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结了这门亲事，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我随身带着那把扁锉，走到哪里磨到哪里，已经磨出锋刃，说丢就丢了。我用筢子把后院和西沙岗子搂个遍，把我去过的地方找个遍，影都不见。没办法，我又偷了老叔一把一指厚的大钢锉，从头开始磨。假如我能将这把锉磨成一把刀，不得三百年也得二百九十九年。我千辛万苦，总算把大钢锉磨出点儿光亮。
晚上，我照样用十根手指头，捏住栓在榆树杈上那根小手指头粗的油绳，苦练悬爬。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在没练成悬爬之前，不许爬到榆树上。那天晚上，我终于练成了悬爬。我下来，双手抓着树皮，和猫一样敏捷地爬到树梢。
我见树杈上搁了样东西，拿过一看，原来是那把生了一层红锈的扁锉。我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如何将扁锉放在树杈上。我放弃大钢锉，继续磨这把扁锉。我时刻把它带在身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
妈妈有病孩子又多，有袼褙有鞋面有麻绳，没有工夫纳鞋底做鞋。董云华有一双鞋穿到挤脚，老奶送给我。妈妈从不亏欠别人，用给我做鞋的袼褙、鞋面和麻绳，还老奶的人情。我和四老爷子一样，除了冬天都光脚，不习惯穿鞋。
拖拉机在南岛子翻地，翻出一片片芦草根子。
我和东南地的王德君、林富有、二田子过海来到南岛子，用铁耙子扒拉芦草根子。我舍不得穿鞋，也不习惯穿鞋，把鞋绑在扁担头上，证明自己有鞋。
我们来到机耕地，扒拉芦草根子。林富有瞅我没看见，把鞋从扁担头上解下来，埋进土里吓唬我。半下晌，我们捆好芦草根子，赶在涨潮之前回家。
我一拿扁担发现鞋没了，翻天覆地地行寻找也没找着。林富有笑着说：“你别害怕，被我藏起来了。”偌大一片机耕地，已经被我们扑腾平了。
林富有记不住藏鞋的具体位置，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用耙子扒到太阳落山，也没找到那双鞋。南洪子涨满潮，我们也得回家。芦草根子有浮力，我们趴在草捆上面，顺潮流漂到南海底上岸，稍微控了控水，湿淋淋地挑回家。
我做贼心虚胆战心惊，一声不吭，摸黑坐在高桌前吃饭。妈妈知道有事，问：“犊子，鞋呢？”我撒腿就跑，在沙岗前壕沟里藏了一宿，天亮后回家坦白。
为了不让妈妈上火，我天天漂洋过海，到南岛子找鞋。
机耕地里种的麦子抽穗，我在地中间一片枯黄的垄沟里，一耙子刨出半边黑布鞋帮。我像挖参人遇上千年老参，兴奋地喊起来：“我可找到你了！”
我怕把鞋刨坏，伏在地上小心翼翼，一点点地用手扒土。我忍不住照露出来的鞋后跟亲了一口，用手一拽，没拽动。我再用耙子再往下刨，吓的“嗷”地一声嚎叫，没命地跑到大坝上。我刨出一截发胀的人腿，那是只女鞋，穿在女人的脚上！我没回家，直接跑到大队报案。公社“人保组”和县公安局警察来到现场勘察，很快查清。前些日子，砬子山那边有个女人失踪。
有人说那个女人跟着野男人跑了，有人说被人害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女方家人到处找都没找到。原来，那个女人不堪丈夫虐待，跟相好的跑了。他们跑到海边，女人想孩子要回家，被相好的掐死。那个男人在麦地里扒坑埋了女人，在营口落网被判死刑。女人的哥哥特地来到我家，给我送了两双鞋谢恩。
我哪敢穿，拿到南关沿磕了三个头，拢堆草点火烧了。
很多人责怪妈妈，为了一双旧鞋，差点儿把孩子逼上绝路。妈妈病的更厉害，我不能为她做手术，也要用其他办法治病。听人说，用瓦片将啄木鸟焙干用黄酒冲服，能治愈老胃病。我的弹弓奇准弹无虚发，不知多少“森林医生”死在弹子之下。妈妈不知服用多少只焙干的啄木鸟，胃病也没见好。奶奶经常告诫我：“打鸟瞎眼睛！”我毫不在意，只要把妈妈的病治好，给我留一只眼睛就行。
我站在院子里没什么可打，用弹弓瞄准老叔家房西头柳树上的喜鹊窝。
窝里的几只小喜鹊羽翼渐丰，两只老喜鹊轮流带着它们练习飞行。
我刚要收回弹弓，奶奶从屋里飞出烧火棍，一下打在我胳膊肘上。我胳膊“酥”地一麻手一松，弹丸“嗖”地一声飞向喜鹊窝。一只小喜鹊脑袋被击中，“哇”地一声一头栽下来。两只老喜鹊悲愤地叫着，扑下来叼起小喜鹊的翅膀，想把它带上天空。它们知道小喜鹊已经死亡，疯了一样朝我扑下来，和我拼命，翅膀尖不断刮到我的头发上。我急忙躲进屋里，两老喜鹊直往窗户玻璃上面撞。
黑压压的喜鹊群从四面八方飞来，一边往院子里俯冲，一边愤怒地聒噪。到了半下晌，喜鹊还不肯离去。它们围着小喜鹊哀鸣，像在举行葬礼。
第二天头午，生产队在场院分麦秸。我挑起两大捆麦秸，过了文化室西边苹果趟子，再坚持几步到家了。爷爷新刮的榆木扁担，还没钻眼钉栽子，麦秸捆不住往下滑，崩飞了扁担。董云平在后园看见了，跑过来帮我挑麦秸忙。
他俯下身子往上挑，麦秸捆又滑了，弯成一张弓的扁担“嘎巴”一声脆响，扁担头狠狠地打在我的右眼睛上！我身子向后一仰，重重地坐在地上。
顿时，我眼前的世界减少了一半，剩下的半个世界变成红色。
我的记忆也被崩飞，不知道怎么回到家里。我的右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我的左眼睛也受到了株连，如同被鱿鱼喷了墨汁，眼前全是黑点子。
我不照镜子，也不埋怨董云平，人家也是好意。我不敢告诉家里，是对是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闹正经遭了报应。跌打损伤是我的家常便饭，淹死摔死被石头砸死都正常，不受伤才不正常。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的一只眼睛瞎了，能瞒一会儿是一会儿。瞎了一只眼睛，让我生不如死，两只眼睛都瞎了也得活着。
二爷在生产队做车辕用锛子刨木头，眼睛让木头渣子崩了。他在屯中德高望重，生产队马上套马车去复州城雀山，找专治眼睛的老中医为他看眼睛。我也想一块儿去，不知道对谁说，也没人问我一句，再说瞎了也不能复明。
那是暑假期间，我每天照样摸索着到山上割草，晚上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发呆。那天，我在山上摸索着拔蒿子，影影绰绰过来一个人，看不清男女老少张三李四。那是第一次有人问起我的眼睛，我心里一阵温暖，告诉他眼睛受伤的经过。
那人说：“小孩你要是相信我，按我说的偏方去做，眼睛也许有救。这偏方一般人很难做到，还有危险，弄不好还能丧命。”我说：“只要眼睛能看见，我什么都敢做，死了不怪你。”那人说：“我看你这小孩一只眼睛瞎了，一边磨锉一边割草，不一般。你得一连七天什么不吃，只吃柳树叶子；什么不喝，只生喝七七四十九条蛇血。我这个偏方，只对一个人有用，对第二个人不但没有用，还得变成双眼瞎。”我问：“你是不是大西山的三梨干子？”那人走了。
我只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转眼间不见了。不管那个人是神是人还是鬼，能在这种时候搭理我、为我出偏方，假的也是真的，哪怕骗我也是我的恩人。
我想了一天一宿，没有任何办法，终于下了决心，按那人说的去做。
第二天我起得更早，像瞎子走夜路，摸索到西沙岗子上。我钻进柳树趟子里，揪下一把柳树叶子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吐出来。挨饿那年吃“代食品”，什么都吃也没人吃柳树叶子，能把人活活苦死！头几年预防大脑炎，赤脚医生挨家挨户往人鼻子里喷大蒜水，熬柳树叶子水喝。墨汁般漆黑的柳树叶子汤，比猪苦胆还苦，人们喝不下去都倒了。对比柳树叶子，猪食也好吃，饼子地瓜更是人间美味。我揪下一把把柳树叶子，当成肥猪肉和白面馒头大米饭，狼吞虎咽吃了一肚子，苦大劲了也觉不出苦。我的祖太奶临死前，从鼻孔里往外淌海秧菜汤子。
我现在到了临死之前，肯定从鼻孔里往外淌柳树叶子汤。
吃七天柳树叶子不难，一咬牙就能做到。一天生喝七条活蛇的血连喝七天，让我犯了难。我眼睛看不见，一天什么不干也抓不住一条活蛇。要想生喝蛇血，只有冒死去爬蛇盘地。我把绳子捆在腰上，别着一把镰刀。我用手里的扁担探路，往西山砬子方向摸索。我把自己当成“老干乱”，去小西山吃胖头鱼。
我到蛇盘地上喝蛇血，顺便割山草，回家还不挨骂，一举两得。
我眼前模模糊糊，一直胡思乱想，这才明白了瞎子为什么都能掐会算。越是看不见还越琢磨事，前八百年后八百年，自己先把自己当成神仙。党让我们破除封建迷信树立革命人生观，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再正确不过的真理。
好在我和郝文章爬过蛇盘地，顺记忆中的山脊，一点点往上面摸去。
事情再难，只要不怕死什么都不难。我没用围巾包住嘴，蛇也没钻进嘴里。
我不怕蛇咬，权当被蚊子叮了，也没觉得怎么疼。蛇凉森森肉乎乎滑溜溜，像小孩的皮肤，摸在手里还挺好受。我在南洪子石板下摸胖头鱼，也摸过蛇一样的鳝鱼。鳝鱼又黏又滑，在手里握的越紧、滑的越快，眼睁睁看着在手里滑脱。
蛇身上有鳞片，比鳝鱼好对付多了，缠在脚脖子上和手脖子上，权当绑了截绳子。蛇从身上来回爬，权当小猫来回蹭。蛇钻进裤筒子里，钻来钻去不住地吐蛇信子，出其不意咬一口。我干脆把衣裳脱光，蛇没地方钻也不钻了。
我躺在草丛中，解下缠在手脖子上的一条蛇，捏住蛇头攥住蛇身，一口咬断蛇颈用嘴含住。腥刺刺凉森森的蛇血一滴都没糟蹋，全被我吞进肚子里。
开始，蛇拼命扭动挣扎，血被我吸干，成了一条僵蛇。光是缠在我胳膊和腿上的蛇，就不止七条。我喝足了七条蛇血，浑身冰凉逐渐燥热。我割了山草，摸索着扔到悬崖下面，估计能挑一担，拿了衣裳和镰刀，摸索着下了蛇盘地。
我凭太阳的热度和仰角判断时间，不到上午十点钟。我收了山草，捆了两大捆，挑出石门沟，放在海滩上。大概瞎子的记忆都不好，我突然想起来，扁担还拉在蛇盘地上。我又爬上蛇盘地，摸到一根胳膊粗细、肉乎乎的东西。我从头捋到尾，原来是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这哪是蛇？应该是一条蟒！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任大蟒从我身上慢慢滑过去。我摸到扁担，下了蛇盘地出了石门沟，走进西大流。我浑身蛇伤，被海水一杀钻心地疼痛，肿起一块一块。
蛇吐的粘涎子粘了我一身，用海水洗不干净，再用沙子搓洗。
我一连吃了六天柳树叶子，爬了六天蛇盘地，生喝了六七四十二条蛇血。
第七天大雨倾盆，我来到西沙岗子，和着雨水吃了一肚子柳树叶子。
我涉过一人多深的大水湾，越过几条激流，努力不被冲走。我跌跌撞撞地摸到石门沟上面，下面的山洪“轰隆隆”响，脚下地面微微发颤。天下雨蛇进洞，我特意带了把铁锨。我用铁锨支撑着身体，千辛万苦爬上蛇盘地。
我挖了一座大坑，不慎掉进去，也掉进软乎乎的蛇堆之中。我喝足了七七四十九条蛇血，躺在蛇坑里不想出去，疲惫地睡过去。坡上的水流下来，坑里集满了水，我被呛醒也清醒了。蛇盘地上都是无毒蛇，不知道有没有疗效。
我要是喝了毒蛇之血，早被毒死，治疗不治疗没有任何意义。
我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不管什么结果，都由老天爷说了算。
我右眼眶子开始蜕皮，一连蜕了十几层，眼前终于有了光亮。年底，我的眼睛逐渐恢复了视力。我一直不敢照镜子，不敢用手摸，以为右眼睛一定瘪瘪的，是个黑洞洞的窟窿。我终于敢照镜子，蜕过皮的眼眶子呈粉红色。
我的右眼珠子好好的，瞳孔扩大一倍，眼前有几个黑点子飞来飞去，可能是“飞蚊症”。管他是什么症，保住了眼睛谢天谢地。我触摸到痛点确定，扁担头崩在眼眶上。要是崩了眼珠子，铁眼珠子也得被崩扁，钢眼珠子也得被崩飞，龙眼珠子也得被崩冒，人眼珠子更不用说了。不管怎么说，我又逃过一劫，还能做我想做的一切事情。蛇血和柳树叶子起到什么作用，我不得而知。
在我最绝望的时刻，它们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我问郝文章：“大西山谁懂得治眼睛的偏方？”他说：“可能是三梨干子，也可能是董太万，还可能是刘希和。”有一天我问放牛的三梨干子，他说：“我可没有这两下子。”我又问过董太万和刘希和，他们都说不是自己。
那个恩人，大概除了神仙就是我自己，再是绝望中产生的幻觉。
人生在世确实不容易，尽管我才十五岁，已经有了深刻体会。尤其像我这样的人，人生道路注定充满坎坷。反正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没有翻过不去的山。
“六一”刚过，妈妈正在地上做晚饭，三舅来电报：母病故速归。
爷爷奶奶早和妈妈说好，姥爷和姥姥不管谁去世，妈妈只能回去一次。妈妈无法选择，赶紧把炼到外面的火填进灶坑。她装作跑进里屋拿一件要紧东西，脸对着囤子空痛哭，还不敢出声。片刻，她擦干眼泪拿了件东西跑出去，接着做饭。她腾出工夫又跑到里屋，对着囤子空无声地痛哭，再拿了件东西跑出去。
条桌、锅台、地上、后门口，摆满了破破烂烂、无关紧要的东西。这顿晚饭，是妈妈用眼泪做成的，应该叫“哭饭”。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陪伴妈妈，仿佛哭的一塌糊涂。妈妈无法选择必须选择，一狠心舍弃姥姥，等姥爷去世再回去。
第二天一早，三舅又来电报，姥爷也病故了，让她速归。只差几个小时，姥姥和姥爷相继去世。也许他们约定好，为了见女儿一面共赴黄泉。
妈妈以死抗争，不让走就一头撞死，奶奶只得答应。父亲到二爷家借了八十元钱，妈妈穿了姐姐一套草绿色衣服，带了点花生苹果，还有六岁的弟弟。
我用自行车把妈妈和弟弟送到永宁东大道，坐公共汽车去许家屯车站。
妈妈坐火车一到泰康，顿时惊呆了！舅舅姨姨和亲戚们，足有上百人接站。更让她不敢相信的是，姥爷和姥姥没死，也在人群中间！听说女儿不能回来，弥留之际的姥姥硬撑着活下来。老舅只得给妈妈又拍了封假电报，谎称姥爷也病故了。姥爷和姥姥不给女儿找麻烦，只活了一个星期，双双离开了人世。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妈妈为姥姥、姥爷送终之后，一住四个月。
奶奶三天两头让我写信往回催，我把“菜园没人照顾”写成“果园没人照顾”，有夸大其词之嫌，几个舅舅嗤之以鼻。舅舅和姨姨们也不回信，坚决不让妈妈回去。要不是牵挂家里几个孩子，妈妈真不回来了。这四个多月，奶奶每天为我们做三顿饭。每天晚上，父亲坐在油灯下戴着老花镜，为我们补衣裳、钉鞋，一直到三更半夜。那一年秋天，妈妈从林甸回来，我和父亲到永宁接站。
妈妈养的白胖，根本不像个病人。弟弟长高了一个头，我都认不出来了。过永宁西大河时，我要背妈妈和弟弟过河。妈妈大概忘记我在身边，和父亲撒娇：“人家让你背。”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转过头去。妈妈带回一大包亲戚们捐助的旧衣裳旧鞋。全家老少喜气洋洋焕然一新，比过年穿了新衣服都高兴。
那是个初冬的下午，天很冷，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有霜冻。
父亲的的两位老部下在执行公务途中，顺便来小西山看望他。他们相互敬礼、拥抱、流泪。我从沙岗后搂草回来，姐姐到园子里拔萝卜回来，见证了这一切。父亲对两个部下说：“我现在行了，儿子能搂草了，闺女能干活了。”
我听出父亲话中的无奈和苦涩，心里很难受。
这些年，父亲衰老的很快，身体大不如前。谁家办红白喜事去赶礼，父亲喝点酒就烂醉如泥，胡说八道，成为大伙儿的耍物和笑料。那天晚上，妈妈杀了一只下蛋鸡，三个人喝了两瓶老白干。父亲威严地坐在正位，两个部下恭恭敬敬给他倒酒。父亲喝了一斤酒，没有半点醉意。他不但不像“小炉匠”，像极了杨子荣。我彻底相信，他确实是威震敌胆的特种兵、侦察员、董司令、老革命。
父亲郑重地对两位部下说：“这些年，我以为能恢复档案，承认我的革命经历。现在年龄大了，我也死心了。我还有块心病，你们帮我除掉吧。”
父亲从贴身口袋往外掏，我以为是这些年的党费，谁知他竟掏出一把乌黑闪亮的手枪！他从墙上撕下张日历，用油笔写了几行字，交给两个部下。高个子部下接过手枪，用手掂了掂，拉开套筒看了一眼，把枪还给父亲。
他说：“司令员，我们到复县办案，顺便来看看你，枪和我们无关。”
父亲说：“我上半辈子离不开枪，一是工作需二是
我随身带着那把扁锉，走到哪里磨到哪里，已经磨出锋刃，说丢就丢了。我用筢子把后院和西沙岗子搂个遍，把我去过的地方找个遍，影都不见。没办法，我又偷了老叔一把一指厚的大钢锉，从头开始磨。假如我能将这把锉磨成一把刀，不得三百年也得二百九十九年。我千辛万苦，总算把大钢锉磨出点儿光亮。
晚上，我照样用十根手指头，捏住栓在榆树杈上那根小手指头粗的油绳，苦练悬爬。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在没练成悬爬之前，不许爬到榆树上。那天晚上，我终于练成了悬爬。我下来，双手抓着树皮，和猫一样敏捷地爬到树梢。
我见树杈上搁了样东西，拿过一看，原来是那把生了一层红锈的扁锉。我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如何将扁锉放在树杈上。我放弃大钢锉，继续磨这把扁锉。我时刻把它带在身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
妈妈有病孩子又多，有袼褙有鞋面有麻绳，没有工夫纳鞋底做鞋。董云华有一双鞋穿到挤脚，老奶送给我。妈妈从不亏欠别人，用给我做鞋的袼褙、鞋面和麻绳，还老奶的人情。我和四老爷子一样，除了冬天都光脚，不习惯穿鞋。
拖拉机在南岛子翻地，翻出一片片芦草根子。
我和东南地的王德君、林富有、二田子过海来到南岛子，用铁耙子扒拉芦草根子。我舍不得穿鞋，也不习惯穿鞋，把鞋绑在扁担头上，证明自己有鞋。
我们来到机耕地，扒拉芦草根子。林富有瞅我没看见，把鞋从扁担头上解下来，埋进土里吓唬我。半下晌，我们捆好芦草根子，赶在涨潮之前回家。
我一拿扁担发现鞋没了，翻天覆地地行寻找也没找着。林富有笑着说：“你别害怕，被我藏起来了。”偌大一片机耕地，已经被我们扑腾平了。
林富有记不住藏鞋的具体位置，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用耙子扒到太阳落山，也没找到那双鞋。南洪子涨满潮，我们也得回家。芦草根子有浮力，我们趴在草捆上面，顺潮流漂到南海底上岸，稍微控了控水，湿淋淋地挑回家。
我做贼心虚胆战心惊，一声不吭，摸黑坐在高桌前吃饭。妈妈知道有事，问：“犊子，鞋呢？”我撒腿就跑，在沙岗前壕沟里藏了一宿，天亮后回家坦白。
为了不让妈妈上火，我天天漂洋过海，到南岛子找鞋。
机耕地里种的麦子抽穗，我在地中间一片枯黄的垄沟里，一耙子刨出半边黑布鞋帮。我像挖参人遇上千年老参，兴奋地喊起来：“我可找到你了！”
我怕把鞋刨坏，伏在地上小心翼翼，一点点地用手扒土。我忍不住照露出来的鞋后跟亲了一口，用手一拽，没拽动。我再用耙子再往下刨，吓的“嗷”地一声嚎叫，没命地跑到大坝上。我刨出一截发胀的人腿，那是只女鞋，穿在女人的脚上！我没回家，直接跑到大队报案。公社“人保组”和县公安局警察来到现场勘察，很快查清。前些日子，砬子山那边有个女人失踪。
有人说那个女人跟着野男人跑了，有人说被人害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女方家人到处找都没找到。原来，那个女人不堪丈夫虐待，跟相好的跑了。他们跑到海边，女人想孩子要回家，被相好的掐死。那个男人在麦地里扒坑埋了女人，在营口落网被判死刑。女人的哥哥特地来到我家，给我送了两双鞋谢恩。
我哪敢穿，拿到南关沿磕了三个头，拢堆草点火烧了。
很多人责怪妈妈，为了一双旧鞋，差点儿把孩子逼上绝路。妈妈病的更厉害，我不能为她做手术，也要用其他办法治病。听人说，用瓦片将啄木鸟焙干用黄酒冲服，能治愈老胃病。我的弹弓奇准弹无虚发，不知多少“森林医生”死在弹子之下。妈妈不知服用多少只焙干的啄木鸟，胃病也没见好。奶奶经常告诫我：“打鸟瞎眼睛！”我毫不在意，只要把妈妈的病治好，给我留一只眼睛就行。
我站在院子里没什么可打，用弹弓瞄准老叔家房西头柳树上的喜鹊窝。
窝里的几只小喜鹊羽翼渐丰，两只老喜鹊轮流带着它们练习飞行。
我刚要收回弹弓，奶奶从屋里飞出烧火棍，一下打在我胳膊肘上。我胳膊“酥”地一麻手一松，弹丸“嗖”地一声飞向喜鹊窝。一只小喜鹊脑袋被击中，“哇”地一声一头栽下来。两只老喜鹊悲愤地叫着，扑下来叼起小喜鹊的翅膀，想把它带上天空。它们知道小喜鹊已经死亡，疯了一样朝我扑下来，和我拼命，翅膀尖不断刮到我的头发上。我急忙躲进屋里，两老喜鹊直往窗户玻璃上面撞。
黑压压的喜鹊群从四面八方飞来，一边往院子里俯冲，一边愤怒地聒噪。到了半下晌，喜鹊还不肯离去。它们围着小喜鹊哀鸣，像在举行葬礼。
第二天头午，生产队在场院分麦秸。我挑起两大捆麦秸，过了文化室西边苹果趟子，再坚持几步到家了。爷爷新刮的榆木扁担，还没钻眼钉栽子，麦秸捆不住往下滑，崩飞了扁担。董云平在后园看见了，跑过来帮我挑麦秸忙。
他俯下身子往上挑，麦秸捆又滑了，弯成一张弓的扁担“嘎巴”一声脆响，扁担头狠狠地打在我的右眼睛上！我身子向后一仰，重重地坐在地上。
顿时，我眼前的世界减少了一半，剩下的半个世界变成红色。
我的记忆也被崩飞，不知道怎么回到家里。我的右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我的左眼睛也受到了株连，如同被鱿鱼喷了墨汁，眼前全是黑点子。
我不照镜子，也不埋怨董云平，人家也是好意。我不敢告诉家里，是对是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闹正经遭了报应。跌打损伤是我的家常便饭，淹死摔死被石头砸死都正常，不受伤才不正常。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的一只眼睛瞎了，能瞒一会儿是一会儿。瞎了一只眼睛，让我生不如死，两只眼睛都瞎了也得活着。
二爷在生产队做车辕用锛子刨木头，眼睛让木头渣子崩了。他在屯中德高望重，生产队马上套马车去复州城雀山，找专治眼睛的老中医为他看眼睛。我也想一块儿去，不知道对谁说，也没人问我一句，再说瞎了也不能复明。
那是暑假期间，我每天照样摸索着到山上割草，晚上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发呆。那天，我在山上摸索着拔蒿子，影影绰绰过来一个人，看不清男女老少张三李四。那是第一次有人问起我的眼睛，我心里一阵温暖，告诉他眼睛受伤的经过。
那人说：“小孩你要是相信我，按我说的偏方去做，眼睛也许有救。这偏方一般人很难做到，还有危险，弄不好还能丧命。”我说：“只要眼睛能看见，我什么都敢做，死了不怪你。”那人说：“我看你这小孩一只眼睛瞎了，一边磨锉一边割草，不一般。你得一连七天什么不吃，只吃柳树叶子；什么不喝，只生喝七七四十九条蛇血。我这个偏方，只对一个人有用，对第二个人不但没有用，还得变成双眼瞎。”我问：“你是不是大西山的三梨干子？”那人走了。
我只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转眼间不见了。不管那个人是神是人还是鬼，能在这种时候搭理我、为我出偏方，假的也是真的，哪怕骗我也是我的恩人。
我想了一天一宿，没有任何办法，终于下了决心，按那人说的去做。
第二天我起得更早，像瞎子走夜路，摸索到西沙岗子上。我钻进柳树趟子里，揪下一把柳树叶子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吐出来。挨饿那年吃“代食品”，什么都吃也没人吃柳树叶子，能把人活活苦死！头几年预防大脑炎，赤脚医生挨家挨户往人鼻子里喷大蒜水，熬柳树叶子水喝。墨汁般漆黑的柳树叶子汤，比猪苦胆还苦，人们喝不下去都倒了。对比柳树叶子，猪食也好吃，饼子地瓜更是人间美味。我揪下一把把柳树叶子，当成肥猪肉和白面馒头大米饭，狼吞虎咽吃了一肚子，苦大劲了也觉不出苦。我的祖太奶临死前，从鼻孔里往外淌海秧菜汤子。
我现在到了临死之前，肯定从鼻孔里往外淌柳树叶子汤。
吃七天柳树叶子不难，一咬牙就能做到。一天生喝七条活蛇的血连喝七天，让我犯了难。我眼睛看不见，一天什么不干也抓不住一条活蛇。要想生喝蛇血，只有冒死去爬蛇盘地。我把绳子捆在腰上，别着一把镰刀。我用手里的扁担探路，往西山砬子方向摸索。我把自己当成“老干乱”，去小西山吃胖头鱼。
我到蛇盘地上喝蛇血，顺便割山草，回家还不挨骂，一举两得。
我眼前模模糊糊，一直胡思乱想，这才明白了瞎子为什么都能掐会算。越是看不见还越琢磨事，前八百年后八百年，自己先把自己当成神仙。党让我们破除封建迷信树立革命人生观，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再正确不过的真理。
好在我和郝文章爬过蛇盘地，顺记忆中的山脊，一点点往上面摸去。
事情再难，只要不怕死什么都不难。我没用围巾包住嘴，蛇也没钻进嘴里。
我不怕蛇咬，权当被蚊子叮了，也没觉得怎么疼。蛇凉森森肉乎乎滑溜溜，像小孩的皮肤，摸在手里还挺好受。我在南洪子石板下摸胖头鱼，也摸过蛇一样的鳝鱼。鳝鱼又黏又滑，在手里握的越紧、滑的越快，眼睁睁看着在手里滑脱。
蛇身上有鳞片，比鳝鱼好对付多了，缠在脚脖子上和手脖子上，权当绑了截绳子。蛇从身上来回爬，权当小猫来回蹭。蛇钻进裤筒子里，钻来钻去不住地吐蛇信子，出其不意咬一口。我干脆把衣裳脱光，蛇没地方钻也不钻了。
我躺在草丛中，解下缠在手脖子上的一条蛇，捏住蛇头攥住蛇身，一口咬断蛇颈用嘴含住。腥刺刺凉森森的蛇血一滴都没糟蹋，全被我吞进肚子里。
开始，蛇拼命扭动挣扎，血被我吸干，成了一条僵蛇。光是缠在我胳膊和腿上的蛇，就不止七条。我喝足了七条蛇血，浑身冰凉逐渐燥热。我割了山草，摸索着扔到悬崖下面，估计能挑一担，拿了衣裳和镰刀，摸索着下了蛇盘地。
我凭太阳的热度和仰角判断时间，不到上午十点钟。我收了山草，捆了两大捆，挑出石门沟，放在海滩上。大概瞎子的记忆都不好，我突然想起来，扁担还拉在蛇盘地上。我又爬上蛇盘地，摸到一根胳膊粗细、肉乎乎的东西。我从头捋到尾，原来是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这哪是蛇？应该是一条蟒！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任大蟒从我身上慢慢滑过去。我摸到扁担，下了蛇盘地出了石门沟，走进西大流。我浑身蛇伤，被海水一杀钻心地疼痛，肿起一块一块。
蛇吐的粘涎子粘了我一身，用海水洗不干净，再用沙子搓洗。
我一连吃了六天柳树叶子，爬了六天蛇盘地，生喝了六七四十二条蛇血。
第七天大雨倾盆，我来到西沙岗子，和着雨水吃了一肚子柳树叶子。
我涉过一人多深的大水湾，越过几条激流，努力不被冲走。我跌跌撞撞地摸到石门沟上面，下面的山洪“轰隆隆”响，脚下地面微微发颤。天下雨蛇进洞，我特意带了把铁锨。我用铁锨支撑着身体，千辛万苦爬上蛇盘地。
我挖了一座大坑，不慎掉进去，也掉进软乎乎的蛇堆之中。我喝足了七七四十九条蛇血，躺在蛇坑里不想出去，疲惫地睡过去。坡上的水流下来，坑里集满了水，我被呛醒也清醒了。蛇盘地上都是无毒蛇，不知道有没有疗效。
我要是喝了毒蛇之血，早被毒死，治疗不治疗没有任何意义。
我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不管什么结果，都由老天爷说了算。
我右眼眶子开始蜕皮，一连蜕了十几层，眼前终于有了光亮。年底，我的眼睛逐渐恢复了视力。我一直不敢照镜子，不敢用手摸，以为右眼睛一定瘪瘪的，是个黑洞洞的窟窿。我终于敢照镜子，蜕过皮的眼眶子呈粉红色。
我的右眼珠子好好的，瞳孔扩大一倍，眼前有几个黑点子飞来飞去，可能是“飞蚊症”。管他是什么症，保住了眼睛谢天谢地。我触摸到痛点确定，扁担头崩在眼眶上。要是崩了眼珠子，铁眼珠子也得被崩扁，钢眼珠子也得被崩飞，龙眼珠子也得被崩冒，人眼珠子更不用说了。不管怎么说，我又逃过一劫，还能做我想做的一切事情。蛇血和柳树叶子起到什么作用，我不得而知。
在我最绝望的时刻，它们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我问郝文章：“大西山谁懂得治眼睛的偏方？”他说：“可能是三梨干子，也可能是董太万，还可能是刘希和。”有一天我问放牛的三梨干子，他说：“我可没有这两下子。”我又问过董太万和刘希和，他们都说不是自己。
那个恩人，大概除了神仙就是我自己，再是绝望中产生的幻觉。
人生在世确实不容易，尽管我才十五岁，已经有了深刻体会。尤其像我这样的人，人生道路注定充满坎坷。反正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没有翻过不去的山。
“六一”刚过，妈妈正在地上做晚饭，三舅来电报：母病故速归。
爷爷奶奶早和妈妈说好，姥爷和姥姥不管谁去世，妈妈只能回去一次。妈妈无法选择，赶紧把炼到外面的火填进灶坑。她装作跑进里屋拿一件要紧东西，脸对着囤子空痛哭，还不敢出声。片刻，她擦干眼泪拿了件东西跑出去，接着做饭。她腾出工夫又跑到里屋，对着囤子空无声地痛哭，再拿了件东西跑出去。
条桌、锅台、地上、后门口，摆满了破破烂烂、无关紧要的东西。这顿晚饭，是妈妈用眼泪做成的，应该叫“哭饭”。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陪伴妈妈，仿佛哭的一塌糊涂。妈妈无法选择必须选择，一狠心舍弃姥姥，等姥爷去世再回去。
第二天一早，三舅又来电报，姥爷也病故了，让她速归。只差几个小时，姥姥和姥爷相继去世。也许他们约定好，为了见女儿一面共赴黄泉。
妈妈以死抗争，不让走就一头撞死，奶奶只得答应。父亲到二爷家借了八十元钱，妈妈穿了姐姐一套草绿色衣服，带了点花生苹果，还有六岁的弟弟。
我用自行车把妈妈和弟弟送到永宁东大道，坐公共汽车去许家屯车站。
妈妈坐火车一到泰康，顿时惊呆了！舅舅姨姨和亲戚们，足有上百人接站。更让她不敢相信的是，姥爷和姥姥没死，也在人群中间！听说女儿不能回来，弥留之际的姥姥硬撑着活下来。老舅只得给妈妈又拍了封假电报，谎称姥爷也病故了。姥爷和姥姥不给女儿找麻烦，只活了一个星期，双双离开了人世。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妈妈为姥姥、姥爷送终之后，一住四个月。
奶奶三天两头让我写信往回催，我把“菜园没人照顾”写成“果园没人照顾”，有夸大其词之嫌，几个舅舅嗤之以鼻。舅舅和姨姨们也不回信，坚决不让妈妈回去。要不是牵挂家里几个孩子，妈妈真不回来了。这四个多月，奶奶每天为我们做三顿饭。每天晚上，父亲坐在油灯下戴着老花镜，为我们补衣裳、钉鞋，一直到三更半夜。那一年秋天，妈妈从林甸回来，我和父亲到永宁接站。
妈妈养的白胖，根本不像个病人。弟弟长高了一个头，我都认不出来了。过永宁西大河时，我要背妈妈和弟弟过河。妈妈大概忘记我在身边，和父亲撒娇：“人家让你背。”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转过头去。妈妈带回一大包亲戚们捐助的旧衣裳旧鞋。全家老少喜气洋洋焕然一新，比过年穿了新衣服都高兴。
那是个初冬的下午，天很冷，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有霜冻。
父亲的的两位老部下在执行公务途中，顺便来小西山看望他。他们相互敬礼、拥抱、流泪。我从沙岗后搂草回来，姐姐到园子里拔萝卜回来，见证了这一切。父亲对两个部下说：“我现在行了，儿子能搂草了，闺女能干活了。”
我听出父亲话中的无奈和苦涩，心里很难受。
这些年，父亲衰老的很快，身体大不如前。谁家办红白喜事去赶礼，父亲喝点酒就烂醉如泥，胡说八道，成为大伙儿的耍物和笑料。那天晚上，妈妈杀了一只下蛋鸡，三个人喝了两瓶老白干。父亲威严地坐在正位，两个部下恭恭敬敬给他倒酒。父亲喝了一斤酒，没有半点醉意。他不但不像“小炉匠”，像极了杨子荣。我彻底相信，他确实是威震敌胆的特种兵、侦察员、董司令、老革命。
父亲郑重地对两位部下说：“这些年，我以为能恢复档案，承认我的革命经历。现在年龄大了，我也死心了。我还有块心病，你们帮我除掉吧。”
父亲从贴身口袋往外掏，我以为是这些年的党费，谁知他竟掏出一把乌黑闪亮的手枪！他从墙上撕下张日历，用油笔写了几行字，交给两个部下。高个子部下接过手枪，用手掂了掂，拉开套筒看了一眼，把枪还给父亲。
他说：“司令员，我们到复县办案，顺便来看看你，枪和我们无关。”
父亲说：“我上半辈子离不开枪，一是工作需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