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赣鄂闽的崇山峻岭之间，散落着无数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
这些村子，有的藏在云雾缭绕的山腰，有的偎在潺潺溪水之畔，有的挤在陡峭山崖的缝隙里。村里的屋子多是泥巴墙、茅草顶，烟囱里飘出的炊烟，一天比一天稀薄；田地多是坡地、旱地，收成一年比一年微薄。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可人却越来越穷了。
这一年，湖南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有三户人家，屋里坐不住了。
李大山，家里婆娘阿秀，两个娃，守着两亩薄田，年年吃不饱；张铁柱，三十多岁，没讨上媳妇，跟老娘相依为命，靠打短工过活；王长根，四十好几，兄弟分家时只分到半亩坡地，年年借粮，年年还不上。
他们在长沙找到了南洋贸易公司，贸易马车队，把他们送到了广州城外的大棚区，等待上船。
这里还有另外四个汉子，分别来自江西、湖北、福建的小山村——也都是活不下去了，家里没了地，欠了一屁股债，连孩子的嘴都填不饱。
他们聚在一起，抽着旱烟，低声商量了几夜，最后下了决心。
“路上说了，那边有船，肯定有地！”
“百亩地！有地种，有饭吃，咱这辈子就有盼头了！”
“可那么远，万一……”
“横竖在家也是等死，不如出去闯一闯！”
于是，在一个冬风渐起的清晨，广州也有些凉意，这个窝棚里，一共有七个人。
他们只有简单的行囊，装着几件破衣裳、几块干粮，怀里揣着家里仅剩的几枚铜钱，就等在这里，等着海船的到来。
他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丘陵里，在湖北与河南接壤的平原边，在福建与浙江交界的大山深处，在那些你甚至叫不上名字的小村庄里，一个个汉子，或父子，或兄弟，或单身，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他们有的挑着担子，有的背着包袱，有的牵着孩子，有的搀着老人，但更多的是像李大山他们一样——孤身一人，为了家里人，咬牙走出去。
他们走过田埂，跨过溪流，翻过山梁，穿过集镇，沿着古老的商道，走向最近的县城，再走向更大的城市，走向江西，走向湖北，走向福建，走向广东。
他们就像山间的溪流，清澈、细小，却带着一股决绝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朝着同一个方向流淌。
离广州府最近的那些省份里，每一个小山村，总有那么三两个活不下去的汉子，他们走出了家门，离开了村子，想去广州府问问——
澳洲，是不是真的分地？
这些溪流，汇聚成了小河；小河，汇聚成了大江。
到了1812年的十月，这条由无数穷苦人的希望与勇气汇聚而成的“大江”，终于奔涌而至，冲进了广州府的码头，涌上了那一艘艘停泊在珠江口的大船。
人太多了，南洋贸易公司不得不雇佣其他的海船。它们从广州出发，穿过南海，越过赤道，最终抵达了那片遥远而陌生的大陆——澳洲。
据后来统计，就在这一年，总共有四十万华人穷苦百姓，踏上了前往澳洲的航程，登上了分布在澳洲各地的十六个新兴城镇的土地。
他们中有农民、有矿工、有小贩、有手艺人，也有像李大山这样的普通庄稼汉。
他们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对生存的渴求，对未来的期盼，跨越重洋，背井离乡，去往一片完全未知的土地。
十二月底，李大山站在了澳洲东望城外的一片土地上。
那是一片山脚下的平原，旁边有一片大湖，湖水清澈，倒映着蓝天白云。远处，飞鸟翱翔，近处，野花点缀，天空开阔得让人忍不住想大喊一声。
他手里攥着一张地契，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然后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他嚎啕大哭，像个孩子，又像是个终于归家的汉子。
他用手抓起一把泥土，紧紧攥在掌心，泥土从他的指缝间溢出来，沾满了手掌，甚至爬上了脸庞，他也不在乎。
他趴在地上，亲吻着那片土地，满嘴是泥，可他的脸上，却满是泪水与笑容。
他仰起头，朝着天空，用尽全身的力气怒吼：
“秀啊！真有地！真有地啊！我们有活路啊！真有活路啊！”
那声音，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惊起飞鸟无数，也震撼着每一个和他一样，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华人的心。
他们知道，从今往后，他们不再是无地的流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佃农，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这片异国他乡的新希望。
他们，是从无数溪流中走出的汉子，是时代的洪流中，不肯屈服、不愿放弃的中国人。
他们来了，带着满身的疲惫，带着海盐的颗粒，带着破烂的衣服，赤着脚站在这片大地上，却看到了新生的梦想。
在遥远的澳洲大陆，一片靠海的山脚下，有一片曾经长满杂草与灌木的荒地。这里远离城镇，远离喧嚣，却靠近一片清澈的大湖，湖水映着蓝天，野鸟在水面上盘旋，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想大口呼吸。
谁也想不到，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野。
可现在，这里有了人烟，有了炊烟，有了田垄，有了希望。
那一年，从广州府出发的四十万华人，如潮水般涌向澳洲的十六个新兴城镇。他们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对生存的期盼，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在这片荒原上，有七十万人分到了土地，而其中有七个汉子，他们的地，恰好都靠在了一起。
很快，他们被人喊去领工具和牲口。
当他们跟着人群走到分发点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每两个人分到了一匹马，每个人都有一个巨大的工具箱，里面装满了锄头、铁锹、犁耙、镰刀，甚至还有锯子与斧头。
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政府派人给他们搭建起了简易却结实的大棚，用来遮风挡雨；送来了当月的口粮，足够他们撑过最初的日子。
“这……这是真的？不是做梦吧？”王长根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匹棕色的马，又低头看看那个沉甸甸的工具箱，嘴角抖了抖，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工作人员催促他们快些领取，说还有很多人等着。他们这才如梦初醒般，一个接一个上前签字、领物资。没人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政府竟然如此支持他们开垦这片荒地！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一年的澳洲，像疯了一样，投入了整整四十万人来开垦土地。
这些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华人，就像久旱逢甘霖的土地，一旦给了他们希望，他们便会拼命去抓住，去耕耘，去创造。
李大山他们七个人，把家安在了大湖边的一片空地上，妈祖军建了大棚，他们支起了炉灶，生起了烟火。他们相互照顾，相互鼓励，也相互协作。
每天天不亮，他们就起床，牵着马，扛着工具，走向自己的田地。他们开垦荒草，翻耕土地，引水灌溉，播种栽苗。
李大山分到了一百亩地，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从早到晚，日日夜夜，都泡在田里。
他全身是泥，泥里混着汗水，手掌被磨出了血泡，后来血泡破了，又结成了厚厚的茧，手上满是裂口，渗着血丝，他也只是用破布缠一缠，继续干。
他种下了水稻、红薯、土豆、大豆，还试种了一些从家乡带来的菜种。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着每一寸土地，每一棵幼苗。
而张铁柱、王长根他们几个，也各自忙碌着，谁家缺了工具，就互相借；谁家田里活儿太重，就互相帮。他们七个人，就像一家人，在这片远离家乡的异国土地上，彼此成了最亲的依靠。
他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把那片曾经长满杂草的大湖边的荒地，全部变成了肥沃的良田。
到了年底，当秋风吹过金黄的稻穗，当红薯藤爬满了田垄，当土豆和大豆从土里被挖出来，堆满了简陋的谷仓，七个人站在田埂上，看着这一切，全都红了眼眶。
他们知道，这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而在海的那一边，在那座湖南的小山村里，阿秀，正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她带着儿子种两亩租地，平时做些零活换点铜子。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夜里很晚才睡，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下地帮工，肩上扛着的是一家人的生计。
村里人都劝她：“李大山怕是回不来了，你还年轻，不如……”
她只是摇头，从不言语。
她每天都会带着小虎和小丫，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远方的山路，轻声说一句：
“他爹，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相信，他一定会回来。只要能回来，就好。
她不知道，在海的那一边，在那片大湖边的土地上，有一个男人，正日日夜夜地劳作着，手里攥着一把土，心里念着一个家。
他也在等——等这片土地长出丰收，等日子好起来，等他可以挺直腰板，踏上回家的路。
等他回去，亲口对她说一句：
“秀啊，我回来了。咱有地了，咱有属于自己的地了。”
1813年夏末，蝉鸣渐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燥热与不安交织的气息。
湘北的小山村，一如既往地沉静。几座低矮的泥草屋散落在青山脚下，炊烟懒懒地升起，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与鸡鸣，却掩不住一种沉沉的暮气——那是穷苦与等待交织出的沉默。
村口的古槐树下，几个老人坐在石墩上打盹，几个妇人蹲在井边捶打着衣裳，孩子们则在泥地里追逐打闹，一切都如往年一般，没有什么不同。
直到——
那支贸易商队，踏进了村子。
他们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常见的行商贩子。他们穿着统一的粗布短衫，腰间别着一把短刀，马车上托着好多麻袋，最打眼的是他们胸前都佩戴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一个图案——妈祖像，与一艘扬帆远航的大船。
这支队伍，是“南洋贸易公司商队”的人。
他们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受澳洲华人矿工、垦民组织委托，专门往来于大清与澳洲之间，为两地传递消息、运送物资、沟通亲情的特殊队伍。
他们带来货物，也带来信件；带来希望，也带来亲人尚在人世的消息。
商队里有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皮肤黝黑，眼神坚毅，名叫林东生。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商队里负责湘赣路线的小头目，可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件对这座小山村来说，天大的事。
他问过村人，径直走向村东头那间最破旧的泥草屋——李大山家。
屋里，阿秀正坐在门槛上缝补一件破衣裳，两个孩子，小虎和小丫，蹲在旁边玩着泥巴。他们瘦了，也长高了，但眼神里依旧藏着怯懦与不安，那是长期饥饿与担忧刻进骨子里的痕迹。
阿秀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包袱，身后还跟着两个伙计，挑着沉甸甸的担子。
“你……你是？”她有些警惕地站起身，把小虎和小丫往身后拉了拉。
男人笑了，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齿：“大妹子，我姓林，叫林东生，是从广州府那边，从……澳洲那边来的。”
阿秀一怔，手里的针线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林东升看了看名单，笑着说：“你男人，李大山，他还活着，在澳洲，在东望城，他挺好的。”
阿秀的腿一软，几乎站不住，她扶住门框，嘴唇颤抖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林东生走上前，把包袱递给她：“这是你男人托我带回来的，这里面是袋鼠皮，给你和孩子用的。他说，这一年，他开垦了一百亩地，种了水稻、红薯和土豆，收成不错，政府帮忙建了大棚，还发了口粮。他挣了些钱，托我们商队，给你带点粮食，也带个信，让你别担心。”
他从包袱里取出一封信，递过去：“这是他让识字的人给家里写的信。”
阿秀颤抖着手接过信，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没急着拆开，而是望着陈阿生，像是怕这是一场梦，一眨眼就会消失。
陈阿生顿了顿，语气里透着感慨，“澳洲那地，真不是骗人的，只要肯下力气，真能活，真能有盼头。他说……他想家，想你，想两个娃，可他得先把地种好，站稳脚跟，才能接你们过去。”
随后，陈阿生一挥手，身后的伙计放下担子，打开——里面是整整十大麻袋粮食！
“这是‘妈祖军’的政策。”陈阿生解释道，“他在澳洲把粮食卖给‘妈祖军’，我们在大清买粮食，送到你家人手里。虽然有差价，有运费，可你们一家人能吃到自家男人种的粮，能知道他在那边好好的，有粮食——这才是最要紧的！”
“陈哥，这……这得花多少钱啊？”村里围观的人忍不住问。
“不要钱。”陈阿生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李大山自己种的，我们就是负责送来，送到每户人家的手里。让他们知道，海的那边，真有地！真有活路！愿意去的，可以跟着我们商队回城，我们明日早上出发”
这话一出，围观的村民都炸开了锅。
村西头的张铁柱家，也收到了信和粮食；村北头的王长根家，同样如此。
原来，那一批跟着李大山去广州府、再乘船去澳洲的七个人，都好好的，都挣到了钱，都开垦了地，都寄信回家了！
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村里的老人们议论纷纷，妇人们红着眼眶，孩子们则好奇地围着粮食袋打转。
而阿秀，捧着那封信，带着粮食，求请村里识字人帮她念，一遍又一遍的，每一遍都泪流满面。
她终于知道，她的男人还活着，不仅活着，还在那遥远的地方，为她、为这个家，拼了命地开垦着未来。
信的最后，李大山写道：
“秀啊，我一切都好，你带着孩子们，再苦再难也要撑住。等我把地种稳了，攒够了钱，就回来接你们。一定要等我……”
可阿秀捧着信，看着那十袋粮食，看着屋里瘦弱的两个孩子，看着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她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要去找他。
她卖掉了那十袋粮食，换来了一小笔盘缠和几件最简单的衣物。她没有犹豫，把家里能带的干粮都打好包，牵着小虎和小丫，一个接一个对邻里磕了个头，说了一句：“我男人还活着，我要去找他。”
然后，在那个夏末的清晨，在商队再次启程前往广州府时，阿秀带着两个孩子，背着包袱，走出了村子。
她跟着林东生，跟着那支商队，跟着那些同样怀着希望的男人女人，一起踏上了前往广州府的路。
她要去那个遥远的地方，给她男人的男人，洗衣服，擦汗，晚上给他慰籍，跟他一起耕耘。
她要去澳洲，去找他。
她知道，这一路会很苦，很远，很危险。
可她更知道——
海的那边，有她的男人，有他们的地。
1813年年底，移民总数第一次突破百万，海船一艘接一艘抵达澳洲海岸。
李珠江都要忙疯了，可他很高兴。
第一，他手里不缺银子，妈祖军按照人头给他银子安排所有人的生活。也就是说，那个城市人头越多，手里的银子就越多，多多益善啊。
第二，城市人口多起来了，终于有了一点城市的样子，人气越来越旺，让他也觉得自己有了市长的感觉了。
第三，那满仓的海鱼，终于快速消化了，好事情啊！
第四，和南美的生意开始越来越频繁，南美洲的银铜，南美洲的牛马，南美洲的棉花，每个月都有海船进港，贸易码头也该建起来了。
第五，陈怀远的东望布厂，现在越做越大。除了煤矿，布厂已经成了城市第二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买卖必须支持，要啥给啥！
而且有消息传来，妈祖军威武啊，他们居然一路打到了一个叫“好什么角”的地方。
听说沿路所有城市的贸易权全部拿下，还能有二分之一的税金收入，难怪现在妈祖军豪横啊！
能按人头给银子，一个人三十两银子，够养活他移民一年，还有余头，可以购买南美洲的马匹和牛种。
最重要的是，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妈祖军一律给足。
李珠江现在靠着煤矿，布厂和南美贸易，一年就能给城里赚十万两白银。
现在这些钱主要是购买南美的马匹，种田还是要帮手，可惜南美的牛蠢，脾气大，不怎么会耕地，看来还是要买一些中华的牛种回来。
这日子可以啊！
这日子美滋滋！
1813年的亚洲海面，只有一个霸主，那就是妈祖军！
是的，就是妈祖军，而不是兰芳国。
妈祖军已经分出了三个舰队：
现在第一舰队是李海在管，驻地加尔各答，他负责印度洋的所有海域的安全，麾下有40条飞剪战船和二十条武装运输船；
第二舰队由牛野统管，四支战列舰全部在他麾下，拥有50艘500吨级三体船，20艘四级和五级战舰，50艘千吨武装运输舰，此时正在进攻开普敦的港口，
第三舰队，驻扎兰芳国，陈老豆和陈阿生负责管理，麾下有缴获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战舰30艘，武装运输船30艘，三体快船20艘。
在围剿东印度沿海城市的过程中，他们俘获了大约150条大大小小的东印度公司武装运输船，现在这些船在改装完成后，全部在从事亚洲各地的海运任务。
飞剪船每年在以12条的速度下水，五百吨三体运输舰每年下水30艘。
两条1500吨主船体的复仇者级战舰已经在安装发动机和大炮。
这是第一种全船龙骨全部采用钢铁制造的大型海船，第一次看见镀锌的钢铁龙骨成型时，雨儿就像看见一条巨大的银龙。
船体的水下部位还包裹了从利马运来的铜，制作的铜皮，用来防止海洋生物附着。
这些村子，有的藏在云雾缭绕的山腰，有的偎在潺潺溪水之畔，有的挤在陡峭山崖的缝隙里。村里的屋子多是泥巴墙、茅草顶，烟囱里飘出的炊烟，一天比一天稀薄；田地多是坡地、旱地，收成一年比一年微薄。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可人却越来越穷了。
这一年，湖南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有三户人家，屋里坐不住了。
李大山，家里婆娘阿秀，两个娃，守着两亩薄田，年年吃不饱；张铁柱，三十多岁，没讨上媳妇，跟老娘相依为命，靠打短工过活；王长根，四十好几，兄弟分家时只分到半亩坡地，年年借粮，年年还不上。
他们在长沙找到了南洋贸易公司，贸易马车队，把他们送到了广州城外的大棚区，等待上船。
这里还有另外四个汉子，分别来自江西、湖北、福建的小山村——也都是活不下去了，家里没了地，欠了一屁股债，连孩子的嘴都填不饱。
他们聚在一起，抽着旱烟，低声商量了几夜，最后下了决心。
“路上说了，那边有船，肯定有地！”
“百亩地！有地种，有饭吃，咱这辈子就有盼头了！”
“可那么远，万一……”
“横竖在家也是等死，不如出去闯一闯！”
于是，在一个冬风渐起的清晨，广州也有些凉意，这个窝棚里，一共有七个人。
他们只有简单的行囊，装着几件破衣裳、几块干粮，怀里揣着家里仅剩的几枚铜钱，就等在这里，等着海船的到来。
他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丘陵里，在湖北与河南接壤的平原边，在福建与浙江交界的大山深处，在那些你甚至叫不上名字的小村庄里，一个个汉子，或父子，或兄弟，或单身，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他们有的挑着担子，有的背着包袱，有的牵着孩子，有的搀着老人，但更多的是像李大山他们一样——孤身一人，为了家里人，咬牙走出去。
他们走过田埂，跨过溪流，翻过山梁，穿过集镇，沿着古老的商道，走向最近的县城，再走向更大的城市，走向江西，走向湖北，走向福建，走向广东。
他们就像山间的溪流，清澈、细小，却带着一股决绝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朝着同一个方向流淌。
离广州府最近的那些省份里，每一个小山村，总有那么三两个活不下去的汉子，他们走出了家门，离开了村子，想去广州府问问——
澳洲，是不是真的分地？
这些溪流，汇聚成了小河；小河，汇聚成了大江。
到了1812年的十月，这条由无数穷苦人的希望与勇气汇聚而成的“大江”，终于奔涌而至，冲进了广州府的码头，涌上了那一艘艘停泊在珠江口的大船。
人太多了，南洋贸易公司不得不雇佣其他的海船。它们从广州出发，穿过南海，越过赤道，最终抵达了那片遥远而陌生的大陆——澳洲。
据后来统计，就在这一年，总共有四十万华人穷苦百姓，踏上了前往澳洲的航程，登上了分布在澳洲各地的十六个新兴城镇的土地。
他们中有农民、有矿工、有小贩、有手艺人，也有像李大山这样的普通庄稼汉。
他们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对生存的渴求，对未来的期盼，跨越重洋，背井离乡，去往一片完全未知的土地。
十二月底，李大山站在了澳洲东望城外的一片土地上。
那是一片山脚下的平原，旁边有一片大湖，湖水清澈，倒映着蓝天白云。远处，飞鸟翱翔，近处，野花点缀，天空开阔得让人忍不住想大喊一声。
他手里攥着一张地契，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然后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他嚎啕大哭，像个孩子，又像是个终于归家的汉子。
他用手抓起一把泥土，紧紧攥在掌心，泥土从他的指缝间溢出来，沾满了手掌，甚至爬上了脸庞，他也不在乎。
他趴在地上，亲吻着那片土地，满嘴是泥，可他的脸上，却满是泪水与笑容。
他仰起头，朝着天空，用尽全身的力气怒吼：
“秀啊！真有地！真有地啊！我们有活路啊！真有活路啊！”
那声音，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惊起飞鸟无数，也震撼着每一个和他一样，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华人的心。
他们知道，从今往后，他们不再是无地的流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佃农，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这片异国他乡的新希望。
他们，是从无数溪流中走出的汉子，是时代的洪流中，不肯屈服、不愿放弃的中国人。
他们来了，带着满身的疲惫，带着海盐的颗粒，带着破烂的衣服，赤着脚站在这片大地上，却看到了新生的梦想。
在遥远的澳洲大陆，一片靠海的山脚下，有一片曾经长满杂草与灌木的荒地。这里远离城镇，远离喧嚣，却靠近一片清澈的大湖，湖水映着蓝天，野鸟在水面上盘旋，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想大口呼吸。
谁也想不到，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野。
可现在，这里有了人烟，有了炊烟，有了田垄，有了希望。
那一年，从广州府出发的四十万华人，如潮水般涌向澳洲的十六个新兴城镇。他们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对生存的期盼，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在这片荒原上，有七十万人分到了土地，而其中有七个汉子，他们的地，恰好都靠在了一起。
很快，他们被人喊去领工具和牲口。
当他们跟着人群走到分发点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每两个人分到了一匹马，每个人都有一个巨大的工具箱，里面装满了锄头、铁锹、犁耙、镰刀，甚至还有锯子与斧头。
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政府派人给他们搭建起了简易却结实的大棚，用来遮风挡雨；送来了当月的口粮，足够他们撑过最初的日子。
“这……这是真的？不是做梦吧？”王长根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匹棕色的马，又低头看看那个沉甸甸的工具箱，嘴角抖了抖，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工作人员催促他们快些领取，说还有很多人等着。他们这才如梦初醒般，一个接一个上前签字、领物资。没人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政府竟然如此支持他们开垦这片荒地！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一年的澳洲，像疯了一样，投入了整整四十万人来开垦土地。
这些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华人，就像久旱逢甘霖的土地，一旦给了他们希望，他们便会拼命去抓住，去耕耘，去创造。
李大山他们七个人，把家安在了大湖边的一片空地上，妈祖军建了大棚，他们支起了炉灶，生起了烟火。他们相互照顾，相互鼓励，也相互协作。
每天天不亮，他们就起床，牵着马，扛着工具，走向自己的田地。他们开垦荒草，翻耕土地，引水灌溉，播种栽苗。
李大山分到了一百亩地，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从早到晚，日日夜夜，都泡在田里。
他全身是泥，泥里混着汗水，手掌被磨出了血泡，后来血泡破了，又结成了厚厚的茧，手上满是裂口，渗着血丝，他也只是用破布缠一缠，继续干。
他种下了水稻、红薯、土豆、大豆，还试种了一些从家乡带来的菜种。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着每一寸土地，每一棵幼苗。
而张铁柱、王长根他们几个，也各自忙碌着，谁家缺了工具，就互相借；谁家田里活儿太重，就互相帮。他们七个人，就像一家人，在这片远离家乡的异国土地上，彼此成了最亲的依靠。
他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把那片曾经长满杂草的大湖边的荒地，全部变成了肥沃的良田。
到了年底，当秋风吹过金黄的稻穗，当红薯藤爬满了田垄，当土豆和大豆从土里被挖出来，堆满了简陋的谷仓，七个人站在田埂上，看着这一切，全都红了眼眶。
他们知道，这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而在海的那一边，在那座湖南的小山村里，阿秀，正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她带着儿子种两亩租地，平时做些零活换点铜子。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夜里很晚才睡，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下地帮工，肩上扛着的是一家人的生计。
村里人都劝她：“李大山怕是回不来了，你还年轻，不如……”
她只是摇头，从不言语。
她每天都会带着小虎和小丫，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远方的山路，轻声说一句：
“他爹，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相信，他一定会回来。只要能回来，就好。
她不知道，在海的那一边，在那片大湖边的土地上，有一个男人，正日日夜夜地劳作着，手里攥着一把土，心里念着一个家。
他也在等——等这片土地长出丰收，等日子好起来，等他可以挺直腰板，踏上回家的路。
等他回去，亲口对她说一句：
“秀啊，我回来了。咱有地了，咱有属于自己的地了。”
1813年夏末，蝉鸣渐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燥热与不安交织的气息。
湘北的小山村，一如既往地沉静。几座低矮的泥草屋散落在青山脚下，炊烟懒懒地升起，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与鸡鸣，却掩不住一种沉沉的暮气——那是穷苦与等待交织出的沉默。
村口的古槐树下，几个老人坐在石墩上打盹，几个妇人蹲在井边捶打着衣裳，孩子们则在泥地里追逐打闹，一切都如往年一般，没有什么不同。
直到——
那支贸易商队，踏进了村子。
他们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常见的行商贩子。他们穿着统一的粗布短衫，腰间别着一把短刀，马车上托着好多麻袋，最打眼的是他们胸前都佩戴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一个图案——妈祖像，与一艘扬帆远航的大船。
这支队伍，是“南洋贸易公司商队”的人。
他们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受澳洲华人矿工、垦民组织委托，专门往来于大清与澳洲之间，为两地传递消息、运送物资、沟通亲情的特殊队伍。
他们带来货物，也带来信件；带来希望，也带来亲人尚在人世的消息。
商队里有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皮肤黝黑，眼神坚毅，名叫林东生。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商队里负责湘赣路线的小头目，可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件对这座小山村来说，天大的事。
他问过村人，径直走向村东头那间最破旧的泥草屋——李大山家。
屋里，阿秀正坐在门槛上缝补一件破衣裳，两个孩子，小虎和小丫，蹲在旁边玩着泥巴。他们瘦了，也长高了，但眼神里依旧藏着怯懦与不安，那是长期饥饿与担忧刻进骨子里的痕迹。
阿秀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包袱，身后还跟着两个伙计，挑着沉甸甸的担子。
“你……你是？”她有些警惕地站起身，把小虎和小丫往身后拉了拉。
男人笑了，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齿：“大妹子，我姓林，叫林东生，是从广州府那边，从……澳洲那边来的。”
阿秀一怔，手里的针线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林东升看了看名单，笑着说：“你男人，李大山，他还活着，在澳洲，在东望城，他挺好的。”
阿秀的腿一软，几乎站不住，她扶住门框，嘴唇颤抖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林东生走上前，把包袱递给她：“这是你男人托我带回来的，这里面是袋鼠皮，给你和孩子用的。他说，这一年，他开垦了一百亩地，种了水稻、红薯和土豆，收成不错，政府帮忙建了大棚，还发了口粮。他挣了些钱，托我们商队，给你带点粮食，也带个信，让你别担心。”
他从包袱里取出一封信，递过去：“这是他让识字的人给家里写的信。”
阿秀颤抖着手接过信，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没急着拆开，而是望着陈阿生，像是怕这是一场梦，一眨眼就会消失。
陈阿生顿了顿，语气里透着感慨，“澳洲那地，真不是骗人的，只要肯下力气，真能活，真能有盼头。他说……他想家，想你，想两个娃，可他得先把地种好，站稳脚跟，才能接你们过去。”
随后，陈阿生一挥手，身后的伙计放下担子，打开——里面是整整十大麻袋粮食！
“这是‘妈祖军’的政策。”陈阿生解释道，“他在澳洲把粮食卖给‘妈祖军’，我们在大清买粮食，送到你家人手里。虽然有差价，有运费，可你们一家人能吃到自家男人种的粮，能知道他在那边好好的，有粮食——这才是最要紧的！”
“陈哥，这……这得花多少钱啊？”村里围观的人忍不住问。
“不要钱。”陈阿生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李大山自己种的，我们就是负责送来，送到每户人家的手里。让他们知道，海的那边，真有地！真有活路！愿意去的，可以跟着我们商队回城，我们明日早上出发”
这话一出，围观的村民都炸开了锅。
村西头的张铁柱家，也收到了信和粮食；村北头的王长根家，同样如此。
原来，那一批跟着李大山去广州府、再乘船去澳洲的七个人，都好好的，都挣到了钱，都开垦了地，都寄信回家了！
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村里的老人们议论纷纷，妇人们红着眼眶，孩子们则好奇地围着粮食袋打转。
而阿秀，捧着那封信，带着粮食，求请村里识字人帮她念，一遍又一遍的，每一遍都泪流满面。
她终于知道，她的男人还活着，不仅活着，还在那遥远的地方，为她、为这个家，拼了命地开垦着未来。
信的最后，李大山写道：
“秀啊，我一切都好，你带着孩子们，再苦再难也要撑住。等我把地种稳了，攒够了钱，就回来接你们。一定要等我……”
可阿秀捧着信，看着那十袋粮食，看着屋里瘦弱的两个孩子，看着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她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要去找他。
她卖掉了那十袋粮食，换来了一小笔盘缠和几件最简单的衣物。她没有犹豫，把家里能带的干粮都打好包，牵着小虎和小丫，一个接一个对邻里磕了个头，说了一句：“我男人还活着，我要去找他。”
然后，在那个夏末的清晨，在商队再次启程前往广州府时，阿秀带着两个孩子，背着包袱，走出了村子。
她跟着林东生，跟着那支商队，跟着那些同样怀着希望的男人女人，一起踏上了前往广州府的路。
她要去那个遥远的地方，给她男人的男人，洗衣服，擦汗，晚上给他慰籍，跟他一起耕耘。
她要去澳洲，去找他。
她知道，这一路会很苦，很远，很危险。
可她更知道——
海的那边，有她的男人，有他们的地。
1813年年底，移民总数第一次突破百万，海船一艘接一艘抵达澳洲海岸。
李珠江都要忙疯了，可他很高兴。
第一，他手里不缺银子，妈祖军按照人头给他银子安排所有人的生活。也就是说，那个城市人头越多，手里的银子就越多，多多益善啊。
第二，城市人口多起来了，终于有了一点城市的样子，人气越来越旺，让他也觉得自己有了市长的感觉了。
第三，那满仓的海鱼，终于快速消化了，好事情啊！
第四，和南美的生意开始越来越频繁，南美洲的银铜，南美洲的牛马，南美洲的棉花，每个月都有海船进港，贸易码头也该建起来了。
第五，陈怀远的东望布厂，现在越做越大。除了煤矿，布厂已经成了城市第二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买卖必须支持，要啥给啥！
而且有消息传来，妈祖军威武啊，他们居然一路打到了一个叫“好什么角”的地方。
听说沿路所有城市的贸易权全部拿下，还能有二分之一的税金收入，难怪现在妈祖军豪横啊！
能按人头给银子，一个人三十两银子，够养活他移民一年，还有余头，可以购买南美洲的马匹和牛种。
最重要的是，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妈祖军一律给足。
李珠江现在靠着煤矿，布厂和南美贸易，一年就能给城里赚十万两白银。
现在这些钱主要是购买南美的马匹，种田还是要帮手，可惜南美的牛蠢，脾气大，不怎么会耕地，看来还是要买一些中华的牛种回来。
这日子可以啊！
这日子美滋滋！
1813年的亚洲海面，只有一个霸主，那就是妈祖军！
是的，就是妈祖军，而不是兰芳国。
妈祖军已经分出了三个舰队：
现在第一舰队是李海在管，驻地加尔各答，他负责印度洋的所有海域的安全，麾下有40条飞剪战船和二十条武装运输船；
第二舰队由牛野统管，四支战列舰全部在他麾下，拥有50艘500吨级三体船，20艘四级和五级战舰，50艘千吨武装运输舰，此时正在进攻开普敦的港口，
第三舰队，驻扎兰芳国，陈老豆和陈阿生负责管理，麾下有缴获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战舰30艘，武装运输船30艘，三体快船20艘。
在围剿东印度沿海城市的过程中，他们俘获了大约150条大大小小的东印度公司武装运输船，现在这些船在改装完成后，全部在从事亚洲各地的海运任务。
飞剪船每年在以12条的速度下水，五百吨三体运输舰每年下水30艘。
两条1500吨主船体的复仇者级战舰已经在安装发动机和大炮。
这是第一种全船龙骨全部采用钢铁制造的大型海船，第一次看见镀锌的钢铁龙骨成型时，雨儿就像看见一条巨大的银龙。
船体的水下部位还包裹了从利马运来的铜，制作的铜皮，用来防止海洋生物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