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西郊，香山脚下，一处掩映在苍松翠柏间的院落，青砖灰瓦，透着不显山露水的静谧。这里并非哪个部门的培训中心，而是前财政部副部长、现已退居二线担任某协会荣誉会长的老领导周怀瑾的私人宅第。
每周五晚，只要周老在京，这里便会举行一场小范围、非正式的聚会，被圈内人称为“香山沙龙”。
能接到周老邀请踏入此间的，多是各部委四十岁上下、已是司局级或极具潜力的副司局级干部，被视为各自领域的“明日之星”。这里不谈具体工作，不议人事变动，更像是同道中人交流思想、碰撞观点、偶尔互通有无的清净之地。
林万骁能拿到这张“入场券”，得益于岳父夏弘文一次不经意的提及。夏弘文与周怀瑾是多年旧识，在一次家庭闲谈中，夏弘文对林万骁近期处理“启明星”舆情的表现略作肯定后，淡淡说了一句：“周怀瑾那儿有个沙龙，偶尔去听听，换换脑子，没坏处。” 这话看似随意，实则是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更高层级交流平台的门。
周五傍晚，林万骁婉拒了另一个可有可无的应酬，独自驾车来到香山脚下。他穿着合体的深色夹克，没有打领带，刻意淡化了些许官气。院落门口并无标识，只有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人安静等候，验看过他的证件后，才微笑引他入内，直接带到书房。
书房很大，顶天立地的书架占满了整面墙，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墨锭的混合香气。周怀瑾老先生穿着一件半旧的羊毛开衫，正坐在一张宽大的明式书案后，戴着老花镜翻阅一本线装书，见林万骁进来，只是抬了抬眼皮，用拿着书的手随意指了指旁边的座位：“万骁来了，自己找地方坐，人还没齐。” 态度随意得像对待自家子侄。
林万骁恭敬地欠身致意，没有多言，在靠窗的一张官帽椅上坐下，目光快速扫过室内。已有五六人先到了，三三两两散坐在沙发或圈椅上，低声交谈着。这些人他大多不认识，但看气度做派，显然都不是等闲之辈。
很快，又陆续来了几人。周老见人差不多到齐，便放下书，摘下眼镜，慢悠悠地走到主位的太师椅坐下，自有家政人员悄无声息地奉上清茶。
“都来了？那就随便聊聊吧。”周老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最近都在忙些什么？有什么新鲜见闻，说出来大家听听，别藏着掖着。”
没有固定议题，没有主持流程，沙龙就在这种看似松散的氛围中开始了。
一位来自发改委、身材微胖、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率先开口，他自称姓赵，语气带着发改委特有的宏观视角：“最近在调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落地情况，感觉地方上还是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总指望中央给政策、给资金，自身能动性不足。尤其是某些传统产业占主导的地区，转型的阵痛比预想得要剧烈。”
他话音刚落，旁边一位来自财政部的女司长便接过了话头，她语速很快，逻辑清晰：“钱就那么多，撒胡椒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关键是引导地方把钱用在刀刃上，形成内生动力。我们现在推行项目绩效全生命周期管理，就是要倒逼地方改变思路，不能光会跑部钱进。”
接着，一位工信部的副司长谈起了近期去南方考察数字经济的见闻，赞叹民企活力的同时，也隐晦地提到了在某些核心技术领域遭遇的“卡脖子”风险。一位来自农业农村部的干部则忧心忡忡地说起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林万骁多数时间安静地听着，品着杯中上好的普洱。他注意到，这些来自不同部委的同僚，看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但都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专业精神。他们的只言片语，拼凑出的是一幅远比他在舆情信息局看到的、更为立体和复杂的国家治理图景。
话题不知怎的，渐渐转到了近期热点“启明星”改革上。那位发改委的赵司长扶了扶眼镜，看向林万骁，带着一丝探究的笑意：“万骁局长在宣传部，又是‘启明星’舆情保障的负责人，感受应该最深。这舆论风浪，不好驾驭吧？”
所有人的目光或多或少都集中到了林万骁身上。这是个考验，也是他融入这个圈子的机会。
林万骁放下茶杯，神色从容，没有回避：“风浪确实不小。改革触及深水区，利益格局调整，舆论有反应是正常的。关键在于疏导和引导。”他没有详述具体操作，而是将话题引向了更深的层面，“我们在监测中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对改革的质疑，并非针对方向，而是源于对过程公平和透明度的担忧。这提醒我们，越是重大的改革，越需要在方案设计和推进过程中，嵌入更强的公平感知和沟通机制。”
他这番话，既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又没有拘泥于宣传工作的具体细节，站位更高，立刻引起了在座众人的思考。
那位财政部的女司长点头表示赞同：“确实如此。我们搞预算绩效管理，最初阻力也大，后来把评价标准和结果尽可能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质疑声就小了很多。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工信部的副司长也感慨道：“技术领域也一样，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也得在开放合作中明确规则，让大家看得明白，才能减少误解。”
周老一直眯着眼睛听着，这时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岁月的沧桑和洞明：“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调料、顺序，都马虎不得。你们这些在关键岗位上的年轻人，既要能埋头拉车，也要学会抬头看路，更要懂得听听不同锅灶的声音。”他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在林万骁脸上停留片刻，“互相听听，有好处。”
沙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天南海北，从宏观经济到国际形势，从科技前沿到社会治理，思想的碰撞时有发生，但气氛始终保持着理性与克制。林万骁适时地插话，发表自己的见解，既不锋芒毕露，也不随声附和，展现出了扎实的功底和独到的视野，逐渐赢得了在场不少人的认可。
散场时，已近深夜。周老没有起身，只是挥了挥手。几位同僚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约定日后多联系。那位发改委的赵司长还特意走过来，拍了拍林万骁的肩膀：“万骁局长，今天聊得很受启发，以后关于舆论引导和公共沟通方面，还要多向你请教。”
回城的车上，林万骁看着窗外流淌的灯火，心潮微涌。这个沙龙，像一扇窗户，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也接触到了一条条潜在的信息渠道和未来可能协同作战的盟友。在这里，他不再是孤军奋战的“扫把星”或“利剑”，而是融入了共和国年轻一代治理精英的洪流之中。
每周五晚，只要周老在京，这里便会举行一场小范围、非正式的聚会，被圈内人称为“香山沙龙”。
能接到周老邀请踏入此间的，多是各部委四十岁上下、已是司局级或极具潜力的副司局级干部，被视为各自领域的“明日之星”。这里不谈具体工作，不议人事变动，更像是同道中人交流思想、碰撞观点、偶尔互通有无的清净之地。
林万骁能拿到这张“入场券”，得益于岳父夏弘文一次不经意的提及。夏弘文与周怀瑾是多年旧识，在一次家庭闲谈中，夏弘文对林万骁近期处理“启明星”舆情的表现略作肯定后，淡淡说了一句：“周怀瑾那儿有个沙龙，偶尔去听听，换换脑子，没坏处。” 这话看似随意，实则是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更高层级交流平台的门。
周五傍晚，林万骁婉拒了另一个可有可无的应酬，独自驾车来到香山脚下。他穿着合体的深色夹克，没有打领带，刻意淡化了些许官气。院落门口并无标识，只有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人安静等候，验看过他的证件后，才微笑引他入内，直接带到书房。
书房很大，顶天立地的书架占满了整面墙，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墨锭的混合香气。周怀瑾老先生穿着一件半旧的羊毛开衫，正坐在一张宽大的明式书案后，戴着老花镜翻阅一本线装书，见林万骁进来，只是抬了抬眼皮，用拿着书的手随意指了指旁边的座位：“万骁来了，自己找地方坐，人还没齐。” 态度随意得像对待自家子侄。
林万骁恭敬地欠身致意，没有多言，在靠窗的一张官帽椅上坐下，目光快速扫过室内。已有五六人先到了，三三两两散坐在沙发或圈椅上，低声交谈着。这些人他大多不认识，但看气度做派，显然都不是等闲之辈。
很快，又陆续来了几人。周老见人差不多到齐，便放下书，摘下眼镜，慢悠悠地走到主位的太师椅坐下，自有家政人员悄无声息地奉上清茶。
“都来了？那就随便聊聊吧。”周老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最近都在忙些什么？有什么新鲜见闻，说出来大家听听，别藏着掖着。”
没有固定议题，没有主持流程，沙龙就在这种看似松散的氛围中开始了。
一位来自发改委、身材微胖、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率先开口，他自称姓赵，语气带着发改委特有的宏观视角：“最近在调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落地情况，感觉地方上还是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总指望中央给政策、给资金，自身能动性不足。尤其是某些传统产业占主导的地区，转型的阵痛比预想得要剧烈。”
他话音刚落，旁边一位来自财政部的女司长便接过了话头，她语速很快，逻辑清晰：“钱就那么多，撒胡椒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关键是引导地方把钱用在刀刃上，形成内生动力。我们现在推行项目绩效全生命周期管理，就是要倒逼地方改变思路，不能光会跑部钱进。”
接着，一位工信部的副司长谈起了近期去南方考察数字经济的见闻，赞叹民企活力的同时，也隐晦地提到了在某些核心技术领域遭遇的“卡脖子”风险。一位来自农业农村部的干部则忧心忡忡地说起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林万骁多数时间安静地听着，品着杯中上好的普洱。他注意到，这些来自不同部委的同僚，看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但都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专业精神。他们的只言片语，拼凑出的是一幅远比他在舆情信息局看到的、更为立体和复杂的国家治理图景。
话题不知怎的，渐渐转到了近期热点“启明星”改革上。那位发改委的赵司长扶了扶眼镜，看向林万骁，带着一丝探究的笑意：“万骁局长在宣传部，又是‘启明星’舆情保障的负责人，感受应该最深。这舆论风浪，不好驾驭吧？”
所有人的目光或多或少都集中到了林万骁身上。这是个考验，也是他融入这个圈子的机会。
林万骁放下茶杯，神色从容，没有回避：“风浪确实不小。改革触及深水区，利益格局调整，舆论有反应是正常的。关键在于疏导和引导。”他没有详述具体操作，而是将话题引向了更深的层面，“我们在监测中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对改革的质疑，并非针对方向，而是源于对过程公平和透明度的担忧。这提醒我们，越是重大的改革，越需要在方案设计和推进过程中，嵌入更强的公平感知和沟通机制。”
他这番话，既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又没有拘泥于宣传工作的具体细节，站位更高，立刻引起了在座众人的思考。
那位财政部的女司长点头表示赞同：“确实如此。我们搞预算绩效管理，最初阻力也大，后来把评价标准和结果尽可能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质疑声就小了很多。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工信部的副司长也感慨道：“技术领域也一样，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也得在开放合作中明确规则，让大家看得明白，才能减少误解。”
周老一直眯着眼睛听着，这时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岁月的沧桑和洞明：“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调料、顺序，都马虎不得。你们这些在关键岗位上的年轻人，既要能埋头拉车，也要学会抬头看路，更要懂得听听不同锅灶的声音。”他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在林万骁脸上停留片刻，“互相听听，有好处。”
沙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天南海北，从宏观经济到国际形势，从科技前沿到社会治理，思想的碰撞时有发生，但气氛始终保持着理性与克制。林万骁适时地插话，发表自己的见解，既不锋芒毕露，也不随声附和，展现出了扎实的功底和独到的视野，逐渐赢得了在场不少人的认可。
散场时，已近深夜。周老没有起身，只是挥了挥手。几位同僚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约定日后多联系。那位发改委的赵司长还特意走过来，拍了拍林万骁的肩膀：“万骁局长，今天聊得很受启发，以后关于舆论引导和公共沟通方面，还要多向你请教。”
回城的车上，林万骁看着窗外流淌的灯火，心潮微涌。这个沙龙，像一扇窗户，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也接触到了一条条潜在的信息渠道和未来可能协同作战的盟友。在这里，他不再是孤军奋战的“扫把星”或“利剑”，而是融入了共和国年轻一代治理精英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