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血宴”的风波，在陆文渊抛出部分证据和皇帝强势干预下，表面上暂时平息了。但朝野上下，对《绥靖新策》的质疑和非议并未消失，只是从公开的争吵转为了地下的暗流和更阴险的掣肘。陆文渊深知，若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舆论，获得广泛支持，西疆战略终将举步维艰，自己和孟璟也随时可能被新一轮的政治风暴吞噬。
他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不仅仅是在西域的战场上，更是在临安的朝堂上。他需要一个能让所有反对者，至少是表面上，都不得不闭嘴的成果。经过周密筹划，一项被他内部称为 《西疆道商税豁免与屯垦激励令》 的补充政策，被精心包装后，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 精准的利益捆绑
这项政策的核心看似简单，实则深谙人性与政治：
1. 商税豁免： 宣布在未来五年内，对所有经由西疆道（核心是安西道及主要羁縻州府）往来于宋国与更西国家（花剌子模、波斯、大食等）的过境商品，实行阶梯式税收减免。初期甚至对某些特定商品（如运往西方的丝绸、瓷器，运回东方的香料、药材）实行全额免税。仅对在安西道内交易的本地商品征收低额商业税。
2. 屯垦激励： 鼓励内地商贾、大户、乃至有一定积蓄的平民，前往安西道核心区域（如定西城、安远州周边）投资屯垦。朝廷以极低价格、甚至无偿授予土地（名义上属于官田），并提供前三年种子、农具贷款，所产粮食除自给外，可由朝廷按保护价收购，或自行出售。成功建立并维持屯垦点超过五年的，授予土地永久使用权，并可世袭。
这看似只是两项经济措施，但陆文渊的智囊团为其注入了强大的政治粘合剂：
· 对军方（包括其朝中代言人）： 政策明确，屯垦点可自行组建一定规模的“乡兵”、“团练”，用于自保，其装备和训练可由当地驻军指导甚至提供。这等于是在西疆为驻军建立了无数个外围屏障和补给点，极大地缓解了兵力不足的压力，军方自然乐见其成。
· 对户部与务实派官员： 政策详细论证了“放水养鱼”的道理。短期税收损失，将因贸易总量的急剧膨胀和屯垦带来的粮食自给率提升而得到超额补偿。更重要的是，一条繁荣稳定的丝路，带来的将是持续不断的财富源泉，远比靠高压统治收取那点可怜的、充满风险的贡赋要划算得多。
· 对江南豪商与沿海市舶司利益集团： 这是最关键的一环。陆文渊派出的说客，带着精心绘制的“西疆商路财富图”，秘密拜访了苏杭、泉州、广州等地的巨贾和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官员。图上一目了然地展示了，一旦西域商路完全畅通，将带来何等巨大的商机——不仅仅是过境贸易，还有对西域本地市场的开发，以及通往更遥远西方世界的可能性。这触动了这些帝国最富有、也最具影响力的群体的神经。他们开始动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游说支持此策。
二、 舆论的巧妙营造
在政策正式提交前，临安的舆论场已经开始悄然转向。
· 茶楼酒肆间，开始流传起关于西域富庶、商机无限的新“故事”，取代了之前那些关于叛乱和消耗的负面新闻。
· 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文人，开始在市井刊物上发表文章，畅想“货通万里，利泽天下”的盛景，将开拓西域与国运昌盛紧密联系起来。
· 甚至翰林院的几位学士，也在经筵讲席中，有意无意地向皇帝提及汉唐丝路之利，以及“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圣王之道。
三、 朝会上的“辉煌”一幕
当这份沉甸甸的《西疆道商税豁免与屯垦激励令》最终被正式提交到紫宸殿进行廷议时，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的，竟然是几位素来与陆文渊政见不合、代表江南利益的官员。他们慷慨陈词，大谈此策如何能“活化商脉”、“充盈国库”、“实为长远富国之基”。
紧接着，几位军方背景的勋贵也出列表态，认为鼓励屯垦、组建乡兵，是“固本培元”、“减轻边军压力”的妙策，有利于西疆长治久安。
就连之前态度摇摆的参知政事王文统，在仔细阅读了政策中关于财政测算和风险控制的附件后，也捻着胡须表示：“此策思虑周详，若能切实执行，或可打开西疆僵局……老臣以为，可以一试。”
原先最激烈的反对者，如李纲（伤愈后），看着这风向突变的朝堂，张了张嘴，却发现找不到强有力的反驳理由。反对开拓商路？反对减轻百姓（屯垦者）负担？反对增强边防？这些在政治上都极不正确。他们只能悻悻地保持沉默，或者说一些“需严防奸商牟利”、“需监督屯垦不得扰民”等不痛不痒的补充意见。
端坐于龙椅上的皇帝赵昀，看着殿下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心中既感意外，又觉欣慰。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仅是陆文渊个人的胜利，更是帝国各种势力在西域利益问题上达成的一次罕见共识。他需要的正是这种“团结”的局面。
“众卿既然皆以为此策可行，”赵昀的声音带着一丝如释重负，“那么，便由枢密院会同户部、工部，即刻颁布施行！陆爱卿，西疆之事，朕与朝廷，拭目以待！”
“全票通过”的真相与重量
没有悬念，没有激烈的辩论，这项原本可能引发巨大争议的政策，竟然在一种近乎和谐的氛围中，获得了“全票通过”（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然而，这“全票”的背后，并非思想的真正统一，而是利益的暂时趋同。江南商贾看到了钱，军方看到了减轻负担和巩固防线的希望，务实派官员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皇帝看到了朝堂“和谐”与帝国振兴的曙光。而之前的反对者们，则被这突如其来的利益联盟和舆论浪潮暂时淹没了声音。
陆文渊成功了。他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对人性利益的深刻理解，为自己，也为帝国的西疆战略，赢得了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和一道看似坚实的“合法”光环。
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全票通过”的脆弱性。它将西疆的命运，更紧密地与“经济利益”这根绳索捆绑在了一起。如果未来商路未能如愿繁荣，如果屯垦效果不彰，如果巨大的投入看不到预期的回报……那么今天这些沉默的反对者和失望的利益集团，将会以百倍的力量反扑回来。
压力，此刻完全转移到了西域前线的孟璟身上。他必须在皇帝和朝廷失去耐心之前，用实实在在的成果——畅通的商路、兴旺的屯田、以及逐渐平息的叛乱——来证明这项“全票通过”的政策是正确的，来维系这来之不易的、脆弱的朝堂共识。帝国的西域之梦，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作后，驶入了一段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礁遍布的新航程。
他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不仅仅是在西域的战场上，更是在临安的朝堂上。他需要一个能让所有反对者，至少是表面上，都不得不闭嘴的成果。经过周密筹划，一项被他内部称为 《西疆道商税豁免与屯垦激励令》 的补充政策，被精心包装后，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 精准的利益捆绑
这项政策的核心看似简单，实则深谙人性与政治：
1. 商税豁免： 宣布在未来五年内，对所有经由西疆道（核心是安西道及主要羁縻州府）往来于宋国与更西国家（花剌子模、波斯、大食等）的过境商品，实行阶梯式税收减免。初期甚至对某些特定商品（如运往西方的丝绸、瓷器，运回东方的香料、药材）实行全额免税。仅对在安西道内交易的本地商品征收低额商业税。
2. 屯垦激励： 鼓励内地商贾、大户、乃至有一定积蓄的平民，前往安西道核心区域（如定西城、安远州周边）投资屯垦。朝廷以极低价格、甚至无偿授予土地（名义上属于官田），并提供前三年种子、农具贷款，所产粮食除自给外，可由朝廷按保护价收购，或自行出售。成功建立并维持屯垦点超过五年的，授予土地永久使用权，并可世袭。
这看似只是两项经济措施，但陆文渊的智囊团为其注入了强大的政治粘合剂：
· 对军方（包括其朝中代言人）： 政策明确，屯垦点可自行组建一定规模的“乡兵”、“团练”，用于自保，其装备和训练可由当地驻军指导甚至提供。这等于是在西疆为驻军建立了无数个外围屏障和补给点，极大地缓解了兵力不足的压力，军方自然乐见其成。
· 对户部与务实派官员： 政策详细论证了“放水养鱼”的道理。短期税收损失，将因贸易总量的急剧膨胀和屯垦带来的粮食自给率提升而得到超额补偿。更重要的是，一条繁荣稳定的丝路，带来的将是持续不断的财富源泉，远比靠高压统治收取那点可怜的、充满风险的贡赋要划算得多。
· 对江南豪商与沿海市舶司利益集团： 这是最关键的一环。陆文渊派出的说客，带着精心绘制的“西疆商路财富图”，秘密拜访了苏杭、泉州、广州等地的巨贾和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官员。图上一目了然地展示了，一旦西域商路完全畅通，将带来何等巨大的商机——不仅仅是过境贸易，还有对西域本地市场的开发，以及通往更遥远西方世界的可能性。这触动了这些帝国最富有、也最具影响力的群体的神经。他们开始动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游说支持此策。
二、 舆论的巧妙营造
在政策正式提交前，临安的舆论场已经开始悄然转向。
· 茶楼酒肆间，开始流传起关于西域富庶、商机无限的新“故事”，取代了之前那些关于叛乱和消耗的负面新闻。
· 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文人，开始在市井刊物上发表文章，畅想“货通万里，利泽天下”的盛景，将开拓西域与国运昌盛紧密联系起来。
· 甚至翰林院的几位学士，也在经筵讲席中，有意无意地向皇帝提及汉唐丝路之利，以及“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圣王之道。
三、 朝会上的“辉煌”一幕
当这份沉甸甸的《西疆道商税豁免与屯垦激励令》最终被正式提交到紫宸殿进行廷议时，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的，竟然是几位素来与陆文渊政见不合、代表江南利益的官员。他们慷慨陈词，大谈此策如何能“活化商脉”、“充盈国库”、“实为长远富国之基”。
紧接着，几位军方背景的勋贵也出列表态，认为鼓励屯垦、组建乡兵，是“固本培元”、“减轻边军压力”的妙策，有利于西疆长治久安。
就连之前态度摇摆的参知政事王文统，在仔细阅读了政策中关于财政测算和风险控制的附件后，也捻着胡须表示：“此策思虑周详，若能切实执行，或可打开西疆僵局……老臣以为，可以一试。”
原先最激烈的反对者，如李纲（伤愈后），看着这风向突变的朝堂，张了张嘴，却发现找不到强有力的反驳理由。反对开拓商路？反对减轻百姓（屯垦者）负担？反对增强边防？这些在政治上都极不正确。他们只能悻悻地保持沉默，或者说一些“需严防奸商牟利”、“需监督屯垦不得扰民”等不痛不痒的补充意见。
端坐于龙椅上的皇帝赵昀，看着殿下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心中既感意外，又觉欣慰。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仅是陆文渊个人的胜利，更是帝国各种势力在西域利益问题上达成的一次罕见共识。他需要的正是这种“团结”的局面。
“众卿既然皆以为此策可行，”赵昀的声音带着一丝如释重负，“那么，便由枢密院会同户部、工部，即刻颁布施行！陆爱卿，西疆之事，朕与朝廷，拭目以待！”
“全票通过”的真相与重量
没有悬念，没有激烈的辩论，这项原本可能引发巨大争议的政策，竟然在一种近乎和谐的氛围中，获得了“全票通过”（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然而，这“全票”的背后，并非思想的真正统一，而是利益的暂时趋同。江南商贾看到了钱，军方看到了减轻负担和巩固防线的希望，务实派官员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皇帝看到了朝堂“和谐”与帝国振兴的曙光。而之前的反对者们，则被这突如其来的利益联盟和舆论浪潮暂时淹没了声音。
陆文渊成功了。他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对人性利益的深刻理解，为自己，也为帝国的西疆战略，赢得了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和一道看似坚实的“合法”光环。
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全票通过”的脆弱性。它将西疆的命运，更紧密地与“经济利益”这根绳索捆绑在了一起。如果未来商路未能如愿繁荣，如果屯垦效果不彰，如果巨大的投入看不到预期的回报……那么今天这些沉默的反对者和失望的利益集团，将会以百倍的力量反扑回来。
压力，此刻完全转移到了西域前线的孟璟身上。他必须在皇帝和朝廷失去耐心之前，用实实在在的成果——畅通的商路、兴旺的屯田、以及逐渐平息的叛乱——来证明这项“全票通过”的政策是正确的，来维系这来之不易的、脆弱的朝堂共识。帝国的西域之梦，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作后，驶入了一段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礁遍布的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