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成都城的城门缓缓打开，后主刘禅身着降服，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出降。当邓艾的军队接管这座经营四十三年的都城时，城中百姓或闭门垂泪，或冷眼旁观，或奔走相告——不同的反应背后，是蜀汉遗民面对“改朝换代”的复杂心态。从士大夫的“仕魏”与“隐退”，到普通百姓的“顺从”与“怀念”，再到旧臣的“复国”与“妥协”，蜀汉灭亡后的数十年间，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新政权的统治下，经历了一场关于“故国记忆”的消解与重塑。
政权的更迭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秩序建立的起点。西晋如何治理益州、蜀汉遗民如何适应新身份、“兴复汉室”的余响如何逐渐消散，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一个时代的落幕，更揭示了“大一统”进程中，地方认同与中央权威的互动逻辑。本章将通过蜀汉遗民的命运抉择，探讨“故国记忆”如何在现实利益与新政权的治理策略中被逐渐消解，以及这一过程对西晋巩固统治的深远影响。
一、士大夫的“双向选择”：从“忠义”到“仕魏”的身份转换
蜀汉灭亡后，士大夫群体面临最直接的选择：是坚守“忠汉”气节，还是接受新政权的征召？这一选择背后，既有对“故国”的情感牵绊，也有对家族利益的现实考量，最终形成“仕魏”为主、“隐退”为辅的格局，而这种格局的形成，与西晋的“怀柔政策”密切相关。
以谯周、郤正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大夫，几乎毫无悬念地选择了“仕魏”。谯周因“劝降有功”，被司马昭封为“阳城亭侯”，其家族子弟多人被授予官职；郤正作为刘禅的侍中，在投降过程中“典丧礼，相导威仪”，因“尽忠勤勉”被西晋任命为巴西太守。这些士大夫的“仕魏”，既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避免家族因“抗拒新朝”而遭打压），也是对益州本土势力与新政权达成“和解”的确认——他们以“合作”换取了家族地位的延续。
外来集团后裔的选择则更为复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战死绵竹，其子诸葛京（诸葛亮之孙）在蜀汉灭亡后，被迁徙至河东郡，后在西晋历任郿县令、江州刺史。他的“仕晋”并非主动选择，而是新政权“示恩”的结果——司马昭为彰显“宽仁”，特意下诏“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其孙京宜随才叙用”，通过优待“忠烈之后”，消解士大夫的抵触情绪。
部分士大夫选择“隐退”以全气节。巴西人谯秀（谯周之侄）“性清介，不交当世”，西晋多次征召其为官，均以“老病”推辞，终身隐居不仕；蜀郡人王崇（王商之子）曾为蜀汉尚书郎，入晋后“称疾不起”，闭门着述，其《蜀书》虽已失传，但据《华阳国志》记载，书中多“追述蜀汉兴衰”，暗含故国之思。这些“隐退者”的数量虽少，却成为“忠义”的象征，在民间保留了“故国记忆”的火种。
西晋对士大夫的“双向选择”采取了“包容”态度。对于“仕魏”者，不仅保留其官爵，还通过“九品中正制”让益州士族进入中央官场（如陈寿任着作郎，编撰《三国志》）；对于“隐退者”，则“不强迫、不打压”，默许其保持“不合作”姿态。这种政策的核心是“分化士大夫群体”——通过拉拢多数、容忍少数，消除士大夫对新政权的集体抵抗，同时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引导百姓接受西晋统治。
士大夫的“仕魏”为主流，标志着蜀汉的“精神核心”已瓦解。当曾经宣扬“兴复汉室”的士人纷纷进入新政权为官，“忠汉”的气节便从“普遍准则”降为“个人选择”，“故国记忆”失去了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者，其消解成为必然。
二、旧臣的“复国幻梦”与“现实妥协”：姜维的末路与罗宪的坚守
在蜀汉旧臣中，有一批人不愿接受“亡国”的现实，试图通过“复国”重拾旧业。其中，姜维的“复国计划”最为悲壮，而罗宪的“坚守永安”则展现了另一种复杂的忠诚——他们的努力与结局，揭示了“故国记忆”在现实面前的脆弱。
姜维在蜀汉灭亡后，并未放弃“兴复汉室”的信念。他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假意投靠钟会，暗中策反其部众，试图借钟会之手诛杀邓艾及魏军将领，再“废会立汉主”。为达成目的，姜维甚至给刘禅写密信：“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三国志·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这种近乎疯狂的计划，反映了他对“故国”的偏执忠诚。
然而，姜维的“复国”缺乏现实基础。钟会虽有野心，但对姜维并非完全信任；魏军将士多思乡心切，不愿参与“叛乱”；更重要的是，蜀汉旧臣中响应者寥寥——多数人认为“复国无望”，不愿冒险。最终，钟会、姜维的计划泄露，二人被魏军诛杀，牵连者多达数百人。这场“复国”闹剧的失败，不仅标志着蜀汉旧臣“武力反抗”的终结，更让“兴复汉室”的口号沦为绝望的悲鸣。
与姜维的“激进”不同，罗宪的“坚守”展现了另一种姿态。罗宪原为蜀汉巴东太守，因“不与黄皓交”而被边缘化。蜀汉灭亡后，孙吴趁机派步协、陆抗进攻永安，试图夺取益州东部。罗宪却选择“坚守拒吴”，他对部下说：“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吾宁当为降虏乎！”（《三国志·罗宪传》）最终，他击退吴军，守住永安，后向曹魏投降，被司马昭任命为陵江将军。
罗宪的选择耐人寻味：他拒绝降吴，却接受降魏；他反对“趁火打劫”的孙吴，却承认西晋的“正统性”。这种“选择性忠诚”背后，是对“现实秩序”的妥协——在他看来，西晋虽为“篡汉者”，却已是“天下共主”，而孙吴的“趁乱取利”更不可接受。罗宪的“坚守”，既保留了对“故国”的最后敬意，也为自己及部众争取了“归顺新朝”的有利条件。
姜维与罗宪的不同结局，反映了蜀汉旧臣“复国”的无望与“妥协”的必然。姜维的失败证明，在西晋的绝对实力面前，任何“复国”尝试都只是徒劳；罗宪的“识时务”则成为多数旧臣的选择——他们放弃了“兴复汉室”的幻想，在新政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哪怕这意味着对“故国”的背叛。
三、普通百姓的“遗忘”与“适应”：从“蜀民”到“晋民”的身份认同
相较于士大夫与旧臣的纠结，普通百姓对“改朝换代”的适应要迅速得多。从“蜀民”到“晋民”的身份转换，没有太多“忠义”的牵绊，更多是基于对“安稳生活”的渴望。西晋的“轻徭薄赋”政策与益州社会的逐渐稳定，让百姓的“故国记忆”在日常生计的奔波中慢慢淡化。
蜀汉时期的“重赋”让百姓不堪重负，而西晋初期的“减税”政策迅速赢得民心。司马昭在平定蜀汉后，立即下诏“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晋书·文帝纪》）；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又“罢屯田官，以均政役”，将益州的屯田户改为编户齐民，减轻了他们的负担。这些措施直接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使他们对新政权产生了初步的“好感”。
社会秩序的恢复是百姓“适应”新身份的另一关键。蜀汉灭亡初期，益州曾出现短暂的混乱（如邓艾被杀后，魏军在成都的劫掠），但司马昭迅速派卫瓘、羊祜等官员治理益州，“诛锄乱党，抚恤遗民”，很快稳定了局势。百姓最关心的“治安”“温饱”得到保障后，对“故国”的怀念便失去了现实土壤——他们不再关心统治者是“汉”还是“晋”，只在乎能否“安居乐业”。
文化融合的推进进一步加速了“故国记忆”的消解。西晋将中原的“礼乐制度”引入益州，如在成都设立太学、推广儒学经典；同时，鼓励益州士人赴洛阳求学、做官，促进两地文化交流。这种“中原化”的过程，让益州百姓逐渐认同“晋朝”的正统性，而“蜀汉”则被视为“割据时代”的一段历史，而非需要坚守的“身份符号”。
当然，“故国记忆”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民间传说”的形式保留下来。成都一带流传着诸葛亮“显灵”的故事（如“诸葛井”“诸葛鼓”的传说），百姓通过这些传说，寄托对“贤相”的怀念；每年寒食节，有百姓自发祭祀姜维、诸葛瞻等“死节者”，这种祭祀更多是对“忠义”品质的推崇，而非对“复国”的呼吁。这些“记忆碎片”已不构成对新政权的威胁，反而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普通百姓的“遗忘”与“适应”，是西晋巩固统治的最深层基础。当多数人接受“晋民”身份，将“蜀汉”视为“过去式”时，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确认。这种“认同”的转变，比任何军事镇压都更有效，它标志着西晋在益州的统治真正“落地生根”。
四、西晋的治理策略：从“压制”到“融合”的统治智慧
蜀汉灭亡后，西晋对益州的治理经历了从“压制”到“融合”的转变。初期通过军事控制与政治清洗稳定局势，后期则通过经济扶持、文化整合与人才吸纳，实现“益州本土化”与“晋朝一体化”的平衡。这种治理策略的调整，是“故国记忆”得以消解的关键外部因素。
灭亡初期，西晋采取“高压控制”以防叛乱。邓艾入成都后，立即“承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同时“收其图籍，封其府库”，完成对政权象征的接管；司马昭随后将刘禅及蜀汉重臣家眷迁徙至洛阳（“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策命为安乐县公”），实则作为人质，防止益州旧势力“借后主名义复国”。这种“人质策略”虽严苛，却有效遏制了大规模叛乱的可能。
对潜在的“反抗者”，西晋采取“区别对待”的清洗政策。姜维、张翼等“复国派”被诛杀，其党羽“皆伏诛”；而对“中立派”与“合作派”则宽大处理，如蒋琬之子蒋斌、费祎之子费承，虽为外来集团后裔，因“无叛逆之举”仍被授予闲职。这种“分化打击”的策略，消除了最危险的反抗力量，同时向其他旧臣释放“合作即安全”的信号。
局势稳定后，西晋转向“怀柔治理”，核心是“经济扶持”与“人才吸纳”。经济上，除减轻赋税外，还修复都江堰等水利工程，鼓励农业生产，使益州在数年内恢复至战前水平；人才上，通过“九品中正制”选拔益州士人进入各级官府，如李密（《陈情表》作者）被征召为太子洗马，陈寿被任命为着作郎，这些举措让益州士大夫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减少了对新政权的抵触。
文化整合是“融合”策略的重要一环。西晋在益州推广“晋朝正朔”，废除蜀汉的历法与礼仪，改用西晋制度；在学校教育中，以《晋律》《春秋》等取代蜀汉的“汉学”教材，强化“晋朝正统”的观念；甚至通过修史（如陈寿《三国志》），将蜀汉定位为“列传”，从历史叙事上确立西晋的“合法性”。这种“文化同化”虽缓慢，却从根本上消解了“蜀汉正统”的认知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西晋并未完全“抹去”蜀汉的历史存在，而是将其纳入“晋朝历史”的框架。成都保留了诸葛亮祠、先主庙等建筑，允许百姓祭祀；对刘备、诸葛亮的“功绩”，《三国志》虽有批评，也承认其“弘毅宽厚”“鞠躬尽瘁”的品质。这种“有限承认”的策略，既避免刺激遗民的“故国情怀”，又通过“历史化”处理，将蜀汉降格为“晋朝统一天下”的一个阶段，而非需要对抗的“他者”。
西晋的治理策略，本质上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通过军事压制消除反抗，通过经济扶持赢得民心，通过人才吸纳整合士大夫，通过文化整合重塑认同。这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智慧，让益州在短短数十年间，从“蜀汉故地”转变为西晋稳定的统治区域，“故国记忆”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消解，最终融入“大一统”的历史洪流。
结语：“故国记忆”的消解与大一统的必然
蜀汉灭亡后的数十年间，“故国记忆”的消解是一个多维度、渐进式的过程。士大夫的“仕魏”让“忠汉”气节失去社会基础，普通百姓的“适应”让新政权获得日常认同，旧臣的“妥协”让“复国”成为幻梦，而西晋的治理策略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外部条件。最终，“蜀汉”从一个需要效忠的“政权”，降格为一段被怀念的“历史”，而“晋朝”则成为新的身份认同符号。
这一过程揭示了“大一统”的深层逻辑：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来自军事征服，更来自对地方利益的尊重、对百姓生计的保障、对文化传统的包容。西晋通过“融合”而非“消灭”的方式，将益州纳入中央版图，证明了“怀柔”比“压制”更能巩固统治——当地方认同与中央权威找到平衡点，“故国记忆”便会自然消解，“大一统”的认同则水到渠成。
当然，“故国记忆”的消解并非完全的“遗忘”。诸葛亮的“忠诚”、姜维的“执着”、刘禅的“乐不思蜀”，这些历史形象通过《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典籍流传后世，成为中国人对“三国时代”的集体记忆。但这种记忆已剥离了“政治认同”的内核，转化为对“人性”“智慧”“气节”的文化反思，而这正是历史最持久的生命力。
回望蜀汉灭亡后的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落幕，更是“大一统”进程中，地方与中央、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现实的复杂互动。这种互动告诉我们：真正的“统一”，从来不是疆域的简单合并，而是人心的逐渐认同；而“故国记忆”的消解，往往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因为新的生活与希望，让人们愿意向前看，而非沉溺于过去。
下一章，我们将跳出三国的框架，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探讨“蜀汉模式”对后世割据政权的启示，以及“统一”与“分裂”在中国历史中的周期性规律。
政权的更迭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秩序建立的起点。西晋如何治理益州、蜀汉遗民如何适应新身份、“兴复汉室”的余响如何逐渐消散，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一个时代的落幕，更揭示了“大一统”进程中，地方认同与中央权威的互动逻辑。本章将通过蜀汉遗民的命运抉择，探讨“故国记忆”如何在现实利益与新政权的治理策略中被逐渐消解，以及这一过程对西晋巩固统治的深远影响。
一、士大夫的“双向选择”：从“忠义”到“仕魏”的身份转换
蜀汉灭亡后，士大夫群体面临最直接的选择：是坚守“忠汉”气节，还是接受新政权的征召？这一选择背后，既有对“故国”的情感牵绊，也有对家族利益的现实考量，最终形成“仕魏”为主、“隐退”为辅的格局，而这种格局的形成，与西晋的“怀柔政策”密切相关。
以谯周、郤正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大夫，几乎毫无悬念地选择了“仕魏”。谯周因“劝降有功”，被司马昭封为“阳城亭侯”，其家族子弟多人被授予官职；郤正作为刘禅的侍中，在投降过程中“典丧礼，相导威仪”，因“尽忠勤勉”被西晋任命为巴西太守。这些士大夫的“仕魏”，既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避免家族因“抗拒新朝”而遭打压），也是对益州本土势力与新政权达成“和解”的确认——他们以“合作”换取了家族地位的延续。
外来集团后裔的选择则更为复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战死绵竹，其子诸葛京（诸葛亮之孙）在蜀汉灭亡后，被迁徙至河东郡，后在西晋历任郿县令、江州刺史。他的“仕晋”并非主动选择，而是新政权“示恩”的结果——司马昭为彰显“宽仁”，特意下诏“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其孙京宜随才叙用”，通过优待“忠烈之后”，消解士大夫的抵触情绪。
部分士大夫选择“隐退”以全气节。巴西人谯秀（谯周之侄）“性清介，不交当世”，西晋多次征召其为官，均以“老病”推辞，终身隐居不仕；蜀郡人王崇（王商之子）曾为蜀汉尚书郎，入晋后“称疾不起”，闭门着述，其《蜀书》虽已失传，但据《华阳国志》记载，书中多“追述蜀汉兴衰”，暗含故国之思。这些“隐退者”的数量虽少，却成为“忠义”的象征，在民间保留了“故国记忆”的火种。
西晋对士大夫的“双向选择”采取了“包容”态度。对于“仕魏”者，不仅保留其官爵，还通过“九品中正制”让益州士族进入中央官场（如陈寿任着作郎，编撰《三国志》）；对于“隐退者”，则“不强迫、不打压”，默许其保持“不合作”姿态。这种政策的核心是“分化士大夫群体”——通过拉拢多数、容忍少数，消除士大夫对新政权的集体抵抗，同时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引导百姓接受西晋统治。
士大夫的“仕魏”为主流，标志着蜀汉的“精神核心”已瓦解。当曾经宣扬“兴复汉室”的士人纷纷进入新政权为官，“忠汉”的气节便从“普遍准则”降为“个人选择”，“故国记忆”失去了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者，其消解成为必然。
二、旧臣的“复国幻梦”与“现实妥协”：姜维的末路与罗宪的坚守
在蜀汉旧臣中，有一批人不愿接受“亡国”的现实，试图通过“复国”重拾旧业。其中，姜维的“复国计划”最为悲壮，而罗宪的“坚守永安”则展现了另一种复杂的忠诚——他们的努力与结局，揭示了“故国记忆”在现实面前的脆弱。
姜维在蜀汉灭亡后，并未放弃“兴复汉室”的信念。他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假意投靠钟会，暗中策反其部众，试图借钟会之手诛杀邓艾及魏军将领，再“废会立汉主”。为达成目的，姜维甚至给刘禅写密信：“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三国志·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这种近乎疯狂的计划，反映了他对“故国”的偏执忠诚。
然而，姜维的“复国”缺乏现实基础。钟会虽有野心，但对姜维并非完全信任；魏军将士多思乡心切，不愿参与“叛乱”；更重要的是，蜀汉旧臣中响应者寥寥——多数人认为“复国无望”，不愿冒险。最终，钟会、姜维的计划泄露，二人被魏军诛杀，牵连者多达数百人。这场“复国”闹剧的失败，不仅标志着蜀汉旧臣“武力反抗”的终结，更让“兴复汉室”的口号沦为绝望的悲鸣。
与姜维的“激进”不同，罗宪的“坚守”展现了另一种姿态。罗宪原为蜀汉巴东太守，因“不与黄皓交”而被边缘化。蜀汉灭亡后，孙吴趁机派步协、陆抗进攻永安，试图夺取益州东部。罗宪却选择“坚守拒吴”，他对部下说：“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吾宁当为降虏乎！”（《三国志·罗宪传》）最终，他击退吴军，守住永安，后向曹魏投降，被司马昭任命为陵江将军。
罗宪的选择耐人寻味：他拒绝降吴，却接受降魏；他反对“趁火打劫”的孙吴，却承认西晋的“正统性”。这种“选择性忠诚”背后，是对“现实秩序”的妥协——在他看来，西晋虽为“篡汉者”，却已是“天下共主”，而孙吴的“趁乱取利”更不可接受。罗宪的“坚守”，既保留了对“故国”的最后敬意，也为自己及部众争取了“归顺新朝”的有利条件。
姜维与罗宪的不同结局，反映了蜀汉旧臣“复国”的无望与“妥协”的必然。姜维的失败证明，在西晋的绝对实力面前，任何“复国”尝试都只是徒劳；罗宪的“识时务”则成为多数旧臣的选择——他们放弃了“兴复汉室”的幻想，在新政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哪怕这意味着对“故国”的背叛。
三、普通百姓的“遗忘”与“适应”：从“蜀民”到“晋民”的身份认同
相较于士大夫与旧臣的纠结，普通百姓对“改朝换代”的适应要迅速得多。从“蜀民”到“晋民”的身份转换，没有太多“忠义”的牵绊，更多是基于对“安稳生活”的渴望。西晋的“轻徭薄赋”政策与益州社会的逐渐稳定，让百姓的“故国记忆”在日常生计的奔波中慢慢淡化。
蜀汉时期的“重赋”让百姓不堪重负，而西晋初期的“减税”政策迅速赢得民心。司马昭在平定蜀汉后，立即下诏“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晋书·文帝纪》）；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又“罢屯田官，以均政役”，将益州的屯田户改为编户齐民，减轻了他们的负担。这些措施直接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使他们对新政权产生了初步的“好感”。
社会秩序的恢复是百姓“适应”新身份的另一关键。蜀汉灭亡初期，益州曾出现短暂的混乱（如邓艾被杀后，魏军在成都的劫掠），但司马昭迅速派卫瓘、羊祜等官员治理益州，“诛锄乱党，抚恤遗民”，很快稳定了局势。百姓最关心的“治安”“温饱”得到保障后，对“故国”的怀念便失去了现实土壤——他们不再关心统治者是“汉”还是“晋”，只在乎能否“安居乐业”。
文化融合的推进进一步加速了“故国记忆”的消解。西晋将中原的“礼乐制度”引入益州，如在成都设立太学、推广儒学经典；同时，鼓励益州士人赴洛阳求学、做官，促进两地文化交流。这种“中原化”的过程，让益州百姓逐渐认同“晋朝”的正统性，而“蜀汉”则被视为“割据时代”的一段历史，而非需要坚守的“身份符号”。
当然，“故国记忆”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民间传说”的形式保留下来。成都一带流传着诸葛亮“显灵”的故事（如“诸葛井”“诸葛鼓”的传说），百姓通过这些传说，寄托对“贤相”的怀念；每年寒食节，有百姓自发祭祀姜维、诸葛瞻等“死节者”，这种祭祀更多是对“忠义”品质的推崇，而非对“复国”的呼吁。这些“记忆碎片”已不构成对新政权的威胁，反而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普通百姓的“遗忘”与“适应”，是西晋巩固统治的最深层基础。当多数人接受“晋民”身份，将“蜀汉”视为“过去式”时，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确认。这种“认同”的转变，比任何军事镇压都更有效，它标志着西晋在益州的统治真正“落地生根”。
四、西晋的治理策略：从“压制”到“融合”的统治智慧
蜀汉灭亡后，西晋对益州的治理经历了从“压制”到“融合”的转变。初期通过军事控制与政治清洗稳定局势，后期则通过经济扶持、文化整合与人才吸纳，实现“益州本土化”与“晋朝一体化”的平衡。这种治理策略的调整，是“故国记忆”得以消解的关键外部因素。
灭亡初期，西晋采取“高压控制”以防叛乱。邓艾入成都后，立即“承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同时“收其图籍，封其府库”，完成对政权象征的接管；司马昭随后将刘禅及蜀汉重臣家眷迁徙至洛阳（“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策命为安乐县公”），实则作为人质，防止益州旧势力“借后主名义复国”。这种“人质策略”虽严苛，却有效遏制了大规模叛乱的可能。
对潜在的“反抗者”，西晋采取“区别对待”的清洗政策。姜维、张翼等“复国派”被诛杀，其党羽“皆伏诛”；而对“中立派”与“合作派”则宽大处理，如蒋琬之子蒋斌、费祎之子费承，虽为外来集团后裔，因“无叛逆之举”仍被授予闲职。这种“分化打击”的策略，消除了最危险的反抗力量，同时向其他旧臣释放“合作即安全”的信号。
局势稳定后，西晋转向“怀柔治理”，核心是“经济扶持”与“人才吸纳”。经济上，除减轻赋税外，还修复都江堰等水利工程，鼓励农业生产，使益州在数年内恢复至战前水平；人才上，通过“九品中正制”选拔益州士人进入各级官府，如李密（《陈情表》作者）被征召为太子洗马，陈寿被任命为着作郎，这些举措让益州士大夫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减少了对新政权的抵触。
文化整合是“融合”策略的重要一环。西晋在益州推广“晋朝正朔”，废除蜀汉的历法与礼仪，改用西晋制度；在学校教育中，以《晋律》《春秋》等取代蜀汉的“汉学”教材，强化“晋朝正统”的观念；甚至通过修史（如陈寿《三国志》），将蜀汉定位为“列传”，从历史叙事上确立西晋的“合法性”。这种“文化同化”虽缓慢，却从根本上消解了“蜀汉正统”的认知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西晋并未完全“抹去”蜀汉的历史存在，而是将其纳入“晋朝历史”的框架。成都保留了诸葛亮祠、先主庙等建筑，允许百姓祭祀；对刘备、诸葛亮的“功绩”，《三国志》虽有批评，也承认其“弘毅宽厚”“鞠躬尽瘁”的品质。这种“有限承认”的策略，既避免刺激遗民的“故国情怀”，又通过“历史化”处理，将蜀汉降格为“晋朝统一天下”的一个阶段，而非需要对抗的“他者”。
西晋的治理策略，本质上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通过军事压制消除反抗，通过经济扶持赢得民心，通过人才吸纳整合士大夫，通过文化整合重塑认同。这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智慧，让益州在短短数十年间，从“蜀汉故地”转变为西晋稳定的统治区域，“故国记忆”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消解，最终融入“大一统”的历史洪流。
结语：“故国记忆”的消解与大一统的必然
蜀汉灭亡后的数十年间，“故国记忆”的消解是一个多维度、渐进式的过程。士大夫的“仕魏”让“忠汉”气节失去社会基础，普通百姓的“适应”让新政权获得日常认同，旧臣的“妥协”让“复国”成为幻梦，而西晋的治理策略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外部条件。最终，“蜀汉”从一个需要效忠的“政权”，降格为一段被怀念的“历史”，而“晋朝”则成为新的身份认同符号。
这一过程揭示了“大一统”的深层逻辑：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来自军事征服，更来自对地方利益的尊重、对百姓生计的保障、对文化传统的包容。西晋通过“融合”而非“消灭”的方式，将益州纳入中央版图，证明了“怀柔”比“压制”更能巩固统治——当地方认同与中央权威找到平衡点，“故国记忆”便会自然消解，“大一统”的认同则水到渠成。
当然，“故国记忆”的消解并非完全的“遗忘”。诸葛亮的“忠诚”、姜维的“执着”、刘禅的“乐不思蜀”，这些历史形象通过《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典籍流传后世，成为中国人对“三国时代”的集体记忆。但这种记忆已剥离了“政治认同”的内核，转化为对“人性”“智慧”“气节”的文化反思，而这正是历史最持久的生命力。
回望蜀汉灭亡后的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落幕，更是“大一统”进程中，地方与中央、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现实的复杂互动。这种互动告诉我们：真正的“统一”，从来不是疆域的简单合并，而是人心的逐渐认同；而“故国记忆”的消解，往往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因为新的生活与希望，让人们愿意向前看，而非沉溺于过去。
下一章，我们将跳出三国的框架，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探讨“蜀汉模式”对后世割据政权的启示，以及“统一”与“分裂”在中国历史中的周期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