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的枪声，如同点燃了遍布华夏大地的干柴，抗日的烽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烈度，轰然燎原。不再是一城一地的局部抵抗，不再是含糊其辞的外交抗议，而是一个饱经磨难的古老大国，在退无可退之后，发出的震彻寰宇的怒吼。全民抗战的时代，以最惨烈、最决绝的方式，到来了。
明渊身处风暴眼的上海，通过三条截然不同的渠道，无比清晰地感受着这股席卷一切的历史洪流。个人的命运，在这一刻，与脚下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前所未有地紧密连接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割。
特高课内部的狂躁与不安
特高课总部内，气氛与外面的炎炎夏日形成冰火两重天。藤田芳政的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阴沉，眼眸中跳动着一种混合着兴奋与焦躁的火焰。紧急会议上，他挥舞着来自华北和东京的电文，声音嘶哑地宣称：“卢沟桥事件，是彻底解决支那问题千载难逢的良机！帝国必须抓住机会，给予支那政府和军队毁灭性打击！”
然而，在这狂热的战争叫嚣之下，明渊凭借系统和自身洞察力，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安。日军参谋本部最初设想的是“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决战，但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及随后平津地区的顽强抵抗，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藤田芳政在私下里，也曾对明渊流露出对战争长期化的隐忧，以及担心国际干预可能带来的变数。
明渊一边冷静地扮演着“忠诚的帝国顾问”，在会议上提出诸如“如何利用上海牵制华中国军”、“如何分化英美注意力”等“建设性”建议，一边在心中冰冷地计算着。他知道，日军的骄狂必将让他们在上海投入重兵，而这里，也将成为吞噬日军有生力量的巨大泥潭。他需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位置，让这个泥潭变得更深，更致命。
军统的躁动与戴笠的野心
军统渠道传来的信息，则充满了另一种躁动。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着名讲话，标志着国民政府抗战国策的最终确立。戴笠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活动得更加频繁。给“无常”的指令变得愈发急迫和充满功利性：不仅要搜集日军调动情报，更要“伺机刺杀日酋”、“破坏日军后勤”、“在敌后制造恐慌”，以此向蒋介石证明军统的价值。
明渊冷静地筛选着这些指令。一些明显是送死或者会暴露“无常”小组根基的任务，被他以“时机未到”、“风险过高易招致报复”等理由暂时搁置或巧妙化解。他像一个最高明的驯兽师，既要满足戴笠的胃口，确保“无常”的地位，又要牢牢掌控着这把利剑的锋芒，不使其在无谓的消耗中折断。他知道，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必须保存最精锐的力量。
地下党的新生与“深海”的使命
而通过“渔夫”黎国权传来的信息，明渊感受到的，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深沉而磅礴的力量。中共中央在事变后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并主动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紧接着，中共代表又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这一切，在明渊的脑海中，与历史教科书上的记载相互印证，却远比文字更加震撼。他能想象到延安窑洞里那彻夜不熄的灯火，能感受到无数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为了民族大义，摘下红星帽，穿上青天白日徽军装时，那复杂而坚定的心情。这是一种超越党派、阶级，源于民族血脉最深处的觉醒与团结。
“渔夫”传来的指示也变得更加明确和沉重：“‘深海’同志，全民抗战已起，统一战线已成。汝身处虎穴，责任重于泰山。望不惜一切，获取日寇侵沪之核心战略、兵力部署及开战确切时间，为我军民御敌于国门之外，争取宝贵时间与情报优势。切切珍重！”
这不再是单纯的情报工作，而是直接关系到一场决定国运的战役胜负，关系到成千上万将士生死的战略任务。明渊感到肩上的担子从未如此沉重，但内心某种东西也变得更加坚硬。他不再是孤独的潜伏者，他的背后，是整个觉醒的中华民族。
个人与洪流
站在明公馆的书房内，明渊手中拿着三份截然不同的文件：一份是特高课要求他分析的“上海周边中国军队布防情况评估”，一份是戴笠催促“无常”尽快“有所作为”的密电，另一份，则是“渔夫”那沉甸甸的、关乎战役全局的嘱托。
他仿佛站在三条汹涌河流的交汇处，每一股洪流都试图将他裹挟向不同的方向。但他知道，他真正的方向只有一个——为了这个正在浴火重生的民族。
他提笔，开始起草给藤田芳政的“分析报告”，报告中，他会“客观”地夸大中国军队在沪宁杭地区的防御工事和兵力，渲染强攻可能带来的巨大伤亡，试图在最后关头，为日军的决策注入一丝犹豫。
他通过“孤狼”渠道，向戴笠回复了一份经过精心编纂的“行动计划”，列举了几个看似冒险、实则经过周密计算、既能打击日伪气焰又能保全自身的“目标”，暂时安抚住那头焦躁的猛虎。
而他最主要的精力，则全部投入到对日军上海作战计划最后阶段的刺探中。他调动了苏婉珍、赵德彪等所有能调动的内线，利用战略分析室的权限，疯狂地搜集、分析着每一丝可能与开战相关的信息——部队番号、弹药囤积点、海军舰艇调动日志、通讯频率的变化……
然而，就在他全身心投入这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情报攻坚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如同冰冷的暗箭，从最意想不到的方向射来。
明诚脚步匆匆地走进书房，脸色是从未有过的难看，他甚至来不及行礼，便将一份刚刚破译的电文递到明渊面前，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惊怒：
“二少爷！刚截获的南京方面与戴笠之间的绝密通讯！他们……他们怀疑‘无常’与中共有染，理由是在之前的一些情报中，‘无常’提供的信息，有数次与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区域和避险时机，存在‘难以解释的巧合’！戴笠已密令郑介民，在确保‘无常’价值的前提下，启动……内部甄别程序！”
明渊拿着电文的手，指节瞬间攥得发白。
内部甄别？！
在这个全民抗战刚刚开始，最需要同心戮力的时刻，军统内部倾轧的毒刺，竟然首先刺向了他这把最锋利的“剑”？！
历史的洪流固然磅礴，但隐藏在洪流之下的暗礁与漩涡，却更加致命。
（第131章 完）
明渊身处风暴眼的上海，通过三条截然不同的渠道，无比清晰地感受着这股席卷一切的历史洪流。个人的命运，在这一刻，与脚下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前所未有地紧密连接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割。
特高课内部的狂躁与不安
特高课总部内，气氛与外面的炎炎夏日形成冰火两重天。藤田芳政的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阴沉，眼眸中跳动着一种混合着兴奋与焦躁的火焰。紧急会议上，他挥舞着来自华北和东京的电文，声音嘶哑地宣称：“卢沟桥事件，是彻底解决支那问题千载难逢的良机！帝国必须抓住机会，给予支那政府和军队毁灭性打击！”
然而，在这狂热的战争叫嚣之下，明渊凭借系统和自身洞察力，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安。日军参谋本部最初设想的是“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决战，但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及随后平津地区的顽强抵抗，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藤田芳政在私下里，也曾对明渊流露出对战争长期化的隐忧，以及担心国际干预可能带来的变数。
明渊一边冷静地扮演着“忠诚的帝国顾问”，在会议上提出诸如“如何利用上海牵制华中国军”、“如何分化英美注意力”等“建设性”建议，一边在心中冰冷地计算着。他知道，日军的骄狂必将让他们在上海投入重兵，而这里，也将成为吞噬日军有生力量的巨大泥潭。他需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位置，让这个泥潭变得更深，更致命。
军统的躁动与戴笠的野心
军统渠道传来的信息，则充满了另一种躁动。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着名讲话，标志着国民政府抗战国策的最终确立。戴笠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活动得更加频繁。给“无常”的指令变得愈发急迫和充满功利性：不仅要搜集日军调动情报，更要“伺机刺杀日酋”、“破坏日军后勤”、“在敌后制造恐慌”，以此向蒋介石证明军统的价值。
明渊冷静地筛选着这些指令。一些明显是送死或者会暴露“无常”小组根基的任务，被他以“时机未到”、“风险过高易招致报复”等理由暂时搁置或巧妙化解。他像一个最高明的驯兽师，既要满足戴笠的胃口，确保“无常”的地位，又要牢牢掌控着这把利剑的锋芒，不使其在无谓的消耗中折断。他知道，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必须保存最精锐的力量。
地下党的新生与“深海”的使命
而通过“渔夫”黎国权传来的信息，明渊感受到的，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深沉而磅礴的力量。中共中央在事变后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并主动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紧接着，中共代表又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这一切，在明渊的脑海中，与历史教科书上的记载相互印证，却远比文字更加震撼。他能想象到延安窑洞里那彻夜不熄的灯火，能感受到无数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为了民族大义，摘下红星帽，穿上青天白日徽军装时，那复杂而坚定的心情。这是一种超越党派、阶级，源于民族血脉最深处的觉醒与团结。
“渔夫”传来的指示也变得更加明确和沉重：“‘深海’同志，全民抗战已起，统一战线已成。汝身处虎穴，责任重于泰山。望不惜一切，获取日寇侵沪之核心战略、兵力部署及开战确切时间，为我军民御敌于国门之外，争取宝贵时间与情报优势。切切珍重！”
这不再是单纯的情报工作，而是直接关系到一场决定国运的战役胜负，关系到成千上万将士生死的战略任务。明渊感到肩上的担子从未如此沉重，但内心某种东西也变得更加坚硬。他不再是孤独的潜伏者，他的背后，是整个觉醒的中华民族。
个人与洪流
站在明公馆的书房内，明渊手中拿着三份截然不同的文件：一份是特高课要求他分析的“上海周边中国军队布防情况评估”，一份是戴笠催促“无常”尽快“有所作为”的密电，另一份，则是“渔夫”那沉甸甸的、关乎战役全局的嘱托。
他仿佛站在三条汹涌河流的交汇处，每一股洪流都试图将他裹挟向不同的方向。但他知道，他真正的方向只有一个——为了这个正在浴火重生的民族。
他提笔，开始起草给藤田芳政的“分析报告”，报告中，他会“客观”地夸大中国军队在沪宁杭地区的防御工事和兵力，渲染强攻可能带来的巨大伤亡，试图在最后关头，为日军的决策注入一丝犹豫。
他通过“孤狼”渠道，向戴笠回复了一份经过精心编纂的“行动计划”，列举了几个看似冒险、实则经过周密计算、既能打击日伪气焰又能保全自身的“目标”，暂时安抚住那头焦躁的猛虎。
而他最主要的精力，则全部投入到对日军上海作战计划最后阶段的刺探中。他调动了苏婉珍、赵德彪等所有能调动的内线，利用战略分析室的权限，疯狂地搜集、分析着每一丝可能与开战相关的信息——部队番号、弹药囤积点、海军舰艇调动日志、通讯频率的变化……
然而，就在他全身心投入这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情报攻坚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如同冰冷的暗箭，从最意想不到的方向射来。
明诚脚步匆匆地走进书房，脸色是从未有过的难看，他甚至来不及行礼，便将一份刚刚破译的电文递到明渊面前，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惊怒：
“二少爷！刚截获的南京方面与戴笠之间的绝密通讯！他们……他们怀疑‘无常’与中共有染，理由是在之前的一些情报中，‘无常’提供的信息，有数次与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区域和避险时机，存在‘难以解释的巧合’！戴笠已密令郑介民，在确保‘无常’价值的前提下，启动……内部甄别程序！”
明渊拿着电文的手，指节瞬间攥得发白。
内部甄别？！
在这个全民抗战刚刚开始，最需要同心戮力的时刻，军统内部倾轧的毒刺，竟然首先刺向了他这把最锋利的“剑”？！
历史的洪流固然磅礴，但隐藏在洪流之下的暗礁与漩涡，却更加致命。
（第131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