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龙城的硝烟尚未散尽，红河的水汽已带着新翻泥土的气息，悄悄漫过城墙的缺口。沐晟站在内城的门楼前，看着工匠们用糯米浆混合石灰修补城墙，那些被炮火熏黑的青石板被一块块撬起，换上新采的石料，石缝里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渍，被工匠用清水一遍遍冲刷，却总也洗不净那深入肌理的暗沉。
“将军，南京的旨意到了。”吕毅捧着一卷明黄绸缎，从宫道尽头快步走来，靴底踩过散落的瓦砾，发出细碎的声响。他身后跟着两名锦衣卫，腰牌上的“锦衣卫”三个字在晨光中闪着冷光，那是朱元璋特意派来监督治理事务的。
沐晟接过圣旨，指尖触到绸缎的冰凉，展开时，朱元璋那遒劲的笔迹跃然纸上：“设交趾布政使司，以吕毅为布政使，总领民政；沐昂掌都指挥使司，管军事；择明儒五人，设府学三所，传孔孟之道……”他读到“赋税三年减半，徭役全免”时，眼角的余光瞥见门楼外的越南百姓——他们提着水桶、捧着饭团，远远地站着，脸上带着怯生生的好奇，没人敢靠近，却也没人肯离开。
“吕大人，”沐晟将圣旨递给吕毅，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这布政使的担子，可比带兵打仗重多了。”
吕毅接过圣旨，双手微微发颤。他戎马半生，刀光剑影里从未怕过，此刻捧着这卷写满民生事务的绸缎，竟觉得比扛着十斤重的枪还吃力。“将军放心，”他深吸一口气，甲胄上的铜扣随着呼吸轻响，“我虽不懂文墨，却知道百姓要的是安稳日子。赋税、徭役、水利，桩桩件件都得落到实处。”
三日后，交趾布政使司的牌子在原越南王宫的东侧挂了起来。那是块紫檀木牌匾，“交趾布政使司”六个金字是沐晟亲手题写的，笔锋间还带着武将的凌厉，却又刻意收了锋芒，透着几分温和。吕毅穿着从南京新送来的绯色官袍，站在牌楼下，看着越南的士绅们按大明的礼节拱手行礼，他们的长袍下摆还沾着泥点，显然是刚从乡下赶来。
“诸位父老，”吕毅的声音透过临时搭起的高台传开，他特意学了几句越南话，发音虽生涩，却足够清晰，“陛下有旨，交趾之地，此后同享大明律法。凡偷盗、抢劫者，按大明律处置；凡开垦荒地者，三年不纳粮；凡有子弟入学堂者，免除其父兄徭役……”
人群里响起一阵细碎的议论声，像风吹过稻田的沙沙声。一个戴竹笠的老者往前挪了两步，竹笠的边缘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花白的胡须：“大人，我家有三亩水田，去年被兵丁抢了种子，今年能领新种子吗？”
吕毅看向身边的越南通事，通事刚把话译完，他便朗声答道：“能！明日起，各乡设粮仓，凡无种子、无耕牛者，凭户籍册领取，秋收后还一半即可。”
老者愣了愣，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高台磕了三个头，竹笠滚落在地，露出他额上深深的皱纹：“谢……谢大明皇帝！”
这一跪仿佛打破了无形的隔阂，越来越多的百姓上前询问，有的问赋税，有的问孩子上学的事，还有的捧来家里仅有的丝绸、香料，说是要“纳贡”。吕毅让吏员一一登记，又让人抬来两箱铜钱，凡有困难者，先发五十文应急，人群里的怯意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欢喜。
沐晟站在远处的宫墙上，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朱元璋在圣旨里加的那句话：“治蛮夷如治顽石，需先琢其棱角，再润以水土。”他转身对身后的沐昂道：“让都司的士兵去帮百姓春耕，记住，只许帮忙，不许拿百姓一针一线，违令者斩。”
沐昂领命而去，很快，升龙城周边的稻田里便出现了穿着明军铠甲的士兵。他们放下刀枪，拿起锄头，笨拙地学着越南农夫的样子插秧。一个年轻士兵没掌握好力度，秧苗插得太深，被身边的越南农妇用竹竿轻轻敲了敲手背，农妇脸上带着笑，嘴里说着生硬的汉话：“浅……浅些。”士兵红了脸，连忙拔出重插，引得周围人一阵哄笑，那笑声里没有了往日的敌意，只剩下寻常日子的暖意。
府学的设立却遇到了阻力。朱元璋派来的五名儒士里，为首的是翰林院编修方孝孺，此人学问精深，性子却极执拗，坚持要越南学子先学《三字经》，再读《论语》，连课本都必须用南京印制的版本，不许掺杂半个越南字。
“方先生，”吕毅在府学的讲堂里来回踱步，看着案上堆得高高的汉文课本，眉头紧锁，“越南学子大多不识汉字，不如先让他们学拼音，再慢慢教经书？”
方孝孺放下手中的狼毫笔，笔尖的墨汁滴在宣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吕大人此言差矣！孔孟之道，需从文字学起，若用拼音，岂不失了原典的韵味？”他指着墙上刚贴好的《千字文》，“老夫已让工匠刻了木版，每日印百张，分发给各乡，不出三年，必有成效。”
正说着，讲堂外传来一阵喧哗。一个越南老秀才带着十几个学子，捧着几本用喃字写的诗集，跪在门口不肯起来。老秀才的花白胡子在风里抖动，声音嘶哑：“大人，我越南也有学问，为何只许学汉文？”
方孝孺脸色一沉，刚要发作，被吕毅拦住。吕毅走到门口，扶起老秀才，看着那些泛黄的诗集，封面上的喃字弯弯曲曲，像一群跳舞的虫子。“老丈，”他的声音温和，“汉文要学，喃字也可保留。府学里设个‘译馆’，你带着学子们把喃字书籍译成汉文，朝廷给俸禄，如何？”
老秀才愣住了，随即老泪纵横，对着吕毅深深一揖：“大人……大人真是体恤我等！”
方孝孺虽有些不悦，却也知道吕毅的做法更稳妥，便不再坚持，只是加重了语气：“译书可以，但经书必须用汉文讲授，这是底线。”
水利的兴修则顺利得多。沐晟请来了云南的傣族工匠，他们擅长在山地间开凿沟渠，对红河的水文也颇有研究。工匠头领岩勐带着人沿着红河勘察了三日，画出的水渠图让越南百姓啧啧称奇——那些蜿蜒的线条避开了所有低洼地带，还在关键处设了水闸，既能防洪，又能灌溉。
“将军你看，”岩勐指着图上的一处弯道，“这里的河床每年都要抬高半尺，我等在此修个滚水坝，让泥沙沉积在坝前，既能清淤，又能蓄水，一举两得。”他手里的竹笔在图上点了点，“只是需征调民夫三千，耗时三个月，得请大人出告示，让百姓们自愿来。”
沐晟看着图上密密麻麻的水利设施，忽然想起朱元璋曾说“水利是农之本”，便点头道：“告示我来写，你只管带人干。凡来修渠的民夫，每日发两斤米，半斤肉，绝不亏待。”
告示贴出的第二天，竟来了五千多民夫，有越南人，也有留在当地的明军老兵。他们扛着锄头、推着独轮车，在红河岸边搭起了临时工棚，炊烟袅袅，与远处稻田里的插秧人相映成趣。岩勐光着脚在泥地里指挥，裤脚卷到膝盖，腿上沾着泥浆，却笑得一脸灿烂：“将军你看，百姓们心里亮堂着呢，谁真心为他们好，他们就跟谁干。”
府学开课那天，沐晟特意去了一趟。方孝孺正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声音稚嫩却响亮，混着窗外越南孩童唱的歌谣，竟有种奇异的和谐。一个穿粗布短褂的越南妇人趴在窗台上，看着里面念书的儿子，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脸上带着既骄傲又不安的神情。
“夫人，”沐晟走过去，声音放轻，“令郎很聪慧。”
妇人吓了一跳，连忙行礼，嘴里说着刚学会的汉话：“谢……谢将军。他爹……他爹去年死在战场上，我送他来念书，是想让他以后做个识文断字的人，不打仗。”
沐晟的心轻轻一颤，他想起那些在都城之战中死去的士兵，想起黎季犁自焚的皇宫，忽然明白，治理的真谛从来不是征服，而是让失去父亲的孩子能安心念书，让失去丈夫的妇人能看到希望。
三个月后，南京的第二批官员抵达升龙城。他们带来了朱元璋亲自批注的《大明律》译本，用喃字和汉文对照着刻印，分发给各州县；带来了新的稻种，据说是福建的高产稻，能比越南本地稻增产三成；还带来了一批工匠，要在升龙城修建文庙，供奉孔子，也供奉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亡魂——不管是明军还是越南士兵。
文庙奠基那天，吕毅和方孝孺一起铲下第一锹土。吕毅的官袍沾了泥，方孝孺的袖口被风掀起，露出里面磨破的衬里，两人相视一笑，之前的芥蒂早已烟消云散。越南的老秀才带着学子们送来亲手书写的“仁义礼智信”木牌，要挂在文庙的梁柱上；岩勐带着修渠的民夫，送来一块巨大的青石，说要刻上“红河安澜”四个大字，立在文庙前的广场上。
沐晟站在红河岸边，看着夕阳给升龙城镀上一层金红色。城墙的缺口已经补好，新砌的石料在阳光下泛着浅淡的光泽，与旧墙的青黑形成鲜明的对比，却并不突兀，像是岁月自然生长出的新肌理。远处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明军士兵和越南百姓一起收割，笑声顺着风飘过来，清晰而真切。
“将军，”吕毅走过来，手里拿着刚统计好的户籍册，“升龙、清化、义安三府，共登记百姓十二万七千户，开垦荒地三万余亩，府学入学的孩童已有两千余人。”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欣慰，“昨日有个越南土司，主动送来三箱象牙，说要献给陛下，还说愿意送儿子去南京求学。”
沐晟接过户籍册，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忽然觉得，这些名字比任何战功都更有分量。他望向北方，南京的方向被红河的水汽笼罩，看不真切，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来自故土的力量——不是刀枪的锋利，而是文化的温润，是让不同土地上的人，都能安稳生活的智慧。
夜幕降临时，升龙城的街道上亮起了灯笼。明军的营房里，士兵们在教越南孩童写汉字；越南的酒肆里，方孝孺正和老秀才对饮，争论着“仁”字在喃语里该如何翻译；吕毅则在布政使司的灯下，批阅着各地送来的公文，案上的砚台里，磨的是越南产的墨，写的是大明的政令。
红河的水静静流淌，映着岸边的灯火，像一条缀满星辰的绸带。沐晟知道，治理之路还很长，或许会有摩擦，或许会有反复，但只要这红河的水继续流淌，只要这升龙城的灯火继续亮起，那些曾经的硝烟与仇恨，终会被岁月酿成新的故事——一个关于融合，关于共生，关于这片土地上所有人，都能共享太平的故事。
他转身走向营房，靴底踩过青石板，发出沉稳的声响。明天，他要去清化府看看新修的水渠，要去义安府的府学听听孩子们念书，还要和那里的越南长老聊聊，明年该种些什么新作物。这些事，比打仗琐碎，却比任何胜利都更让人心安。
“将军，南京的旨意到了。”吕毅捧着一卷明黄绸缎，从宫道尽头快步走来，靴底踩过散落的瓦砾，发出细碎的声响。他身后跟着两名锦衣卫，腰牌上的“锦衣卫”三个字在晨光中闪着冷光，那是朱元璋特意派来监督治理事务的。
沐晟接过圣旨，指尖触到绸缎的冰凉，展开时，朱元璋那遒劲的笔迹跃然纸上：“设交趾布政使司，以吕毅为布政使，总领民政；沐昂掌都指挥使司，管军事；择明儒五人，设府学三所，传孔孟之道……”他读到“赋税三年减半，徭役全免”时，眼角的余光瞥见门楼外的越南百姓——他们提着水桶、捧着饭团，远远地站着，脸上带着怯生生的好奇，没人敢靠近，却也没人肯离开。
“吕大人，”沐晟将圣旨递给吕毅，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这布政使的担子，可比带兵打仗重多了。”
吕毅接过圣旨，双手微微发颤。他戎马半生，刀光剑影里从未怕过，此刻捧着这卷写满民生事务的绸缎，竟觉得比扛着十斤重的枪还吃力。“将军放心，”他深吸一口气，甲胄上的铜扣随着呼吸轻响，“我虽不懂文墨，却知道百姓要的是安稳日子。赋税、徭役、水利，桩桩件件都得落到实处。”
三日后，交趾布政使司的牌子在原越南王宫的东侧挂了起来。那是块紫檀木牌匾，“交趾布政使司”六个金字是沐晟亲手题写的，笔锋间还带着武将的凌厉，却又刻意收了锋芒，透着几分温和。吕毅穿着从南京新送来的绯色官袍，站在牌楼下，看着越南的士绅们按大明的礼节拱手行礼，他们的长袍下摆还沾着泥点，显然是刚从乡下赶来。
“诸位父老，”吕毅的声音透过临时搭起的高台传开，他特意学了几句越南话，发音虽生涩，却足够清晰，“陛下有旨，交趾之地，此后同享大明律法。凡偷盗、抢劫者，按大明律处置；凡开垦荒地者，三年不纳粮；凡有子弟入学堂者，免除其父兄徭役……”
人群里响起一阵细碎的议论声，像风吹过稻田的沙沙声。一个戴竹笠的老者往前挪了两步，竹笠的边缘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花白的胡须：“大人，我家有三亩水田，去年被兵丁抢了种子，今年能领新种子吗？”
吕毅看向身边的越南通事，通事刚把话译完，他便朗声答道：“能！明日起，各乡设粮仓，凡无种子、无耕牛者，凭户籍册领取，秋收后还一半即可。”
老者愣了愣，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高台磕了三个头，竹笠滚落在地，露出他额上深深的皱纹：“谢……谢大明皇帝！”
这一跪仿佛打破了无形的隔阂，越来越多的百姓上前询问，有的问赋税，有的问孩子上学的事，还有的捧来家里仅有的丝绸、香料，说是要“纳贡”。吕毅让吏员一一登记，又让人抬来两箱铜钱，凡有困难者，先发五十文应急，人群里的怯意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欢喜。
沐晟站在远处的宫墙上，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朱元璋在圣旨里加的那句话：“治蛮夷如治顽石，需先琢其棱角，再润以水土。”他转身对身后的沐昂道：“让都司的士兵去帮百姓春耕，记住，只许帮忙，不许拿百姓一针一线，违令者斩。”
沐昂领命而去，很快，升龙城周边的稻田里便出现了穿着明军铠甲的士兵。他们放下刀枪，拿起锄头，笨拙地学着越南农夫的样子插秧。一个年轻士兵没掌握好力度，秧苗插得太深，被身边的越南农妇用竹竿轻轻敲了敲手背，农妇脸上带着笑，嘴里说着生硬的汉话：“浅……浅些。”士兵红了脸，连忙拔出重插，引得周围人一阵哄笑，那笑声里没有了往日的敌意，只剩下寻常日子的暖意。
府学的设立却遇到了阻力。朱元璋派来的五名儒士里，为首的是翰林院编修方孝孺，此人学问精深，性子却极执拗，坚持要越南学子先学《三字经》，再读《论语》，连课本都必须用南京印制的版本，不许掺杂半个越南字。
“方先生，”吕毅在府学的讲堂里来回踱步，看着案上堆得高高的汉文课本，眉头紧锁，“越南学子大多不识汉字，不如先让他们学拼音，再慢慢教经书？”
方孝孺放下手中的狼毫笔，笔尖的墨汁滴在宣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吕大人此言差矣！孔孟之道，需从文字学起，若用拼音，岂不失了原典的韵味？”他指着墙上刚贴好的《千字文》，“老夫已让工匠刻了木版，每日印百张，分发给各乡，不出三年，必有成效。”
正说着，讲堂外传来一阵喧哗。一个越南老秀才带着十几个学子，捧着几本用喃字写的诗集，跪在门口不肯起来。老秀才的花白胡子在风里抖动，声音嘶哑：“大人，我越南也有学问，为何只许学汉文？”
方孝孺脸色一沉，刚要发作，被吕毅拦住。吕毅走到门口，扶起老秀才，看着那些泛黄的诗集，封面上的喃字弯弯曲曲，像一群跳舞的虫子。“老丈，”他的声音温和，“汉文要学，喃字也可保留。府学里设个‘译馆’，你带着学子们把喃字书籍译成汉文，朝廷给俸禄，如何？”
老秀才愣住了，随即老泪纵横，对着吕毅深深一揖：“大人……大人真是体恤我等！”
方孝孺虽有些不悦，却也知道吕毅的做法更稳妥，便不再坚持，只是加重了语气：“译书可以，但经书必须用汉文讲授，这是底线。”
水利的兴修则顺利得多。沐晟请来了云南的傣族工匠，他们擅长在山地间开凿沟渠，对红河的水文也颇有研究。工匠头领岩勐带着人沿着红河勘察了三日，画出的水渠图让越南百姓啧啧称奇——那些蜿蜒的线条避开了所有低洼地带，还在关键处设了水闸，既能防洪，又能灌溉。
“将军你看，”岩勐指着图上的一处弯道，“这里的河床每年都要抬高半尺，我等在此修个滚水坝，让泥沙沉积在坝前，既能清淤，又能蓄水，一举两得。”他手里的竹笔在图上点了点，“只是需征调民夫三千，耗时三个月，得请大人出告示，让百姓们自愿来。”
沐晟看着图上密密麻麻的水利设施，忽然想起朱元璋曾说“水利是农之本”，便点头道：“告示我来写，你只管带人干。凡来修渠的民夫，每日发两斤米，半斤肉，绝不亏待。”
告示贴出的第二天，竟来了五千多民夫，有越南人，也有留在当地的明军老兵。他们扛着锄头、推着独轮车，在红河岸边搭起了临时工棚，炊烟袅袅，与远处稻田里的插秧人相映成趣。岩勐光着脚在泥地里指挥，裤脚卷到膝盖，腿上沾着泥浆，却笑得一脸灿烂：“将军你看，百姓们心里亮堂着呢，谁真心为他们好，他们就跟谁干。”
府学开课那天，沐晟特意去了一趟。方孝孺正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声音稚嫩却响亮，混着窗外越南孩童唱的歌谣，竟有种奇异的和谐。一个穿粗布短褂的越南妇人趴在窗台上，看着里面念书的儿子，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脸上带着既骄傲又不安的神情。
“夫人，”沐晟走过去，声音放轻，“令郎很聪慧。”
妇人吓了一跳，连忙行礼，嘴里说着刚学会的汉话：“谢……谢将军。他爹……他爹去年死在战场上，我送他来念书，是想让他以后做个识文断字的人，不打仗。”
沐晟的心轻轻一颤，他想起那些在都城之战中死去的士兵，想起黎季犁自焚的皇宫，忽然明白，治理的真谛从来不是征服，而是让失去父亲的孩子能安心念书，让失去丈夫的妇人能看到希望。
三个月后，南京的第二批官员抵达升龙城。他们带来了朱元璋亲自批注的《大明律》译本，用喃字和汉文对照着刻印，分发给各州县；带来了新的稻种，据说是福建的高产稻，能比越南本地稻增产三成；还带来了一批工匠，要在升龙城修建文庙，供奉孔子，也供奉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亡魂——不管是明军还是越南士兵。
文庙奠基那天，吕毅和方孝孺一起铲下第一锹土。吕毅的官袍沾了泥，方孝孺的袖口被风掀起，露出里面磨破的衬里，两人相视一笑，之前的芥蒂早已烟消云散。越南的老秀才带着学子们送来亲手书写的“仁义礼智信”木牌，要挂在文庙的梁柱上；岩勐带着修渠的民夫，送来一块巨大的青石，说要刻上“红河安澜”四个大字，立在文庙前的广场上。
沐晟站在红河岸边，看着夕阳给升龙城镀上一层金红色。城墙的缺口已经补好，新砌的石料在阳光下泛着浅淡的光泽，与旧墙的青黑形成鲜明的对比，却并不突兀，像是岁月自然生长出的新肌理。远处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明军士兵和越南百姓一起收割，笑声顺着风飘过来，清晰而真切。
“将军，”吕毅走过来，手里拿着刚统计好的户籍册，“升龙、清化、义安三府，共登记百姓十二万七千户，开垦荒地三万余亩，府学入学的孩童已有两千余人。”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欣慰，“昨日有个越南土司，主动送来三箱象牙，说要献给陛下，还说愿意送儿子去南京求学。”
沐晟接过户籍册，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忽然觉得，这些名字比任何战功都更有分量。他望向北方，南京的方向被红河的水汽笼罩，看不真切，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来自故土的力量——不是刀枪的锋利，而是文化的温润，是让不同土地上的人，都能安稳生活的智慧。
夜幕降临时，升龙城的街道上亮起了灯笼。明军的营房里，士兵们在教越南孩童写汉字；越南的酒肆里，方孝孺正和老秀才对饮，争论着“仁”字在喃语里该如何翻译；吕毅则在布政使司的灯下，批阅着各地送来的公文，案上的砚台里，磨的是越南产的墨，写的是大明的政令。
红河的水静静流淌，映着岸边的灯火，像一条缀满星辰的绸带。沐晟知道，治理之路还很长，或许会有摩擦，或许会有反复，但只要这红河的水继续流淌，只要这升龙城的灯火继续亮起，那些曾经的硝烟与仇恨，终会被岁月酿成新的故事——一个关于融合，关于共生，关于这片土地上所有人，都能共享太平的故事。
他转身走向营房，靴底踩过青石板，发出沉稳的声响。明天，他要去清化府看看新修的水渠，要去义安府的府学听听孩子们念书，还要和那里的越南长老聊聊，明年该种些什么新作物。这些事，比打仗琐碎，却比任何胜利都更让人心安。