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上海大屠杀的消息，如同带着血腥气的阴风，席卷了这座看似宁静的山峦。牯岭别墅区内，往日里品茶论道、赏景抒怀的闲适气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诡异的寂静、压抑的低语和闪烁不定的目光。每个人都在重新评估时局，每个人都在暗中选择站队。
楚云飞下榻的别墅，仿佛成了这股暗流中的一个漩涡中心。他“抱病休养”的姿态，以及他之前显赫的战功和手中掌握的那支精锐部队，使其成为各方势力急于拉拢或试探的关键人物。历史的岔路口，清晰地横亘在他的面前。
汪精卫的“急使”与“正统”诱惑
首先登门的，是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密使。来人是汪精卫身边一位能言善辩的亲信秘书，带着汪精卫的亲笔信和口头承诺。信中，汪精卫痛斥蒋介石“背叛总理遗训，屠杀同志，实为革命之罪人”，强调武汉才是“正统的、坚持联俄容共的革命中心”，并高度赞扬楚云飞的军事才能和革命情操，许以高官厚禄（暗示可任命为军长甚至军团级职务），恳请他“速来武汉，共商大计，讨伐逆蒋，完成北伐”。
密使言辞恳切，大义凛然，将武汉方面塑造成遭受背叛的悲情英雄和革命希望的所在。若是一般热血军官，或许真会被这“大义”所激动。然而，楚云飞心如明镜。他深知汪精卫其人，优柔寡断，缺乏实力根基，其所谓的“左派”立场也并不坚定，武汉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并非可靠依托。投奔武汉，看似站在“道义”高地，实则可能陷入更复杂的内斗漩涡，成为政治花瓶，甚至将来被当作与蒋妥协的筹码。
楚云飞接待密使时，面色依旧带着“病容”，言辞谨慎。他首先对汪主席的信任表示感谢，对上海事件表示“震惊与痛心”，但随即话锋一转，强调自己“一介武夫，唯知服从命令，为国效劳”，目前“沉疴在身，精力不济，且所部将士久战疲惫，亟待休整，恐难当大任”，需“安心静养，待身体康复，再听候中央（措辞模糊，未指明宁汉）调遣”。一番滴水不漏的推脱，既未明确拒绝，也未承诺投靠，让密使无功而返。
汪精卫的使者刚走，蒋介石方面的“关切”便接踵而至。这次来的是一位侍从室的高级参谋，代表蒋前来“探病”，并带来丰厚礼品和蒋介石的口信。口信内容与对汪使的斥责截然相反，声称“清党”是为“挽救革命，清除匪类，巩固后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壮士断腕”，并高度肯定楚云飞以往的功绩，提醒他“切不可受奸人挑拨，误入歧途”，只要“坚定立场，继续为党国效力”，将来必定“前程远大，寄予厚望”。言语中软硬兼施，恩威并济。
楚云飞应对得更加恭谨。他挣扎着从病榻上起身（表演成分居多），对校长的关怀表示“感激涕零”，声称自己“深受校长知遇之恩，此生必当竭诚效忠”，对“清党”表示“理解和支持”，强调自己“只知有校长，有党国，绝无二心”。同时，他再次强调病情，表示需“遵医嘱静养”，暂时无法效力，但“一颗红心，随时准备报效”。这番表态，既满足了蒋介石对“忠诚”的要求，又用“病休”为自已赢得了宝贵的缓冲时间和行动自由。
几乎与此同时，第三股力量也伸出了橄榄枝——盘踞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阎锡山的代表更为低调务实，没有太多政治高调，而是打着“慰问山西籍功臣”的旗号前来。代表是阎锡山的一位族侄，说话带着浓重的晋中口音。他带来阎锡山的亲笔信和一大笔“安家费”，信中盛赞楚云飞是“三晋子弟的骄傲”，并暗示山西“位置重要，物产丰饶，急需云飞兄这般大才回乡整军经武，共保乡土安宁，以为将来发展根基”，并承诺若能回晋，必“委以重任，独当一面”。
这股力量，看似最弱，离权力中心最远，却恰恰击中了楚云飞内心深处的盘算。阎锡山割据一方，实力雄厚，且与蒋、冯、张等大军阀皆有矛盾，存在可供利用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山西靠近他暗中布局的“星火”基地，回晋意味着可以摆脱当前的政治泥潭，获得一块相对独立的根据地，进可观望天下，退可固守经营。这是最具实利、也最符合他长远战略的选择。
楚云飞对阎锡山的代表表现得最为热情亲切，乡音乡情，拉近了不少距离。他同样以病情需要恢复为由，没有立即答应，但表示“对阎主任（阎锡山）素来敬仰，对家乡更是魂牵梦萦，待身体稍好，定当认真考虑主任提议，为桑梓尽力”。这留下了充分的合作空间和回旋余地。
送走三波说客，别墅内重归寂静。楚云飞屏退左右，独自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嘴角勾起一丝冷峭的弧度。这些人的来意，他洞若观火。汪精卫的空头支票，蒋介石的牢笼控制，阎锡山的实利诱惑……他一个都不信，但也一个都不愿彻底得罪。
“都把我楚云飞当作可以收买的筹码，可以利用的刀枪。”他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讥诮，“可惜，我楚云飞的命，要由我自己来挣！我的路，要由我自己来选！”
他知道，此刻的虚与委蛇，是必要的生存策略。在局势彻底明朗之前，过早站队是取死之道。他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跳出这个即将彻底撕裂的棋局。
“立功，”他唤来方立功，声音低沉而坚定，“回复阎百川（阎锡山）的代表，措辞可以再热情一些，暗示我们确有北归之意，但需妥善安排部队交接和行程，请他先行为我们疏通关系。对另外两边，继续保持现状，不即不离。”
“是，团长！”方立功心领神会，“我们真要回山西？”
“山西，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楚云飞目光深邃，“那里有根基，有空间，也有……我们需要的‘星火’。不过，回去的方式和时机，要好好谋划，不能让人看出我们急于脱身。”
历史的岔路口，楚云飞看似徘徊不定，实则内心早已有了清晰的抉择。他冷眼旁观着宁汉之间的争吵、蒋介石的步步紧逼，等待着那个最适合他金蝉脱壳、秘密北返的时机。
楚云飞下榻的别墅，仿佛成了这股暗流中的一个漩涡中心。他“抱病休养”的姿态，以及他之前显赫的战功和手中掌握的那支精锐部队，使其成为各方势力急于拉拢或试探的关键人物。历史的岔路口，清晰地横亘在他的面前。
汪精卫的“急使”与“正统”诱惑
首先登门的，是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密使。来人是汪精卫身边一位能言善辩的亲信秘书，带着汪精卫的亲笔信和口头承诺。信中，汪精卫痛斥蒋介石“背叛总理遗训，屠杀同志，实为革命之罪人”，强调武汉才是“正统的、坚持联俄容共的革命中心”，并高度赞扬楚云飞的军事才能和革命情操，许以高官厚禄（暗示可任命为军长甚至军团级职务），恳请他“速来武汉，共商大计，讨伐逆蒋，完成北伐”。
密使言辞恳切，大义凛然，将武汉方面塑造成遭受背叛的悲情英雄和革命希望的所在。若是一般热血军官，或许真会被这“大义”所激动。然而，楚云飞心如明镜。他深知汪精卫其人，优柔寡断，缺乏实力根基，其所谓的“左派”立场也并不坚定，武汉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并非可靠依托。投奔武汉，看似站在“道义”高地，实则可能陷入更复杂的内斗漩涡，成为政治花瓶，甚至将来被当作与蒋妥协的筹码。
楚云飞接待密使时，面色依旧带着“病容”，言辞谨慎。他首先对汪主席的信任表示感谢，对上海事件表示“震惊与痛心”，但随即话锋一转，强调自己“一介武夫，唯知服从命令，为国效劳”，目前“沉疴在身，精力不济，且所部将士久战疲惫，亟待休整，恐难当大任”，需“安心静养，待身体康复，再听候中央（措辞模糊，未指明宁汉）调遣”。一番滴水不漏的推脱，既未明确拒绝，也未承诺投靠，让密使无功而返。
汪精卫的使者刚走，蒋介石方面的“关切”便接踵而至。这次来的是一位侍从室的高级参谋，代表蒋前来“探病”，并带来丰厚礼品和蒋介石的口信。口信内容与对汪使的斥责截然相反，声称“清党”是为“挽救革命，清除匪类，巩固后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壮士断腕”，并高度肯定楚云飞以往的功绩，提醒他“切不可受奸人挑拨，误入歧途”，只要“坚定立场，继续为党国效力”，将来必定“前程远大，寄予厚望”。言语中软硬兼施，恩威并济。
楚云飞应对得更加恭谨。他挣扎着从病榻上起身（表演成分居多），对校长的关怀表示“感激涕零”，声称自己“深受校长知遇之恩，此生必当竭诚效忠”，对“清党”表示“理解和支持”，强调自己“只知有校长，有党国，绝无二心”。同时，他再次强调病情，表示需“遵医嘱静养”，暂时无法效力，但“一颗红心，随时准备报效”。这番表态，既满足了蒋介石对“忠诚”的要求，又用“病休”为自已赢得了宝贵的缓冲时间和行动自由。
几乎与此同时，第三股力量也伸出了橄榄枝——盘踞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阎锡山的代表更为低调务实，没有太多政治高调，而是打着“慰问山西籍功臣”的旗号前来。代表是阎锡山的一位族侄，说话带着浓重的晋中口音。他带来阎锡山的亲笔信和一大笔“安家费”，信中盛赞楚云飞是“三晋子弟的骄傲”，并暗示山西“位置重要，物产丰饶，急需云飞兄这般大才回乡整军经武，共保乡土安宁，以为将来发展根基”，并承诺若能回晋，必“委以重任，独当一面”。
这股力量，看似最弱，离权力中心最远，却恰恰击中了楚云飞内心深处的盘算。阎锡山割据一方，实力雄厚，且与蒋、冯、张等大军阀皆有矛盾，存在可供利用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山西靠近他暗中布局的“星火”基地，回晋意味着可以摆脱当前的政治泥潭，获得一块相对独立的根据地，进可观望天下，退可固守经营。这是最具实利、也最符合他长远战略的选择。
楚云飞对阎锡山的代表表现得最为热情亲切，乡音乡情，拉近了不少距离。他同样以病情需要恢复为由，没有立即答应，但表示“对阎主任（阎锡山）素来敬仰，对家乡更是魂牵梦萦，待身体稍好，定当认真考虑主任提议，为桑梓尽力”。这留下了充分的合作空间和回旋余地。
送走三波说客，别墅内重归寂静。楚云飞屏退左右，独自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嘴角勾起一丝冷峭的弧度。这些人的来意，他洞若观火。汪精卫的空头支票，蒋介石的牢笼控制，阎锡山的实利诱惑……他一个都不信，但也一个都不愿彻底得罪。
“都把我楚云飞当作可以收买的筹码，可以利用的刀枪。”他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讥诮，“可惜，我楚云飞的命，要由我自己来挣！我的路，要由我自己来选！”
他知道，此刻的虚与委蛇，是必要的生存策略。在局势彻底明朗之前，过早站队是取死之道。他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跳出这个即将彻底撕裂的棋局。
“立功，”他唤来方立功，声音低沉而坚定，“回复阎百川（阎锡山）的代表，措辞可以再热情一些，暗示我们确有北归之意，但需妥善安排部队交接和行程，请他先行为我们疏通关系。对另外两边，继续保持现状，不即不离。”
“是，团长！”方立功心领神会，“我们真要回山西？”
“山西，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楚云飞目光深邃，“那里有根基，有空间，也有……我们需要的‘星火’。不过，回去的方式和时机，要好好谋划，不能让人看出我们急于脱身。”
历史的岔路口，楚云飞看似徘徊不定，实则内心早已有了清晰的抉择。他冷眼旁观着宁汉之间的争吵、蒋介石的步步紧逼，等待着那个最适合他金蝉脱壳、秘密北返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