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彪的住处，藏在下邳城西南的一条寻常巷子里。没有了旧朝太尉府的朱门高墙，只有一座两进的小院，院墙爬着新抽的爬山虎，院角的老槐树刚冒出新芽。比起当年前呼后拥、仆从成群的日子，如今他出门买些笔墨纸砚，连挑担的小贩都认不出他，可心里反而踏实许多——不用再担心哪个政敌暗中使绊，不用再为了“站队”彻夜难眠，更不用再想起那些年为了维护汉室体面，双手沾过的脏水。
只是这份踏实里，总裹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尤其是到华夏大学当老师后，这种别扭变成了实打实的“痛苦”。
这天下午的“历史课”上，杨彪拿着新编的教材，手指在“商周制度”那一页反复摩挲。
教材里没提半句“天子受命于天”，反而大篇幅讲“井田制如何压迫奴隶”“分封制为何导致战乱”；讲到汉朝，更是直言“董仲舒‘君权神授’是为了巩固皇权，歪曲了孔孟‘民为贵’的本意”。
下课铃响时，一个寒门学子追着他问：“杨老师，以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教材里说这是‘愚忠’，到底哪个对？”
杨彪张了张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一辈子奉“忠君”为圭臬，可如今连儒家经典都被“还原修改”，先秦孔孟的原话被一条条摘出来，和董仲舒等人的注解对比，那些被歪曲的地方一目了然。
就像他珍藏的那本旧版《论语》，里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个断句的变化，意思天差地别——前者是“百姓只能被驱使，不能让他们懂道理”，后者是“百姓认可，就顺着他们；不认可，就教他们懂道理”。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书房里点着一盏油灯，昏黄的光映着案上摊开的《华夏日报》，杨彪坐在木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直到脚步声传来，才抬头见是儿子杨修进来。
“德祖，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杨彪的声音有些沙哑，目光落在报纸“官吏俸禄草案”的标题上。
杨修笑着坐下，拿起桌上的茶杯倒了杯水：“看了，教授俸禄比大丞相还高，父亲是觉得可惜，没去争个教授职位？”他知道父亲的心思，故意打趣。
杨彪却没笑，眉头皱得更紧：“我是担心，这样一来，政府的威信会不会下降？以前三公九卿的俸禄高，朝廷是为了建立威权便于统治，现在倒好，工匠、教授都能压官员一头，百姓还会敬畏官府吗？”
“父亲，这话可不能在外面说。”杨修的语气沉了沉，“大丞相最反对‘威信’二字，他常说，政府要的是‘公信力’，不是‘个人威信’。威信这东西，容易变成‘权威’，把大家的思想套上束缚——就像以前，谁都不敢说‘皇帝做得不对’，那不是敬畏，是怕掉脑袋。”
“可没有权威，百姓还不上天？”杨彪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当年黄巾之乱，不就是因为百姓没了敬畏，才敢造反吗？”
“父亲，我们如今也是华夏的百姓啊。”杨修看着他，眼神里带着几分无奈，又有几分理解，“您觉得现在的百姓会‘上天’吗？他们能吃饱饭，孩子能上学，遇到不公能去告状——这样的日子，比以前强百倍，谁会没事造反？倒是以前，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才会被逼着反抗。”
他顿了顿，放缓了语气：“父亲，我知道思想转变很难。我刚到华夏时，看到教材里说‘汉室灭亡是必然’，气得把书摔在地上，觉得这是‘大逆不道’。可后来去辩论馆听了几次讨论，学生们说‘不是反汉室，是反苛政’，说‘百姓要的不是哪个皇帝，是安稳日子’，我才慢慢想通。您要是有空，也去辩论馆听听，看看年轻人怎么说。”
杨彪沉默了，手指摩挲着案上的旧竹简——那是他从旧宅带出来的，上面刻着《尚书》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句子。过了许久，他才低声说：“我其实知道，现在这一套比以前好。百姓有地种，有书读，不用再受世家欺压……可就是心里堵得慌，像有块石头压着。”
“那是因为父亲活在旧制度里太久了。”杨修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锤子，敲在杨彪心上，“您一辈子站在‘士族’‘官员’的立场上看问题，觉得‘君君臣臣’是天经地义。可如果杨家是底层平民呢？是那个在朝廷里，一年赚不到两贯钱，还得被差役苛扣赋税的农夫呢？您还会觉得‘忠君’比吃饱饭重要吗？”
杨彪猛地抬头，看着儿子，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想这些年，见过太多农夫为了缴赋税，卖了自己的女儿；见过不少人冻饿而死，尸体扔在路边无人管。那些日子，他只觉得“乱世就是如此”，从未想过，那些人的苦难，本可以避免。
“父亲，大丞相曾经在华夏大学演讲时，有学生当时提问：个人强大和国家强大如何平衡？
什么是国家？是数千万百姓组合而成。
如果华夏每一个百姓都强大，那么华夏自然会强大；如果华夏国家很强大，而华夏所有百姓贫穷和弱小，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华夏政府税收过重，就像朝廷一样，百姓承受了不该有的苦难。
这就好比秦朝，秦始皇代表的朝廷非常强大，他给自己修建的阿房宫和秦始皇陵非常宏伟，可是天下百姓呢？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样的强大只是空中楼阁，百姓造反是早晚的事情。
因此，华夏国家的强大，应该是建立在三四千万百姓每个人强大的基础之上，如果每个华夏百姓都衣食无忧，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弱小？”。杨修说道。
杨修的话不断颠覆着杨彪原有的认知，一直以来，他认为是朝廷强大了才能保护百姓，而他从来没有问过，朝廷不种地、不做工，他的强大代表着普通百姓缴纳更多赋税，服更多徭役。
而曹铄的观点打破了他的认知，通过发展工商业、推动技术发展，让华夏每一个百姓变强，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收更多的税收，用来调节贫富差距，保障弱势群体，建立更强大的军队来保护百姓。
“夜深了，父亲早点歇息吧。”杨修起身，收拾好桌上的报纸，他知道，思想转变是痛苦的过程，“休息时我陪您去辩论馆看看，说不定您会有新想法。”
像杨彪这样的人华夏不在少数，不少人正在经历思想上的煎熬。
……
只是这份踏实里，总裹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尤其是到华夏大学当老师后，这种别扭变成了实打实的“痛苦”。
这天下午的“历史课”上，杨彪拿着新编的教材，手指在“商周制度”那一页反复摩挲。
教材里没提半句“天子受命于天”，反而大篇幅讲“井田制如何压迫奴隶”“分封制为何导致战乱”；讲到汉朝，更是直言“董仲舒‘君权神授’是为了巩固皇权，歪曲了孔孟‘民为贵’的本意”。
下课铃响时，一个寒门学子追着他问：“杨老师，以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教材里说这是‘愚忠’，到底哪个对？”
杨彪张了张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一辈子奉“忠君”为圭臬，可如今连儒家经典都被“还原修改”，先秦孔孟的原话被一条条摘出来，和董仲舒等人的注解对比，那些被歪曲的地方一目了然。
就像他珍藏的那本旧版《论语》，里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个断句的变化，意思天差地别——前者是“百姓只能被驱使，不能让他们懂道理”，后者是“百姓认可，就顺着他们；不认可，就教他们懂道理”。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书房里点着一盏油灯，昏黄的光映着案上摊开的《华夏日报》，杨彪坐在木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直到脚步声传来，才抬头见是儿子杨修进来。
“德祖，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杨彪的声音有些沙哑，目光落在报纸“官吏俸禄草案”的标题上。
杨修笑着坐下，拿起桌上的茶杯倒了杯水：“看了，教授俸禄比大丞相还高，父亲是觉得可惜，没去争个教授职位？”他知道父亲的心思，故意打趣。
杨彪却没笑，眉头皱得更紧：“我是担心，这样一来，政府的威信会不会下降？以前三公九卿的俸禄高，朝廷是为了建立威权便于统治，现在倒好，工匠、教授都能压官员一头，百姓还会敬畏官府吗？”
“父亲，这话可不能在外面说。”杨修的语气沉了沉，“大丞相最反对‘威信’二字，他常说，政府要的是‘公信力’，不是‘个人威信’。威信这东西，容易变成‘权威’，把大家的思想套上束缚——就像以前，谁都不敢说‘皇帝做得不对’，那不是敬畏，是怕掉脑袋。”
“可没有权威，百姓还不上天？”杨彪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当年黄巾之乱，不就是因为百姓没了敬畏，才敢造反吗？”
“父亲，我们如今也是华夏的百姓啊。”杨修看着他，眼神里带着几分无奈，又有几分理解，“您觉得现在的百姓会‘上天’吗？他们能吃饱饭，孩子能上学，遇到不公能去告状——这样的日子，比以前强百倍，谁会没事造反？倒是以前，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才会被逼着反抗。”
他顿了顿，放缓了语气：“父亲，我知道思想转变很难。我刚到华夏时，看到教材里说‘汉室灭亡是必然’，气得把书摔在地上，觉得这是‘大逆不道’。可后来去辩论馆听了几次讨论，学生们说‘不是反汉室，是反苛政’，说‘百姓要的不是哪个皇帝，是安稳日子’，我才慢慢想通。您要是有空，也去辩论馆听听，看看年轻人怎么说。”
杨彪沉默了，手指摩挲着案上的旧竹简——那是他从旧宅带出来的，上面刻着《尚书》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句子。过了许久，他才低声说：“我其实知道，现在这一套比以前好。百姓有地种，有书读，不用再受世家欺压……可就是心里堵得慌，像有块石头压着。”
“那是因为父亲活在旧制度里太久了。”杨修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锤子，敲在杨彪心上，“您一辈子站在‘士族’‘官员’的立场上看问题，觉得‘君君臣臣’是天经地义。可如果杨家是底层平民呢？是那个在朝廷里，一年赚不到两贯钱，还得被差役苛扣赋税的农夫呢？您还会觉得‘忠君’比吃饱饭重要吗？”
杨彪猛地抬头，看着儿子，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想这些年，见过太多农夫为了缴赋税，卖了自己的女儿；见过不少人冻饿而死，尸体扔在路边无人管。那些日子，他只觉得“乱世就是如此”，从未想过，那些人的苦难，本可以避免。
“父亲，大丞相曾经在华夏大学演讲时，有学生当时提问：个人强大和国家强大如何平衡？
什么是国家？是数千万百姓组合而成。
如果华夏每一个百姓都强大，那么华夏自然会强大；如果华夏国家很强大，而华夏所有百姓贫穷和弱小，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华夏政府税收过重，就像朝廷一样，百姓承受了不该有的苦难。
这就好比秦朝，秦始皇代表的朝廷非常强大，他给自己修建的阿房宫和秦始皇陵非常宏伟，可是天下百姓呢？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样的强大只是空中楼阁，百姓造反是早晚的事情。
因此，华夏国家的强大，应该是建立在三四千万百姓每个人强大的基础之上，如果每个华夏百姓都衣食无忧，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弱小？”。杨修说道。
杨修的话不断颠覆着杨彪原有的认知，一直以来，他认为是朝廷强大了才能保护百姓，而他从来没有问过，朝廷不种地、不做工，他的强大代表着普通百姓缴纳更多赋税，服更多徭役。
而曹铄的观点打破了他的认知，通过发展工商业、推动技术发展，让华夏每一个百姓变强，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收更多的税收，用来调节贫富差距，保障弱势群体，建立更强大的军队来保护百姓。
“夜深了，父亲早点歇息吧。”杨修起身，收拾好桌上的报纸，他知道，思想转变是痛苦的过程，“休息时我陪您去辩论馆看看，说不定您会有新想法。”
像杨彪这样的人华夏不在少数，不少人正在经历思想上的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