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成都城内的太学里，一群博士正在整理散乱的典籍。其中一卷《春秋公羊传》的扉页上，有人用墨笔潦草写着一行字：“汉祚衰久，魏承天命，何复强撑？”这句看似随意的批注，却像一根针，刺破了蜀汉立国四十余年的精神外衣——那个以“兴复汉室”为旗帜、以“正统传承”为内核的文化认同，在后期的政治颓势与思想异化中，早已从“凝聚人心的纽带”沦为“无人信奉的口号”。当士民对“汉室正统”的信念消磨殆尽，当“蜀汉即汉”的叙事失去说服力，这个政权便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根基，其灭亡不仅是军事、经济的失败，更是一场文化认同的全面消解。
一、从“天命所归”到“名实背离”：正统叙事的自我解构
刘备称帝时，诸葛亮曾以“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主上圣德广被，光启四海，宜即帝位，以纂二祖”为由，将蜀汉的建立定义为“汉室的延续”。这种“正统叙事”的核心逻辑有三：其一，曹魏是“篡逆”，蜀汉是“中兴”，拥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其二，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具备继承汉祚的血缘合法性；其三，诸葛亮等“汉臣”的辅佐，象征着士大夫对“汉室”的忠诚延续。为强化这一叙事，蜀汉朝廷不仅沿用汉朝的礼仪制度（如祭祀汉高祖、汉武帝），还在官方文书中反复强调“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试图让“蜀汉即汉”的观念深入人心。
诸葛亮时期，正统叙事之所以能有效凝聚人心，在于其“名实相符”——政权的施政与“汉室”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践行着“汉臣”的操守，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治理，呼应了汉初“与民休息”的传统；北伐中原的军事行动，则以实际行动证明“兴复汉室”并非空谈。彼时的士人百姓，虽身处益州，却能从诸葛亮的施政中看到“汉室”的影子，如广汉学者镡承曾说：“丞相之政，类汉之文景，虽僻处蜀地，犹有汉风。”这种“理念与实践”的统一，让正统叙事具备了强大的说服力。
然而，蜀汉后期的执政者却逐渐背离了“汉室”的精神内核，导致正统叙事陷入“名实背离”的自我解构。后主刘禅沉湎享乐，“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其行为与“汉家天子”应有的“勤政爱民”形象相去甚远；黄皓等宦官专权，重演了东汉末年“阉竖乱政”的乱象，而东汉的灭亡恰与宦官干政密切相关，这种历史的重演，让士民对“蜀汉复汉”的说法产生质疑——若蜀汉真的是汉室延续，为何会重蹈汉末的覆辙？
更致命的是，“兴复汉室”的理想在现实中不断碰壁。姜维的九伐中原屡战屡败，不仅未能“还于旧都”，反而耗尽了国力，使得“北伐”从“正义之举”沦为“穷兵黩武”的代名词。益州士人谯周在《仇国论》中尖锐指出：“今我（蜀汉）困弱，魏方强固，而欲以武力争胜，犹蚁撼树，徒增疲弊。”这种对“复汉”可行性的否定，直接动摇了正统叙事的根基。当“兴复汉室”的口号再也无法掩盖国力衰退、政治腐败的现实，其说服力便如多米诺骨牌般崩塌。
二、从“文化融合”到“地域割裂”：认同纽带的断裂
蜀汉的文化认同，并非单纯依赖“汉室正统”的叙事，还在于诸葛亮时期推动的“荆州文化与益州文化”的融合。刘备入蜀时，带来的荆州集团不仅是政治军事力量，更承载着中原与荆州的文化传统（如经学、礼仪）；而益州本土文化则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巴蜀巫鬼文化、西南民族习俗）。诸葛亮通过“兼容并蓄”的政策，促进两种文化的交融：一方面，他尊重益州文化，如祭祀蜀地先贤文翁、司马相如，将益州历史纳入“汉文化”的范畴；另一方面，他推广中原礼仪，如在成都设立太学，传授《诗》《书》《礼》《易》，让益州士人接受“汉家文化”的熏陶。
这种文化融合形成了“跨地域的汉文化认同”。益州士人张裔虽为蜀人，却“治《公羊春秋》，善为汉赋”，其文化取向与荆州士人无异；荆州出身的费祎，也能“通蜀地方言，晓夷人习俗”，与益州士民打成一片。太学中，荆州学子与益州学子共同研习经典，朝堂上，双方官员以“汉臣”自居讨论国事，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让地域差异让位于“汉文化”的共性，成为维系政权认同的重要纽带。
但蜀汉后期，文化融合的进程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地域割裂”的加剧。荆州集团的后代（如诸葛瞻、董厥）垄断了文化话语权，将荆州文化视为“正统”，对益州本土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太学中，益州学子“多不得志”，其学术观点常被斥为“蛮夷之见”；朝堂上，益州士人若提出与荆州集团不同的意见，往往被贴上“离心离德”的标签。这种“文化歧视”引发了益州士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开始重新强调“巴蜀本土认同”，将蜀汉政权视为“外来文化的压迫者”。
谯周的《蜀本纪》便是这种“地域认同觉醒”的代表。该书专述巴蜀地区的历史沿革，将蜀地文明追溯至“蚕丛、鱼凫”，强调其“独立于中原”的文化渊源，隐隐与“汉室正统”叙事形成对抗。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更是如此，因蜀汉后期的苛政与文化压制，他们“复信巫鬼，不尊汉礼”，甚至在邓艾入蜀时“起兵响应，攻略郡县”。当文化融合让位于地域割裂，“汉文化认同”的纽带便彻底断裂，蜀汉政权失去了跨越地域的精神凝聚力。
三、从“士民归心”到“信仰崩塌”：精神世界的幻灭
一个政权的稳固，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精神层面的“信仰支撑”。蜀汉前期，“兴复汉室”的理想、“诸葛亮式”的操守，共同构成了士民的精神寄托。士兵愿为“汉旗”战死，士人愿为“正统”献智，百姓愿为“中兴”输赋，这种“上下同欲”的精神状态，是蜀汉能在弱势下维持数十年的重要原因。如街亭之战后，诸葛亮自贬三级，百姓“闻之流涕，更相劝勉，愿输力助国”；姜维初归时，士人“闻其志在复汉，多往归附”，可见精神信仰的强大力量。
但到了后期，这种精神信仰却在现实的冲击下逐渐幻灭。首先是“道德标杆”的倒塌。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官场日益腐败，官员“竞逐荣利，不顾名节”，如陈祗“与黄皓勾结，卖官鬻爵”，诸葛瞻“虽位高权重，却无实才”，这些曾被视为“汉臣后裔”的权贵，其行为与“汉室”倡导的“忠、孝、廉、耻”背道而驰，让士民对“蜀汉即汉”的道德想象彻底破灭。
其次是“未来希望”的丧失。“兴复汉室”的理想破灭后，蜀汉士民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景——北伐屡败，意味着“还于旧都”无望；经济凋敝，意味着“安居乐业”难期；政治黑暗，意味着“上升通道”堵塞。益州士人王崇在《蜀论》中写道：“蜀民见魏之强盛，吴之安定，反观己身，唯有疲弊，故人心渐散，不复有斗志。”当一个政权无法给士民提供任何值得期待的未来，其精神世界的崩塌便不可避免。
最终，这种信仰幻灭在“降魏”的选择中达到顶点。当邓艾兵临成都，刘禅召集群臣商议，谯周力主投降，其理由不仅是“实力悬殊”，更暗含“魏已承汉，天命所归”的认知——在他看来，曹魏虽为“篡逆”，却已统治中原数十年，且“政治较蜀清明”，更接近“汉家治世”的模样，而蜀汉的“汉室”早已名存实亡。这种观点得到了多数大臣的认同，甚至连刘禅也“默然从之”，可见“正统叙事”的精神根基已荡然无存。
成都百姓在蜀汉灭亡时的反应，更能说明问题——史载魏军入城时，“百姓安堵，市不改肆”，既无“亡国之痛”，也无“复汉之愤”，仿佛只是换了一个统治者。这种“漠然”背后，是数十年精神认同消解的累积：当“汉室正统”不再可信，当“蜀汉即汉”沦为空谈，当士民心中的信仰彻底幻灭，这个政权的灭亡便成了顺理成章的结局。
从正统叙事的自我解构，到地域文化认同的割裂，再到士民精神信仰的幻灭，蜀汉后期的文化认同危机，是一场从“顶层理念”到“底层心态”的全面崩塌。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政权的存续，不仅需要军事、经济的支撑，更需要精神层面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并非来自血缘、名号的标榜，而来自施政的正义、理想的践行与文化的包容。当蜀汉失去了这些，其灭亡便不再是偶然的军事失利，而是历史的必然。
一、从“天命所归”到“名实背离”：正统叙事的自我解构
刘备称帝时，诸葛亮曾以“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主上圣德广被，光启四海，宜即帝位，以纂二祖”为由，将蜀汉的建立定义为“汉室的延续”。这种“正统叙事”的核心逻辑有三：其一，曹魏是“篡逆”，蜀汉是“中兴”，拥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其二，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具备继承汉祚的血缘合法性；其三，诸葛亮等“汉臣”的辅佐，象征着士大夫对“汉室”的忠诚延续。为强化这一叙事，蜀汉朝廷不仅沿用汉朝的礼仪制度（如祭祀汉高祖、汉武帝），还在官方文书中反复强调“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试图让“蜀汉即汉”的观念深入人心。
诸葛亮时期，正统叙事之所以能有效凝聚人心，在于其“名实相符”——政权的施政与“汉室”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践行着“汉臣”的操守，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治理，呼应了汉初“与民休息”的传统；北伐中原的军事行动，则以实际行动证明“兴复汉室”并非空谈。彼时的士人百姓，虽身处益州，却能从诸葛亮的施政中看到“汉室”的影子，如广汉学者镡承曾说：“丞相之政，类汉之文景，虽僻处蜀地，犹有汉风。”这种“理念与实践”的统一，让正统叙事具备了强大的说服力。
然而，蜀汉后期的执政者却逐渐背离了“汉室”的精神内核，导致正统叙事陷入“名实背离”的自我解构。后主刘禅沉湎享乐，“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其行为与“汉家天子”应有的“勤政爱民”形象相去甚远；黄皓等宦官专权，重演了东汉末年“阉竖乱政”的乱象，而东汉的灭亡恰与宦官干政密切相关，这种历史的重演，让士民对“蜀汉复汉”的说法产生质疑——若蜀汉真的是汉室延续，为何会重蹈汉末的覆辙？
更致命的是，“兴复汉室”的理想在现实中不断碰壁。姜维的九伐中原屡战屡败，不仅未能“还于旧都”，反而耗尽了国力，使得“北伐”从“正义之举”沦为“穷兵黩武”的代名词。益州士人谯周在《仇国论》中尖锐指出：“今我（蜀汉）困弱，魏方强固，而欲以武力争胜，犹蚁撼树，徒增疲弊。”这种对“复汉”可行性的否定，直接动摇了正统叙事的根基。当“兴复汉室”的口号再也无法掩盖国力衰退、政治腐败的现实，其说服力便如多米诺骨牌般崩塌。
二、从“文化融合”到“地域割裂”：认同纽带的断裂
蜀汉的文化认同，并非单纯依赖“汉室正统”的叙事，还在于诸葛亮时期推动的“荆州文化与益州文化”的融合。刘备入蜀时，带来的荆州集团不仅是政治军事力量，更承载着中原与荆州的文化传统（如经学、礼仪）；而益州本土文化则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巴蜀巫鬼文化、西南民族习俗）。诸葛亮通过“兼容并蓄”的政策，促进两种文化的交融：一方面，他尊重益州文化，如祭祀蜀地先贤文翁、司马相如，将益州历史纳入“汉文化”的范畴；另一方面，他推广中原礼仪，如在成都设立太学，传授《诗》《书》《礼》《易》，让益州士人接受“汉家文化”的熏陶。
这种文化融合形成了“跨地域的汉文化认同”。益州士人张裔虽为蜀人，却“治《公羊春秋》，善为汉赋”，其文化取向与荆州士人无异；荆州出身的费祎，也能“通蜀地方言，晓夷人习俗”，与益州士民打成一片。太学中，荆州学子与益州学子共同研习经典，朝堂上，双方官员以“汉臣”自居讨论国事，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让地域差异让位于“汉文化”的共性，成为维系政权认同的重要纽带。
但蜀汉后期，文化融合的进程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地域割裂”的加剧。荆州集团的后代（如诸葛瞻、董厥）垄断了文化话语权，将荆州文化视为“正统”，对益州本土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太学中，益州学子“多不得志”，其学术观点常被斥为“蛮夷之见”；朝堂上，益州士人若提出与荆州集团不同的意见，往往被贴上“离心离德”的标签。这种“文化歧视”引发了益州士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开始重新强调“巴蜀本土认同”，将蜀汉政权视为“外来文化的压迫者”。
谯周的《蜀本纪》便是这种“地域认同觉醒”的代表。该书专述巴蜀地区的历史沿革，将蜀地文明追溯至“蚕丛、鱼凫”，强调其“独立于中原”的文化渊源，隐隐与“汉室正统”叙事形成对抗。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更是如此，因蜀汉后期的苛政与文化压制，他们“复信巫鬼，不尊汉礼”，甚至在邓艾入蜀时“起兵响应，攻略郡县”。当文化融合让位于地域割裂，“汉文化认同”的纽带便彻底断裂，蜀汉政权失去了跨越地域的精神凝聚力。
三、从“士民归心”到“信仰崩塌”：精神世界的幻灭
一个政权的稳固，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精神层面的“信仰支撑”。蜀汉前期，“兴复汉室”的理想、“诸葛亮式”的操守，共同构成了士民的精神寄托。士兵愿为“汉旗”战死，士人愿为“正统”献智，百姓愿为“中兴”输赋，这种“上下同欲”的精神状态，是蜀汉能在弱势下维持数十年的重要原因。如街亭之战后，诸葛亮自贬三级，百姓“闻之流涕，更相劝勉，愿输力助国”；姜维初归时，士人“闻其志在复汉，多往归附”，可见精神信仰的强大力量。
但到了后期，这种精神信仰却在现实的冲击下逐渐幻灭。首先是“道德标杆”的倒塌。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官场日益腐败，官员“竞逐荣利，不顾名节”，如陈祗“与黄皓勾结，卖官鬻爵”，诸葛瞻“虽位高权重，却无实才”，这些曾被视为“汉臣后裔”的权贵，其行为与“汉室”倡导的“忠、孝、廉、耻”背道而驰，让士民对“蜀汉即汉”的道德想象彻底破灭。
其次是“未来希望”的丧失。“兴复汉室”的理想破灭后，蜀汉士民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景——北伐屡败，意味着“还于旧都”无望；经济凋敝，意味着“安居乐业”难期；政治黑暗，意味着“上升通道”堵塞。益州士人王崇在《蜀论》中写道：“蜀民见魏之强盛，吴之安定，反观己身，唯有疲弊，故人心渐散，不复有斗志。”当一个政权无法给士民提供任何值得期待的未来，其精神世界的崩塌便不可避免。
最终，这种信仰幻灭在“降魏”的选择中达到顶点。当邓艾兵临成都，刘禅召集群臣商议，谯周力主投降，其理由不仅是“实力悬殊”，更暗含“魏已承汉，天命所归”的认知——在他看来，曹魏虽为“篡逆”，却已统治中原数十年，且“政治较蜀清明”，更接近“汉家治世”的模样，而蜀汉的“汉室”早已名存实亡。这种观点得到了多数大臣的认同，甚至连刘禅也“默然从之”，可见“正统叙事”的精神根基已荡然无存。
成都百姓在蜀汉灭亡时的反应，更能说明问题——史载魏军入城时，“百姓安堵，市不改肆”，既无“亡国之痛”，也无“复汉之愤”，仿佛只是换了一个统治者。这种“漠然”背后，是数十年精神认同消解的累积：当“汉室正统”不再可信，当“蜀汉即汉”沦为空谈，当士民心中的信仰彻底幻灭，这个政权的灭亡便成了顺理成章的结局。
从正统叙事的自我解构，到地域文化认同的割裂，再到士民精神信仰的幻灭，蜀汉后期的文化认同危机，是一场从“顶层理念”到“底层心态”的全面崩塌。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政权的存续，不仅需要军事、经济的支撑，更需要精神层面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并非来自血缘、名号的标榜，而来自施政的正义、理想的践行与文化的包容。当蜀汉失去了这些，其灭亡便不再是偶然的军事失利，而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