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
省政府大院里张灯结彩，挂起了大红灯笼，但气氛却比平时更加紧张。年关将至，各种总结、汇报、检查接踵而至，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我一早就被张主任叫到办公室。
“小林，今年的年终总结报告，周副秘书长点名要你参与起草。”张主任递过一叠材料，“这是各处室报上来的总结，你先把关，提炼亮点。”
我接过厚厚的材料，心里明白这是个重要任务。年终总结不仅是对一年工作的梳理，更是向领导展示能力的机会。
回到座位，他翻开第一份材料，是综合处的总结。通篇都是“在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取得了显着成效”之类的套话，具体成果却语焉不详。
他摇摇头，拿起红笔开始修改。这时，赵瑞龙端着茶杯晃了过来。
“致远，忙着呢？”赵瑞龙瞥见他桌上的材料，“哟，年终总结？这可是个美差啊。”
我头也不抬：“就是个苦差事，这么多材料要看。”
“这你就不懂了。”赵瑞龙压低声音，“年终总结怎么写，里面学问大着呢。成绩要放大，问题要淡化，最关键的是要把领导关心的工作重点突出出来。”
我停下笔：“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实事求是就好。”
“你啊，还是太年轻。”赵瑞龙摇摇头，“我那份总结，重点突出了刘省长关注的几个项目，已经通过初审了。你这份是报给周副秘书长的吧？得把他主抓的乡镇企业改革写透。”
这话说得露骨，我不禁皱眉。但转念一想，赵瑞龙的话虽然功利，却不无道理。总结确实要突出领导关注的重点工作。
“谢谢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赵瑞龙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这就对了。晚上有个饭局，几个朋友聚聚，一起来吧？”
我正要拒绝，赵瑞龙补充道：“都是体制内的年轻人，交流交流感情，没坏处。”
想到可能要值班，我婉拒了：“今晚我值班，下次吧。”
赵瑞龙也不坚持，晃着茶杯走了。
一整天，我都在埋头整理材料。他发现各处室的总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报喜不报忧。成绩罗列了一大堆，存在的问题却轻描淡写。
下午三点，周副秘书长来电话叫他。
“材料看得怎么样了？”周汝信直接问。
“正在整理，发现一些问题。”我老实回答，“各处室的总结对成绩说得太多，对问题说得太少。”
周汝信点点头：“这就是年关现象。大家都想好好过年，不愿意触霉头。但我们要的是一份真实的总结，不是评功摆好。”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这样，你重点梳理三个方面：一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二是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明年的工作思路。不要怕暴露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这番话让我豁然开朗。
回到办公室，他重新调整思路，不再简单汇总各处室的材料，而是结合自己的调研和思考，开始独立起草。
傍晚时分，沈清薇打来电话。
“致远，今年过年能回家吗？我爹妈想见见你。”
我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叹了口气：“恐怕不行，年底太忙了，我还要值班。”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那..。我去省城陪你过年？”
“这怎么行？你还要陪父母。”
“没关系，他们理解的。”沈清薇声音轻柔，“你一个人在外地过年，太冷清了。”
挂断电话，我心里暖暖的。但想到值班的安排，他又犯了难。
晚上七点，办公室只剩下他一个人。窗外飘起了雪花，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他泡了杯浓茶，继续奋战。年终总结不仅要总结过去，还要展望未来。他想起在清河县调研时看到的那些问题，觉得应该在明年的工作思路中加以体现。
“还在加班？”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抬头，看见周副秘书长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公文包。
“副秘书长，您也还没走？”
“年关嘛，大家都一样。”周汝信走进来，看了看他桌上的稿子，“进展如何？”
我把起草的思路汇报了一遍。周汝信认真听着，不时点头。
“思路不错，但有几点要注意。”周汝信拿起笔，在稿子上划了几道，“问题要写，但要把握好度。太过尖锐的问题，可以换个委婉的表达方式。”
他指着其中一段：“比如乡镇企业融资难这个问题，可以改成‘融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意思一样，但听起来更积极。”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领导的艺术，既要说真话，又要讲究方式方法。
“另外，”周汝信继续说，“明年的工作思路要具体，要有可操作性。不能光是‘加强’‘重视’这样的空话。”
两人一直讨论到晚上九点。临走时，周汝信突然问：“过年怎么安排？”
“我值班，不回家了。”
周汝信点点头：“年三十我带班，你来陪我吧。一个人值班太冷清。”
望着领导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深夜十一点，总结报告终于完成初稿。我伸了个懒腰，走到窗前。雪下得更大了，省政府大院银装素裹，格外静谧。
这时，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
“致远，睡了吗？”
“还没，在加班。”
母亲的声音带着心疼：“这么晚还在忙？吃饭了吗？”
“吃了，您别担心。”
“过年能回来吗？你爹念叨好几次了。”
我鼻子一酸：“妈，今年要值班，回不去了。清薇说要来省城陪我。”
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也好，有清薇陪着你，妈就放心了。你爹说了，公家的事要紧，家里不用惦记。”
挂断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他的父母，虽然盼着儿子回家团圆，却更理解他工作的特殊性。
第二天，年终总结报告得到了周副秘书长的肯定。但张主任看后，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小林啊，这些问题写得是不是太直接了？”张主任指着报告中的几个段落，“比如这个‘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调研不深入’，这样说会不会打击面太大？”
我解释：“主任，这是调研中发现的真实问题。”
“真实不真实另说，关键是年关时节，这样写容易得罪人。”张主任摇摇头，“我建议修改一下，委婉一点。”
就在这时，周副秘书长推门进来。
“不用改。”周汝信直接表态，“问题就是要指出来，遮遮掩掩解决不了问题。这份报告我很满意，就按这个上报。”
张主任愣了一下，随即点头称是。
周汝信转向我：“今天开始放假了，你怎么还没走？”
“我值完班再走。”
“那就辛苦你了。”周汝信意味深长地说，“年关是一面镜子，能照出很多问题。你能在总结中坚持实事求是，很好。”
领导走后，张主任拍拍我的肩：“看来周副秘书长很赏识你啊。年轻人，好好干。”
走出办公楼，雪已经停了。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心里格外踏实。这个年关，他不仅完成了一份高质量的工作总结，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在体制内做人做事的准则——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及影响。
回到租住的小屋，他给沈清薇发了条信息：“年三十我值班，你能来陪我吗？”
很快，沈清薇回复：“当然，我已经在准备年货了。”
看着手机屏幕，我笑了。这个年关，虽然不能回家团圆，但有爱人相伴，有工作要做，有理想可追，也是一种幸福。
他拿起桌上的家传砚台，轻轻擦拭。“清正廉明”四个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这就是我的年关，忙碌而充实，清贫却心安。
省政府大院里张灯结彩，挂起了大红灯笼，但气氛却比平时更加紧张。年关将至，各种总结、汇报、检查接踵而至，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我一早就被张主任叫到办公室。
“小林，今年的年终总结报告，周副秘书长点名要你参与起草。”张主任递过一叠材料，“这是各处室报上来的总结，你先把关，提炼亮点。”
我接过厚厚的材料，心里明白这是个重要任务。年终总结不仅是对一年工作的梳理，更是向领导展示能力的机会。
回到座位，他翻开第一份材料，是综合处的总结。通篇都是“在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取得了显着成效”之类的套话，具体成果却语焉不详。
他摇摇头，拿起红笔开始修改。这时，赵瑞龙端着茶杯晃了过来。
“致远，忙着呢？”赵瑞龙瞥见他桌上的材料，“哟，年终总结？这可是个美差啊。”
我头也不抬：“就是个苦差事，这么多材料要看。”
“这你就不懂了。”赵瑞龙压低声音，“年终总结怎么写，里面学问大着呢。成绩要放大，问题要淡化，最关键的是要把领导关心的工作重点突出出来。”
我停下笔：“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实事求是就好。”
“你啊，还是太年轻。”赵瑞龙摇摇头，“我那份总结，重点突出了刘省长关注的几个项目，已经通过初审了。你这份是报给周副秘书长的吧？得把他主抓的乡镇企业改革写透。”
这话说得露骨，我不禁皱眉。但转念一想，赵瑞龙的话虽然功利，却不无道理。总结确实要突出领导关注的重点工作。
“谢谢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赵瑞龙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这就对了。晚上有个饭局，几个朋友聚聚，一起来吧？”
我正要拒绝，赵瑞龙补充道：“都是体制内的年轻人，交流交流感情，没坏处。”
想到可能要值班，我婉拒了：“今晚我值班，下次吧。”
赵瑞龙也不坚持，晃着茶杯走了。
一整天，我都在埋头整理材料。他发现各处室的总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报喜不报忧。成绩罗列了一大堆，存在的问题却轻描淡写。
下午三点，周副秘书长来电话叫他。
“材料看得怎么样了？”周汝信直接问。
“正在整理，发现一些问题。”我老实回答，“各处室的总结对成绩说得太多，对问题说得太少。”
周汝信点点头：“这就是年关现象。大家都想好好过年，不愿意触霉头。但我们要的是一份真实的总结，不是评功摆好。”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这样，你重点梳理三个方面：一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二是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明年的工作思路。不要怕暴露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这番话让我豁然开朗。
回到办公室，他重新调整思路，不再简单汇总各处室的材料，而是结合自己的调研和思考，开始独立起草。
傍晚时分，沈清薇打来电话。
“致远，今年过年能回家吗？我爹妈想见见你。”
我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叹了口气：“恐怕不行，年底太忙了，我还要值班。”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那..。我去省城陪你过年？”
“这怎么行？你还要陪父母。”
“没关系，他们理解的。”沈清薇声音轻柔，“你一个人在外地过年，太冷清了。”
挂断电话，我心里暖暖的。但想到值班的安排，他又犯了难。
晚上七点，办公室只剩下他一个人。窗外飘起了雪花，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他泡了杯浓茶，继续奋战。年终总结不仅要总结过去，还要展望未来。他想起在清河县调研时看到的那些问题，觉得应该在明年的工作思路中加以体现。
“还在加班？”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抬头，看见周副秘书长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公文包。
“副秘书长，您也还没走？”
“年关嘛，大家都一样。”周汝信走进来，看了看他桌上的稿子，“进展如何？”
我把起草的思路汇报了一遍。周汝信认真听着，不时点头。
“思路不错，但有几点要注意。”周汝信拿起笔，在稿子上划了几道，“问题要写，但要把握好度。太过尖锐的问题，可以换个委婉的表达方式。”
他指着其中一段：“比如乡镇企业融资难这个问题，可以改成‘融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意思一样，但听起来更积极。”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领导的艺术，既要说真话，又要讲究方式方法。
“另外，”周汝信继续说，“明年的工作思路要具体，要有可操作性。不能光是‘加强’‘重视’这样的空话。”
两人一直讨论到晚上九点。临走时，周汝信突然问：“过年怎么安排？”
“我值班，不回家了。”
周汝信点点头：“年三十我带班，你来陪我吧。一个人值班太冷清。”
望着领导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深夜十一点，总结报告终于完成初稿。我伸了个懒腰，走到窗前。雪下得更大了，省政府大院银装素裹，格外静谧。
这时，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
“致远，睡了吗？”
“还没，在加班。”
母亲的声音带着心疼：“这么晚还在忙？吃饭了吗？”
“吃了，您别担心。”
“过年能回来吗？你爹念叨好几次了。”
我鼻子一酸：“妈，今年要值班，回不去了。清薇说要来省城陪我。”
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也好，有清薇陪着你，妈就放心了。你爹说了，公家的事要紧，家里不用惦记。”
挂断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他的父母，虽然盼着儿子回家团圆，却更理解他工作的特殊性。
第二天，年终总结报告得到了周副秘书长的肯定。但张主任看后，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小林啊，这些问题写得是不是太直接了？”张主任指着报告中的几个段落，“比如这个‘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调研不深入’，这样说会不会打击面太大？”
我解释：“主任，这是调研中发现的真实问题。”
“真实不真实另说，关键是年关时节，这样写容易得罪人。”张主任摇摇头，“我建议修改一下，委婉一点。”
就在这时，周副秘书长推门进来。
“不用改。”周汝信直接表态，“问题就是要指出来，遮遮掩掩解决不了问题。这份报告我很满意，就按这个上报。”
张主任愣了一下，随即点头称是。
周汝信转向我：“今天开始放假了，你怎么还没走？”
“我值完班再走。”
“那就辛苦你了。”周汝信意味深长地说，“年关是一面镜子，能照出很多问题。你能在总结中坚持实事求是，很好。”
领导走后，张主任拍拍我的肩：“看来周副秘书长很赏识你啊。年轻人，好好干。”
走出办公楼，雪已经停了。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心里格外踏实。这个年关，他不仅完成了一份高质量的工作总结，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在体制内做人做事的准则——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及影响。
回到租住的小屋，他给沈清薇发了条信息：“年三十我值班，你能来陪我吗？”
很快，沈清薇回复：“当然，我已经在准备年货了。”
看着手机屏幕，我笑了。这个年关，虽然不能回家团圆，但有爱人相伴，有工作要做，有理想可追，也是一种幸福。
他拿起桌上的家传砚台，轻轻擦拭。“清正廉明”四个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这就是我的年关，忙碌而充实，清贫却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