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的作息时间精确得像瑞士钟表。
早晨七点半，林致远准时踏入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内已经弥漫着茶香和报纸的油墨味——老科员们总是提前到岗，用这种方式开启一天的工作。
“小林，早啊。”张主任端着茶杯，站在窗前做伸展运动，“今天有什么安排？”
“主任早。”林致远放下公文包，“上午要完成乡镇企业会议的材料汇总，下午去会议中心检查会场布置。”
张主任点点头：“周副秘书长很重视这次会议，各个环节都要仔细。你年轻，多跑跑腿。”
这话听着平常，林致远却品出了深意。在体制内，“年轻”既是优势也是短板——意味着要多干活，但也意味着有更多学习机会。
八点整，办公室的电话开始此起彼伏地响起。林致远刚翻开文件，内线电话就亮了。
“小林，来我办公室一趟。”是周副秘书长的声音。
林致远赶紧放下手头工作，小跑着来到领导办公室。周汝信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地说：“坐。会议议程我看了，有个问题。”
他抽出其中一页：“基层代表发言环节，时间安排太短。每个人十分钟，能讲出什么实质内容？延长到二十分钟。”
“可是副秘书长，会议总时长已经...”
“压缩领导讲话时间。”周汝信干脆利落，“每个领导减五分钟，问题就解决了。”
林致远暗自佩服。这就是领导的艺术——懂得什么该减，什么该加。
回到办公室，他立即修改议程。这时，赵瑞龙打来电话。
“致远，听说你在筹备乡镇企业会议？我们发改委有个新材料，要不要给你送过去？”
林致远心中警铃大作。赵瑞龙所谓的“新材料”，往往夹带私货。上次他提供的资料里，就暗戳戳地推荐了几家与他关系密切的企业。
“谢谢瑞龙，会议材料已经定稿了，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挂断电话，林致远摇摇头。赵瑞龙总是这样，把人际关系当成交易，把工作机会当成筹码。
上午十点，是每天固定的“茶歇时间”。老科员们聚在一起，端着茶杯闲聊。这是办公室里最鲜活的信息交换场所。
“听说刘省长要去中央党校学习半年？”
“可不是嘛，这下周副秘书长的压力就小了。”
“钱老书记的孙子要结婚了，在省宾馆摆酒...”
林致远默默听着，不参与讨论。王老师告诫过他：在机关，多听少说，尤其不要议论领导。
但今天的话题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次乡镇企业会议，听说要出台新政策？”资料室的老李问道。
“是啊，”张主任抿了口茶，“可能要放开私营企业准入领域。这可是个大动作。”
林致远心中一动。如果真如张主任所说，那这次会议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午饭后，他前往会议中心检查布置。刚出政府大院，就遇见了前来找他的沈清薇。
“你怎么来了？”林致远又惊又喜。
沈清薇举了举手中的饭盒：“今天学校放假，给你做了点好吃的。听说你最近总是加班。”
两人在政府大院外的长椅上坐下。饭盒里是林致远最爱吃的红烧肉和青菜，还冒着热气。
“你们政府大院，看着真威严。”沈清薇望着气派的办公楼，“在里面工作，压力大吗？”
林致远扒了口饭，含糊地说：“还好，就是节奏比较固定。”
“我爹说，体制内最重要的是跟对人。”沈清薇轻声说，“他有个学生在省委办公厅，因为站错队，现在在档案室坐冷板凳。”
林致远停下筷子。这话虽然直白，却说出了体制内的一个残酷现实。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做对事。”他放下饭盒，认真地说，“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方向就不会错。”
沈清薇看着他，眼中闪着光：“我就喜欢你这一点，永远这么理想主义。”
送走沈清薇，林致远来到会议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会务公司经理一见到他，立刻热情地迎上来。
“林科员，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林致远仔细检查了主席台、座位安排、音响设备，甚至测试了投影仪的清晰度。在检查参会人员座位表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基层代表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后排。
“这个要调整一下，”他指着座位表，“基层代表要往前安排，最好在第二排。”
经理面露难色：“可是按照惯例，领导在前，基层在后...”
“这次会议就是要倾听基层声音，”林致远坚持，“座位安排要体现这个意图。”
最终，经理妥协了。但林致远知道，这个小小的调整，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回到办公室，已经下午四点。桌上有张便条：“周副秘书长找，速回电。”
林致远立即拨通电话。周汝信只说了一句话：“来我办公室。”
再次走进领导办公室，林致远注意到周汝信脸色不太好看。
“座位调整是你的主意？”周汝信开门见山。
“是的，副秘书长。我觉得...”
“你觉得？”周汝信打断他，“在机关工作，最忌讳的就是‘你觉得’。有多少人盯着这次会议，你知道吗？”
林致远心头一紧。
“刚才已经有两位老同志打电话来，说这样安排不合规矩。”周汝信叹了口气，“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但要懂得方式方法。”
林致远低下头：“对不起，副秘书长，我考虑不周。”
“不必道歉。”周汝信语气缓和下来，“你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致远，在体制内做事，既要坚持原则，也要讲究策略。直来直去，容易碰壁。”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就像这窗外的树，太直的容易被风折断，懂得弯曲的才能长久。”
这番话让林致远想起父亲类似的教诲。原来，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省委大院，做人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那座位安排...”林致远试探着问。
“就这样吧。”周汝信摆摆手，“我已经跟那两位老同志解释过了。但是记住，下不为例。”
走出领导办公室，林致远长舒一口气。这次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体制内行事的微妙——创新可以，但必须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坚持原则可以，但要有足够的智慧和手腕。
下班前，他给王老师打了个电话，讲述了今天的经历。
王老师听后笑了：“这就是体制内的节奏啊——进二退一，稳中求进。你要学会在这种节奏中找到平衡。”
挂断电话，林致远望着窗外。省政府大院里，下班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离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在这个体制内度过整个职业生涯，按照既定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走。
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节奏中，既不被同化，也不被边缘化；既要顺应体制的要求，又要保持内心的坚守。
桌上的台灯亮了，映照着那方家传的砚台。“清正廉明”四个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
林致远知道，在体制内的漫长岁月里，这方砚台将永远提醒他：无论节奏如何，初心不能改；无论环境怎样，底线不能丢。
早晨七点半，林致远准时踏入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内已经弥漫着茶香和报纸的油墨味——老科员们总是提前到岗，用这种方式开启一天的工作。
“小林，早啊。”张主任端着茶杯，站在窗前做伸展运动，“今天有什么安排？”
“主任早。”林致远放下公文包，“上午要完成乡镇企业会议的材料汇总，下午去会议中心检查会场布置。”
张主任点点头：“周副秘书长很重视这次会议，各个环节都要仔细。你年轻，多跑跑腿。”
这话听着平常，林致远却品出了深意。在体制内，“年轻”既是优势也是短板——意味着要多干活，但也意味着有更多学习机会。
八点整，办公室的电话开始此起彼伏地响起。林致远刚翻开文件，内线电话就亮了。
“小林，来我办公室一趟。”是周副秘书长的声音。
林致远赶紧放下手头工作，小跑着来到领导办公室。周汝信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地说：“坐。会议议程我看了，有个问题。”
他抽出其中一页：“基层代表发言环节，时间安排太短。每个人十分钟，能讲出什么实质内容？延长到二十分钟。”
“可是副秘书长，会议总时长已经...”
“压缩领导讲话时间。”周汝信干脆利落，“每个领导减五分钟，问题就解决了。”
林致远暗自佩服。这就是领导的艺术——懂得什么该减，什么该加。
回到办公室，他立即修改议程。这时，赵瑞龙打来电话。
“致远，听说你在筹备乡镇企业会议？我们发改委有个新材料，要不要给你送过去？”
林致远心中警铃大作。赵瑞龙所谓的“新材料”，往往夹带私货。上次他提供的资料里，就暗戳戳地推荐了几家与他关系密切的企业。
“谢谢瑞龙，会议材料已经定稿了，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挂断电话，林致远摇摇头。赵瑞龙总是这样，把人际关系当成交易，把工作机会当成筹码。
上午十点，是每天固定的“茶歇时间”。老科员们聚在一起，端着茶杯闲聊。这是办公室里最鲜活的信息交换场所。
“听说刘省长要去中央党校学习半年？”
“可不是嘛，这下周副秘书长的压力就小了。”
“钱老书记的孙子要结婚了，在省宾馆摆酒...”
林致远默默听着，不参与讨论。王老师告诫过他：在机关，多听少说，尤其不要议论领导。
但今天的话题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次乡镇企业会议，听说要出台新政策？”资料室的老李问道。
“是啊，”张主任抿了口茶，“可能要放开私营企业准入领域。这可是个大动作。”
林致远心中一动。如果真如张主任所说，那这次会议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午饭后，他前往会议中心检查布置。刚出政府大院，就遇见了前来找他的沈清薇。
“你怎么来了？”林致远又惊又喜。
沈清薇举了举手中的饭盒：“今天学校放假，给你做了点好吃的。听说你最近总是加班。”
两人在政府大院外的长椅上坐下。饭盒里是林致远最爱吃的红烧肉和青菜，还冒着热气。
“你们政府大院，看着真威严。”沈清薇望着气派的办公楼，“在里面工作，压力大吗？”
林致远扒了口饭，含糊地说：“还好，就是节奏比较固定。”
“我爹说，体制内最重要的是跟对人。”沈清薇轻声说，“他有个学生在省委办公厅，因为站错队，现在在档案室坐冷板凳。”
林致远停下筷子。这话虽然直白，却说出了体制内的一个残酷现实。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做对事。”他放下饭盒，认真地说，“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方向就不会错。”
沈清薇看着他，眼中闪着光：“我就喜欢你这一点，永远这么理想主义。”
送走沈清薇，林致远来到会议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会务公司经理一见到他，立刻热情地迎上来。
“林科员，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林致远仔细检查了主席台、座位安排、音响设备，甚至测试了投影仪的清晰度。在检查参会人员座位表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基层代表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后排。
“这个要调整一下，”他指着座位表，“基层代表要往前安排，最好在第二排。”
经理面露难色：“可是按照惯例，领导在前，基层在后...”
“这次会议就是要倾听基层声音，”林致远坚持，“座位安排要体现这个意图。”
最终，经理妥协了。但林致远知道，这个小小的调整，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回到办公室，已经下午四点。桌上有张便条：“周副秘书长找，速回电。”
林致远立即拨通电话。周汝信只说了一句话：“来我办公室。”
再次走进领导办公室，林致远注意到周汝信脸色不太好看。
“座位调整是你的主意？”周汝信开门见山。
“是的，副秘书长。我觉得...”
“你觉得？”周汝信打断他，“在机关工作，最忌讳的就是‘你觉得’。有多少人盯着这次会议，你知道吗？”
林致远心头一紧。
“刚才已经有两位老同志打电话来，说这样安排不合规矩。”周汝信叹了口气，“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但要懂得方式方法。”
林致远低下头：“对不起，副秘书长，我考虑不周。”
“不必道歉。”周汝信语气缓和下来，“你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致远，在体制内做事，既要坚持原则，也要讲究策略。直来直去，容易碰壁。”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就像这窗外的树，太直的容易被风折断，懂得弯曲的才能长久。”
这番话让林致远想起父亲类似的教诲。原来，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省委大院，做人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那座位安排...”林致远试探着问。
“就这样吧。”周汝信摆摆手，“我已经跟那两位老同志解释过了。但是记住，下不为例。”
走出领导办公室，林致远长舒一口气。这次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体制内行事的微妙——创新可以，但必须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坚持原则可以，但要有足够的智慧和手腕。
下班前，他给王老师打了个电话，讲述了今天的经历。
王老师听后笑了：“这就是体制内的节奏啊——进二退一，稳中求进。你要学会在这种节奏中找到平衡。”
挂断电话，林致远望着窗外。省政府大院里，下班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离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在这个体制内度过整个职业生涯，按照既定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走。
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节奏中，既不被同化，也不被边缘化；既要顺应体制的要求，又要保持内心的坚守。
桌上的台灯亮了，映照着那方家传的砚台。“清正廉明”四个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
林致远知道，在体制内的漫长岁月里，这方砚台将永远提醒他：无论节奏如何，初心不能改；无论环境怎样，底线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