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宫城的偏殿里，司马昭手中把玩着一枚蜀锦香囊。香囊上绣着的“五星出东方”纹样，曾是蜀汉君臣引以为傲的吉兆，如今却成了战利品，在中原的烛火下泛着落寞的光。他望着阶下垂首而立的刘禅，忽然想起三个月前从成都传来的消息：蜀汉朝堂上，当邓艾的军队兵临城下时，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提出像样的抵抗之策，唯有谯周的“降策”被奉为圭臬。
“后主昏庸固然可叹，”司马昭对身边的贾充低语，“但蜀汉无人可用，才是真正的死症。”
这番话，道破了蜀国灭亡的另一重根本原因——士风颓靡，栋梁摧折。自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官僚体系逐渐失去了“奖掖贤能、砥砺名节”的锐气，取而代之的是派系倾轧、苟且偷安的风气。当朝堂上再无“鞠躬尽瘁”的骨鲠之臣，当地方上再无“死战守土”的忠义之士，这个政权的崩塌，便只剩下时间问题。
一、相权更迭中的士风裂变
诸葛亮治蜀时，虽以“严刑峻法”着称，却始终秉持“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他所任用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虽无他那般经天纬地之才，却都以“公忠体国”闻名：蒋琬在杨仪与魏延的纷争中秉持公允，费祎以“和稀泥”的智慧维持朝局稳定，董允则敢于直面后主的奢靡，硬顶回为后宫增选嫔妃的诏令。史载董允任侍中时，后主想纳宦官黄皓为近侍，董允直言“皓奸佞，不可近”，竟让黄皓在其任内“位不过黄门丞”。
但这种“清流主导”的局面，在费祎遇刺后戛然而止。姜维以军功上位，却因常年领兵在外，对朝堂事务疏于掌控；而陈祗、黄皓等人趁机填补权力真空，逐渐形成“宦官与外戚勾结，排挤正直大臣”的格局。陈祗任侍中时，刻意纵容黄皓干预朝政，甚至为了迎合后主，否决了姜维“暂缓北伐、休养生息”的奏议。史载当时的朝堂“议论汹汹，而直言者少”，连曾随诸葛亮北伐的老将张嶷，都因弹劾黄皓被外放为荡寇将军，郁郁而终。
士风的裂变，在官吏选拔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诸葛亮时期，选拔官吏注重“实才”与“德行”，哪怕是出身微末的王平（本是曹魏降将，目不识丁），也因“忠勇善战”被提拔为镇北大将军；而到了陈祗、黄皓掌权时，选官标准变成了“是否依附己党”。蜀郡人何祗，本是个只会拍马溜须的小吏，却因向黄皓行贿十万钱，竟被破格提拔为犍为太守，上任后“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反观当时的贤才，如巴西郡人谯周，虽“研精六经，尤善书札”，却因不愿依附黄皓，迟迟未能进入中枢；南中督护霍弋，屡立战功却被猜忌，最终被调往偏远的永昌郡，形同流放。
这种“贤愚倒置”的选拔机制，让蜀汉的官僚队伍迅速腐化。《三国志·蜀书》中，晚期官员的传记里，“贪墨”“谄媚”“畏懦”等字眼频频出现，而“忠”“勇”“廉”等评价却寥寥无几。当一个政权的朝堂上，投机者得势、正直者受抑，其士风之颓，已深入骨髓。
二、北伐困境中的士气消磨
姜维的十一次北伐，不仅耗尽了蜀汉的民力，更消磨了士大夫阶层的斗志。诸葛亮的北伐，虽也劳民伤财，却能以“兴复汉室”的大义凝聚人心，且每次出兵前都“粮草备足、谋划周密”，即便失利，也能让将士们看到“鞠躬尽瘁”的信念；而姜维的北伐，却常因“粮草不济、调度混乱”而仓促行事，且多以惨败告终——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姜维在段谷被邓艾大败，“士卒星散，死者甚众”，消息传回成都，“百姓怨声载道，士大夫多有非议”。
更致命的是，姜维的北伐缺乏“共识基础”。蒋琬、费祎时期，虽未完全放弃北伐，却主张“以守为攻”，曾在汉中推行“错守诸围”的防御策略，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士大夫也多支持；而姜维掌权后，执意改变防御策略，撤去汉中的部分据点，集中兵力主动出击，这种“孤注一掷”的打法，遭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老将廖化曾直言：“兵不戢，必自焚，伯约（姜维字）之勇，终致祸乱。”连谯周都专门作《仇国论》，暗讽姜维“不知体恤民力，徒逞匹夫之勇”。
当北伐从“大义之举”变成“争议之源”，士大夫的士气便在一次次的失败与争论中逐渐消磨。当时的官员私下里流传着“宁为魏民，不做蜀臣”的怨言，甚至有地方官员偷偷与曹魏联络，以备后路。如武都太守蒋舒，本是蜀汉旧臣，却因不满姜维的调度，在钟会伐蜀时“开城降魏”，直接导致阳安关失守——这座被誉为“蜀门锁钥”的要塞，竟未发一矢便落入敌手，足见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离心之态”。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邓艾偷渡阴平、兵临绵竹时，蜀汉的官员们竟呈现出“集体畏战”的状态。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虽率军抵抗，却因“久居中枢，不谙军事”而指挥失当，最终战死沙场；而他麾下的将领，如尚书郎黄崇，虽“力劝速占险要”，却因位卑言轻未被采纳。反观成都城内，百官聚议时，有人主张“奔吴”，有人主张“南逃”，唯独无人提出“坚守待援”——并非没有兵力，而是人心已散，无人愿为这个“看不到希望”的政权卖命。
三、地域隔阂下的人才凋零
蜀汉政权的“外来属性”，始终是其难以跨越的鸿沟。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多为“荆楚人士”（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而蜀地本土的士族（如益州的张、李、赵等大族），虽在刘焉、刘璋时期已形成势力，却始终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诸葛亮治蜀时，虽努力调和“外来派”与“本土派”的矛盾，如提拔蜀人张裔为长史、杨洪为蜀郡太守，但核心权力（如军权、相权）仍牢牢掌握在荆楚集团手中。
这种“地域隔阂”，到了蜀汉晚期愈发尖锐。本土士族对“兴复汉室”的口号本就缺乏认同——对他们而言，蜀汉与曹魏、孙吴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外来政权”与“潜在征服者”的差异。当北伐耗尽民力、朝堂被外来派把持时，本土士族的“离心力”便愈发强烈。谯周力主投降，除了“体恤民力”的考量，也暗含“本土士族希望摆脱外来统治”的诉求——史载谯周的《仇国论》中，曾隐晦提到“因余之国（蜀汉）若不改弦更张，必为肇建之国（曹魏）所并”，实则是在为本土士族寻找“新的靠山”。
地域隔阂直接导致了蜀汉的“人才凋零”。一方面，外来派的后代多“生于安乐，疏于进取”，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工书画，善言辞”，却缺乏其父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本土士族的人才因被排挤而“不愿出仕”，如蜀郡人张翼，虽“晓畅军事”，却因与姜维不和，被闲置多年。到了蜀汉末年，朝堂上竟出现“无人可用”的窘境：负责粮草转运的官员不懂农事，导致军粮屡屡延误；镇守边疆的将领缺乏实战经验，面对魏军进攻时手足无措。
更严重的是，当危机来临时，“地域阵营”的撕裂让蜀汉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邓艾兵临城下时，外来派官员多主张“南迁或奔吴”（试图保留残余势力），而本土派官员则力主“投降”（希望曹魏能保全其家族利益），两派互相攻讦，却无一人提出切实的抵抗方案。这种“各怀私心”的内耗，让本就虚弱的蜀汉政权，在最后时刻彻底崩塌。
四、士风与国运：历史的镜鉴
洛阳的月色透过窗棂，照在刘禅落寞的背影上。当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时，他那句“此间乐，不思蜀”，不仅是个人的麻木，更是一个王朝士风颓靡的缩影——当朝堂上再无“犯颜直谏”的忠臣，当疆场上再无“死战不退”的勇将，当士大夫们只知“苟且偷安”，这个政权的“精神支柱”早已坍塌，剩下的不过是一具空壳。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单一的“民力枯竭”或“后主昏庸”，而是“士风之颓”引发的连锁反应：当贤才被排挤、忠义被嘲弄，官僚体系便会腐化；当士气被消磨、人心被离散，政权根基便会动摇；当地域隔阂取代“家国认同”，整个国家便会失去凝聚力。正如《后汉书·左雄传》所言：“贤路当广而不当狭，官路当清而不当浊。”士风清明，则国运昌盛；士风颓靡，则国运衰微——这是蜀国灭亡留给历史的深刻镜鉴。
下一章，我们将从“制度缺陷”的角度，剖析蜀汉的“法制崩坏”如何加速了政权的瓦解。当诸葛亮亲手制定的《蜀科》沦为具文，当“赏罚不明”成为常态，这个曾以“法治”自诩的政权，便彻底失去了最后的约束力。
“后主昏庸固然可叹，”司马昭对身边的贾充低语，“但蜀汉无人可用，才是真正的死症。”
这番话，道破了蜀国灭亡的另一重根本原因——士风颓靡，栋梁摧折。自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官僚体系逐渐失去了“奖掖贤能、砥砺名节”的锐气，取而代之的是派系倾轧、苟且偷安的风气。当朝堂上再无“鞠躬尽瘁”的骨鲠之臣，当地方上再无“死战守土”的忠义之士，这个政权的崩塌，便只剩下时间问题。
一、相权更迭中的士风裂变
诸葛亮治蜀时，虽以“严刑峻法”着称，却始终秉持“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他所任用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虽无他那般经天纬地之才，却都以“公忠体国”闻名：蒋琬在杨仪与魏延的纷争中秉持公允，费祎以“和稀泥”的智慧维持朝局稳定，董允则敢于直面后主的奢靡，硬顶回为后宫增选嫔妃的诏令。史载董允任侍中时，后主想纳宦官黄皓为近侍，董允直言“皓奸佞，不可近”，竟让黄皓在其任内“位不过黄门丞”。
但这种“清流主导”的局面，在费祎遇刺后戛然而止。姜维以军功上位，却因常年领兵在外，对朝堂事务疏于掌控；而陈祗、黄皓等人趁机填补权力真空，逐渐形成“宦官与外戚勾结，排挤正直大臣”的格局。陈祗任侍中时，刻意纵容黄皓干预朝政，甚至为了迎合后主，否决了姜维“暂缓北伐、休养生息”的奏议。史载当时的朝堂“议论汹汹，而直言者少”，连曾随诸葛亮北伐的老将张嶷，都因弹劾黄皓被外放为荡寇将军，郁郁而终。
士风的裂变，在官吏选拔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诸葛亮时期，选拔官吏注重“实才”与“德行”，哪怕是出身微末的王平（本是曹魏降将，目不识丁），也因“忠勇善战”被提拔为镇北大将军；而到了陈祗、黄皓掌权时，选官标准变成了“是否依附己党”。蜀郡人何祗，本是个只会拍马溜须的小吏，却因向黄皓行贿十万钱，竟被破格提拔为犍为太守，上任后“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反观当时的贤才，如巴西郡人谯周，虽“研精六经，尤善书札”，却因不愿依附黄皓，迟迟未能进入中枢；南中督护霍弋，屡立战功却被猜忌，最终被调往偏远的永昌郡，形同流放。
这种“贤愚倒置”的选拔机制，让蜀汉的官僚队伍迅速腐化。《三国志·蜀书》中，晚期官员的传记里，“贪墨”“谄媚”“畏懦”等字眼频频出现，而“忠”“勇”“廉”等评价却寥寥无几。当一个政权的朝堂上，投机者得势、正直者受抑，其士风之颓，已深入骨髓。
二、北伐困境中的士气消磨
姜维的十一次北伐，不仅耗尽了蜀汉的民力，更消磨了士大夫阶层的斗志。诸葛亮的北伐，虽也劳民伤财，却能以“兴复汉室”的大义凝聚人心，且每次出兵前都“粮草备足、谋划周密”，即便失利，也能让将士们看到“鞠躬尽瘁”的信念；而姜维的北伐，却常因“粮草不济、调度混乱”而仓促行事，且多以惨败告终——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姜维在段谷被邓艾大败，“士卒星散，死者甚众”，消息传回成都，“百姓怨声载道，士大夫多有非议”。
更致命的是，姜维的北伐缺乏“共识基础”。蒋琬、费祎时期，虽未完全放弃北伐，却主张“以守为攻”，曾在汉中推行“错守诸围”的防御策略，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士大夫也多支持；而姜维掌权后，执意改变防御策略，撤去汉中的部分据点，集中兵力主动出击，这种“孤注一掷”的打法，遭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老将廖化曾直言：“兵不戢，必自焚，伯约（姜维字）之勇，终致祸乱。”连谯周都专门作《仇国论》，暗讽姜维“不知体恤民力，徒逞匹夫之勇”。
当北伐从“大义之举”变成“争议之源”，士大夫的士气便在一次次的失败与争论中逐渐消磨。当时的官员私下里流传着“宁为魏民，不做蜀臣”的怨言，甚至有地方官员偷偷与曹魏联络，以备后路。如武都太守蒋舒，本是蜀汉旧臣，却因不满姜维的调度，在钟会伐蜀时“开城降魏”，直接导致阳安关失守——这座被誉为“蜀门锁钥”的要塞，竟未发一矢便落入敌手，足见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离心之态”。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邓艾偷渡阴平、兵临绵竹时，蜀汉的官员们竟呈现出“集体畏战”的状态。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虽率军抵抗，却因“久居中枢，不谙军事”而指挥失当，最终战死沙场；而他麾下的将领，如尚书郎黄崇，虽“力劝速占险要”，却因位卑言轻未被采纳。反观成都城内，百官聚议时，有人主张“奔吴”，有人主张“南逃”，唯独无人提出“坚守待援”——并非没有兵力，而是人心已散，无人愿为这个“看不到希望”的政权卖命。
三、地域隔阂下的人才凋零
蜀汉政权的“外来属性”，始终是其难以跨越的鸿沟。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多为“荆楚人士”（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而蜀地本土的士族（如益州的张、李、赵等大族），虽在刘焉、刘璋时期已形成势力，却始终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诸葛亮治蜀时，虽努力调和“外来派”与“本土派”的矛盾，如提拔蜀人张裔为长史、杨洪为蜀郡太守，但核心权力（如军权、相权）仍牢牢掌握在荆楚集团手中。
这种“地域隔阂”，到了蜀汉晚期愈发尖锐。本土士族对“兴复汉室”的口号本就缺乏认同——对他们而言，蜀汉与曹魏、孙吴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外来政权”与“潜在征服者”的差异。当北伐耗尽民力、朝堂被外来派把持时，本土士族的“离心力”便愈发强烈。谯周力主投降，除了“体恤民力”的考量，也暗含“本土士族希望摆脱外来统治”的诉求——史载谯周的《仇国论》中，曾隐晦提到“因余之国（蜀汉）若不改弦更张，必为肇建之国（曹魏）所并”，实则是在为本土士族寻找“新的靠山”。
地域隔阂直接导致了蜀汉的“人才凋零”。一方面，外来派的后代多“生于安乐，疏于进取”，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工书画，善言辞”，却缺乏其父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本土士族的人才因被排挤而“不愿出仕”，如蜀郡人张翼，虽“晓畅军事”，却因与姜维不和，被闲置多年。到了蜀汉末年，朝堂上竟出现“无人可用”的窘境：负责粮草转运的官员不懂农事，导致军粮屡屡延误；镇守边疆的将领缺乏实战经验，面对魏军进攻时手足无措。
更严重的是，当危机来临时，“地域阵营”的撕裂让蜀汉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邓艾兵临城下时，外来派官员多主张“南迁或奔吴”（试图保留残余势力），而本土派官员则力主“投降”（希望曹魏能保全其家族利益），两派互相攻讦，却无一人提出切实的抵抗方案。这种“各怀私心”的内耗，让本就虚弱的蜀汉政权，在最后时刻彻底崩塌。
四、士风与国运：历史的镜鉴
洛阳的月色透过窗棂，照在刘禅落寞的背影上。当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时，他那句“此间乐，不思蜀”，不仅是个人的麻木，更是一个王朝士风颓靡的缩影——当朝堂上再无“犯颜直谏”的忠臣，当疆场上再无“死战不退”的勇将，当士大夫们只知“苟且偷安”，这个政权的“精神支柱”早已坍塌，剩下的不过是一具空壳。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单一的“民力枯竭”或“后主昏庸”，而是“士风之颓”引发的连锁反应：当贤才被排挤、忠义被嘲弄，官僚体系便会腐化；当士气被消磨、人心被离散，政权根基便会动摇；当地域隔阂取代“家国认同”，整个国家便会失去凝聚力。正如《后汉书·左雄传》所言：“贤路当广而不当狭，官路当清而不当浊。”士风清明，则国运昌盛；士风颓靡，则国运衰微——这是蜀国灭亡留给历史的深刻镜鉴。
下一章，我们将从“制度缺陷”的角度，剖析蜀汉的“法制崩坏”如何加速了政权的瓦解。当诸葛亮亲手制定的《蜀科》沦为具文，当“赏罚不明”成为常态，这个曾以“法治”自诩的政权，便彻底失去了最后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