的户籍册拍在案上时，纸页间的霉味呛得人皱眉。册页边缘已经虫蛀，“蜀郡”二字被雨水泡得发涨，像个哭肿的脸。他用竹片挑起其中一页，上面“户二百三十一，口九百四十七”的墨迹洇开，与旁边“逃户七十三”的朱批重叠，像一团化不开的血污。
“看看这个。”他指着“逃户七十三”四个字，指尖划过纸页上的褶皱——那是被人反复摩挲过的痕迹，“景耀元年，蜀郡登记在册的农户是两千一百户，到今年只剩一千三百户。这消失的八百户，要么成了‘逃户’，要么就死在了路上。”
苏临州正用布擦拭一枚生锈的铜印，印文“南中监军”四个字被磨得只剩轮廓。“上个月去永昌郡，见路边的茅草屋里堆着三具尸体，瘦得只剩骨头，旁边还放着没吃完的观音土。里正说他们是逃户，躲在山里饿死的——可他们的名字，还在户籍册上挂着，官府照样按原数收税，收不上来就拿邻里的顶。”
他把铜印往案上一放，印泥早已干涸，却在桌面上留下浅淡的红痕，像滴没擦净的血。“当年诸葛亮平南中，给夷人分田时说‘皆记在册，永不加赋’，现在呢？监军换了三任，田赋加了五次，连十岁的娃娃都要缴‘人头税’。夷人说‘汉官的话，比山间的雾还虚’，这话扎不扎心？”
沈砚州翻开另一本粮税簿，纸页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涂改过多次：“你看这里，‘秋粮应征三千石’被改成‘四千石’，旁边注着‘填补军粮亏空’；下面‘实缴两千石’又被描成‘三千石’，盖着郡守的印——明明收不齐，偏要往账上填虚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何止自欺。”苏临州从怀里掏出块啃剩的麦饼，饼里掺着砂粒，“这是从祁山军营拿的，士兵们说‘将军们吃精米，我们啃这个’。可粮税簿上写着‘军粮足额，将士无虞’，连督查的御史都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忙着在成都买宅院，哪管前线死活。”
沈砚州忽然冷笑一声，指着册页上“民户献牛十头”的记录：“这十头牛，其实是官吏强抢的。我去查过，那户百姓家的牛是耕牛，被牵走后，地里的麦种都没法播，现在全家靠讨饭过活。可账上写着‘自愿献纳’，还画了个笑脸符号——这官当得，连遮掩都懒得做了。”
“更恶心的在后面。”苏临州翻到“盐铁专营”一页，上面记着“月入五千贯”，却没写“私贩盐铁者斩”的条文被划掉了。“去年查获的私盐贩子，半数是官吏家的子弟，缴点罚款就放了，反倒是老百姓卖点自制的井盐，被打得断了腿。”他忽然提高声音，“你说这盐铁专营，到底是为了国库，还是为了给他们谋私利？”
窗外的风卷着雨丝打在窗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双在暗处抓挠的手。沈砚州想起上个月在江油关见到的场景：守关的士兵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而军需官的马车却满载着新做的棉甲，往成都的方向去——账册上写着“棉甲已发，关防稳固”，底下盖着鲜红的官印，红得像血。
“还记得姜维将军在沓中屯田时，怎么跟士兵说的吗？”沈砚州的声音低沉下来，“他说‘屯田一分，军粮多一分，百姓就少缴一分’。现在倒好，屯田的粮食全被将领们倒卖了，百姓的税一分没少缴，还得额外凑‘军饷’——这哪是养军，是养蛀虫！”
苏临州攥着铜印的手青筋暴起，印文深深嵌进掌心：“上个月姜维将军上疏，说‘沓中粮道被断，请求增兵’，结果成都那边批了句‘稍缓，秋收后再议’。秋收？等秋收，沓中的士兵早饿死了！那些坐在成都的官老爷，酒肉穿肠过，哪知道边关的苦？”
他忽然起身，从墙角拖出个麻袋，倒出里面的东西——全是百姓的陈情状，有的用炭笔写在草纸上，有的用刀刻在竹片上，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绝望。“这个说‘官吏拆了他家的房，盖自己的宅院’，那个说‘女儿被拉去给校尉做妾’，还有这个，画了个上吊的人，旁边写着‘活不下去了’——这些状子递上去，全被压着没下文，倒是递状子的人，有的被抓了，有的失踪了。”
沈砚州捡起一张竹片，上面刻着个歪歪扭扭的“冤”字，边缘被磨得发亮，显然被人摩挲了无数次。“当年先主在新野，百姓跟着他走，说‘刘使君不会让我们吃亏’；现在呢？百姓见了官吏就躲，像躲狼似的。人心到了这份上，就算没有邓艾偷渡阴平，这蜀国，还能撑多久？”
雨越下越大，屋檐下的积水顺着廊柱流下，在地面汇成小小的溪流，冲刷着散落的纸页。其中一页被水浸湿，字迹晕开，“蜀国”二字渐渐模糊，只剩下“亡”字的轮廓愈发清晰。
苏临州把铜印狠狠砸在户籍册上，印文在“逃户七十三”三个字上盖下，鲜红的印痕像个嘲讽的句号。“根本不用等魏兵来，我们自己就把根基刨空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官吏贪腐，民心离散，军无战心——这样的国，不亡才怪。”
沈砚州没说话，只是把那些湿透的账册一张张摊开，试图让字迹露出来。可墨迹混着雨水，在桌面上漫延，像一滩摊无法收拾的污渍。他忽然想起年轻时读过的《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原来那些话，不是写给刘禅一个人的，是写给所有握着权柄的人看的。
雨停时，天已经蒙蒙亮。远处传来鸡啼，却显得格外凄凉。沈砚州和苏临州看着满桌狼藉的账册、状子，还有那枚印着“南中监军”的铜印，忽然都没了话说。
有些灭亡，早就写在了日复一日的荒唐里。当户籍册上的“逃户”越来越多，当粮税簿上的虚数越来越大，当百姓的陈情状堆成了山，这个曾经靠着“人和”立足的国家，也就走到了尽头。就像一棵从根烂起的树，哪怕枝叶看着还绿，风一吹，便轰然倒塌——倒的时候，连一声像样的叹息都留不下。
“看看这个。”他指着“逃户七十三”四个字，指尖划过纸页上的褶皱——那是被人反复摩挲过的痕迹，“景耀元年，蜀郡登记在册的农户是两千一百户，到今年只剩一千三百户。这消失的八百户，要么成了‘逃户’，要么就死在了路上。”
苏临州正用布擦拭一枚生锈的铜印，印文“南中监军”四个字被磨得只剩轮廓。“上个月去永昌郡，见路边的茅草屋里堆着三具尸体，瘦得只剩骨头，旁边还放着没吃完的观音土。里正说他们是逃户，躲在山里饿死的——可他们的名字，还在户籍册上挂着，官府照样按原数收税，收不上来就拿邻里的顶。”
他把铜印往案上一放，印泥早已干涸，却在桌面上留下浅淡的红痕，像滴没擦净的血。“当年诸葛亮平南中，给夷人分田时说‘皆记在册，永不加赋’，现在呢？监军换了三任，田赋加了五次，连十岁的娃娃都要缴‘人头税’。夷人说‘汉官的话，比山间的雾还虚’，这话扎不扎心？”
沈砚州翻开另一本粮税簿，纸页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涂改过多次：“你看这里，‘秋粮应征三千石’被改成‘四千石’，旁边注着‘填补军粮亏空’；下面‘实缴两千石’又被描成‘三千石’，盖着郡守的印——明明收不齐，偏要往账上填虚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何止自欺。”苏临州从怀里掏出块啃剩的麦饼，饼里掺着砂粒，“这是从祁山军营拿的，士兵们说‘将军们吃精米，我们啃这个’。可粮税簿上写着‘军粮足额，将士无虞’，连督查的御史都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忙着在成都买宅院，哪管前线死活。”
沈砚州忽然冷笑一声，指着册页上“民户献牛十头”的记录：“这十头牛，其实是官吏强抢的。我去查过，那户百姓家的牛是耕牛，被牵走后，地里的麦种都没法播，现在全家靠讨饭过活。可账上写着‘自愿献纳’，还画了个笑脸符号——这官当得，连遮掩都懒得做了。”
“更恶心的在后面。”苏临州翻到“盐铁专营”一页，上面记着“月入五千贯”，却没写“私贩盐铁者斩”的条文被划掉了。“去年查获的私盐贩子，半数是官吏家的子弟，缴点罚款就放了，反倒是老百姓卖点自制的井盐，被打得断了腿。”他忽然提高声音，“你说这盐铁专营，到底是为了国库，还是为了给他们谋私利？”
窗外的风卷着雨丝打在窗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双在暗处抓挠的手。沈砚州想起上个月在江油关见到的场景：守关的士兵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而军需官的马车却满载着新做的棉甲，往成都的方向去——账册上写着“棉甲已发，关防稳固”，底下盖着鲜红的官印，红得像血。
“还记得姜维将军在沓中屯田时，怎么跟士兵说的吗？”沈砚州的声音低沉下来，“他说‘屯田一分，军粮多一分，百姓就少缴一分’。现在倒好，屯田的粮食全被将领们倒卖了，百姓的税一分没少缴，还得额外凑‘军饷’——这哪是养军，是养蛀虫！”
苏临州攥着铜印的手青筋暴起，印文深深嵌进掌心：“上个月姜维将军上疏，说‘沓中粮道被断，请求增兵’，结果成都那边批了句‘稍缓，秋收后再议’。秋收？等秋收，沓中的士兵早饿死了！那些坐在成都的官老爷，酒肉穿肠过，哪知道边关的苦？”
他忽然起身，从墙角拖出个麻袋，倒出里面的东西——全是百姓的陈情状，有的用炭笔写在草纸上，有的用刀刻在竹片上，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绝望。“这个说‘官吏拆了他家的房，盖自己的宅院’，那个说‘女儿被拉去给校尉做妾’，还有这个，画了个上吊的人，旁边写着‘活不下去了’——这些状子递上去，全被压着没下文，倒是递状子的人，有的被抓了，有的失踪了。”
沈砚州捡起一张竹片，上面刻着个歪歪扭扭的“冤”字，边缘被磨得发亮，显然被人摩挲了无数次。“当年先主在新野，百姓跟着他走，说‘刘使君不会让我们吃亏’；现在呢？百姓见了官吏就躲，像躲狼似的。人心到了这份上，就算没有邓艾偷渡阴平，这蜀国，还能撑多久？”
雨越下越大，屋檐下的积水顺着廊柱流下，在地面汇成小小的溪流，冲刷着散落的纸页。其中一页被水浸湿，字迹晕开，“蜀国”二字渐渐模糊，只剩下“亡”字的轮廓愈发清晰。
苏临州把铜印狠狠砸在户籍册上，印文在“逃户七十三”三个字上盖下，鲜红的印痕像个嘲讽的句号。“根本不用等魏兵来，我们自己就把根基刨空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官吏贪腐，民心离散，军无战心——这样的国，不亡才怪。”
沈砚州没说话，只是把那些湿透的账册一张张摊开，试图让字迹露出来。可墨迹混着雨水，在桌面上漫延，像一滩摊无法收拾的污渍。他忽然想起年轻时读过的《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原来那些话，不是写给刘禅一个人的，是写给所有握着权柄的人看的。
雨停时，天已经蒙蒙亮。远处传来鸡啼，却显得格外凄凉。沈砚州和苏临州看着满桌狼藉的账册、状子，还有那枚印着“南中监军”的铜印，忽然都没了话说。
有些灭亡，早就写在了日复一日的荒唐里。当户籍册上的“逃户”越来越多，当粮税簿上的虚数越来越大，当百姓的陈情状堆成了山，这个曾经靠着“人和”立足的国家，也就走到了尽头。就像一棵从根烂起的树，哪怕枝叶看着还绿，风一吹，便轰然倒塌——倒的时候，连一声像样的叹息都留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